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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鲁多到卡尼:加拿大两任总理执政成效对比

Thu Dec 18 2025 12:08:33 GMT-0800 (Pacific Standar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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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在新年伊始迎来的总理仍是贾斯廷·特鲁多——一位情绪外露的领导人。今年1月初,他在宣布辞职时潸然泪下,由此拉开了加拿大政坛动荡一年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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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CTV

 

而在很多方面,他的继任者马克·卡尼(Mark Carney)几乎与他完全不同。无论是言辞、举止,还是与加拿大民众及世界领导人沟通的方式,都显示出一种更加严谨、务实、偏“商业化”的政治风格。

 

两人有着一个共同点:都曾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时刻,把自由党从几近“政治消失”的边缘拉了回来——都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成为了那个“对的人”。但他们的公众形象却截然不同。

 

“马克·卡尼不会穿彩色袜子。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背后的象征意义。贾斯廷·特鲁多非常‘表演型’,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说了很多话,但并不总是落实为行动。”——阿卡迪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政治品牌与信息控制的亚历克斯·马兰德(Alex Marland)说。

 

特鲁多刚刚出任总理时,新政府给人的感觉新鲜又令人兴奋。他是“明星总理”,与粉丝自拍,甚至登上《滚石》杂志封面。

 

“而马克·卡尼的形象则是精准传达的,自上而下的:银行家式、专注、目标明确、执行力强——他们完全不同。”马兰德说。

 

“从竞选到执政以来,卡尼的品牌塑造、协调方式和信息传递,和斯蒂芬·哈珀时期极为相似。”

 

特鲁多当年做瑜伽、赤膊慢跑、以及在‘三兄弟峰会’上那次著名的‘三连握手’等病毒式画面,已经一去不复返。

 

卡尼公开露面时通常穿着剪裁得体但略显保守的深色西装,并刻意保持较低的媒体曝光度。他很少接受加拿大国内媒体采访,甚至不久前还公开阻止一名内阁部长在记者面前“被围访”。

 

卡尼对守时也极为重视。曾在特鲁多内阁任职、如今仍在任的部长们,现在都会匆忙赶去每周二上午10点的内阁会议,生怕迟到。

 

在渥太华的党内“后厅”里,流传着关于卡尼事必躬亲、以及他对内阁成员着装和举止有极高标准的说法。

 

这种名声其实早在他担任英国央行行长时就已存在。当年英国媒体曾大量报道,称一些员工在会议中因未达预期而被卡尼“电击式”点名批评。

 

尽管反对党保守党坚称卡尼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特鲁多”——只是更少娱乐性——但曾与这两位自由党领袖共事的人指出,他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前特鲁多政府幕僚长卡琳·瓦里扬(Carlene Variyan)表示,一个显著差别在于:特鲁多从小就在党派政治和媒体聚光灯下长大,而卡尼进入政坛时,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一名政客”。

 

两人都是在以领袖为核心、强调“变革”的选举中上台。口号也从特鲁多的“真正的改变”,转变为卡尼胜选后所说的“加拿大的新政府”——这一说法其实借鉴自哈珀政府时期。

 

瓦里扬说,总理这个角色从“一个一生都浸润在政治之中、成年后大部分时间深度参与自由党事务的人”,变成了“一个政治新手”。

 

“卡尼对待新闻发布会的方式有点令人耳目一新,因为他并不总是像受过专业训练的政客那样说话,”她说,“他会不经意地脱口而出一些评论,让你看到他真正的想法和信念。”

 

尽管卡尼坚持称自己不是职业政客,但他也通过一些“小型失误”印证了这一点——比如念错人名或地名,或是在精心安排的活动中笨拙地操作机器或木工工具。

 

在上周的自由党节日派对上,卡尼笑得像“偷到金丝雀的猫”,介绍刚刚从保守党转投自由党的新议员迈克尔·马(Michael Ma)。但他却一时想不起马所在选区的名字,最终结结巴巴地说成了“Union-Markhamville”,而正确名称应是“Markham–Unionville(万锦—于人村)”。

 

马兰德表示,在特鲁多之后,“人们,尤其是选民,确实渴望出现一个看起来不像传统政客的人”。

 

“这完全是天壤之别,”曾为已故前财政部长吉姆·弗莱厄蒂(Jim Flaherty)工作、并与卡尼共事过的里根·沃茨(Regan Watts)说。

 

“他在私下里和公开场合一模一样。他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非常聪明、不拘一格、幽默、慷慨、温暖、有魅力。他对别人要求很高,但他同样以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

 

与历任自由党领袖相比,卡尼似乎对党内事务的投入更少。他在全国经济焦虑加剧之际,将重心放在经济问题上,这也为自由党向中右翼回归提供了空间。

 

他领导的政府近期与阿尔伯塔省签署谅解备忘录,推进建设通往西海岸的新石油管道——这是特鲁多执政时期几乎不可想象的政策转向。

 

“我想,2025年的宾果卡上,没人会写下这个结果,”曾在特鲁多总理办公室工作的乔纳森·卡利斯(Jonathan Kalles)说。“但卡尼决定要做这件事,然后他真的就做了。”

 

他说,传统观点认为,卡尼已将总理办公室从特鲁多时期“政治考量优先”的模式,转变为更加正式、公司化的运作方式,更倾向于“全速前进”,而较少在意是否受欢迎。

 

“现实情况介于两者之间,但公众的感受确实如此,”卡利斯说。

 

特鲁多上任初期的一些重点工作包括:扩大自由党党员基础,以及明确议员在堕胎和生育权问题上的投票自由。

 

而卡尼则淡化了特鲁多对女权主义的强调,甚至明确表示,加拿大并没有一项“明确的女权主义外交政策”。

 

“越来越多地,你会发现,他身边的权力核心成员主要是男性,”马兰德说。

 

特鲁多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系众所周知地糟糕。即便特鲁多高调表示要对美国贸易战“强硬反击”,特朗普仍不断谈论“吞并加拿大”,用“州长”一词贬低特鲁多,并不断加征关税。

 

前特鲁多政府副幕僚长、加美贸易顾问布莱恩·克洛(Brian Clow)表示,特朗普如今与卡尼的关系确实比与特鲁多执政后期要好,但这主要是因为特朗普对特鲁多“强硬谈判”的做法感到不满。

 

他说,总统与总理之间的私人关系往往被“夸大和过度简化”,而经济一体化等结构性因素,对贸易谈判结果的影响其实更大。

 

“一些观察人士过于简单化。他们看到特朗普夸卡尼几句,又想起他后来怎么评价特鲁多,于是就觉得,‘哇,这关系完全不一样了,多好啊,’”他说。

 

“但紧接着,特朗普还是会用同样负面、批评的语气,谈论加拿大的谈判策略——就像他当年对特鲁多和克里斯蒂娅·弗里兰那样——因为他不满加拿大在为自身利益据理力争。”

 

克洛表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国家关系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坦率地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尤其是在决定贸易争端最终走向时。

 

“特鲁多执政初期,加拿大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积极。但随着执政时间拉长、问题和冲突出现,高层关系往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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