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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关将至，城市里不同阶层的新移民带着乡愁或乡怨，离开了被雾霾笼罩的都市，回到了或温情脉脉、或破败不堪的家乡。继2015年的春节，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春节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衰败的农村作为一种触目惊心的景观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了我们视线，刺痛了我们，也掀起了无数反思与讨论。与此同时，每年春节必然出现的类似于不久前彩虹合唱团《春节自救指南》的爆款话题则暴露出了另一种精神结构：以“七大姑八大姨”作为能指，所抒发的城市中产阶层(或预备中产)对家乡的鄙弃。　　然而，我们如何不驻足于悲情与怨恨，让“乡愁”和“乡怨”成为一种能动的力量，从而去想象一种弥合“乡衰”与“城困”的可能性?2017年春节期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将陆续推出由知识分子、新工人、学生、乡建者等不同主体所构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暂居者)的返乡笔记，以期从不同视角激发新的思考，并试图呈现一条从乡怨、乡愁到乡建的艰难道路。　　本文由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一名毕业生韩蓉的来信和青年讲师王昱娟的回信构成，来信中陈述了一个返乡毕业生的苦闷：回到家乡工作本是她的理想，却被家乡的亲人钉在了“成功学”的耻辱柱上――“我们去读书、去上大学，难道就是为了不再回到家乡吗?”这句振聋发聩的发问，如同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潘晓来信”一般，诉说出了一整个时代的精神困顿。　　老师，您好! 　　我想您应该不记得我了，我是11级汉文的韩蓉，已经毕业一年多了。　　其实给您写这封信，心里觉得挺不好意思的，特别是看到您以前给我发的邮件中所说的那些鼓励的话，让我觉得更加惭愧。当时给您写那封信的时候，我还是大二学生，心里在犹豫考研的事情，那段时间心情浮躁不能静下心来复习，所以想找您传递点正能量，没想到会收到您那么长的回信，很感动，内容也让我受到启发，可遗憾的是，我最终还是没选择考研。当年收到您回邮的时候，我还是很想考研的，一方面是想读研考教资然后当老师，另一方面也想过读了研之后看看是不是能留在西安工作。不过，暑假回家的时候跟家里人商量这件事，家人说初中太难带，高中压力又太大，还是当小学老师相对轻松;另外在西安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他们就提出要我毕业直接回老家，可以把我安排在公立小学教书。于是，毕业后我回到陕北，在乡镇小学当老师，也是我的母校。回家乡既可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又可以跟家人相互照应，还可以回报母校，本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可现在我才发现并不是这样。　　按说当老师是我的梦想，能回自己小学母校当老师更让我高兴，现在梦想实现了，我却过得并不开心。回家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总有人明里暗里议论，甚至同学聚会、邻居亲戚闲谝的时候也时不时冷嘲热讽。好像我回家回错了，好像我读大学变成了笑话，总之，他们就是觉得：“你念了一回大学，最后还不是回到这里了，还不是和我们这些没念过大学，甚至没念过高中的人在一个地方。”回来的这些日子，听到最多的就是“念书一点用都没有!”我心里知道这句话根本就是错误的，可是却无力辩驳。我很困惑，难道，我们去读书，去上大学，就是为了不再回到家乡吗?我在想，如果我的家就在西安、在北京或者上海，还会不会有人这么说? 　　回到家乡生活的经历不那么愉快，在母校当老师的过程也没有预期中那么开心。不光是同学、邻居、亲戚们非议，就连那些年长的老师们也时不时说：“上大学有什么用，我们以前上个中专就当老师了。”我想要跟他们学习教学的方法，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却也总是被敷衍。虽然每次公开课总是被老教师们夸奖讲得好，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尤其是明明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时候，就是没人指点和帮助，甚至还有人说“差不多就行了，那么认真干啥?”好像大家都在混日子，好像家乡的生活就应该停滞不前一样。　　刚刚工作时踟蹰满志地设想的“素质教育”和“魅力课堂”，因为种种原因一直难以实现，最后仍旧是按部就班甚至照本宣科。虽然这些年母校的变化很大，建筑越来越新了，设施也越来越全面了，工作和生活反而找不到以前的美好感觉了。我现在最大的矛盾可能就是老拿记忆中的家乡跟眼前的家乡比较，也老拿家乡跟西安比较，越比越觉得怪怪的。一方面必须承认老家的经济发展虽然也很快，但确实比不上西安。尽管我们镇算是绥德第一大镇，秦汉时期就兴盛过，现在还有很多古迹，可是看看镇上的商场、娱乐场和高楼大厦，先不说质量，从数量上都还不如西安的一个区，所以我好像也能理解那些人对我的议论。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之所以回家乡，其实跟这些新的东西没有多大关系，虽然之前是家人替我做决定，可我也是真心想回老家、真的喜欢当老师啊，而且能回到自己的小学母校，也是我从小的梦想啊! 　　家乡的发展速度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很微妙的事。一方面我和其他人一样，很清楚地知道我们镇子跟大城市相比发展缓慢，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落后，可是另一方面，我又老是想起以前的事。前几天写了篇《在母校教书的日子》，里面有一段回忆：“每次下雨天，都会带着学生在校门口或教室门口等待家长来接，这时候，脑海中就不由自主的浮现出以前我父亲或者我母亲来接我的场景，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下雨天我父亲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坐在前边的横杠上，雨不停地冲刷着我的脸，我几乎睁不开眼睛，可那时却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如果到家还能再吃上一顿炒土豆丝，简直开心得可以飞起来了。”可能我是真的爱家乡，不过爱的是记忆里的家乡。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又不能回到过去，也无法适应当下。毕业一年多，去西安的想法一直都有，可总是想太多，总是没有勇气下决心。以前我觉得环境并不会改变自己，可如今看来并非如此;以前的我还有出去闯一闯的心，可现在逐渐变得胆小和懦弱，变得不敢再走出去了。近来一直在徘徊是走还是不走的事情，虽然决定明年去西安了，可是还是不确定呀，对未来的事情一片迷茫，而且充满担心，也害怕自己再次选错路，害怕还是会后悔。　　亲爱的老师，您现在肯定也是每天都正能量满满吧，真怀念以前听您课的时候，或许您可以帮我答疑解惑。　　韩蓉　　2017年1月13日　　-------------------- 　　韩蓉你好，　　首先谢谢信任，从三年前直到现在，给我展示你的生活轨迹，分享你的心路历程。坦白说，我还满惶恐的，如果我有一个小乡村或者是小城镇那样的故乡，或许我可以直接跟你大谈“返乡”，然而并没有，像我这样从出生便在“他乡”，成长中又随家人迁徙到不同地方，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办法好好解决“故乡在哪里?”的问题，可能正因为这样，我以前总觉得一上来就跟人家谈“爱故乡”，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那么我也来跟你分享我的经历吧，首先要回答你信中的那个问题：“如果我的家就在西安、在北京或者上海，还会不会有人这么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会!”五年多以前，我和你一样听到过类似的话：“读了博士还回西安工作呀?肯定是留不到上海!”不过，稍稍不同的是，我对这句话还蛮坦然的，我就说：“对啊，就是很难留上海，没看好多博士为了留上海都去教中小学了吗?” 　　“不想留上海”和“很难留上海”，都是实情，没必要为了证明自己而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过这一点也就是自己心里清楚，真正说起来，还是偶尔气不过要给自己撑撑面子，于是有意无意就要透露自己“曾经有机会去英国留学，最后主动放弃了。”以此来给自己“不想留上海”背书，那意思就好像是“老娘连英国都放弃，还稀罕留上海!”这里面最大的尴尬就是，你首先得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留在上海或者去更高级的地方，否则你就是灰溜溜地回家，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爱故乡、归故乡”? 　　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多人，想尽办法当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再不然至少也当一个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的居民。这样一来，如果你从城市回到乡镇，那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要被钉在“成功学”的耻辱柱上，如此便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这个金字塔分层的标准其实是很单一的，尤其是在宏观层面，譬如你所说的经济发展，很明显是考量某个地域是否“高级”的重要指标。当这种宏观的逻辑替代了个体的感受，人们对“幸福”的衡量也变得越来越单一，显然，“吃一盘土豆丝”比不上吃一份“麦当劳薯条”。这个逻辑很流氓，但却无处不在。究其原因，当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多少钱?”的问题时，人们的“幸福感”也就变成了“消费和购买”。这种消费的实质是“对差异的需求”，而“差异”(或者毋宁说是“差距”)恰恰是金字塔结构的追求，我们毫无可能看到它的顶端。这么说吧，除非你真的成为所有人的“人上人”(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否则永远摆脱不了“鄙视链”，哪里有什么温拿可言?坚持到底也还是卢瑟。　　以此来看你返乡后的经历，似乎也验证了“金字塔结构”的效应，你在故乡遭到的非议，或许正是因为指向城市、一线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的价值观左右了你的家乡和你家乡的人，它当然也指向我们自身。你看，我回到西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恰恰是职业选择，就是说，相比为了留上海而去中小学教书，我更愿意回到西安当大学老师，后者对我来说显然更体面，而这也是我近些年重新思考“返乡”的切入点。　　我当然也算得上一名广义的“返乡青年”，大学和读博的时候，分别在“帝都”与“魔都”。很巧，都被问过“要不要留京/要不要留沪”的问题。但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要不要“留”的问题，更可能被“北漂/海漂”所替代，除非你“足够优秀”，或者足够“有办法”。就是在这样的普遍认识中，毕业时你能看到两种“悲壮”的抉择：一个是即便“博士毕业教小学/每天挤俩小时地铁上下班/每月收入三分之一以上交房租或还房贷”也要在北京或者上海待着;另一个可能就是我这样在大都市“高不成低不就”的，宁愿兜一圈又回到家乡，也不愿被北京或者上海折叠。我以前总是腹诽前一种情况，觉得读书、上大学的确让我们离家越来越远，直到抛弃故乡成为大都会里的陌生人。但这么一来“返乡”又似乎成为一种正义，让人自我感觉良好，好在地域身份差异上扳回一局。　　让我开始反思的，是两位朋友的话。其一是一位师兄，他毕业前跟我说：“如果我老家也像你们西安那样，我肯定也愿意回去。”其二是三年前带了一个关于“返乡青年”的论题去台湾参加题为“重返民间：从规范性论述到在地历史解释”的会议，一位老师问我：“从大都市回到地方上当然也是很好，但地方上难道就没有许多问题吗?” 　　第一句话正是这封信一开头的意思，我几乎可以想象，如果我的家乡一所高校也没有，我肯定是不会“返乡”的，但也仍然不会“留京/留沪”，就像那位师兄，最终去了离自己家乡比较近的一座小城市教大学。第二句话的答案毋庸置疑，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通信，恰恰说明故乡并不是“田园诗/伊甸园”，不仅不是，或许还是“金字塔结构”的拥趸，一碰到“北上广”、“美利坚”就变得自轻自贱、脆弱不堪。即便像西安这样号称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也免不了自认落后，也免不了贴上“土气”的标签。说起来，这恰恰是这座城市特殊的地方，越是对比“北上广”的“洋气”，我就越觉得西安的“土气”大有深意。究竟哪里特别呢?恐怕还得从我的个人生活说起。　　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前读书的地方，说好听点是“大学城”，其实本质就是“城乡结合部”。这大概是我的宿命，2000年读大学的时候，我爸就感慨把我从西安的二环内送到北京的十环外了，昌平那个当年萧条冷清的地方，如今房价也小三万，可是我母校到现在都还没通地铁。瞧，说起来我又拿“在北京读过书”来给自己贴金了，然而我从来都用“昌平”而不是“北京”指代我的大学，实在是因为我的大学情怀，就只是“昌平认同”而非“帝都情结”。到上海读博亦如此，虽然读书第二年地铁七号线通到学校门口，宝山那个地方根本看不出“魔都”的繁华景象，像一个乡镇，像海上孤岛。长安街、淮海路、王府井、静安寺，都离得很远很远，仿佛从来没在我的求学生涯里出现过。　　如今工作和生活的长安区也是一样，十二年前我第一次到这里读研，刚刚建成的校园立在一片村子里，大学生的消费带动了村庄的发展，十几年过去，你们给周围起名叫“居安(村)国际”、“康杜(村)国际”，好像证明了这里今非昔比，但实际上呢?除了小饭馆比以前多了，教师公寓盖到第三期了，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还保持着乡村的生活形态，熟人社会、消遣经济。最大的变化或许是��河水少了、雾霾遮南山了，人比以前多了，传言村庄要拆了。　　我有时候很羡慕有“老家”可以回的人，尤其前阵子西安雾霾爆表，院子里有孩子的家庭都早早订了寒假回家的票，就等放假逃离西安。我儿子已经跟他的两位小伙伴告别了，到了过年的时候，这个院子就要空一大半。我们哪里也不去，因为西安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亲戚朋友生活的地方，尽管，我也不是出生在这里，而且迄今为止在这儿生活的时间还没超过二十年，却不妨碍我把这座城市指认为故乡，我想这正归功于“城乡结合部”。你信中说自己对故乡的情感是夹在“过去的美好记忆”与“如今的残酷现实”之间的，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痛苦与迷茫，而我对西安的故乡认同也是夹在“快速发展的都市”和“缓慢滞后的乡土”之间的。　　我是近些年开始关注“乡建”和“返乡青年”的，最初的机缘是做博士论文，从贾平凹的小说《土门》里跳出来，一头扎进“城中村”，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写了一篇看起来不晓得是文学还是社会学或者可以叫“都市民族志”的论文。论文写得很糟我不想说，然而更糟的是我抛出的那两个当初看起来无比新鲜美丽的词汇，现在看来却有点尴尬，一个词是“缓慢城市化”，另一个是“城市乡土性聚落”。这个“缓慢城市化”不是“缓慢的城市化”，后者是与我们这些年追求的“快速的城市化”相对的、具有“贬义”(不拉动GDP)的词，一字之差意味着我对“缓慢城市化”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抵抗“快速城市化”给人带来的不安、躁动、欲求不满、空虚寂寞，它造成了空间的“停滞”，让人们的生活减速――如果全面的“城市化”不可避免，至少让这个过程不那么痛苦。　　我很确定，这与“慢城”并不相同，也不是“逆都市化”，比起中产趣味，我更倾向于用“城市乡土性聚落”来达成“缓慢城市化”。三年前你写给我的信里就说我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上封信里又说了一遍，或许你想表达的应该是我是一个“热情”的人吧?除了性格之外，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的成长环境了。我虽然几乎没有乡村生活的经历，却对“熟人社会”一点也不陌生，到现在回娘家的时候，在家属院门口叔爷姨奶还齐齐招呼：“老王家闺女带娃回来啦!”同样，我妈周末来我这儿的时候，带孩子遛弯也有人一路打招呼：“小骏姥姥来啦!” 　　无论是城中村、家属院、弄堂、四合院，相近的生活水准和相对紧密的人际关系决定了这些生活环境中的人心态上没有太大差异，也就少有价值判断上的高下之分。有意思的是，正是因为这种“城市乡土性聚落”的人际特点，才会有我们“返乡”遇到的非议，对私人生活的过分关注和评价，或许是“乡土之弊”，可我们向乡村要“私人生活”，转头又批评城市缺乏“公共生活”，不是很矛盾吗?就像你一边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一边又觉得家乡的发展比不上西安，当我们的感觉被分裂为“个体生活”与“公共意识”两个对立起来的层面时，“返乡”必然被割裂成“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就算早已意识到“金字塔结构”给我们带来的“共难心理”，仍然对切实发生的“故乡的消逝”束手无策。　　从联排平房到单元楼再到电梯直通地下车库的点式高层，熟人越来越少，公共生活也越来越少，我想要维系的那个“城市乡土性聚落”和“缓慢城市化”毫无疑问迟早要被“快速城市化”吞噬，当这座城市人们都退缩回“个人生活”而不再对公共领域发生兴趣时，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就越来越明显，前者迟早将后者啃噬得骨头也不剩。身处“城乡结合部”，我或许正在见证这个过程。就像我七年前调研的三个“城中村”早已在“上楼运动”中变成普通的居民小区，并终将变成陌生人社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这可能就是身在城市的我，最深刻也最苍白的“乡愁”。　　你在小镇，我在城乡结合部，小镇和城乡结合部各有各的问题，你和我却有共通的问题：回到故乡的我们能否摆脱被嘲笑的荒诞?能否挣脱“金字塔结构”的桎梏?能否真正怀有“返乡”的自信?除了个体生活，能否在公共层面认同和建设“故乡”?倘若我们既不把“故乡”当成“欠发达地区”，也不把“故乡”变成“生活中的小确幸”，或许应该对它抱有这样的认识：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红高粱》) 　　还有什么比这更深情吗?“爱故乡”正是在这样的“悖论”中展开，放弃幻想并非与怀抱理想对立，“反抗”或者“闯一闯”的关键也可能并不在where，而是what或者how?因此，要不要来西安，或许并不是最关键的，为什么“返乡”才是。　　王昱娟　　2017年1月14日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计划提名华裔女性赵小兰为交通部长。　　现年63岁的赵小兰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劳工部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同时也是内阁中的第一位亚裔妇女。　　祖籍中国上海的赵小兰，出生于中国台湾，8岁随父母移居美国，曾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她创造了是美国历史上华裔的多个第一：首位华裔内阁，首位亚裔女性内阁，首位二度入阁的华裔。　　　　赵小兰家有六姊妹，个个不让须眉，学有专长，晋身主流，各有建树。　　6个女儿全都出自美国名校，其中有4个毕业于哈佛大学，小女儿安吉仅用3年时间就以特优成绩从这所世界著名大学毕业。　　二妹赵小琴是威廉和玛丽学院的硕士；　　三妹赵小美出任过纽约州消费者保护厅厅长；　　四妹赵小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一位律师；　　五妹赵小亭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如今是大学教授；　　六妹赵安吉，用3年时间读完哈佛学士学位，在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后，回到父亲的福茂航运公司挑大梁。　　她们的父亲赵锡成说：“我这个做爸爸的一天到晚在外面忙，女儿管得好，都是妈咪的功劳。” 　　她们的母亲叫朱木兰，是安徽滁州来安人。她将六个女儿都培养成才，一生以先生、孩子为自己的事业。　　她常说：“我们给女儿的嫁妆不是金钱，而是教育。” 　　　　“母亲让我们清楚地懂得，我们来自一个有教养的家庭，要仪态端庄，举止正确” 　　赵小兰在题为《平凡与伟大——献给我的母亲朱木兰》的文章里写道：“从我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我的母亲，我幸运地成为她的大女儿。许多年之后，她又相继成为我们姐妹六人的母亲。我叫小兰，就是源于母亲的名字。我是她的一部分，将传承她的血脉和精神，直至终生。” 　　母爱是什么？从赵小兰多次回忆母亲的口气中，大概可以说是：父亲赵锡成为女儿构建了一所遮蔽风雨的房子，母亲朱木兰就是房子的基石，它不显露，但支撑、呵护着6个女儿的成长。　　赵小兰在台北的家，父亲赵锡成一年有九个月出海在外，在船上服务。家里的大小事，全靠母亲朱木兰一人打理，虽然赵先生的薪金比别人优厚一些，还得靠太太勤俭节约过口子，包括使用不易起火的煤球烧火煮饭。　　特别是来到异国他乡的创始期，朱木兰是操持家务的一把手，怎样把有限的美元变成全家丰衣足食的日子，她从来不说，以免扰乱全家大小苦苦挣扎的宁静。　　赵小兰的记忆里，母亲总是那样从容不迫，为全家准备可口的三餐，家里干干净净，被营造出一种舒适温馨的氛围。　　　　学生时代的赵小兰　　赵小兰赴美一年后，入境随俗，想举办一次自己的生日派对。妈妈完全赞成女儿的这个愿望。　　于是赵小兰邀请了许多同学，并和妈妈做了精心准备。　　可是那天晚上只来了两个同学，小女主人公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　　母亲的心灵感应着女儿的心灵，她不动声色，照样举办生日派对，照样切生日蛋糕，照样唱生日快乐歌。　　朱木兰女士就这样用自己的言行，向孩子灌输处变不惊、不卑不亢、自尊自重的生活方式。　　赵小兰概括母亲对自己的言传身教—— 　　“母亲让我们爱惜自己，尊重自己，保持尊严。让我们保持自己的价值观。知道要为更美好的事物奋斗。因此，面对男孩子或者其它什么人，我们都不会示弱。我们要自重，言行得体，不做让自己感到难堪的事情。母亲让我们清楚地懂得，我们来自一个有教养的家庭，要仪态端庄，举止正确。” 　　沿袭中国传统，取中西方教育之精华　　赵小兰出任美国劳工部长职位后，对母亲说的一席话令人回味：“妈妈，也许现在别人对我的看法不一样，但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我还是原来的我。相反，我认为还有许多优秀的人才，只不过是我运气比较好而已。” 　　当了部长，赵小兰认为自己还是原来的赵小兰，这就是母亲的影响。　　朱木兰的教女有方，传到了老布什总统的耳朵里。有一次，老布什在白宫接见赵锡成夫妇和他们的6个女儿，特地对夫人芭芭拉•布什提起，要向朱木兰学习。　　朱木兰取中西方科学教育之精华，在中西文化和人生交叉的坐标中选择最佳点，中西合璧，因材施教。　　　　朱木兰治家，基本上沿袭中国的传统，并不洋派。她自我总结说：“我对孩子是严而不苛。规定的事，一定要做到，尤其要以身作则。　　比如说她们年幼时，晚饭后，父亲在处理公务，我就让她们做功课，大家都不可以看电视，父母也一样。　　后来家庭富裕了，家中人多，请了个佣人，但我要孩子们必须自己洗衣服，整理房间，年轻人不能太早就受人伺候。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要各自分担家务。” 　　每逢周末，还要求女儿们一起做家务事，包括整理园中花草、清理游泳池，甚至家门口那条宽36米长120米的柏油车道，都是由小兰的父亲带领几个女儿一尺一寸铺设而成的。　　在母亲的管教下，每个女儿的内务，自己管理，从小临睡前，自己拨好闹钟，准时起床，赶校车上学。　　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父母请客，女儿们不上桌，但一定出来见客，并为客人上菜、添饭。　　朱木兰说：“人生并不是‘读书’便足够的。在招呼客人的同时，其实也是一种训练，可以让孩子从中学到许多待人处事的道理。” 　　“我的先生常对女儿说，人生做事好像开车，不是只能直走的，有时候必须左转右转。不要把伺候客人当作辛苦事。当你们读书读累了，招呼招呼客人，不也是一种休息吗?” 　　教育子女概括为两个字，一个是爱，一个是严　　对女儿爱而不娇，严而不苛。既注重传统中国“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和中国固有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培养，也注重通过西方民主的沟通方式和孩子们获得共识，使孩子遵守与父母间的协议和共识，渐趋智慧和成熟。　　 1986年10月，赵锡成夫妇参加三女儿赵小美的婚礼。　　三女儿赵小美结婚，晚上亲友们到赵府吃宵夜，赵小兰亲自为大家盛饭，她的大姨父张祥霈先生打趣道：“今天这碗饭价值连城，真不敢当，有劳副部长(当时任联邦政府运输部副部长)来端饭。” 　　家规如山，持续至今。　　还有一条家规，女孩子在外面的花费，要拿收据回家报账。　　赵小兰念大学的学费，曾向政府贷款，暑假时打工赚点生活费。父母常对女儿说：“我们主张俭省，但如果你们要学东西，绝对不省。只是既然要学，就有责任学好。” 　　这种方式的家教，目前在海内外的华人世界，已很少见，朱木兰始终肯定它的作用。　　对女儿的教育，朱木兰总结了两个字，一个是爱，一个是严。做到这两点而不偏离，谈何容易。　　朱木兰很注重培养孩子们从小学习做事锲而不舍的精神。　　小兰在台湾读小学时，所住的小区停电，朱木兰为女儿点上蜡烛，像平时一样看着小兰完成当天作业才休息。第二天，全班只小兰一人交得出作业。　　甚至是在赴美时，下午从台北赶车到高雄，上午小兰照旧背着书包按时到校读书。　　她从小培养每个女儿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不直接告诉女儿什么是“是”与“不是”，总是循循善诱加以启发，让女儿们自己做出判断和结论；　　也不以封建家长的高压姿态面对女儿的不同观点，而是和她们展开民主的辩论，让各自在辩论中明白事理、辨白是非；　　比如在教育小女儿赵安吉上，朱木兰女士并没有因为她最小而多开绿灯。　　安吉四年级时不愿像姐姐们那样学习钢琴而迷上法国号，于是向父母提出请求。朱木兰严肃地提出“不能半途而废，一旦开始至少坚持一年”的要求之后满足了她的请求。　　但是对于当时才10岁的小女孩来说，这个同她一般高的金属乐器显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搬动起来都很不容易，更别说吹响它了。面对这一切问题，朱木兰都要求女儿自己想办法解决。迫于当初的承诺，小女孩欲罢不能，只能每星期独自搬到学校参加3次训练，这种“小人背大号”的滑稽局面直到熬满当初约定的一年时间才结束。　　朱木兰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让女儿学到珍贵的哲理。　　　　言传身教，身体力行，50岁上大学拿学位　　朱木兰性格温和，但又有主见。　　50岁那年，女儿们都已长大成人，朱木兰决心要上大学拿学位。她说：“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坐在一个个教室，到同一个饭厅去吃饭，那种返老还童的感觉，真好！”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她选的是纽约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的硕士班，期限两年。两年的时间，朱木兰像个年轻的学生，从没有误过一堂课，甚至从未迟到过。　　有一次纽约大风雪，朱木兰仍然从纽约上州威彻斯特郡家中开车到纽约市内的大学上学，最后发现课堂中只有教授和她两个人。　　小女儿赵安吉看见妈妈常常在晚上学习，努力应付考试，劝妈妈不要太辛苦，考不好没关系。朱木兰马上对女儿说：“那不是我的个性，要读书就要深解，做事求学都要认真。” 　　认真，可以说是赵家全家的个性。赵锡成认真，朱木兰认真，才有赵小兰和她五个妹妹的认真。赵氏家族这一个性的熏陶，是赵小兰及其妹妹们走向成功之路的重要精神因素。　　朱木兰怎样看待她50岁那年开始的就读生涯呢?“那两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女儿们都能照顾自己了，我完成了最大的读书心愿，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赵小兰与丈夫。　　朱木兰不赞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在这一点上，她却认同女子要独立自强的开放理念，鼓励女儿们“要与人争，更要与自己争，争平等，争独立，不放弃，不退让。男人能做的事，女士也一定能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好”。　　相夫有道，伉俪情深　　朱木兰晚年罹患淋巴癌7年，在这长达7年的时间里，丈夫赵锡成对妻子照顾得细致入微，常常在清晨下楼亲自热一杯牛奶，端到妻子的床前。　　每次去医院，赵锡成总是提着沉重的公务包，里面装的都是病例。　　看完病回家之后，他将药分别装好，并按时间及先后顺序制成表格，每吃完一种就在表上划去，免得弄错。每天20多种大小药，他计时计量，让妻子服用。　　他为妻子的病情所作的记录，厚到可以写一本书。　　每晚忙完工作，他一定先到床前去看望妻子。而朱木兰明知丈夫在床前注视着自己，却总是装作熟睡的样子，既是不想让丈夫担心，更是不愿耽误丈夫的睡眠时间。　　这段浪漫曲折、美丽动人的爱情佳话还要追溯到60多年前。　　　　1953年初朱木兰携小兰探访当时在“慈云”轮上担任大副的赵锡成。　　赵小兰的祖上世居上海嘉定马陆。祖父赵以仁老先生毕生在故乡从事乡村教育，长期任本乡西封小学校长。父亲赵锡成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吴淞商船学校驾驶系。　　朱木兰，出生于安徽省一个具有孔孟遗风的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朱维谦学识渊博，有安徽才子之称；母亲田慧英，出自田营望族。　　1948年冬，经友人介绍，赵锡成认识了来嘉定县中学借读的女生朱木兰。她秀丽端庄、娴静大方，大家闺秀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赵锡成。朱木兰对聪明好学、阳光帅气的赵锡成也颇有好感，他们一见钟情。　　然而因战争频繁和时局变迁，1949年朱木兰举家迁往台湾，这对恋人也断了音信。但永不言弃和用情至深的赵锡成不管希望多么渺茫，都在持之以恒地等待和寻找心中日思夜想的姑娘。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尽艰辛与煎熬之后，赵锡成终于在一次航船停靠基隆港口时，从报纸上刊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的名单中看到了朱木兰的名字。朱木兰被赵锡成的真情和执着深深打动。1951年，他们在台北永结鸾俦。　　　　朱木兰女士勤俭持家，任劳任怨，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她始终给予丈夫最充分的信任、温暖、支持与憧憬，兢兢业业协助丈夫为事业打拼。　　早年丈夫从事海上航运工作，一年有9个月在船上，很少有时间呆在家里陪她，丈夫对此深感愧疚，可每一次，她都认认真真地说：“我们俩早有约定，你在外做事，我管家，不以儿女私情来影响你的前途。” 　　赵锡成因为出海而无法守护头胎女儿的降生，朱木兰特意“罚”他为女儿起个名字。赵锡成成竹在胸地说：“就叫赵小兰吧！希望她长大后，有花木兰的忠勇、爱国情操，以及代父从军的孝行。同时也要学习母亲的贤淑、包容和善良的美德。” 　　儿时赵小兰与父母。　　赵小兰果然不负父母的厚望。　　1983年，赵小兰成为13名“白宫实习生”中唯一的一名亚裔人士，3年后正式从政，出任联邦政府交通部航运署副署长。　　1988年又相继担任联邦政府海事委员会主席及交通部副部长等职。　　2001年，出任劳工部长。　　就在女儿被提名为劳工部长的那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朱木兰却被确认身患癌症。但是这位坚毅而从容面对人生的母亲，却乐观豁达地说：“一个家庭，总会有人生病的。你们都有事业，都很忙，若必须如此，还是我来生病更为合适。” 　　2007年8月2日，朱木兰因病在纽约去世。布什总统在唁函中称赞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和心中充满深爱的母亲。她的精神和宽容给孩子们和知道她的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赵小兰曾深情地说—— 　　“我母亲极能启发人性、鼓舞人心；　　她积极乐观，并深信无论性别，敎育在造就世界领导人方面至关重要。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母亲总是向我们强调，我们担负着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责任，而且要对人仁慈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