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人物新闻 - 温哥华天空

2017年1月18日下午，周立波与朋友、青年学者唐爽前往一位居住在长岛的朋友“某某”家，晚餐后聊天吹牛，约莫到23：40才驾车离开，出发之前他还打了个电话，约另一位家住法拉盛的朋友一起宵夜。这是他美国生活的常态，但10分钟后，他被从习惯的秩序拖曳出：两位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带进了警局。按照次日美国华文媒体的报道描述：“中国著名脱口秀演员周立波深夜开车蛇行，在长岛莱亭顿被警（原文如此）拦截搜查。警方从车上搜出古柯碱与枪枝，当场逮捕周立波与另一男子唐爽。” 周立波接受《贵圈》采访在这一天，他被带入了一个不可控的链条：“人家说点背的时候喝凉水也塞牙，我本来觉得这属于夸大其词，但是自己确实碰到了。你会一环接一环，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开始，循着莫名其妙的线路往前挺进，而且你是不可控的。” 这条莫名其妙的路线，终于在今年6月4日到了终点：当天周立波涉毒持枪案在纽约州拿骚县地区法院第11次开庭，周立波因开车打手机，获交通违章罚款150美元，而有关持枪和涉毒的指控被撤销，被判无罪。以他自己的描述：“公正的法律终于彻底还给我一个清白。“而在《贵圈》（微信公众号id：entguiquan）的采访中，周立波透露，手枪的主人，正是那位事发后避而不见的“某某”。但发生在舆论场域的、更大的“失控”并没有结束：周立波感受的“无妄之灾“，于许多观者更像是”应有之义“；而他认为的“公正清白”，不少人视为“金钱之力”。事发时，有观点推断他将入刑41年；也因此，判决后，舆论普遍认为，重金约请的背景深厚的律师，才是周立波脱罪的关键原因。周立波、胡洁夫妇接受《贵圈》采访面对种种说辞与揣测，7月2日下午，周立波与胡洁面对腾讯《贵圈》，以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独家还原了事件全过程。从枪支主人的神秘身份，到律师费用、更换原因；从短不过几分钟的拦车、被捕过程，到长达一年多的审理、宣判经历，周立波夫妇一一予以披露。 “这不是我个人的喊冤，我一点都不冤，说清楚就可以。如果大家关注这个事情，我希望可以关注到它背后的社会意义，这不是周立波一个人出国，也不是周立波一个人出事。我觉得或许可以让很多国人因此警醒，不要再碰到我碰到的人和事。”周立波对《贵圈》说。除了对惹太太担心有所愧疚——毕竟，胡洁跟律师说哑了的嗓子至今没有恢复——周立波认为，这一事件不会改变他，“因为我没有错”。但毕竟，他原本踌躇满志的2017年，已成往事。那一年初，哥伦比亚大学拟邀请他在拟成立的“科学、社会及创新教育研究中心”担任校外研究员，刚刚完成了签约；《出彩中国人》第三季早已发出了邀约，他将继续在这档强调“中国梦”的节目里担任评委；国内几家卫视的合作也正在洽谈中，太太胡洁已经买好了机票，在美国待了大半年的两人不日即将回国。而这次来美国的原因，正是他念念不忘的人生巅峰之一：2016年7月，周立波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举行了海派清口演出，那天纽约华人齐聚一堂，看这位海派清口创始人在这个世界级音乐厅大展身手，不仅唱了歌，跳了舞，讲了清口，还传播了爱国主义思想，当时新闻里的说法叫做——“红色欢乐”。但这位表演者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台下注视的2800双眼睛之中，其中一双的主人，这是这位某某。周立波夫妇 △谈被捕现场：那个警察的眼神我终身难忘，关押时身边有毒犯，随时准备战斗《贵圈》：2017年1月18日(美国当地时间),事发那天发生了什么？周立波：我的一个所谓的朋友，姑且称他某某。当天，这位某某邀请我们上他家去。他家住长岛，差不多有四、五十亩地，是一个所谓的富人区。那地方荒无人烟，又大又靠近大海，所以说让我们到他家去打猎。去了之后当时谈话很怪。他说：“波波，你应该有一支枪，你们新泽西那边发生了许多血案，入门抢劫杀人。” 我说：“你不要说那么吓人的话，我们谈点开心的事。”他就说送我一把枪，我说我没有持枪证。他说：“没事的，你拿着。”我说：“我不要，以后等我有了持枪证再说。再说我不喜欢真枪，我见到真枪就会大腿根发痒。” 他说你真的要，就盯着我。我说你换个话题，他还在说。我说我真的不要。“没事，拿着，万一警察发现，就说是我的。” 我说：“警察怎么会发现呢？”他说：“万一你邻居举报。”我说：“你有没有搞错？我家有邻居吗？”这个话你后面想想是很不正常，因为他知道我家是没有邻居的。他说Sorry，我们换换其他话题，那时候天也暗了，就没去打猎，在他家吃个晚饭聊天吹牛，结束就走了。《贵圈》：离开他家后发生了什么？周立波：走时是晚上11点40分，他家有司机，我的包不用我拿，他把所有东西都拿上去。开到他家大门口，我停车打电话和我住在法拉盛的朋友说我饿了，想吃宵夜。他说等我，我就挂了电话。那个地方是白天狗叫，晚上鬼叫，黑灯瞎火，伸手不见五指，而且不可能有人烟的地方。因为它是富人区，门口会有一个警察岗亭，那也没人。我车出去了没有几分钟，我就好奇怪——我车开得很慢也没有蛇行，因为蛇行就会开到海里去——后面有车贴着我的保险杠开，没有声音。我吓一跳，问唐爽会不会是警车，唐爽说不可能，是警车早就开灯了。KUA，灯就亮了，这事情非常蹊跷。警车灯一亮，你马上要靠边停的，之后这个眼神是我终身难忘的。后来过来的是个白人警察，眼睛绿的，手电打着，一上来就感觉是在找东西，不是查车。然后他就指着后座下面的东西，看上去很激动，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示意唐爽拿起来，才发现是一个手枪的枪套。接下来就像电影里发生的场景。我和唐爽和车被隔开，警车的灯加上我车的大光灯，都是大灯照得我一点都看不到路。我问唐爽，他们在干什么？唐爽说他们在翻我们的车，我又不能说你不能翻。其实我有这个权利的，但是我不知道我有这个权利。过一会儿我说怎么这么长时间还在弄，还在折腾？唐爽跑过去看，说他们在看后备箱，又在翻后备厢。再过了一会儿又开始搜我们身，然后反铐，让我们上铐子。但从那一刻起，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被警察问过一句话，警察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没有任何笔录或者问询。一会儿四五台警车全部过来了，这次我和唐爽就分开了，我被带到警局滞留了一个晚上，直到（次日）八点多才碰到唐爽。当时可以打电话，但必须用英文，我就对唐爽说，你告诉阿姨（胡洁）我们出事了，找律师，但那时我还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给抓进来。《贵圈》：这个过程时间很长吗？周立波：也没有感觉时间很长，当时我一直懵的：第一，警察怎么会这样子跟着我，干什么？第二，他铐我手铐干什么？我又没有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枪（的存在）。到后来我律师查出来，这个警察从把我拦下来，到在另外一个地方接警，只有9分钟还是7分钟，他在7分钟到9分钟完成了所有的拦车、搜车，发现枪，把我铐起来，就7分钟，这个时间太神速了。《贵圈》：你被关押的地方什么样？周立波：就是电影里面看到的地方，旁边还真的有吸毒犯。我进去一直到第二天八点多铐子一直铐着，旁边还有一个人，那才是毒犯，而且是个白人孩子，身上全部是红的，距离不至于碰到，但是我是随时随地准备战斗的。我稍微有点功夫，怕是不怕的，但是我觉得心里很窝囊，就是莫名其妙，我就一直像杜丘这样在问，这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没想明白。《贵圈》：周立波当天没有回家，你担心吗？胡洁：因为他当时是跟唐爽一起出去的，我很放心，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把孩子送走。大概八点钟，我接到一个医生朋友的电话，问我你知道莫虎（律师）电话吗？我就把电话给他了，他也没有告诉我什么事。后来大概是在9点45分，唐爽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阿姨，我们两个人被警察扣留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包里有枪。因为在美国所有的家务事我都自己做，那个车我每一次都会把它理的干干净净的，所以我记忆当中，我觉得车上没有任何问题，我就觉得很奇怪。就去问某某,怎么从你家出来就有枪，他不断给我解释，那天估计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后来让我去他办公室。就在当天傍晚，我和莫律师一起过去了。《贵圈》：19号没有去保释吗？胡洁：19号早上我接到唐爽的电话以后，莫虎也给我打电话了。因为医生朋友联系了他，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先到银行去提现金，今天要把他保释出来，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跑银行去拿钱。我后来就一直在催他（去保释），他说他一直在等一个电话，所以一直就这样拖过了。后来到下午，我说我们去看一看（保释情况），他说下午先把车拿走。所以我跟莫虎就到了长岛去拿车。那天那个某某一直跟我打电话说，能不能到我办公室来坐一坐，我把事情告诉你。所以我就到他办公室，他说枪是他放的。20号早上，他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说好早上九点到法院去保释的，他五点多就给我打电话，关心得让你觉得很奇怪，他说你不要迟到啊，我说我不会的。办完之后手续之后，差不多12点多把他（周立波）就给保释出来了，交了5000美元保释金。 △谈神秘人物某某：“见不得光”的省委书记前女婿，在美拥有大飞、游艇和100多支非法武器《贵圈》：这个某某是什么人？周立波：算是我的朋友，我是在一个高尔夫球场认识他的。算上出事那天，我们才见过八次面。回想起来，初次见面非常刻意，感觉这个人为了认识我煞费苦心，第一次见我，他就要来我们家做客。胡洁：我后来从朋友那里了解到，他是一个不会打球的人，是通过各种办法认识他（周立波）的。《贵圈》：为什么会同意初次见面的陌生人登门拜访？周立波：因为我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人，很难拒绝别人的人，说NO是要有勇气的。在美国，一朋友不多；二有共同爱好，都打球，人看上去也不是说贼眉贼眼的，那来就来吧。我往往是以邀请家宴表达对对方的诚意，但他着实把我惊了一下。第一次见面送了价值三万美金的东西，又是iphone、又是红酒，弄得我非常尴尬。聊天的时候我太太提到带孩子去旅游，他就说要给我们包一架飞机，就这种口气。当然波波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我不会一听这样吓到，就是觉得怪怪的。当然了，怪怪的为什么还要交往？我想好在这样的人不会找我借钱吧。我是本着很简单的想法，异国他乡交个朋友，都是说中国话的，关键看他身边有孩子，我非常爱孩子，我觉得为人父母肯定不会往不好的地方想。《贵圈》：19日你去见某某时，他怎么解释枪的事？胡洁：他解释的大意是，当时拿出了这把枪给他们（周立波、唐爽）欣赏，雕花很漂亮。本来想去打猎，因为五点多快天黑了，在美国冬天五点多天就要黑了，所以没去打猎，把枪放在包里。后来在我家吃饭聊到了11点多，走的时候，大家无意中把这个包带走了。他还说，“我家里有很多枪，差不多上百把，都是真枪。”莫律师说不可以，提醒他家里不可以囤那么多枪、必须要移走。他当晚就把枪移走了。《贵圈》：保释后有见过某某吗？胡洁：20号他们（周立波、唐爽）保释出来以后，某某又叫我们到他办公室，我们和律师（莫虎）一起去的。他（某某）就跟我说，要提一些现金给莫虎，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唐爽律师费我来付，你们律师费我也来付。我说我们是不需要你来付的，唐爽我们也可以考虑我来付。他和唐爽刚刚认识，凭什么要拿这个钱，我就觉得很奇怪。他那天说，我今天去拿了七万块钱现金，后来为了证实这个事情，我过了几天碰到莫虎，我说他（某某）有送你钱吗？他（莫虎）说给了我三万。周立波：美国不是像中国人情这么重的地方，即便在中国这样子，你会莫名其妙给别人付六七万美金？《贵圈》：很奇怪，他为什么一边给你塞枪，一边给你付律师费？周立波：好，问题就来了：人只有在恐惧的前提下，才会做这种事。他要控制、要了解事情的进展。他知道我名气响，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他把枪放到我包里，然后他也承认了，也许只是想恶作剧一下，或者显摆他和拦我的警察有些关系，这样弄一下显得他很牛逼，他想控制我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想到全球华文媒体同时报道，当时特朗普的就职典礼都变成了二条，我变成了头条。他没想到媒体会这么大张旗鼓地爆出来。但问题来了：他是不能见光的。这个某某从没在朋友圈里有一张照片，好奇怪吧，连合影都不跟你合影的。这个人的行为诡异，后来我讲，他是要控制这个局面。因为他觉得失控了，本来你出来说一下枪是你给我的就结束了，是你塞进我包里的，你还是有持枪证的，但他不敢说。《贵圈》：你认为某某的动机是玩笑吗？周立波：NO！我不认为，我觉得他就是莫名其妙想控制我，也许这和某某的心路历程有关系的。因为后来我就开始真正了解这个人，了解出来很可怕。《贵圈》：过去八次会面都没有真正了解这个人？周立波：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某某是某某的某某。这个人这么怪异的行为一定是跟这个人的心路旅程是有关的。《贵圈》：他控制你想达成什么目的？周立波：牛逼，就是觉得自己牛逼。因为这个某某到最后害的不是我一个人，害过很多人，而且他害过的人都被我碰到了。而且手法非常雷同，很变态，是一个蛮狠的角色。胡洁：是北方某省委书记的前女婿。《贵圈》：他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在美国？周立波：他是一个不能见光的人。《贵圈》：他在美国华人圈的口碑是怎么样？周立波：没有口碑，除了他害过的几个人知道他，他根本不敢见人。《贵圈》：之前没有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报道？周立波：没有。我就告诉你他的配备。他有游艇，游艇旁边还配了一个大飞（走私分子普遍使用的海上运输工具，是经过动力改装的大型摩托艇），四个引擎的大飞，家里面有藏獒，家里面有100多支——我现在知道完全是违法的自动武器。这个节奏就是随时准备干或者随时准备逃的，就是这个节奏。他碰到任何一个人，都是先在家里面大张旗鼓。我们后来被他害过的人碰头了，大家一对，每个故事一模一样。我当时听到一点点风声，后来问过他（太太的身份），他说没有，没有，我太太就是一个公司的财务，他很回避这个问题。说自己发财的经历好像是天方夜谭。胡洁：他说自己煤矿赚了20个亿，我觉得他这个钱是来路不正的钱，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自始至终是有目的的。因为他（周立波）之前做的节目经常会替老百姓说话，可能得罪了某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是公司，我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周立波：所以这件事本身再简单不过，为什么后面如此复杂？就是我碰到不该碰到的人。那把枪我当场就拒绝了，律师和我说在包里发现了枪和毒品。毒品我没想过，枪我马上就想到他了。《贵圈》：后来你想过毒的来源吗？周立波：律师一跟我说，在你的包里发现枪和毒品，我先吓一下子，这是第一反应。第二枪是合法的，我马上想到一定是某某的，至于毒还来不及想，已经面对媒体了。我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枪是合法的，仅此而已。后来再想过来，问题越想越多，就有了我太太和你们陈述的许许多多的林林总总方方面面。《贵圈》：这个毒的可能性，你到现在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吗？周立波：毒肯定不是我的，枪跟毒肯定不是我的。我能够猜测的是这个人什么事情都能够做的出来，他吸毒很正常。因为他做出来的事情都不是常人做的事情。因为法律没有到这一步，我没有办法正式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既然法律已经裁定枪跟毒跟我没有关系，我觉得某某这个故事会延伸下去，大家一定有能力找到这个人，事情也会大白于天下。胡洁：枪和毒，他（指某某）当面都说过是他的行为，只是我收集证据时，他再次强调了枪。《贵圈》：你后来主动联系过某某吗？周立波：我有。但打电话他永远不接，阻止来电，微信把我拉黑，他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胡洁：还有一件事，就是1月21日晚上他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和我说美国领事馆把他叫出来吃饭，让我再去趟他的办公室，说事情非常重要。所以隔天我又去了。他和我说了很多，说纽约警察局现任副局长打电话请他出去吃饭。他说，“我们关系很好，我在他老婆名下买了很多红酒”。我说真的吗？这听起来特别奇怪。他说，周立波这个案子被FBI接受了，事情很复杂，他自己都被警察拦下来了，原因是他身上有一个警察家庭的勋章，然后警察还从他家里调走了档案。但我也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反正意思就是自己和美国警察关系很好。《贵圈》：你是要起诉这个人吗？周立波：我们没有起诉，还在研究调查中。还有一件事我非常纠结，因为他身边有四个孩子，这是我投鼠忌器的地方。我告他的条件都是成熟的，唯一让我下不了决心的就是孩子，孩子无罪，如果我这样去弄，到最后他进去了，几个孩子遭受伤害……不过我不清楚，因毕竟我也没有义务考虑这个问题。但现实问题就是我一旦起诉了，孩子肯定首当其冲，这是我纠结的地方，也很难回避掉。周立波 △谈律师：第一任华人律师不道德，收高额律师费还不作为；第三任律师75岁德高望重，身高1米9《贵圈》：第一任律师是什么情况？周立波：我最先找的莫虎，在美国我只认识这么一个律师。开始是他给我惹过麻烦。我认识莫虎的姐姐，我去美国，他姐姐说让莫虎来接我。那是2010还是2011年的时候，我从机场出来莫虎为我接风，直接把我拉饭店去了，饭店里三十几个人（等着）。那时我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饭桌上）牌子全部写好。我坐下一看，旁边一个牌子写着“刘国生”，还好有一个朋友陪着我，他反应很快，说波波，把刘国生的牌子换到对面去，这个人有点麻烦。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桑兰告刘国生性侵的案子，莫虎就是刘国生的辩护律师。我不有时差吗，稀里糊涂，刘国生跟我说桑兰怎么样怎么样，我的习惯，不太喜欢去说别人，但是他是一个老人，我只能认真地听，尽量地忘，到最后我总得说些什么吧。我说大哥，您前面说的事，我没有办法评论，但是有一句话和您分享，在这个世界上，帮助别人是有风险的。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莫虎拉着我和刘国生三个人拍了一张照。第二天就出事情了，第二天我人还没醒，时差还没倒过来，报纸已经出来了：桑兰要求周立波赔美金两个亿，因为周立波对刘国生说的话严重伤害了她的感情。这是我跟莫虎故事的前传。《贵圈》：后续怎么解决的？周立波：后来就是不了了之。但我很不高兴，就不和莫虎来往了：做朋友你利用我，就是不地道。再后来我在卡耐基演出，他太太非常热情，主动买了一两百张票子，还是最贵的。就稍微有点来往了，场面上碰到也挺客气的。但是遇到突发情况，我第一概念肯定找莫虎。我是18日晚11点50分出的事，19号8点我找他保释我，但直到20号中午12点他才出现。他一进来就说：“波波注意，外面都是媒体。”我直觉反应：媒体怎么会知道？我18号晚上被警车拦下，19号在警局呆了一天。我太太不会告诉媒体，我在警局也没有任何问询、口供，媒体怎么会知道周立波出事？而且是在莫虎一直做广告的《世界日报》上？我说媒体怎么知道？他说你先别管，警察在你车上发现了枪和毒。我说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查过了枪是合法的。我马上想到应该是某某的。我们是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说到这里媒体就冲上来了，“周立波先生怎么回事？在你车上发现了枪？”我直接就说枪是合法的。律师怎么告诉我，我就怎么说了。就继续走了。《贵圈》：有这样的前情，为什么还用这个律师？周立波：事情出来之后，我在纽约的所有朋友，甚至其他州的朋友都打电话来，说你怎么能叫莫虎？我当时觉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且他太太曾经为我演出那么落力。而且我是在事发后的两三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莫虎是收费的。所以我这个人多傻，我觉得我们第一是朋友，还是中国人这套，第二，你过去对不起我那件事（以为会愧疚补偿），我根本就没想到。是哪天我太太回来很不高兴，我说你怎么了，她说去莫虎律师楼了，莫虎再要我们50万。我说什么叫再要？她说之前已经给他20万了。我说他收我们钱的？这是我的第一反应。我当时非常愤怒，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做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觉得朋友之间不仅只有钱这一种表达方式，比如你太太帮助我演出也是一种表达，我出事后直接找你也是一种表达，你也肯定因此会扬名。难道周立波真的像你想象当中那么有钱吗？即便是那么有钱，也不是这么收的吧？《贵圈》：这封信有用吗？因此换掉了莫虎吗？胡洁：没用，合同签掉了，不过50万是要等进入到审判阶段才能付的，当时还没到那阶段。换掉他是我实在受不了了。去年5月6日，莫虎的女儿结婚，他给我们发了邀请，同时也给某某发了邀请。我之前听说他们走的比较近，但也只是听说，但他太太说女儿结婚那个人也会来，我不能接受：我先生被他陷害，你作为辩护律师怎么可以请他来？我怎么放心这个案子交到你手上？还要再交给你50万？我只觉得要赶紧换掉，赶紧找律师，因为6月9号还要再开庭。后来我朋友给我推荐了第二位律师丹尼尔·鲁索，他又找了一个事发地区的律师配合。两个律师，都是美国人，收费一共是5万美元。我很想解答大家的一个疑惑，外界一直说你们的律师费花了100万、1000万，大家都在猜，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当时第一任律师审判之前收我20万（美元），如果进入审判就50万（美元），所以一开始我就一次性付给他20万，因为我当时第一救夫心切，第二我不了解美国的律师费，我没有概念，但是我当时觉得比较着急，事实上到后来一点都不着急，每一个程序走几个月。到第二任律师的时候，我恍然大悟，原来在美国（律师费）就是这个价钱。事实上，当时还在检察官调查阶段，他们也没做什么，但是他们不像莫虎，莫虎没事就给你打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我一开始也觉得，他怎么会一件事情重复来重复去，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律师）打电话都是要算钱的。《贵圈》：外界盛传第三位律师价格高昂。胡洁：他非常合理。美国基本上律师都是按照小时来收费，定金他收我25000美元。计时收费开始是650美元/小时，12月份以后是750/小时。这是他对所有人的价格。而且我觉得他的品行非常好，从不浪费你的钱，也不浪费你的时间，最快速度来解决问题。我在他的办公室跟他见过几次面，每次差不多几个小时，其余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来做，从来没有打电话不断聊、不断聊，需要确认的地方都会发一个邮件给你。而且第二任两位律师，我们是没有撤掉的，我觉得把他们撤掉是非常伤害他们的事情，他们的人品很好。也跟第三任律师商量了，就继续保留他们。他们其实也很感谢我们，只收了5万块，后面出庭什么的费用都没有收。第二任和第三任加起来的律师费都没有第一任律师的一半，这大概是所有中国人想了解的我花的律师费。《贵圈》：为什么换第三任律师？胡洁：去年12月18日检察官选择了起诉。两位律师告诉我，现在我有三个选择：1、让我先生自己去面对大众审判，没有律师，但有警察、有检察官，你所有的话会作为呈堂证供——所有律师都不建议这条。2、可以认轻罪，做几天义工就结束了。3、不认罪。你面临的是要么无罪，要么坐三年牢。你要问我这个事情哪个阶段是最矛盾最艰难的，应该说是就在这个阶段。当然要我先生他自己做决定，我当时问他怎么决定。周立波：我想都没想，我说我一个人去面对，我没什么可怕的。律师说，如果我坚持这样，他们就退出，他们认为太不专业了。我就马上选择第三绝不认罪。第一我无罪可认，第二，假如我退缩认罪，这是我一辈子声誉的问题，无法挽回。我如何面对我的女儿？胡洁：找第三任律师也是孩子的启发。我们一直都把孩子当做朋友一样商量。我说现在律师给我们三个选择，我想听听你的建议。她说：“妈妈，法律书这么厚，难道只有这三个选择吗？难道就没有第四个吗？”那时候我觉得应该去找一个更好的律师，能带来第四条路。周立波：这当中有一个细节。斯蒂芬·斯卡林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1米9，腰板挺直，将近75岁，一听我这个事，他笑一笑说你应该没事，凭我的职业直觉。我们希望继续保留第二任律师，他说这个事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如果你们要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我也不反对。我说他们是谁谁谁、谁谁谁您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没听说过。但你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们。胡洁：而且他跟我女儿说法一样，他说你们不要着急，不会只有这三个选择。我就觉得第一他给了我自信，第二他给了我安全感，所以我最后就选定他。 △谈非议：几个华人律师落井下石，媒体错把动议（motion）听成情绪（emotion），“周立波情绪不好延期开庭”是误传《贵圈》：被捕前后你跟警方有任何交流吗？周立波：一直到现在、此时此刻，警察没有和我有过一句对话，也没有问我住在哪里，都没有问。胡洁：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一直在质问这个问题：当时如果警察给他说话的权利，或者说给找一个翻译，那样的话，当晚他就会想这个枪是哪里来的。因为下午那个人拿出东西给他欣赏过，他肯定会想到。《贵圈》：还有说法是缴纳了巨额保释金才保出了周立波。胡洁：交了5000美金保释金。很多媒体认为这件事很严重，但你要从保释金的数额就能了解，如果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5000美金保释怎么可能？包括法院也没有限制周立波出境，他可以自由出入，但我们比较自觉，我觉得万一出入境时发生了什么意外。所以我说你不要出去了，老老实实待在美国，把这件事先处理好。《贵圈》：既然案情不是特别严重，为什么前后需要开庭11次，耗时一年多？胡洁：每个程序都要走几个月。前两天方舟子还在质疑，为什么不一次性化验？因为在美国，检察官都不愿意花很多钱，每化验一次都是需要成本的，她开始认为，枪是最重要的（证物），只要枪验出来有关，后面根本就不需要再化验。因为化学物品就是一点点，她认为这个在美国就是做一个义工（的罪名），而且美国有一些州还是合法的。所以在她的概念中，她觉得这个并不重要，真正能定你罪的就是那把枪，枪里面有子弹。所以她开始当时就拿这个子弹和枪都做了DNA和指纹检测。验一样就两个月，验出来没有他的指纹和DNA，也没有别人的。这就很奇怪了，一般在美国，检察官遇到这种案子就不查下去了，但这案件关注度太高，还有华人律师不断给检察官打电话。检察官是个刚刚毕业四年的女孩子，遇到这么大一个名人，心里想不能放弃，另外放弃是需要有理由的，而我们有几个落井下石的华人律师。《贵圈》：怎么得知华人律师给检察官打电话？胡洁：因为我的律师会给检察官打电话，他们私下可以打电话，这些都是我的律师告诉我的。（验枪之后）检察官不想放弃，就把包里的一个烟斗也拿去化验，一般来说烟斗是最能化出DNA的，结果也没有。这样差不多4个月就过去了，第三次她拿了那个包去化验，我先生一直说，“包是我的，我告诉她包是我的就行”。律师说你千万不能说，你有沉默权，让检察官去取证好了。结果包的背带上发现了3个男人的DNA，说明有3个男人碰过这个包。美国刑法是，一个案子9个月的时候，检察官要么撤掉，要么起诉。那时候差不多7个多月过去了，检察官先把唐爽撤了，因为两人都没有指纹和DNA，唐爽第一不是他驾驶，第二车也不是他的，显然无辜，所以他就先撤掉。我们律师到检察官办公室沟通的时候，检察官也明确告诉他说是想撤诉的。当时她跟律师说这个案子我也没什么兴趣，我也想撤，但是撤掉要一个理由，当下一任检察官翻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不会（把撤诉）理解是我的工作不认真，或者渎职造成，所以必须有一个理由。当时我非常开心，我以为要撤了。结果12月18日，突然说不撤了。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人起了作用。但是谁起了作用我不清楚。反正几个落井下石的，这肯定是华人做的事情，一定不是美国人做的。《贵圈》：开始有说法称周立波可能被定罪41年，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受？胡洁：真的对我的家人伤害非常大。所有的媒体都转载这个概念，我的家人、朋友都很焦虑，我的两位妈妈都生病了，送医院了，对孩子造成的伤害都非常大。我的嗓子就是因为这个案子哑掉的，因为不断地和律师沟通，长了息肉。周立波：我愤怒，我没有惹到你什么，跟你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你这样说我，这是一点。第二你这样说对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什么意义？我的女儿会怎么看我？她同学怎么看她？这个压力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贵圈》：有媒体报道说，你曾因情绪失控而申请延期开庭。胡洁：我来说！这个笑话太有意思了。当时在庭上，我们律师提到了“动议（motion）”，就是被问到“枪是别人的，有证据吗？为什么不提交”，可以不回答，否则会让事情越来越复杂。律师说，程序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不需要把想说的都说，保持沉默。结果被记者错听成“情绪（emotion）”。报道出来就是周立波情绪不好，延期开庭。这太笑话了。《贵圈》：有说法认为，你打赢官司的关键在于聘请的律师是检察官出身，并且女儿、女婿都是检察官。胡洁：斯蒂芬自己也看到了这个说法，他非常不开心，他说这么说是不可以的，是无法忍受的，他会去律师协会投诉这样的言论。我的感受是，这个事情我肯定会赢，因为我见了那么多律师，每一个律师都很希望接这个案子。律师是不愿意自己的案子输掉的，说明这个案子不难打。中国人说周立波案跟辛普森案类似，我觉得太无知了。辛普森案一句证词都要多少律师研究，这个案子每个律师都想接。我当时唯一考虑的，是斯蒂芬是一个非常老派的美国人，美国的新闻对中国的报道很多都是负面的，怎么让律师去了解我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让律师对当事人完全信任？我用了最直观的办法，把他多年来的节目、表演和公益事业，用10分钟的视频说清楚：第一段是他的舞台表演，第二段是他的电视节目，第三段就是他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全部用英文翻译出来。律师看了之后很感动，他当时就告诉我，你放心，我不会让一个好人，让一个正义的人受冤枉，你放心好了。他说到也做到了。他后来就对所有的媒体，说我的当事人是一个好人。他是无罪的。周立波：我插一句，案件结束我被宣判无罪之后，马上我有一个朋友找到我，说想找到第三任律师，有一件案子想找他。我说当然可以，但是我马上跟一条信息说，一个优秀的律师可以凭借他的专业技巧把黑的说成灰的，但是他绝不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这也是我对我们这个律师的认知和理解。社会上说因为周立波有钱，因为周立波有钱所以请了一个好律师，甚至说花了1000万才（请到这样的律师），所以周立波才（脱罪），周立波罪还是有的。这个（说法）我预估到的，我说即便我是被宣判无罪，社会上还会有这样的人去引导（舆论），因为他觉得戏份还不够精彩嘛。《贵圈》：还有网友揣测你卖美国的房子是要支付高昂的律师费。周立波：因为天天狗仔队埋伏在我们面前，有的甚至长路过来。我是不怕的，但我孩子每天要上学，我太太心理压力很大，她觉得很不安全。十年前我们在浦东世茂滨江也是这样，没有办法把房子卖掉了，仅此而已，就是为了安全感。《贵圈》：有说法称唐爽被撤诉后回国，没有出席周立波的庭审，是放过了一个关键证人。胡洁：没有，唐爽在美国教书，他很正常，在学校当教授。他没有回国，这是猜测的吧，他在美国。这次他是被牵连了。谈感受：一提太太我就流泪，无论是佛光山的信徒，还是云贵山区的村民，都在为我祈福《贵圈》：吃官司的一年多有没有过动摇？比如认个轻罪快点解决算了。胡洁：我对这件事一直有一个信念：我的先生是一个好人。我也非常佩服他的意志力。他坚持不认罪的时候，我说你把最坏的打算想好，我知道你没有罪，你没有问题，但是要是误判了呢？后来这个事情解决以后，美国很多律师都说你太了不起了，因为美国经常误判，很多官司在这个时候打不下去，很多人选择认轻罪。他当时说，老婆你放心，我相信美国司法，如果真的是误判了，我会笑着唱着歌去坐牢的。《贵圈》：你内心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周立波：我当初第一觉得自己没有罪，我一点都不怕，第二，我还坚信一个正常的人间的理论，如果我这种案子都给误判的话，就不可能有今天所谓强大的美国。《贵圈》：你是否担心过如果官司输了，你的演艺生涯也结束了？周立波：我没有想到我演艺的事情，我觉得人的节奏是可以变化的。说实话，在这件事情之前，我为什么会陪女儿去美国？（因为我知道）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很长，而且我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成长的过程。我在之前就说过50岁之前会退休，退休不是说我不干了，是换（人生）重心。包括半年前，太太很严肃地跟我说，我们现在到底怎么样？我说一切以女儿为中心点，有空的话我可以做节目，但是如果跟女儿有冲突的，我们以女儿为主。包括我有很多所谓赚大钱的机会，就是因为我要照顾女儿，不想飞来飞去，我就排斥掉了。我说也许我们一辈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坚守的。女儿现在马上要进高中，我再陪她五年。凭我的能力和知名度，我停顿五年出来还会有人接受的。胡洁：他有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如果有很多钱等着我去赚，但如果我们夫妻是分开的，家庭是分开的，我一律不要。《贵圈》：你在这件事的舆论当中，意识到有这么多人不喜欢你吗？周立波：没有，因为我知道有更多的人喜欢我，只不过你们没有发现。我做过的好事，没有对外说，但是有人在为我祈福，无论是佛光山的信徒，还是云贵山区的村民，都在为我祈福。《贵圈》：云贵山区为什么为你祈福？胡洁：因为我们捐了100多个图书馆。周立波：我不敢说全部，主要的中国贫困山区都有我和我太太的足迹。包括我的孩子很小就跟我们去做公益。我对于所有能够看得到的、需要帮助的都会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是这样拼出来的，不是我能干，是我命好。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这样的命，当这种需要帮助的人群出现在我面前，我会不遗余力帮助。《贵圈》：这件事对你的人生观有什么影响？周立波：我不会改变我自己，没什么可改变的，因为我没错。唯一替太太感到不公平，对太太有歉意。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后悔。但有一点，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分开过，随便什么事情都是两个人在一起，无论是我做节目也好，这个案子也好，每次出庭，太太都在身边。不但过去这样，今后也会是这样。经过这一次的磨难，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派生出许多所谓的机会。但是我还是会秉承这个原则，不会因为赚钱而跟家庭分开。《贵圈》：夫妻感情反而更好了。周立波：不会，我们夫妻感情一直是这样，很平稳。这种平稳就是觉得太太辛苦也是很正常的，我不经意地闹点事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从来没有怪过对方，我更没有权利去怪，我太太从来也没有责怪我，或者叫我消停一点。《贵圈》：但是太太受到很大的压力，所有的步骤都是她在处理，嗓子都哑成这样了。周立波：我觉得太太很无辜，我也很无辜，因为我没有做过你们认为的那些事情。虽然我没有做过，但是我太太却承受所有的压力。这就是命：我负责无辜，我太太负责压力。胡洁：就是嗓子哑掉了，其他没有什么。我的第二任律师丹尼斯刚生了一个女儿，他给女儿起了我的英文名，他说你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原来中国女性是这样子的。我每天回去跟我的太太说，你看看波波的太太是怎么做的。《贵圈》：虽然你说没什么影响，但其实会感到，这个事情对命运是有改变的，这一年多损耗的时间也回不来了。周立波：而且家庭结构也发生上天入地的变化。胡洁：其实对孩子来说也非常难。事情发生后我们让她转学，她说妈妈你太不讲道理了，我连告别的时间都没有。我说妈妈也没有办法，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没有办法。《贵圈》：她哭了吗？胡洁：当然哭。《贵圈》：你也哭了吗？胡洁：我还好。周立波：家里我流泪比她多。男人40岁以后很容易流泪，因为有感受，许多感受，我一提我太太就流泪，话就说不下去。周立波：已经有好莱坞的朋友找来说要拍电影，说这样的剧本编剧都写不出来。而且说他有能力让所有当事人，包括律师、检察官都真人出演。这不是不可能。而且我知道这件事的社会意义在哪里，如果能提升到一定高度，我一定会去做这件事了。我相信随着事态慢慢完整的推演，会有许许多多意义显现出来。

他愿意为自己的价值舍生取义，让自己活得这么困难。歌德讲，一个人幸福的泉源就是他不幸的来源。李敖是了不起的，但他自己为之做出的牺牲、别人对他的批评就会成为他另一部分扭曲的来源。口述：陈文茜，采访：刘周岩，实习记者：刘馨遥他选择了蜀道独行在他告别我们之前，多数人早已告别了他。而我至今仍无法提笔，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你们让我谈，我就来谈谈，一个跟很多人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的李敖。李敖的生日是4月25号，他如果活到84岁，我们就相识整整41年了。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认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坐牢出来。如果换作其他人，已经吃了这么大的苦头，坐牢出来后一定会想办法低调，该受的教训已经受了，接下来得想办法生存下来。可他不是，他没有想办法讨好谁。他在《文星》杂志时期写了《老年人与棒子》等很多重要的文章，在台湾已非常有名。如果他愿意做一点点妥协，以他的才华与知名度，可以通过著作拥有很高的收入。李敖不愿意这么做。美国的大学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国民党不让他出去，但蒋经国方面也派人希望能够跟他和解，让他去做东亚研究所的合作研究员。他绝不向体制妥协，因此，他不得不做很多人不屑做的事情。陈文茜（右）与李敖他不想被国民党拉拢，但又必须维持生活，他想到了什么办法呢？台湾那时很穷，他就想办法“勾结”（我讲他就用他的字眼）美军顾问团里的人，把美国进口的二手冰箱、冷气机拿出来卖。他卖的时候会把价格抬高，这是他赚钱的第一个方法。他赚钱的第二个方法是，谁惹了他，他就告谁。从那时开始，他变成一个很爱告别人的人，动辄兴诉。别人从这里看到的是鄙夷，我刚好相反，看到的是佩服。因为我知道他的不肯妥协。在他50多岁之前，他所有的书籍和文章全部被查禁。我23岁的时候，担任台湾《中国时报》美洲版副刊主编，我想可不可以找李敖来写文章。因为他坐牢前写过一本《传统下的独白》，非常轰动，那我想约他写一个《独白下的传统》，谈他对传统的反思。我以为谈传统比较不牵涉时政，所以很可能过关。结果，登报的第一天，台湾的警长就来了。可见，李敖连一篇文章都登不出来。现在的人，对那样的一个年代里李敖经历的事情很难感同身受。所以如今的台湾社会只好用虚弱的方法，来讨论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李敖1985年开始最后这段婚姻时，他还处于经济上负债的状态。他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财富，直到台湾解严，可以让他上电视节目，他的书能够在台湾正常出版，他才开始有比较稳定的收入。这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年代，很多评论他的人，从来不曾为他们想要的开放做任何奋斗。有的人懂得在体制里如何生存、得到名声，获得理所当然、正正当当的金钱利益。李敖选择了一条很困难的“蜀道”，选择攀爬最困难的峻岭，所以他的生存方法就非常特别，也因此引起很多人对他的非议。所以，我与他友谊的建立基础之一是这条主轴。如果没有这条主轴，我可能落入与凡夫俗子一样，只看到他的怪异、刻薄、阴暗面，甚至有时不近人情。当你没有一个大环境，看不到他这个人的主轴时，就会继续去看他的那些古怪。可是，你要了解，当一个人走蜀道的时候，他的气是喘的，他的肌肉是酸的，甚至他的人格会有一定的扭曲。我属于家境比较好的人，我知道做那种倒卖生意，还有经常起诉别人，会真的快乐吗？其实是不快乐的。李敖曾经谈到，最不舒服的是人们常常把他跟龙应台相提并论。所以龙应台比较倒霉，她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就写《大江大海骗了你》。除了他对龙应台的学问不以为然之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龙应台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懂得妥协的文人，她的写作诙谐，文字洋洋洒洒就能引起很大的共鸣。李敖觉得这种人得到掌声，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取巧。所以，我只能说“攻击龙应台”是一个现象。他骂龙应台，多少有不服气的成分。在他不服气的时刻，是不是表示，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掌声，给了不应该给的人？这个时代被他奚落了，但他的情绪是充满挫折感的。李敖一方面显得很幽默、快乐，另一方面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在蜀道上独行的孤独。知识分子的基本形式是从“五四”开始的，李敖承继“五四”那一群人的精神。所以，在李敖的身上一直贯穿着两个因子：一是“五四”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爱国主义；二是梁山泊式的侠义。已经有人用“东邪西毒”来形容他了，这可能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可我觉得李敖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的人。他会做梁山泊的人才做的某些事情。比如台湾乡土文学的倡议者高信疆，他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如果没有他，当时很多的乡土文学，包括陈映真的书籍都很难出版。高信疆后来与《中国时报》的老板闹翻，就去了北京，发展也不顺利。后来他得了癌症，又回到台湾，潦倒到连找到一个好坟的钱都没有。李敖拿了70万台币给他。这是近10年前的事情，李敖那时自己也并不富裕。他的前几任女友都说他看钱看得太重，包括胡茵梦也这样讲他。他既需要钱，又很爱钱，可仍然没有一件事情比他在乎的信仰来得更重要。《李敖有话说》这个节目既没有广告，又总是触犯底线，人们劝他不要讲这些。他去找刘长乐，动不动就说“我跟你们凤凰缘已尽了，我要跟你们‘翻了’”。刘长乐说：“我们可不要跟你‘翻了’，我们讲的是长久的关系。”刘长乐常常让我传话给李敖，请他珍惜凤凰这个平台。但因为李敖坚持某一些事情，他非讲不可，最后他就说：“那我不要做节目了。”凤凰卫视是他最重要的收入，他这么爱钱的人，立刻就不要钱了。所以，我也想问那些批评他的人，你们会为在乎的价值、信仰做到不要钱吗？活得不一样李敖坐牢的经历，实际上给了他很大的创伤。坐牢之前，他已被软禁，每天都有人跟踪。那时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家里非常穷，李敖自己也很穷。在那种情况下，他有梁山泊式的侠义，他拿钱把女孩的一家人统统带到台北，给他们租房子。他觉得那时所有的人都跟他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只有这一家人还一直愿意跟他往来，所以他心里充满感激。后来李敖去坐牢，10个月后第一次被允许看报纸。你知道他看到的消息是什么吗？这个女孩的结婚启事。这个女孩家里太穷了，没有李敖照顾他们，一家人在台北活不下去。所以10个月后，女孩嫁人了。她嫁人那天，在报纸上草草登了一个启事。启事登出的当天，狱警就叫李敖了：“哎！你今天可以看报纸了！”李敖好高兴，然后看到那个报纸，他终生难忘。旧时的绿岛监狱，李敖曾关押于此（于楚众摄）难忘到什么程度呢？难忘到他得了脑癌，在最后一两个月快要死的时候，他几乎是完全昏迷的，他夜里做梦还会叫那个女孩的名字。他讲话已经口齿不清晰，照顾他的特别护士第二天问他的太太，说他晚上一直叫一个名字，这个人是谁？他太太立刻就知道是谁。这代表那个女孩是他难忘的女性吗？我不这样认为。这个女孩后来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律师事务所上班，我算是间接认识，所以我就问李敖，要不要安排他们见面。按道理，李敖不受男女之情束缚，如果他还爱那个女孩，他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但他跟我说：“不要了。” 对他而言，往事是不回头的，这个女孩在李敖被软禁的时候一直陪着他，后来嫁人也是不得已。他那时一直觉得，要用全部的意志力来对抗社会的体制和媚俗的时代，他付出的代价不是只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坐牢、失业、穷、负债、用变相的方法赚钱，不是只有这些东西。他付出的代价，其实还包括了一个人幽微的感情。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必须承认一件事情，看到报纸的那一刻，他彻底地被国民党打败了。有些人批评他，他们在叙述某些事的时候，他们从来没看到，李敖本身是一个斗士，而他们是妥协者。作为斗士，李敖有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身份。比如，他在“立法院”戴着防毒面具喷催泪瓦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跟美国人勾结在一起，他觉得无力回天，这是他对抗社会的方法。如果你把他的大前提看清楚，你会发现，他把自己搞得像小丑一样，是一件非常凄凉的事。他一方面很凄凉，一方面是斗士。其他人根本就是懦弱者，他们可能西装笔挺，看起来很有风度教养，可背后包含了多少妥协、懦弱和伪善。他的一生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惊喜，怎么可以有人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就为了对抗、证明某些东西？他折磨自己的绝对没有比折磨别人的少。对我而言，他的存在是一种鼓励，鼓励我可以活得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成为现在的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李敖。 1982年2月，服刑6个月的李敖走出监狱大门（人民文学出版社《李敖自传》供图）我20岁出头的时候认识他，那时的我把头发染了七个颜色。你可以想象，在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李敖看到我就觉得，这个人在搞什么鬼？后来他请我吃饭，讲他换女朋友、遇到的事情，我就挖苦他，他听到后觉得我把他挖苦得很好，他嘻嘻哈哈地觉得特别好玩。我心里也有对他的崇拜和肯定，但我们之间不是晚辈与长辈的关系，而是我奚落他、他奚落我。从我个人来说，我作为一个跟别人活得不太一样的女性，已经比一般人辛苦很多，更何况他呢？很多人将我视为“有争议的女性”，我不偷不抢、一生正直，我争议什么？我只是和一般女人活得不一样而已，或者说，我跟他们希望的样子不太相同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定位”是社会体制对人的压抑，就像《1984》里的老大哥，不是政治议题的压迫，而是以无形的方式，压制你在每一个细节里不可以与众不同、不可以活出精彩。一旦你做了不同的选择，别人不会理解你、佩服你，反而会在你身上挑毛病。那李敖之于我的意义是什么？他就是我的门神，他站在我前面，他千夫所指，我百夫所指。他挡在我前面，做我的盾。我每次觉得被压力压迫到不能呼吸的时刻，我只要打一通电话给李敖，属于我的生命就回来了。周到的朋友说到我跟他的友情，基础也正是我对他的“了解”。不论李敖有多少的争议，他为信念所做的，对我而言，我做不到。这就是我对他的佩服。至于其他的一些争议，他身上的缺点、阴暗面、男女关系里的自私，比如说他对女性的不够尊重等等，那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属于他缺点的一部分，但有些事情构成人生的主轴。他对待朋友，是很周到的。在我的生日，他每一年3月25号早上8点半送礼物到我家门口，每一年都送，而且一定是早上8点半。我总是说：“李大哥你搞错了，我是11点57分生的，所以请你11点57分过来。”他说，他做这件事，人家都会感动，而我这个没有良心的家伙，还跟他说应该是11点57分。我跟他对历史的兴趣都比较深。他英文资料看得比我少，我中文资料看得少。他就对我讲：“千万不要告诉民进党的杜正胜，因为陈文茜证明一个人可以不要练文言文，文章也好。”我就对他讲：“我是被你毒害的，因为以前《文星》杂志你们提倡全盘西化，那我就相信你啦，我们今天没有你的中文造诣，除了你很优秀外，还有你留下来毒害的种子，我应该向你请求精神赔偿的。”所以，我们花时间的地方不一样，会彼此分享见解。他看不到的，我看到了，我讲给他听，他会觉得有趣。他看到的，我是不懂的，他会讲给我听，我觉得特别逗。我每次住院他一定都来看我，专门负责来讲笑话。我很爱养狗，我的狗就是我的小孩，狗死了我就哭，哭到两三条街外都听得见。他觉得我只要狗死了，我就快死了，他就会来看我。他看我的方法很滑稽，他觉得人不应该停留在伤感，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都是白花花的现金往地上甩，还一直说：“我们挣了10万块，可以买一只狗，可以买两只买三只狗，你不要哭了！”一个人养了18年的狗刚刚死了，哪有兴趣去买狗？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很可爱。他八十大寿的时候，我要送他礼物让他挑，就跟他说：“李大哥，我要买瓷器给你。”他很喜欢瓷器，事实上，他是一个品味很好的人，他以前宁可饿肚子，也要买很好的东西，希望有好的生活品质。他喜欢英国的东西，刚好Wedgewood出一套纪念款的瓷器。另外，德国Meissen的瓷器也很好。我给他讲，中国最了不起的就是瓷器，欧洲最开始烧瓷都是软瓷，没有硬瓷。德国的泰勒神父来中国传教，在景德镇发现了烧瓷的秘密，他回去后，德国皇室把全国的瓷人都召集到一起，像监狱一样把他们关起来，逼迫他们烧瓷。有些瓷人半夜从高墙中跳出去，有的摔死了，有的摔断腿。英国知道德国烧出硬瓷后，找到断腿的瓷人，后来烧瓷就不再是什么秘密。我对他讲，德国Meissen的瓷器太贵了，如果要买的话，我只能送他一个壶和一个杯子，另一个可以送一整套。那我问他要哪个。结果，李敖就说：“我两个都要！”那我就都买给他了。所以，千万不要在李敖面前卖弄历史知识，你会下场很惨。他转念不过来李大哥并不是与我没有任何冲突，其实是有过的。比如，他很讨厌连战，但我跟连战在“立法院”里的合作关系是良好的。他后来又和小孩子吵架，还骂大S的婆婆。我就说：“你怎么这么无聊，骂人家婆婆干什么？”其实，他真正的原因是不喜欢《康熙来了》。他认为，《康熙来了》教坏了年轻人。他其实很疼爱蔡康永，觉得蔡康永很有才气，但是堕落了。他以为，一个社会的开放不应该是每天教你听一些低俗的东西。我已提到，一个人想要对抗时代，会有某些人格的扭曲。他觉得他坐牢那么久、努力那么久、对抗那么久，争取来的自由被这些人搞成低俗。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去踢馆《康熙来了》，我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上失败的东西太多了，我承认失败后就会转念。所以，我现在说自己是住在台湾台北阳明山的村民，其他事与我没关系。我关心地球，关心全球变暖、中美贸易冲突、难民问题等，但我不关心《康熙来了》。李大哥虽然有幽默感，但他是斗士，转念转不过来的。他骂大S婆婆的时候，他很生气地问我：“你怎么可以不跟我站在一起？”我就说：“因为你自己神经病，谁要跟你站在一起，我人生就三个原则。第一，我绝对不会得罪厨师，因为厨师可能会在你的饭菜里吐一口。第二，我绝对不会得罪医师，因为我生病要靠他。第三，我不会得罪殡葬师，因为人死了躺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他要怎么对待你的尸体。所以，这三种人我都不得罪，你自己要得罪，你自己去。”他听完就哈哈大笑，他觉得我是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跟他有交情。李敖是个跟伪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在他与《康熙来了》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有一次我坐飞机刚好碰到蔡康永，他就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他听后很难过，康永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以为李敖这几年过得很好，没想到他过得这么不好。为什么他会觉得李敖过得很好？除了没有往来之外，康永很难意识到李敖这种人对台湾的希望，包括一切从政治到文化现象的希望，而最后这个希望变成愤愤不平。李敖参加《康熙来了》节目的剧照李敖要竞选台湾“立委”，是发现患前列腺癌之后。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疾病会打倒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养生的人，他每天一定在他们家前面健走一个小时，他总是对我讲：“文茜我告诉你，你有一天会躺死。”我就说：“我没听说过躺死，我听说过走死。”我们就这样经常吵架。他一生都在控制他的体重，他对我这种好吃、迷恋巧克力什么的很不以为然。当他患前列腺癌之后，这对他的打击是双重的，一个是癌症的面向，一个是男性的面向。我去看望他的时候，问他：“我不要再当这个‘立委’了，请问你要不要当？”他就说他想想看。有一天，我主持《文茜小妹大》出来后，一堆记者围过来，我想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李敖刚刚宣布参选‘立委’，还说你是他的总干事。”他要参选也不跟我讲，以我和他的交情，他不需要和我讲的，可我的回答是什么？我回答说：“我不是李敖的总干事，我是他总干事的妈。因为李敖送给我一只狗，那只狗的名字就叫‘李敖大哥大’，他的总干事是我的那只狗。”后来，李敖去登记的时候叫我陪他去，我就带着那只狗上电视，人家拍的都是那只狗。李敖就说：“你完全模糊焦点了！是我要选，怎么最后变成你的狗在选？” 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就是这样，我了解他这个人跟世界上其他所有人不同的、令人佩服的价值。歌德讲，一个人幸福的泉源就是他不幸的来源。李敖是了不起的，但别人对他的批评、他自己做出的牺牲就会成为他另一部分扭曲的来源。我充分了解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第一，多数的人不敢牺牲；第二，要牺牲就要变成圣人，但可能连教堂里的圣人都经不起检验；第三，不牺牲的人讲风凉话。所以，我觉得，信念差别太大。最认真的写书在50岁之前李敖发现他身体不好后，就搬下山来住。不过，他认为，“他身体不好”是错误的医疗信息。他是很注重养生的人，他觉得自己要活到100岁。那时，我举办了一个青年论坛，隔一段时间我们的公益项目会找娱乐明星、文化名人来，周杰伦、蔡康永、张忠谋等人都来过。我找李敖过来的时候，我秘书去接他，回来告诉我说“他不太会走路了”。我那时常常离岛，大概一两个月没有见过他。李敖对我说，他觉得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我就说：“你今晚讲完话，明天我们就去医院。”在那天晚上的讲话，他还说：“我告诉你们这些年轻人，我这个人的脑袋是最后一个可以打败电脑的人脑。” 第二天，我就把他带到我最熟悉的台湾骨科权威那里，医生判断可能是脊椎压迫神经，最不好的情况可能是脑出了问题。于是，我们立刻找了脑神经医学中心的主任，最终判定是脑瘤。此后，他每三个月去复诊，但他仍然不肯请外佣。以他的身体状况是一定要请外佣的，他绝对不准。他跟他太太讲：“你要用，我就跟你离婚。”他这个人就是这么固执，那我就打电话跟他讲：“李大哥，我告诉你，你如果走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发言人，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认为我不能代替你发言了，所以你死了也没办法起来反驳我。你只要走了，我就说李敖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他是笨死的，因为他不肯请一个外佣来照顾，所以就死了。”他就只好说：“好，我同意，我接受。” 到了生病的第二阶段，他吃了太多激素，全身的抵抗力都变零了，脑瘤还没有恶化，很快就变成了致命性的肺炎。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呕吐，他的癌细胞已压迫到他的吞咽功能，最后只能插胃管。等到第三阶段，他有一段时间肺炎控制得比较好，他在医院吃了很多苦，曾经短暂回家。我去看他，拉着他的手，他跟我谈了一些话。李敖很疼自己李戡和李谌，他担心自己走了以后，他们能不能过得很好。但他又不愿意跟家人一起过年，他在某些部分很不传统，我也不是很懂。他有很深的家庭观念，他可能有妻子还交女朋友，但他还有一个非常深的传统，就是“我太太就是我太太”。另外，他跟他妈妈处得并不好，他妈妈个性很古怪，大家都不敢照顾，可是他一定要照顾他妈妈到终老。他帮他妈妈的房子做很多细心周到的设计，是专为老年人用的，一个用人可以住在那里，开门正好可以看到老人的情况。我对他讲：“我觉得很奇怪，你每次讲这些，是很孝顺的。”他就说：“你搞错了，我不孝顺。”他绝对不承认这件事情，可是我明明白白就有看到。李敖之女李文手持2005年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时在北京的合影（于楚众摄）李敖知道自己得脑瘤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文茜，明年我要去北京办一个藏品展，把我与胡适字画几十年的浮生之缘，一个个地写出来。”之后，他就开始收集资料，从那时开始，我就请我的秘书每个礼拜三不要来我这里上班，去帮他剪贴、找资料，中午扶着他出去，在外面有尊严地吃一顿饭。后来，他跟我讲，那段时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以为他可以完成这本书。他说：“文茜，我们说好明年去北京，李小姐（秘书）也要陪我去，我们是一起的，不要忘记我们一生都是一伙的。”这就是他面对脑瘤的态度，他预计只剩三年可以活，他要怎么样活到分分秒秒都是值得的。他还告诉我：“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为了赚钱花了太多时间。”他的儿子还没有念完博士，女儿才刚刚开始读硕士，他还要每个月提钱给大女儿。他疼爱孩子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钱，所以他养家的压力很大。他从59岁开始才可以做电视节目、出版书籍，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所以他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电视上，花太少的时间在著作上。他对我讲：“文茜，你没有我的困扰，不要重蹈我的错误。我虽然著作等身，可是我最认真写书的时候是在我50岁以前。60多岁的时候，我可以写更好的作品，但我花太多时间在电视上了。”所以，他得了脑瘤后就每天写下去，写到什么程度呢？我的秘书跟我讲说，写到他站都站不起来。从他知道得了脑瘤开始努力写东西，到病倒下来，不到6个月。他原本是希望把那个文物展办在北京，把他人生的缘分、文物背后的历史写成一本书籍，也做成一档电视节目，这是原来全部合起来的构想。李敖去年曾宣布要做《再见李敖》这个节目，跟仇人、朋友告别。优酷找他签约的时候，他以为他还可以，他要好好地做这个节目。不过，他做节目不是要跟各种人见面，他想把北京藏品展里的文物考证、故事讲清楚。后来因为他病倒了，他们就想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邀请来宾制造话题性。因为他已经签约了，就变成他的经纪人去授权，可能那时他们不愿意让外界知道他已患肺炎。那篇《再见李敖》不是他的文笔，可能经过他点头同意，但不会是他操刀的。他不会那么无聊，把自己最后的人生花费在这种事情上。他想好好做的就是北京藏品展，可是壮志未酬，老天连最后一点愿望也没有给他（时间去实现）。注定孤独他晚年其实很孤单的，他本来就不爱与人来往，社会的走向更让他感觉到世态炎凉。孤独是内心的题目，不是单指人际关系，他觉得他的一生是一场空。你看他在《北京法源寺》里写：“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蛮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李敖内心，他就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和他的关系，就是我一开始告诉你的那样，这是一个蜀道上的千山独行者。现在的台湾社会“媚俗虚假”，“媚”是指谄媚成功者；“俗”指的是，我们其实已经没有文化深度了，现在是狗仔化的社会；“虚”是讲所有的东西都是空洞的、无聊的；“假”，大声喊的口号都是假的。这样的社会怎么会纪念李敖？纪念一个人首先是要理解他在大时代里提醒了你什么，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人怀念他，但是有权力、资源的人怎么可能觉得李敖提醒了他什么？早在2007年的时候，我听说有人要给他做一个纪念馆。当时的文化局长是我的好朋友李永平，他曾是李敖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当时，他对李敖无微不至、照顾有加。李敖就跟我说，他真的是非常体贴，每天都会接李敖，各方面细心，比我好多了。可是节目做完以后，这个人就跟他不再往来，在李敖生病、去世以后也没有怀念他。李大哥讲得很极端，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要完全拆出来，否则是会伤人的。当时台北市拨了一个房子要给他做李敖纪念馆，就叫“李敖书房”，李敖也很有兴趣，跟我们到处看房子。但最后，他们就是不愿意，因为李敖充满了太多政治不正确，即使在那个年代跟他最有交情的人当上了文化局长，手中有权力，也不愿意。现在，民进党当权，有人要给他褒扬令。李戡问我：“怎么讲我爸爸好话的，反而都是民进党的人？”他问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说：“不管是谁，你爸爸不会接受褒扬令，因为他一生都站在权力的对立面。”这是属于他父亲的高度。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不是要对抗，而是我与你隔着一条河的距离。你做得很好，我可以隔河给你掌声；你做得不好，我可以隔着一条河批评。但是我永远不会和权力百分之百站在一起。他的人生，有想尽办法快乐的一面。可是其中的主轴，其实是一首悲怆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