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每年高考放榜时，便是状元“群星闪耀”时。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除文革曾中断过招生，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中坚。但并不是所有状元都前程可期，新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如果活着，今年应该是86岁了，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沈元这个名字，包括他的母校北大。热闻之下，还有”冰点“。他是旧时学霸，以治学成名。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沈元最终因治学命丧黄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仅32岁的他被以所谓的投敌叛国“反革命罪”错误枪决，文革后才平反。这期间，和沈元同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可惜生错时代。林昭的名字想必很多人已听闻，但留下著述文字最多的沈元，却鲜见公开出版物披露详情。那么你可能想问：被枪决的沈元，是一个什么水准的文科状元？被执行“枪决”：行刑时曾想保命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 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一打三反”发动群众，破坏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极这个人就是沈元，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被执行死刑的罪名为“投敌叛国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革”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轰动史学界。郭罗基回忆，当时他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叙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罗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称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笔者留意到，郭罗基回忆沈元被执行枪决之细节，在张郎郎前几年出版的《宁静的地平线》中有交叉印证，只是枪决时间稍有出入。张郎郎在书中曾写道：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写到关押沈元、遇罗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即北京的K字楼监狱。2013年，历史学者王学泰在三联出版社出版《监狱琐记》，就是记叙此地的故事。据他称，前几年他还曾回去探访K字楼监狱现状，结果发现那里已经被开发成了一片昂贵的商品房楼盘。可以确认的是，沈元和遇罗克等人行刑枪决前，一直被关押在那里。生于书香家：以状元分数考进北大关在同一个监所，和写出《血统论》的死刑犯遇罗克出生不同，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义乌，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后来从政。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其父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他的姑妈美籍科学家，甚有名气。 2009年5月，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沈君山称，沈元是他的亲表弟，小他6岁，小时很孤独，“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沈元告诉过他，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沈元9月入校后志趣高远，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曾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上述三人是当时史学界三大权威人物。在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就会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招来异样目光。郭罗基回忆，当时他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班，沈元在一班，他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他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时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郭罗基被调到一班后，他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然而他却对郭罗基个人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五十年代，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要的意见是三种：西周封建论（以范文澜为代表），战国封建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秦汉封建论（以翦伯赞为代表），另外还有一派魏晋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他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颇为时髦。郭罗基回忆，因学生们大多是翦门弟子，受其影响都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分。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因而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这是史学之谜，这个难题激励了研究，史学界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而还是学生的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称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也对秦汉史兴味甚浓。二年级时，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整风变右派：私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沈元年轻时清秀的照片然而，好奇心害死了这位早慧且勤奋的青年。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大动荡。这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全体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蠢蠢欲动，反抗控制。常进图书馆的沈元并非一味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这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读后大为吃惊。据郭罗基回忆，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看后沈元的“翻译私货”，学历史的北大学生们认为，斯大林是可诅咒的。同时又想到另一方面，要是生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冤魂？郭罗基回忆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能记住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第二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舆论对斯大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也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长期以来，关于沈元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来源，有两种迷糊不定说法：一是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一是美国的《工人日报》。50年代，外文报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阅读到。为一探究竟，笔者曾前往中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在典藏室里找到了这份报纸，核实为美国的《Daily Worker》，翻译成中文即《工人日报》。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当时中苏处于蜜月期，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根据现有史料，笔者暂时无法证明两人是否当场听取了赫鲁晓夫的内部秘密报告。不过据笔者查到的报纸版面，《Daily Worker》在苏共内部会议开完的第三天，即2月16日即以“独家报道”的醒目导读，分2天连续全文刊登了这份报告。 1956年2月16、17日，《Daily Worker》全文披露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在意识形态尚存的时代，信息管制到今天也有，只是形式稍有不同。据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学雷光汉回忆，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国内是绝对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但沈元以自己的学识和敏锐度，在图书馆看到了这几张报纸后，将它翻译了出来供人传阅。从这个角度讲，沈元所做之事，超出了一个学生的视野范畴，也极为冒险。笔者推断，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可以确定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1956年，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谓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家齐放）。这一年，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接着1957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据称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所写。北大“五一九”以后（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19岁。社科院收留：连发雄文轰动史学界 1957到1960年，沈元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据他同学雷光汉著文回忆，雷同被打成右派后，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很苦很累。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沈元大受刺激，痛不欲生。他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破格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2008年回忆，她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她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沈元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她回忆，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者黎澍的门下，他差一个助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术部门，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大门。1962年四五月间，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 24岁的沈元一到社科院，便展露才华。刘志琴回忆，沈元在1962年第3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急就篇>研究》一文。刘志琴回忆，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笔者周一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防空洞书库，逐一查实了这些资料。 1962年沈元摘帽归来，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学术水品被誉超过王国维来自耿法的撰述称，当时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研究超越了同样关注此问题的大学问家王国维，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读后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而刘志琴称，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接着，沈元在1963年第1 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改了标题）。笔者查询获悉，中共建政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刘志琴称沈元得此优遇后，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 1962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全文摘选25岁沈元的论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在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有一个准确说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就这样刘志琴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刘志琴近年在《炎黄春秋》撰文回忆，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对沈元的反映，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接纳沈元的历史学家黎澍喜滋滋地说:“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 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极大震撼。调查的结果最后认为：社科院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其人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刘志琴称，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作为参预调查工作的成员，她也乐于保护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时，沈元再度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准备再次加以全文转载。刘志琴回忆，沈元改用笔名发表文章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此后的几年，想必被剥夺出版自由的沈元有多苦闷。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到来，为沈元问题不少人遭受折磨。刘志琴回忆，社科院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而接纳沈元的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文革结束后刘志琴调到近代史所，得知沈元已枪决多年。后来她获悉沈元文革中曾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当时，文革浪潮席卷中国。治学惹祸的沈元，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有这么一天：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两个年轻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 近一段时间，中年男性瞒着家人代孕的现象不时见诸报端。在苏北某县城，研究生毕业不久的徐书晴（化名）是家里最后一个知道父亲代孕的人。她的父亲经过长期谋划，在2022年代孕生育了一个男孩。代孕的孩子煎熬着徐书晴和母亲。父亲的背德，血亲的愤怒、迷茫，让家庭原有的秩序与伦理渐渐崩解。求子的预谋徐书晴24岁这年，凭空多了一个“弟弟”。 2022年的7月，她收到母亲好友的信息，这位与母亲交好的阿姨提醒她，母亲最近情绪不好，可以多去陪陪她。她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母亲缄口不言。过了几日，母亲终于没有忍住，向她倾诉出来。那天晚上，她在房间里与母亲语音通话。照例寻常，母亲又谈到了希望徐书晴结婚生子的事，徐书晴也像往常一样表达了自己的抗拒。只是这一次，母亲的情绪染着格外的委屈，她痛苦地说出压抑在心中许久的家庭的秘密：她告诉女儿，自己的丈夫、她的父亲，瞒着他们在外面通过代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婴儿已经有几个月大。徐书晴听后难受地哭了。她心疼母亲，明明没有做错事，却要承担结果。以前父母也有过矛盾，但一直以来家庭关系还算平顺，一家三口也能互相支持。这回，她预感到家庭要分崩离析了。父亲的预谋还是得逞了。早在徐书晴读大学期间，她和母亲就意外得知了父亲想通过代孕获得一个孩子的计划。当时，徐书晴母亲从丈夫的聊天记录里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似乎在给一个准备怀孕的女人送营养品。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那一次代孕没有成功。瞒着妻子在外找“代孕”的事情被发现后，徐书晴的父亲写过保证书，保证绝不再犯，否则就主动退出婚姻，净身出户，财产都归妻女。然而，承诺和利益绑不住求子心切的中年男人。母亲说，这一次的事情暴露后，父亲声称，是因为上次交的代孕费没办法退，他又跑去尝试了一遍，这回顺利诞下了一个儿子。徐书晴父亲的作为并非孤例。 2024年，在河南电视台揭露代孕黑产的系列报道中，就出现了两例中年男人瞒着妻子和其他家人，通过代孕生子的案例。 30岁的高女士向媒体举报了自己的父亲瞒着家里代孕生子。根据高女士的说法，二胎政策放开时，她的父亲就特别想要一个儿子，当时母亲已经40多岁。2023年7月，父亲通过一家代孕机构“定制”了一个儿子。胎儿5个月大时，高女士父亲私自拿走妻子的身份证，给新生儿办了准生证。计生办审查时发现孩子母亲年龄大得异常，便上门调查，高女士和母亲这才得知了情况。高女士提供给记者的代孕协议和聊天记录显示，她的父亲选择了一个24岁的女性提供卵子，花费4万元，代孕母亲则是一位35岁的女性，此前生育过两个孩子。代孕的整体费用是55万元，随着胎儿生长的月份分期支付。网络图 |节目组披露的代孕协议 53岁的湖南人郭女士直到孩子出生才发现丈夫的欺瞒。2022年9月的一天，她下班回家发现屋内有一个陌生女人抱着个婴儿，陌生女人自称是保姆，还说孩子是郭女士的宝宝。翻看孩子的疫苗本，她发现“母亲”一栏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她和丈夫有一个29岁的女儿，丈夫因为女儿不愿意结婚生子，起了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她向记者转述，丈夫曾训斥女儿说“你搞得我外公也当不了，养你有什么用”“无后就等于不孝”。她还看到丈夫和代孕机构的聊天记录，丈夫对这次代孕的女婴非常满意，希望下次再订制一个男孩。徐书晴一直知道，想要一个儿子，是父亲的执念。 2013年11月，国家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到2015年，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那年徐书晴读高二，在她生活的县城身边不少亲戚开始规划起生二胎。徐书晴的父母已近中年，也开始计划再要一个孩子，那时母亲曾跟她说，想再生一个和她一样好的女儿，徐书晴却能察觉到，父亲非常希望要儿子。徐书晴高二那年，母亲成功怀孕。父亲去找朋友算命。在那过后，徐书晴听到父亲在家生气地大吵。算命的说，这个孩子有60%的概率是女孩，就算是男孩，也“可能是个混世魔王”。得知这样的结果，徐书晴的父亲提出，让妻子去把孩子打掉。他发泄着自己的情绪，对妻子的态度从愤怒开始，逐渐转化为冷淡，和妻子冷战。那段时间，徐书晴发现母亲情绪波动很大。她本就是高龄产妇，没多久，母亲肚中的胎儿就在产检中被发现心跳停止，最后母亲只能做流产手术，送走了这个早早夭折的胎儿。自那件事之后，徐书晴对父亲彻底失望了。她难以原谅父亲对母亲的伤害，也不相信父母的亲密关系在这之后还能维持。母亲选择与父亲继续生活下去，考虑到年龄，两人不再试图备孕。徐书晴现在想来，父亲对儿子的渴望一直没有停止。正因当年父亲的行径，在得知父亲代孕产子时，她没有很震惊，只觉得这符合父亲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父亲第一次代孕败露后，徐书晴的母亲从他的手机里发现了帮他张罗代孕的“嫌疑人”。那个人是县里一家按摩店的老板。这个男人和妻子在徐书晴生活的街区开店多年，小时候她摔伤过，父亲带她去那里按摩。当年母亲怀二胎时，那个为父亲算命的人也正是这个按摩店老板。父亲和按摩店老板交好，经常一起打牌。第一次代孕，按摩店老板把自己的乡下亲戚介绍给徐书晴父亲当“孕母”。第二次代孕，徐书晴的母亲听说，按摩店的老板派自己的妻子去照顾孕母的月子。母亲觉得丈夫交友不慎，被恶劣的人影响。徐书晴却觉得，一个成年人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完全是自己的选择，罪责无法推给别人。 2001年，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文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0多年来，代孕的黑产却在悄然发展。 2024年，河南电视台的记者暗访多家代孕机构，发现这些提供代孕的机构大多名号为妇科门诊、私人医院，也有的将自己包装成文化传媒公司。一位机构负责人称，公司每年能完成160到180个代孕订单。他把这个行业称为“蓝海”，宣称每年生意都在扩大。代孕机构会在线上线下以招聘精英、招募志愿者的标题遮遮掩掩地招聘提供卵子的女性和代孕母亲。这些女性会被安置在条件简陋的家庭旅馆，等待客户挑选。《南风窗》的记者曾暗访一家代孕机构，机构的负责人称，卵子的价格取决于卵子的主人，想要卵子的主人相貌、身材出众且学历高，需要花10万到30万元。如果客户需要提供卵子的女性是“985院校”毕业生，机构也可以帮忙找到。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代孕机构会打通医院环节，令代孕产妇以客户的信息住院。孩子出生后，自然就落在客户名下。甚至有公立医院贩卖出生证明。2023年11月，襄阳健桥医院被举报贩卖医学出生证明，6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宽纵的环境 2022年7月底，徐书晴回了苏北老家。父母已经分居，她回来帮母亲起草离婚协议书。父亲因此回了趟家。在家中，徐书晴和母亲大声指责父亲的过错，而那个中年男人几乎全程保持沉默，最终被母女俩赶出家门。而后在这个家中又爆发了几次争吵，徐书晴的爷爷和奶奶代替她的父亲和她们母女俩争论。他们为自己的儿子辩白。奶奶还向徐书晴强调：她的儿子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生儿子”，她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抑郁而终。徐书晴顿感荒谬。母亲告诉徐书晴，起初，徐书晴的爷爷、奶奶帮着她的爸爸一同隐瞒消息。或许是因为此前“再代孕就净身出户”的承诺，徐书晴的父亲代孕得子后，对妻子隐瞒消息，把孩子养在了自己父母家。老两口站在徐书晴父亲一边，对此事秘而不宣。直到有一天，徐书晴的婶婶去家中做客，看到老两口在照顾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问得孩子的来历后，回身告诉了徐书晴的母亲，这才让母女二人了解真相。生子，从来不仅是这对中年夫妻之间的矛盾。徐书晴和爷爷奶奶争执时，老人们总是情绪激动地强调：因为没有儿子，徐书晴的父亲在亲戚朋友间都抬不起头。在徐书晴观察中，父亲的宗族观念很重。他在短视频上关注了自己姓氏宗族的“总会”账号。代孕产子后，他和徐书晴争吵时还说，自己需要一个儿子将来为自己上坟。据他自己说，尤其在听说女儿提及不愿生子后，他更对传宗接代感到绝望。网络图 | 短视频中宗族聚会的画面在顽固想要生子的父亲背后，支撑他的，是一套坚不可摧的父权思维。父亲瞒着母女俩找代孕的事情败露后，徐书晴和母亲曾复盘过父亲过往几年的轨迹。她们发现，父亲迫切想要二胎的那几年，工作地变动到老家附近的乡镇。在徐书晴的理解中，乡镇因为家庭需要男性劳动力，重男轻女的氛围往往更重。父亲在工作上会经常和乡镇企业打交道，这些企业主大概也都会倾向于让儿子继承家里的厂子。徐书晴猜，大概在耳濡目染中，父亲生儿子的愿望愈发迫切。徐书晴一家生活在苏北县城，这里沿袭着一些山东的民间文化。少年时期她身处其中浑然不觉，到外地上大学后通过与其他外省同学交流，她才感觉到自己的家乡似乎格外注重宗族与传统：拜年时要给长辈磕头，饭局上尤其注重座次和敬酒的礼节。她在读大三、大四将要面临就业抉择时，常有家乡的亲朋劝她考公务员。前不久，她舅舅还给她发消息说，她和同为独生女的表妹是家族兴旺的代表，时刻不能忘了自己的信仰。奶奶告诉徐书晴，父亲因为没有儿子而在家乡抬不起头，徐书晴倒从没有感觉到过旁人对他们家有直白的歧视。小的时候，确实时常有亲人逗她说，要不要爸爸妈妈再生个弟弟妹妹。现在想来，她觉得大人都默认指的是再生一个“弟弟”。徐书晴上中学时，班上的女生朋友大多都有个小弟弟。当时她心里有些优越感，觉得重男轻女的氛围没有侵入自己的家庭。如今面对父亲代孕生子的事实，她多少觉得讽刺。男人，女人父亲不想离婚，但当徐书晴和母亲提出要将父亲的行为捅到单位后，他同意了签署离婚协议。一个月冷静期后，徐书晴的父母在2022年8月底正式离婚。徐书晴后来知道，母亲在那段时间经常独自在房间里哭。徐书晴见过父亲的孩子一面。2023年春节大年初一，和母亲商议后，徐书晴还是决定去爷爷奶奶家拜年。父亲和他的孩子也在那里。进门后，徐书晴向长辈拜年、收下红包。奶奶从房间里抱出来婴儿，叫徐书晴和“弟弟”玩。见到那个孩子，她心里升腾起一股恨意，一个想法止不住冒了出来：是这个孩子毁了我的生活。不过，徐书晴很快冷静下来，她能想明白，错在大人。耳畔，奶奶重复的“弟弟”两个字激起她更大的反感，她拒绝和孩子接触。或许是嫌她的语气生硬，长辈把孩子放回房间，和徐书晴在另一间屋里吵起架来，说她“不敬祖宗”“六亲不认”。县城的自建房不那么隔音。徐书晴和爷爷奶奶在一间屋里大声吵架，父亲则一直在另一间房里和他的儿子在一起。父亲一定能听清他们吵架的内容，却一直没有出面。回溯过去，徐书晴觉察到，其实自童年期她就对父亲失望了。父亲时常缺位，她也不期待父亲陪伴她，因为他过分暴躁，父女独处时，徐书晴总是不开心。幼年时的好朋友的父亲会带着女儿和她的同学一起出去玩，而自己的父亲则一直应酬很多，时常在深夜喝得醉醺醺地回家。记不清是上小学还是幼儿园时，有一次，父亲带她去喝喜酒，她打翻了一个纸杯，父亲突然站起来对她发脾气，当着所有陌生大人的面。那一天，徐书晴哭着独自跑回了家。高中时，徐书晴发现父亲有意“回归家庭”。那段时间，父亲给她做早饭、接送她上下学。母亲接送她时会关心她的校园生活，她也会与母亲聊天，而坐在父亲的车里，父女俩很少交谈，她经常听到父亲责骂违反交通规则的人，这只让她觉得烦躁。在徐书晴心里，父亲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好爸爸”的标准，她没那么喜欢和父亲相处。得知父亲代孕生子后，徐书晴回顾和父亲的关系，她猜，或许是当年那段回归家庭的日子，让父亲意识到：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是不够的。母亲曾和徐书晴袒露过自己对于丈夫去代孕产子的态度。她说，其实第一次发现丈夫代孕失败后，她曾提出，既然丈夫真的非常想要孩子，她愿意陪丈夫去相关机构办理手续，希望自己能够全程知情。她愿意在十个月里假装怀孕不出门，直到孩子出生，让这个孩子的身份在外人眼中名正言顺。母亲向徐书晴表露委屈：没想到自己明明都愿意配合、牺牲到这个程度，丈夫仍选择欺瞒她把孩子生下来。她进而吐露出心底更深的怀疑：也许丈夫没有去代孕，而是和一个情人生下了孩子。她可以原谅丈夫隐瞒代孕，但绝不能原谅出轨。惊讶之余，徐书晴难以理解，为什么母亲身为女性，可以接受“代孕”。第一次得知父亲试图代孕生子时，徐书晴为父亲感到羞耻。她跟朋友说过：想不到自己作为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家里竟然出了这样的事。大学期间，徐书晴学习女性主义知识时重新认识了“代孕”这项技术背后的社会意义，意识到这是对女性的剥削。她跟母亲解释：一旦代孕合法，就会有许多女性卷入其中，主动或被动地以严重伤害身体的方式，供养家庭。母亲明白了徐书晴的意思，但说自己达不到女儿的思想境界。离婚手续办完一年多，徐书晴的父亲和母亲一直在复婚上拉扯。父亲希望复婚，母亲则执着于看到代孕手续单，以确认前夫当年是真的代孕而不是出轨，之后才考虑原谅。徐书晴的父亲对此一直沉默，至今没给前妻看过相关协议和文件。2023年4月，母亲介绍徐书晴的一个姐姐和姐夫去找父亲咨询代孕。徐书晴猜测，母亲这样做一部分也是想验证父亲是否真的有代孕的门路。最后，这件事也不了了之。拉扯一直持续到2024年。母亲跟徐书晴说过，直到现在，她一看到徐书晴父亲还是会觉得很恶心。离婚后，徐书晴的父母一直在外人面前维持着表面的和谐，隐瞒了矛盾和离婚的事。父亲依然时不时会去外公外婆家送些食物、点心。不过他总是匆匆把东西搁下就走，因此被外公看出了端倪。母亲原本不想让徐书晴的外公外婆担心，在询问下还是说出了真相。老人心疼女儿，支持她离婚。在娘家的聚会上，亲戚们会安抚母亲，但几个表舅也会表示自己能够理解徐书晴父亲的做法。有表舅劝徐书晴原谅父亲，说自己觉得父亲人不坏，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过分。还有表舅为母亲分析，以母亲的年龄，再去相亲结婚，恐怕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聚会散后，徐书晴赶忙和母亲说，千万别信那些话。她和母亲说，生活里也不一定要有个男人，想鼓励母亲走出这个让她痛苦的县城，到更大的城市过新的生活。但母亲向她表露了自己对孤独的深深恐惧。徐书晴猜，出于对父亲的厌恶，母亲短期内应该不会轻易复婚。但又觉得说不准，或许母亲最终难以抵抗孤独，还是会原谅父亲。归根结底，徐书晴是隔岸观火的人，没有办法替母亲做决定。她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难题。她在接受曾经完整和谐的小家变得裂痕斑驳。父母以前是托举她的后盾，如今，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没有“回家”这条退路了，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未来，麻烦事还有很多，比如日渐长大的父亲的孩子，不知道是否会和她母亲还有她产生联系。但她此刻不想思考这些事，不想预支焦虑。 - END - 撰文｜佟畅编辑｜温丽虹近一段时间，中年男性瞒着家人代孕的现象不时见诸报端。在苏北某县城，研究生毕业不久的徐书晴（化名）是家里最后一个知道父亲代孕的人。她的父亲经过长期谋划，在2022年代孕生育了一个男孩。代孕的孩子煎熬着徐书晴和母亲。父亲的背德，血亲的愤怒、迷茫，让家庭原有的秩序与伦理渐渐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