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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竹芒前情提示：18岁以下慎阅。越来越多的夫妻，不做爱了。每三对，就有一对没有性生活，来自性社会学家的调查更是揭露了当代夫妻生活的真相。而新闻晨报一项投票显示，竟然有近1/4的人愿意接受无性婚姻。网友说哪有什么“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不过是男人交不上公粮了。这一趋势正在年轻化，年龄不到三十岁，次数还不如父辈，并不是什么地狱级笑话。然而家里一盒三年保质期的套套放过期，外面卖情趣用品的却赚得盆满钵满。看似荒诞的现状，实际上却是高成本生活下，人们性、爱、婚的相对分离。但本质是经济关系的婚姻，不论如何，都不会影响大家过下去。在性意识越来越开放的年代，性却消失了日剧《即使你不和我做》你有多久没做了？对于正读大学的小年轻而言，大概立马抢答，甚至给自己冠名“七次郎”，以示雄姿。已婚男人女人们则只能神色闪躲，相望无言。细细想想，自己过去也疯狂过。如今却是爱在心头，“做”不出来。“说出来你们都不敢相信，我结婚6年，4年无X，其中两次动手打架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结婚三年不到十次，上一次有接近半年了。真的陷入了床死状态，我们都不到30”“一年不到一次，自己经常郁闷，情绪不稳定控制不住发脾气，我都怀疑自己欲望太强”“想起一次次被拒绝的情景，会觉得自己很贱，不做又不会死，现在索性就不考虑这事了……”无性，正成为当代夫妻难以抒发的痛。根据社会学给出的定义，一年当中性生活少于十次，或者经常连续一个月以上没有性生活，就可以视为无性婚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这个被称为“中国性学教父”的男人，在本世纪之初就感慨地说：“制定《婚姻法》的人大抵都觉得‘中国的各种非婚性关系已经严重到非惩治不可了。可是，他们是否想过：空有婚姻之名，却无性生活之实的人又有多少呢?”越来越多的夫妻有名无“实”，二十多年前的2002年，潘绥铭给出的答案是28.7%，到近年，另一名学者李银河给出的答案是已经超过30%，相当于每三对夫妻，就有一对没有性生活。翻阅一则学者做的调查问卷发现，结了婚认为自己性生活“一般”的人居然和无性婚姻比例不谋而合，都是三分之一。而调查时间指向1996，先于现在近30年。不得不说，中国夫妻，早就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徐安琪,叶文振.性生活满意度:中国人的自我评价及其影响因素[J].社会学研究,1999(03):104-113.不过这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日韩，在这件事上，出奇一致。数据显示，日本，无性婚姻占比将近一半，韩国也已经超过了35%。相比起七年之痒，东亚夫妻更多变成了三年之痛。于是结了婚的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婚前没有爱的性是耍流氓，婚后没有性的爱更是耍流氓。就像电影《无问西东》里刘淑芬控诉许伯常的那样：“外人只看到我怎么打你骂你，可他们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的我。你不是用手打的我，是用你的态度。”“你让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电影《无问西东》有人想起了古代的寡妇，耐不住寂寞了，就半夜起来把黄豆撒在地上，然后一粒一粒捡起来，黄豆捡完了，人也就精疲力尽了，天也该亮了，日子也就熬过来了。那些在婚姻中爱而不得的人，说比寡妇还要难受：古代寡妇是因为在沙漠中缺水而渐渐死去，守活寡则是在一艘小船上，望着一望无际的海水，却只能硬生生渴死。那么近，又那么远。图源：知乎网友有网友重新定义“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不是女人生性饥渴，是男人交不上公粮了。擅长发疯的韩国人，甚至把这件事搬上了萤幕，一部疯癫之作《好久没做》在今年年初上映。没错，片名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英文名更是赤露直接：《Long time no sex》。片头还是情侣的塞缪尔和雨珍，可以在走廊激情热吻，撩拨挑逗，恨不得就地解决。然而几年过后，终成眷侣，共居一室的他们，却已没了往日的激情。性爱这件事，更多变成了自行解决。一个在客厅，一个在浴室，各自享受手动的快感。图源：《好久没做》是的，当代夫妻，要么不做，要做，也绝不麻烦自己的伴侣。一盒十个三年保质期的套套们想不通，怎么就过期了。只是我们没有想到，原本以为人到中年才丧失性趣，如今不到三十岁，次数还不如父辈。“有点难以启齿，95后无性婚姻正常吗？”“96年，无性婚姻……”潘绥铭和团队在使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后也得出了有趣的结论，虽然中国人的性技巧这些年在迅猛发展，但是“27-35岁”中的“无性者”也正在急速增加，在2000年时，男性只有2.4％，女性则是0.7％。可到2015年，男性人数增加近5倍，女性人数增加几乎14倍，潘绥铭预计，如果2020年也做调查，应该会再翻一番。说明年轻人不仅单身，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无性单身。隔壁韩国的一个调查也从统计学上佐证了这一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性生活的频率，低于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我们身边，也有越来越多人，正接受无性婚姻。《新闻晨》报发起的一则#你能接受无性婚姻吗？#的投票，接近1/4的人表示可以。图源：微博《新闻晨报》或许正应了那句，要拥有最纯洁的男女关系，结个婚就行了。为什么大家不做爱了？上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无性之风，可能还是上世纪六十七年代。相比起过去，现在可以说是性观念最开放的时代，就像这篇文章能被你我谈论。为什么性观念越来越开放的年代，大家离性却越来越远了？有人把责任归结于男人，认为是男人不行了。有人把责任归结于女人，认为是女人要太多。甚至有声音说：婚后的男人，往往是不愿意女人再粘着自己谈情说爱的，若老婆只知道穷浪漫，她在男人眼中就是一个废物。可明明婚前的人们还觉得性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为什么结了个婚，一切就变了呢？归根结底，无性的原因无外乎两种，不能，和不想。不能，比如男性的勃起功能障碍，也就是俗称的“阳痿”，以及女性完全的性冷淡。“不能”的群体远比想象的庞大，中国有近一半的男性“不举”。2022年晖致医药联合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康科技共同发布的《健康中国·幸福时代蓝皮书》，中国大陆男性勃起功能障碍总体患病率高达49.69%。2016的一份《中国网上男性性福指数蓝皮书》也显示，“阳痿”正在向年轻人蔓延。从伟哥们在我国卖疯，也可窥出端倪。根据市界报道，2021年，包括万艾可在内的伟哥们在我国首次突破10亿大关，国产首个“伟哥”仿制药金戈（商品名）也在2023年成了销售额近13亿元的大单品。一切都指向，需要“伟哥”的人，越来越多了。然而相比起生理因素造成的无性婚姻，现实中更多的是却是，两个人都身体正常，但就是不想做。这些人走向无性婚姻的牢笼，远非一片“伟哥”救得了。矛头，被指向了孩子。谷雨数据“小孩快6岁了，从怀孕就没有了”“生完孩子后，夫妻生活次数就直线下降，甚至到了后来干脆没有了”“周围的无性婚姻基本都是生完孩子后开始的”实际上，女性产后确实容易陷入“无性婚姻”的状态，比如男性因为孕期压抑过久容易形成习惯，女性也因为身体激素变化而难以提起兴趣，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短暂的，能够通过夫妻双方沟通解决。而更多的原因，则可能是新生命的诞生，带来的新压力。一个男性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媳妇生完孩子后，我确实有好长一段时间毫无欲望，一方面我媳妇怀孕开始就辞职了，我儿子出生后花销剧增，房贷车贷尿不湿，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初为人父，照顾孩子手忙脚乱，精疲力尽，同时看着这个小生命就这么安稳的睡在你怀里，责任感又很大，真是倍感无力……”图源：小红书那些还没有为人父、为人母的夫妻，生活，也过得并不轻松。比如在头条新闻发起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无性婚姻”的投票中，3.5万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都归因于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压垮了性欲。图源：头条新闻就像那个地狱级笑话，还贷还到80岁。为了赚钱，一些夫妻明明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抬头不见，低头也不见，“底层打工人，一个晚班，一个早班，没有资格谈腥”。一个北京网友，和男朋友还没有结婚，但已经因为高额的房贷和工作压得抬不起头，成了睡在身边最好的“兄弟”。《好久没做》里的塞缪尔和雨珍也每天缩衣节食，女的每天泡菜配饭，男的喝杯咖啡都要遭骂，结果省下的钱，都跑不赢贷款利率。更残酷的是，首尔房价大跳水，下跌14%，掏空所有买下的房子，因为新闻里的轻飘飘的一则消息，贬值一亿多韩元。而生活真正残酷的在于，他们不但没有性生活，更把穷，变成了原罪。冬天开个暖气，夏天开个空调，都成了贪图享受。图源《好久没做》这也难怪，无性婚姻的比例总是北上＞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因为在城里，没有一样东西不需要成本。所有的事情，都充满了考量与算计。不是说性爱是发泄压力的一种方式吗？结果从一个男性朋友那里得知，当一个人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哪怕就是苍老师站在面前，也是不会产生任何想法的。这不禁让人想起，极度悲痛时，也是哭不出声的。性不会消失，只会转移但作为一种本能，性真的消失了吗？“为爱买单”的情趣用品市场，第一个不答应。艾媒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情趣电商市场一直保持着增长态势，而且人们玩的越来越花，从普通的套套，到服饰、器具、护理用品。图源：艾媒数据2016年，彭博社的一篇报道称“感谢中国人，拯救了日本避孕套”，更是把中国人的性欲抬高了一个度。疫情期间更是爆出全球避孕套短缺数量达到了1亿个！一批人就此转行，不踩缝纫机了，改割胶了。行情大好的情趣用品市场，让人看到无性婚姻背后的荒唐。一个是，离了婚的人，反而能做了。另一个是，出轨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在婚内一潭死水，离婚后，却获得了新生。李银河说，做《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调查的时候，一个女性曾告诉她，离了婚后和前夫又发生了性关系，不过是作为情人，因为婚内十次性生活只有一次快感，但是婚外十次里九次有快感。《好久没做》里的情节也有同工之妙，无性婚姻里的塞缪尔和雨珍通过制服诱惑、喝酒嗑药、电话play都没能激起的欲望，却在离婚后，两人在狭小的单身公寓里回到了最初的模样。好像对于离了婚的夫妻而言，欲望二字，不请自来。让人不禁思考，婚姻二字，真的把性捆绑住了吗？这个问题，可能有外遇的人更有资格回答。每隔5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基本上就会对“中国人的性”进行一次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这短短的15年里，人们外遇的发生概率，直线上升。男性从11.8%上升到了34%，女性从4.1%上升到了13.4%，而根据预测，两者到2020年将分别达到45%和20%。也就是说，当下已婚男人中，每两个里面，就有一个男人出过轨。女人则是五比一。这个比例相当于告诉你，你丈夫和你父亲之间，很有可能就有一人没忍住，不是过去时就是将来时要么正在进行时。女性的情况也不会好太多。侯荣庭,潘绥铭. 本土化:“性福”概念的确立与检验 [J]. 社会学评论, 2018, 6 (04): 87-96.也难怪有网友调侃，没有真正的无性婚姻，只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性社会学家提出，性、爱、婚，正在相对分离，“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寻求和保持这三者的统一，而是在维持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方面的同时，却在另外一个或者两个方面出轨。”好比离了婚做，比婚内做更有快感；跟别人做，总比和另一半做更好。而这样的出轨，大多数情况并不会破坏原有的婚姻或者爱情。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主动获得或者被动接受了这样的分离局面。就像潘绥铭说的：“在中国的夫妻里，只有30%是真的相爱过，剩下的70%根本就没有爱情。”这句话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只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过下去。”结语性与爱与婚姻分离的背后，或许也让我们再次意识到，婚姻，也是一种经济关系。比如早已看透本质的江西，用节节攀升的数字，堆出了全国最高彩礼，只为娶到老婆。而我们从道德层面赋予婚姻“陪伴”、“责任”、“关爱”的昵称，在高房价、高成本的生活面前，反而沦为了一把枷锁。或许只有理清外在物质带来的荣光与内心的真实所需时，我们才能回归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仅是一个碳基生命。就像无性婚姻最可怕的不是无性，而是冷漠。当大分化时代来临，舆论撕裂，信息泛滥。你缺的不是信息，而是专业的判断和分析能力。获取一个观点容易，但自己掌握一套方法论不易。我们研判团队费心整理了两份报告，总结了跟踪各类重要会议的方法，以及关注的侧重点。参考：潘绥铭.国人的“无性”婚姻[J].观察与思考,2002,(11):22-23.侯荣庭,潘绥铭. 本土化:“性福”概念的确立与检验 [J]. 社会学评论, 2018, 6 (04): 87-96.徐安琪,叶文振.性生活满意度:中国人的自我评价及其影响因素[J].社会学研究,1999(03):104-113.李银河：为什么无性婚姻越来越多？无性婚姻的成因是什么？李银河：如果陷入了无性婚姻，应该怎么办？中国新闻周刊：潘绥铭：与性社会学缠绕的一生

伍琴曾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证明所剩无几。父亲伍军在塑料袋里收纳的几张薄纸，概括了女儿25岁的短暂人生：中学毕业证、结婚证、死亡证明，以及一张白纸黑字的手写“保证书”。这是女婿徐林写给女儿的。短短九行字，男人先是道歉，愧疚自己做了“最不应该的事，不是人”，请求妻子看在孩子的份上，再给他“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结尾许下承诺，“会用行动来证明对她更好”。但徐林没能做到。婚姻生活，占据伍琴短短人生的五分之一，日常充斥着暴力与恐惧。她曾尝试求助，找村委会、报警、起诉离婚，都无济于事。最后一次，她选择逃跑，跑到在上海打工的父母家，但最终也没能躲过被杀害的命运。 2023年5月15日，徐林持刀前往伍琴一家租住的上海市松江某小区，破门而入，割喉、捅腹，以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他在保证书中称之为“最美丽的妻子，温柔可爱、有气质的老婆”。他们四岁的儿子，在现场目睹了一切。徐林随后自首。案发近一年后，2024年4月19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如下：徐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伍琴的父母始终深陷在自责中，自愧没能保护好女儿。对于审判结果，他们感到有些失望，表示接下来会抗诉。自案发以来，这对父母只有一个想法，“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开庭宣判的今天，伍琴的母亲还背着女儿生前给她买的小小帆布包，这是她留下为数不多的遗物。 “如果” 伍军和周琼至今还住在女儿被杀害的出租屋里。 60多岁的房东黄阿姨曾经劝夫妻俩别搬家，“死的是自家女儿，没什么可害怕的”。“家暴割喉案”发生快整一年，他们的生活仍旧破碎，未能重建和修复。审判前的这两天，有媒体来家里直播连线，周琼说起女儿没忍住情绪，一直哭，伍军在旁边抽闷烟。很多个晚上，周琼不断做噩梦，白天坐立不安，上班也忘带手机。开庭前一晚，伍军特意去买来妻子爱吃的米豆腐，她尝了两口就放下筷子，想到案子和女儿，没有任何胃口。老两口现在所居住的这套三十多平米的小屋子，实际是搭建在房东屋外的一间偏房。这个迁建小区里有三百多户人家，租房的外来打工人口比上海本地人多。两张上下铺并列放置在光线昏暗的卧室，上铺塞满棉被、衣服之类的杂物，直抵本就低矮的天花板。下水道管横亘在头顶，总是冷不丁地响起冲水声。伍军夫妇挤在一张下铺睡，加宽床铺的木板是从外面捡回来的。厨房和厕所离床只有一两米的距离，马桶也是坏的，要从水桶里舀水冲——但好在价格便宜，月租1800元，已经是老两口近几年在上海租到的最满意的房子。伍家在上海出租房，一共十来平米女儿在家里生活过的痕迹正在慢慢消失。家具调换了方位，客厅的水泥地面被周琼拖扫得干净亮堂，早已看不出曾经凝固的血迹。被徐林砸碎的玻璃门也重新安装好。伍琴睡过的床，连同压坏的桌子被一起扔掉。她生前用过的东西，塞满整整3辆三轮车，被送到了废品站。只留有少数生前她添置的日用品，比如给厨房节省空间的置物架，方便母亲干活儿的迷彩腰包，以及儿子的两个小保温饭盒。女儿刚出事那段时间，周琼像失了魂一样，一回屋就哭。她在写字楼做保洁，在日行超过两万步、走过无数次的楼层里迷失方向。有时隔壁邻居陈姐路过，看到她在门厅坐着，“要么以泪洗面，要么整个人像木头一样呆住。” 在上海打拼的20多年，伍军先后做过保安、仓库管理员，过着出租屋与打工单位之间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为了女儿的案件，他最近半年一直奔波于公检法部门，不得不经常请假、换班，为此，他被之前的公司辞退，辗转到家附近的医院当保安。走路时，他的身体总是往右边偏斜——这是十几年前一场高空作业掉落事故留下的残疾，右腿外侧至今还打着两块钢板和十几颗钢钉，右手也无法伸直。他习惯把右手揣在裤兜里，隐藏起自己的残障痕迹。同事们称呼脾气温和的伍军为“老伍”。只有在说起杀害女儿的凶手时，伍军显得情绪激动。他避免提起女婿的名字，而是用“那个死男人”、“凶手”来称呼他。 2023年11月30日，伍琴被故意杀害案第一次开庭。伍军夫妇拒绝接受来自对方家庭的和解赔偿协议，希望凶手能够依法被判处死刑。 11月的上海，夜晚的气温已逼近零度。伍军和周琼回到家中，两人共用一盆热水泡脚，解乏取暖。如今，夫妻俩只要坐在一起聊天，谈话内容几乎全都是关于死去的女儿，他们始终活在“如果”的猜想和巨大的愧疚当中—— 如果当时没有因为担心和凶手一起站在屋外的外孙，就不会打开卧室的那道铁门，给了凶手闯入玻璃门厅的机会；如果当时拿出工具箱里的锤子反击，说不定就能救下女儿；如果当时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呼叫周边邻居过来帮忙，别出去呢？再早一些的机会，如果女儿没有和凶手结婚，如果女儿能够离婚，如果当初搬家搬到更远一些的地方…… 女儿是不是就不会死？杀妻案发半年后的2023年11月30日，伍军在一审开庭现场，第一次直面杀死女儿的凶手徐林。那个男人被带上法庭，伍军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他。对方只是低着头。他被高高的围栏和法警包围，头发已经剃光，长胖了些，穿着一条牛仔裤。四个多小时的庭审中，伍军手里一直紧紧握着一支笔，几乎快将笔捏断。开庭前，工作人员特意强调了法庭纪律，他尽量控制着情绪。周琼则在庭外观看转播视频——为了避免再次受到刺激，伍军和法院工作人员没有让她进入现场。法院当庭播放了伍军家门口的监控视频，徐林杀妻的整个过程被清晰记录。当晚20时42分，徐林带着儿子到达伍琴家门口，先是用脚踹玻璃门，伍琴没有开门，站在门口让他离开。随后，徐林拿起门口的砖块（注：实际为磨刀石），砸碎了玻璃门，冲进伍琴家里，并将她按在门厅的小方桌上，拔出别在腰间的刀，对着伍琴的脖子、肚子捅了数刀。周琼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看到徐林背朝着她正按着女儿，她还没反应过来，只觉得害怕，本能地去拉他的衣服，想把他扯开。但身高一米五的周琼根本拽不动徐林，“他像个石头一样的”。等徐林撒开伍琴往外走，周琼才惊觉女儿浑身是血，“脖子不断往外喷血，洒得到处都是。”周琼的睡衣被血染红，玻璃门渣碎了一地，也混杂着血液。伍琴喉咙里的血止不住地往外冒，发出“呲啦啦”的声音，说不出话。周琼扶着女儿往外走，刚走到门外的盆栽旁，伍琴站不稳了，像喝醉酒的人一点点无力地瘫软下去。女儿指着门外停着的一辆白色轿车，周琼猜，女儿可能是想找车去医院。徐林杀妻只用了二十多秒，从进门到离开。根据检方起诉书上的法医鉴定结果，“伍琴颈部见巨大创口，符合生前被他人用锐器切割颈部，伤及左颈内静脉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在法庭上，带血迹的尖刀、刀鞘、砖块等物证被展示。三十公分长的尖刀很锋利，两面都是刀刃。判决书的记录证明显示，徐林于2023年2月18日购买屠宰刀一把；2023年5月期间浏览“杀人犯的后代有哪些害处”“电击棍会不会电死人”等内容。同时，检方起诉书也表示，“徐林作案时及目前均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在法庭审理环节，徐林认罪，承认杀害伍琴，但否认故意杀人。据伍军回忆，徐林称自己带刀只是为了吓唬伍琴，“说在房间里面看不清楚，只是轻轻地划了几刀。” 心事重重的周琼，血压经常降不下来房东黄阿姨，是在听到巨大的玻璃碎声响后下楼的。她原本在二楼看电视，先是跑到窗口，“看到一个男人提着什么东西正往外走。”连忙下楼后，看到伍琴和周琼在全是血的地上，赶紧让老公打了120和110。整个过程，伍琴和徐林四岁的儿子一直在门口，孩子亲眼目睹爸爸冲进屋里，杀死了妈妈。黄阿姨和周琼都记得，小孩看到妈妈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在一旁吓得呆住了，挪不动步子，小手捂着嘴巴，哭着喊“妈妈”。周琼来不及照顾外孙，找来一件衣服把女儿的脖子捂住，但是血还是一直往外冒。那天现场一片混乱。夜里，黄阿姨只能把伍琴的儿子带回自己二楼的家照顾，孩子一直说，“我要妈妈”。小孩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到深夜12点，后来太困了趴在沙发上睡着了，黄阿姨把他抱回了床上。案发第二天，伍家门口小路上的大摊血迹已经黏稠，扫把也扫不掉，黄阿姨戴上手套穿上雨靴，拿钢丝球使劲儿擦，又接来几盆水才冲掉。就在徐林杀妻当天，他曾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发布“危险的信号”。 18时38分，徐林发了一张和儿子的自拍照。照片里，父子俩笑着站在一块玻璃地板上，身后是高大的建筑物，配文如下： “人生有时候就是被逼的，明明只想把事情做好，偏偏有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你痛不欲生。反正日子怎么过下去都过不好，那就不用过了。” 此时他的IP属地显示在上海。两个小时后，他杀死了孩子的母亲。据伍军回忆，在案发前一天，徐林和伍琴因为孩子生病的事情有争执。案发当天，徐林先来伍家接孩子，准备回去自己带，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和姐姐让她们帮忙照顾，但被拒绝了。随后他又回到伍家门口。检方起诉书中描述，徐林是“因伍琴拒绝开门，导致他情绪激动，在门外与伍琴发生争执。” 已经死去的伍琴再也没有机会说话，和徐林当面对质。居住在附近的另一位邻居刘芳，恰好在事发前几小时碰到了伍琴。当天傍晚，刘芳到路口扔垃圾，看到伍琴坐在家门口，正准备给孩子剪头发。她和伍琴打招呼，伍琴也笑盈盈地回，“阿姨好”。刘芳问她，怎么这么晚了还给孩子剪头发？刘芳记得伍琴说，“阿姨，明天我就上班了，没有时间啦。” 暴力与控制伍琴被杀时，她和徐林的婚姻还不到五年。两人于2017年相识于媒人的婚姻介绍。“男孩学挖掘机的，会一门技术，能挣钱，家里有房子有存款，你家女子正合适。”媒人这样告诉伍家父母。当时伍琴只有21岁，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店做销售，和父母住在一起。徐林比她大三岁，两人一开始通过远程聊天，后来徐林也到上海打工。伍军说，自己一开始并不喜欢徐林，“他双眼眼角往上翘，看面相就是个很有脾气的人。”他提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生活细节，比如徐林到家里来也不爱和人打招呼。伍军提醒过女儿要谨慎，但当时女儿正在热恋中，很喜欢这个对她宠爱有加的恋人。结婚前，两人闹过一次分手。徐林的姐姐打电话过来，说弟弟在桥上站了一夜不睡觉，是真的很喜欢伍琴。连周琼都跟着女儿心软了，“我们都以为他真心喜欢她，会对她一生好啊”。 2018年10月18日，两个年轻人结婚。婚礼在重庆老家办得还算隆重，女孩穿着浑身红色的婚纱，坐在铺着白色棉被的大床上，笑得灿烂。婚后，伍琴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老家待产。次年三月，她生下儿子。第一次家暴来得猝不及防。婚后，伍琴没有工作，徐林在老家开挖掘机，收入不稳定，两人时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在周琼的印象中，女儿生完孩子二十来天，两人因为小事有矛盾，徐林对着伍琴踹了两脚，还打了耳光。那时，周琼正在女儿家照顾月子，她循声过来，看到女儿在哭，一边安慰女儿，也说了女婿几句，但并没什么威慑力。没过多久，周琼返回上海打工。另一次，是伍军接到了女儿求助的电话。电话里，伍琴向父亲诉说委屈，起因是小孩生病就医，伍琴在医院抱孩子十几个小时，因为手酸，就让在旁玩手机的徐林来接手。 “他疯了一样突然一耳巴子打过去”。伍军说，他劝女儿干脆报警，女儿说自己已经从医院出来了，伍军又让她去找村委会。 “她也去了，正好人家家里没人。刚好’那个死男人’把她找到了，又是下跪，又是求情，来软的，她就又回去了。”伍军说。徐林写给伍琴的其中一份保证书姐姐伍蓉说，她不止一次告诉妹妹，被打时要么还手，要么报警，得做出反应，而不是记在心里，秋后算账没有用。在伍蓉的印象中，妹妹倔强和隐忍的性格，使得她一直没能下决心彻底离开徐林，“我们都是留守儿童，小时候连手机都没有，出现问题习惯自己解决，而不是靠父母或者是靠亲戚。我们的性格都会有这样一些隐忍的特点。” 长期帮助被家暴妇女的公益律师李莹认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权力控制，它不会自动停止。许多女性难以摆脱暴力环境，一是现实条件限制她们的选择。包括经济实力不足、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影响等等。其次，长期遭受家暴会导致受害者产生“习得性无助”的心理，表现为“受虐妇女综合征”。家暴受害者在意志摇摆中无法离开暴力环境，甚至在离开后可能再次回归。据美国家暴热线的统计，一个受虐者平均要经过7次的努力尝试离开，才能真正离开一个施暴者。在徐林老家的重庆市和谦镇某村，一位住处和徐家相距几百米的男性邻居对这家人印象深刻。据他讲述，徐林的父母早年离婚，徐的母亲“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不讲理”，“午饭或者晚饭，一句话不对劲就打起来，他们家吵架也不关门。” 他家和徐家做了多年的街坊，平时会避免和这家人结交。前年，这位邻居看到伍琴出门洗衣服时脸上带着乌青。周琼和小两口一起生活过。在她眼里，除了暴力，她觉得徐林对女儿的日常生活也多有控制。伍琴曾在镇上的幼儿园当幼师，她喜欢带着小朋友排演节目，每天跳跳蹦蹦。徐林看到伍琴手机上小孩的跳舞照片，“说要一家家地去调查，看她有没有乱来。伍琴穿裙子、染头发，他都要管。” 2024年4月19日审判结果宣布后，《凤凰周刊》记者拨通了徐林母亲的电话，她说，徐林的姐夫去了庭审现场，她通过电话得知了儿子被判死缓，但她不太清楚死缓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2024年1月3日，本刊记者也和她有一次简短的通话，她的语气听起来疲惫而无奈，只说，“现在事已至此，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们也很少在家里面。感觉这一塌糊涂，反正很寒心的。”随后挂断了电话。截至发稿时，我们也多次通过电话、短信联系徐林的父亲，但未收到回复。被困住的女人在伍琴的老家，二十岁的女孩结婚成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伍蓉也很早就结婚了。她们拥有几乎是复制粘贴的相似人生轨迹——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在老家是由奶奶带大的留守儿童，读完初中就到上海跟随父母打零工，学一门电脑的基本技术，找个人结婚，回老家生娃——最大的不同在于，伍琴姐姐的丈夫和婆婆，待她如自家人。由于伍琴和丈夫都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每个月养孩子的钱主要靠广东打工的徐林父亲汇款两千。用伍军的话说，伍琴长期过着“手心向上”的生活，很憋屈。“有时候连家里买盐、出门打几块钱的车，都只能找徐林或婆婆开支。因为钱的事情，他们经常吵架。” 到后来，伍蓉发现妹妹生活都成问题了，“只有出没有进，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找家人借三五百。” 在重庆老家和江苏昆山打工的婚姻生活时期，争吵成为常态。周琼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吵架后伍琴从昆山跑到上海父母家。徐林的姐姐带着全家人来到伍家，再次为弟弟道歉。有邻居看到，周琼那会儿忙前忙后做饭招待，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和和气气地吃饭——矛盾看似解决了，但伍琴回去之后，又陷入之前的恶性循环。作为年轻的妈妈，伍琴的生活枯燥而简单，她没有什么朋友，微信通讯录里只有几十个好友。她在重庆老家的朋友，也是全职妈妈，和她聊天也几乎都是是分享带孩子的经验。在上海的出租房附近，曾和伍琴一起遛娃的大姐杨海慧记得，伍琴买东西很节俭，在超市里看到超过两百块的东西，就会放回货架。单位发的零食，她都省着带回家给孩子。在弟弟伍豪眼里，姐姐伍琴很有自尊心，“虽然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经济困难，她还是会尽力给孩子提供别人家孩子也有的东西。” 伍琴的生活轨迹几乎都是围绕着孩子。2022年上海疫情结束后，她和父母住在一起，还找到一家工厂的文员工作，周一到周五上班、接送孩子，周六日就在家洗衣服做家务，带孩子逛逛公园。生活好像正在回到正轨。伍军记得，伍琴会给同事编织五颜六色的毛线娃娃。有一次她的女领导结婚纪念日，开玩笑说了一句“老公没送过我花”，伍琴第二天就带给她一朵毛线编织的花。闲下来的时间，她会在网上找教材，编织五颜六色的毛线娃娃，送给同事们。她跟妈妈说，“一直织毛线，是不想让双手和脑子停下来。” 伍琴生前最后一段时间总是在编织毛线娃娃在最后的凶杀发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伍家都受到徐林的骚扰。男人以各种借口出现，有时候是找伍琴要回孩子的旧手机，有时候是要电瓶车。他会突然出现在厨房的窗外或大门外。周琼记得，有一回没关大门，他静悄悄地走进来，站在正在炒菜的伍琴身后。还有一次他来家里争抢一个红色的行李箱，拖着就往外跑，周琼跟在身后边骂边追。 “之前说他，不能打人，夫妻间吵架正常，但打人就是违法的。后来也劝他，好聚好散，离婚、好好商量孩子怎么带。”伍军说，他察觉到危险，开始报警。至少有三次，伍琴见到徐林来了，打电话给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民警来过最久的一次，待了十多分钟，劝俩人和和气气地说话。由于没有实质性冲突和伤害，社区民警只能调解，并未正式立案。这些年来，伍军记得，徐林写给女儿的保证书原本有三份。除了保留下的这一张纸，之前两张被徐林偷偷拿回去撕掉了，没能成为家暴的证据。因为长期处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伍琴患上了胃溃疡。在老家的婚姻时期，伍琴曾告诉妈妈，不想活了。“说出门看到河，甚至想跳下去。我害怕得睡觉不敢关手机，每天都和她打电话确认安全。”周琼回忆道。失败的逃离离开并没有想象容易。 2023年2月，伍琴向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提起的离婚请求被驳回。她在离婚起诉书中表达了对这段婚姻的失望：徐林多次实施家庭暴力，还虐待孩子，无故骚扰其父母。徐林否认。他称，双方感情一直很好，夫妻关系没有破裂，伍琴所说的是编造和虚假内容，提出离婚也是一时冲动，年轻夫妻之间偶有摩擦争吵属正常现象，他坚决不同意离婚。当时为伍琴代理离婚案件的律师伍分泉记得，伍琴要离婚的态度很坚决。但是男方态度反复，“一会儿说愿意离婚，过会儿又说不愿意，变去变来的。他真实的想法在法庭上表达出来，是不愿意离婚。” 伍琴提交给法庭的家暴证据不多：下巴流血的自拍，房间地板上的血迹，以及一段她说是徐林掐儿子脖子的视频——是2022年夏天双方分开生活期间，徐林发给她的。这段只有9秒的视频中，儿子的脖子被一双手掐住，小孩痛苦到紧闭双眼，两只小手试图扒开脖子上的手，他只有3岁，被紧压在床上，挣扎呜咽着，甚至说不出话。 “从证据的完整性角度来看，自拍不能说明是徐林打的，虐待孩子的视频里只有手没有徐林的人脸，显然都不足以被法官所采纳和重视。”伍分泉说。什么样的家暴证据才可能让法官考虑？律师李莹给出的答案是，“第一，家暴的受害者要达到鉴定的轻伤程度，构成刑事责任标准；第二，需要充足证据，比如能证明是同一个施害者打了多次，还要有全面的报警记录。” 在对家暴证据的认定上，律师李莹形容其严格程度是，“严到我们在实践中几乎很难看到被认定。”她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在提供家暴证据的离婚案件中，不到20%能够被法院认定构成家暴。在伍分泉接触的离婚案件中，伍琴的结局是“最极端的”。震惊之余，他也在思考，即便是伍琴离婚成功，就真的能彻底逃离凶手吗？ 2023年初，离婚请求被驳回之后，他曾告诉伍琴，如果还想离婚，就彻底分居，为第二次提起离婚做好准备。伍琴被杀害前不久，还在咨询他离婚的一些问题。伍琴试过很多次逃跑和离开。伍军和周琼回忆，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伍琴至少有前后两次，分别从重庆老家、昆山，逃到过父母家。2022年是最彻底的一次。那个3月，她简单捎上衣服和日用品，跨上电瓶车，独自骑着车从昆山开往上海。出走应急的钱是从爸爸那儿借的。半天骑行，电瓶车的电用光，她在中途住了一晚宾馆，充电，第二天下午到达上海。彼时，上海因疫情还未解封，伍琴被拦在父母租住的小区外，在外漂泊了几个月。据周琼表述，女儿生前说过，她先是到一家职业介绍所，缴纳五百块钱，被介绍到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卖五金，住在一辆厢式货车里。厕所在货车旁边，吃饭得去超市抢购面包。过了几天，又去了浦东区一个职业介绍所里帮人找工作，拿提成。为了多挣些钱，她瞒着妈妈，去方舱医院当志愿者，一天能赚两百块钱，虽然辛苦，但她说“这是自食其力挣的钱”。 2022年5月，伍琴总算结束漂泊，和父母团聚。为了住得宽敞些，也为了躲开徐林，他们搬到同一个小区，也就是现在的住处。但不到一周时间，徐林还是找了过来。他偷偷地把孩子单独留在了门口。周琼和来串门的邻居聊完闲天正送人离开，开门就看到外孙在门口，仰着头看着她。“就像扔一个小狗一样扔在门口”。周琼心软，决定帮女儿负担起抚养外孙的责任。 2023年5月下旬，伍琴的尸体火化后，还是被安葬在徐林的老家。在她的墓地旁，有青山流水。周琼对此解释称，两人的老家离得很近，就在一座山的两侧，“伍琴和凶手离婚没离成，理论上还算那家的人。” 其实，离伍家在上海租出租屋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松江区反家暴庇护中心”，设置在松江区救助管理站内。救助站一共五间房，主要是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管理。但伍家人并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对后来律师提及的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也一无所知。对于25岁的伍琴来说，她的生活中曾短暂出现过希望。伍琴的手机里，留下许多日常生活场景的照片 2022年的那个春天，伍琴逃到上海之后，父母记得，女儿曾表达过决心，谁都不要再劝她，她宁愿死，也不会回去。这是她决心最大的一次逃离，未曾想也是最后一次。女孩喜欢看晚霞，那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发了很多橘色绚烂的云彩。在朋友圈里，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为数不多的分享是祝父母生日和节日快乐、孩子的点滴进步、自己又新尝试了哪些美食菜谱、学习英语的打卡记录等。姐姐记得，抵达上海后的伍琴曾剪掉及肩长发，留起一头利落的红褐色短发。还发自拍问她，“帅不帅？” 那时，妹妹说，要用新发型来迎接新生活，从此独立坚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