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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圈内的女星来说，找一个资产雄厚的富豪结婚，无疑是最好的捷径，因此不少女星都渴望嫁入豪门。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慧眼如炬，也有不少女星嫁给了所谓的“假富豪”，这些人往往眼高手低、负债累累，个个一言难尽。一、小S老公许雅钧大家对许雅钧应该都有所耳闻，这两年网上频频传出他家暴小S的消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不过，很多人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此，至于他的背景则很少有人清楚。其实，早些年许雅钧确实称得上“富豪”。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位律师。单凭这样的家世，自然称不上豪门。不过，许雅钧的父亲非常擅长投资，甚至有着“台湾巴菲特”的称号。据说，早些年，许雅钧的父亲光靠投资股票就赚了几十亿台币，因此许雅钧也是不折不扣的富二代了。 2013年，许雅钧首次创业，投资了台湾的胖达人面包店。然而，由于品牌的食品安全问题，许雅钧赔了个底朝天。后来，许雅钧又跟随父亲的脚步踏入股市。可是没过多久，网上又传出了他涉嫌股市内线交易的消息。最终，许雅钧不但接受了法庭的审讯，还被官方限制出境。去年，许雅钧和A女士、明道一起投资保养品，结果许雅钧和A女士合伙做假账欺骗明道，最终被明道告上了法庭。虽然许雅钧顶着一个富豪的名头，但其实却没有其父的风范，屡屡投资失败，堪称“败家子”。即便如此，许雅钧依旧是改变不了自己的风流本性。不但在夜店私会美女，就连海天盛筵也有他的身影。种种迹象表明，许雅钧完全是个扶不起来的纨绔子弟。明明家里的条件很优越，但他却没有任何作为。想当年，小S肯定是看中了许雅钧的家世背景，才会选择跟他闪婚。然而小S自己也没想到，这段婚姻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好处，反而还让她遭了不少罪，实在是得不偿失。近几年，小S频繁被传家暴，而且屡次醉酒后深夜痛哭，明眼人一看她的婚姻就不太顺利。可是看似豪放的小S，骨子里却很传统，始终在维护许雅钧的面子，实在是苦不堪言。二、刘涛老公王珂近几年，刘涛带着王珂参加了不少综艺节目，两人凭借“恩爱夫妻”的人设，获得了不少好评。作为曾经的“京城四少”之一，王珂也曾叱咤风云，谁能想到才短短几年，他就成了落魄公子。王珂的父亲王恩来年轻时，就在商场拼杀，也曾是山东的电器巨头之一。在父亲的扶持下，王珂也逐渐踏足商界，后来他把目光放到了金融行业。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整合了两百亿资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在21世纪初，王珂绝对算是最有实力的商人之一。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圈内想要嫁给他的女星不计其数。当然，最后还是刘涛抓住了这个机会，为此，她不惜抛弃了相恋4年的男友李玮珉。然而，谁能想到，刘涛刚生下孩子不久，全世界都爆发了金融危机。受此影响，王珂不仅赔掉了所有的资产，还欠下十几亿的债务。从那以后，王珂的自信心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整天都郁郁寡欢，还经常对刘涛发脾气。至于他欠下的债务，也只好让刘涛来还。为此，刘涛马不停蹄地接戏拍戏，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而王珂，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锐气，但他“没有富豪的命，却得了富豪的病”，始终抱有东山再起的想法。刘涛给他还清了之前的债务之后，他依旧蠢蠢欲动，时不时就会投资一个新项目，“一不小心”就会赔上几千万，刘涛也成了“还债机器”。时至今日，王珂依旧在不停地考察项目、投资，而他之所以这么猖狂，恰恰是因为刘涛的纵容。三、大s前夫汪小菲这些年来，大S跟汪小菲的这段婚姻，没少被网友们诟病。当初，大S在安以轩的生日宴上结识了汪小菲。随后，两人火速闪婚，直接把安以轩晾在了一边。当然，以汪小菲当时的条件而言，大S的这种行为也很好理解。那时，汪小菲的母亲张兰还是俏江南的董事长，汪小菲也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单从张兰拿出2个亿给汪小菲开会所这件事，就能看出这对母子的财力有多雄厚。同为“京城四少”，汪小菲的能力或许比不上王珂，但财力却毫不逊色。正因如此，大S才会义无反顾地跟他结婚生子。然而，两人结婚没多久就发生了变故。先是张兰输掉了对赌协议，丧失了俏江南的控制权。随后由于疫情原因，汪小菲的酒店和餐饮都严重亏损。据说，当时汪小菲每个月都要亏好几百万，长时间累积下来更是一笔天文数字。由于这些原因，大S跟汪小菲的感情也受到了影响。两人之间矛盾不断，网上更是频繁传出两人婚变的消息。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汪小菲只好跟着大S参加综艺节目，靠这种方式来赚钱还债。最近，由于国内疫情再度爆发，汪小菲的日子更不好过了。据张兰直播时透露，汪小菲在上海的店铺已经接连倒闭，每天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如今，汪小菲都已经年过40岁了，接连经历了感情跟事业上的打击，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再站起来。四、王菲前夫李亚鹏李亚鹏曾是人气非常高的一位男星，可是最近两年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口碑直线下滑。当年跟王菲结婚后，李亚鹏就逐渐放缓了自己的演艺事业，开始尝试下海经商。但是，李亚鹏的商业头脑十分堪忧，他尝试了多次投资，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而且，他每次砸进去的钱都不是小数目。为此，王菲也曾多次劝阻他，希望他能够放弃经商的念头。然而，李亚鹏却对王菲的话充耳不闻。自己的钱亏没了之后，李亚鹏甚至还跟朋友借钱投资。结果，李亚鹏再次落了个血本无归的下场。久而久之，王菲也对他逐渐失望，两人也慢慢地走到了离婚的地步。到了2015年，李亚鹏在丽江的房地产项目告吹，他也因此背上了4000万的债务。之前，网上还流传着一段录音。录音中，李亚鹏哀求债主债务，还说就算让自己下跪都可以。延缓虽说李亚鹏后来出面澄清了，但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也只有他自己清楚了。时至今日，李亚鹏依旧在法院的执行名单上，他欠下的巨额债务也没有还清。即便如此，李亚鹏依旧经常炫富。他经常在直播间炫耀自己家里的财富，动不动就是价值几个亿的古董。看到李亚鹏的这种行为，网友们也不禁纷纷吐槽。既然这么有钱，为啥不先把欠下的债还了呢？五、董璇前夫高云翔高云翔曾是一位备受认可的男星，可是自从2018年的丑闻爆发之后，他的口碑和人气就跌入谷底了。作为一名出道多年的演员，高云翔虽然一直没能闯进一线，但他的资产却不容小觑。尤其是前几年，高云翔参演和投资了很多爆款作品，各种热播的综艺也没少参加。单单这些片酬，就足以让高云翔赚得盆满钵满了。更何况，他跟董璇还有自己的公司，这份收益也非常可观。之前就有媒体爆料，高云翔的身价有好几个亿，绝对不算少了。本来，高云翔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然而他偏偏被卷进了那场丑闻。事件爆发后，高云翔第一时间被娱乐圈封杀，他的财产也被法院冻结。虽然高云翔最终被判无罪释放，但他出轨却是事实。随后，这件事也引发了很多连锁反应。由于高云翔被封杀，连累唐德影视的两部剧无法播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唐德影视公司也向法院起诉高云翔违约。经过法院的最终审理，高云翔需要向唐德影视赔偿近5000万元。即便在高云翔的巅峰时期，这些钱都不是一笔小数目，更何况他都好几年没有拍戏了，如今他是否有能力偿还，还是未知数。如今，高云翔变得低调了许多。从他晒出的一些日常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两年他明显苍老了不少，可见他的生活压力有多大。六、李湘前夫王岳伦王岳伦是大家公认的“软饭男”，他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油画家，前妻是圈内的女强人李湘。得益于此，王岳伦从来都不用自己努力，可以说是结婚前靠父亲，结婚后靠老婆，现在则靠起了女儿。虽说顶着一个导演的名头，但王岳伦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成就。唯一一部口碑比较好的电影《十全九美》，还是靠李湘的人气赚来的票房。等到女儿出生后，王岳伦又多了一个靠山，随便带着女儿参加一档综艺，就能获得不少关注。那段时间，王岳伦春风得意，跟着妻子和女儿频频在公众面前露脸，他也借此赚了不少“零花钱”。在此期间，王岳伦还多次尝试了商业投资，可惜的是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对此，李湘还曾在综艺节目中吐槽，表示：没有自己，王岳伦早就睡大街了。然而，就算有老婆养着，王岳伦也还是不满足。最近两年，他经常被媒体拍到私会美女。拿着老婆的钱，花在其他女人的身上，王岳伦可以说是典型的“渣男”了。因此，他和李湘的感情也逐渐产生了裂痕，最终两人选择了离婚。离婚后，王岳伦跟李湘的生活产生了明显的对比。李湘依旧活得精致美丽，经常跟朋友一起外出旅游逛街，生活质量没有一点下降。反观王岳伦，虽然女友换得挺勤，但他却变得低调了许多。而且他也偶尔会去酒吧或夜店买醉，跟李湘完全没有可比性。七、甘薇前夫贾跃亭贾跃亭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想当年他也是国内的顶尖企业家。早些年，贾跃亭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不过，得益于第一任妻子李莉的帮助，贾跃亭一步步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2004年，贾跃亭正式成立了乐视网。短短几年之内，乐视就发展成了行业的巨头。巅峰时期，乐视的市值一度超过了1600个亿，前景一片大好，就连圈内的明星也纷纷投资持股。然而，由于贾跃亭的几次决策失误，乐视亏损严重。到了2017年左右，贾跃亭更是被冻结了全部股份。面对这样的情况，贾跃亭选择了逃避。他套取了几百个亿的现金之后，头也不回地跑到了美国。至于第二任妻子甘薇，则是被他留在了国内，独自一人承受股民们的怒火。据统计，贾跃亭当时一共欠下了近700个亿的债务。就算这些年他不断还债，依旧还有一百多个亿没有还清。如今，贾跃亭已经在美国滞留了近5年，他口中说的“给大家一个交代”依旧遥遥无期。八、刘诗诗老公吴奇隆作为一名元祖级的偶像，吴奇隆的身价绝对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从“小虎队”时期开始，吴奇隆的人气就一直很高，他也因此积累了很多财富。到后来，吴奇隆又自己创立了影视公司，陆续投资了很多作品，借此赚得盆满钵满。不仅如此，吴奇隆还有属于自己的美妆、服装等品牌，这一部分的收益也不容小觑。众所周知，在吴奇隆跟刘诗诗结婚时，他曾送给刘诗诗百分之十的公司股权。等到公司上市后，公司的市值暴涨，刘诗诗也跟着成了亿万富婆。由此可见，掌握大多数股权的吴奇隆，身价只会更惊人。然而，就算吴奇隆再有钱，也敌不过他那群堪称“吸血鬼”的家人。刚出道的时候，吴奇隆就曾为父还债，几年之内还清了好几千万。如今，吴奇隆事业有成，他的家人更是什么都不做，完全就指着吴奇隆养活。他的两个兄弟已经成年，但是却没有任何自理能力，连房子都是吴奇隆买的。他的几个侄子侄女上学出国，也都需要吴奇隆长期供养。还有一些离谱的亲戚，一旦做买卖赔了钱就找吴奇隆诉苦。这些年来，吴奇隆在亲人身上花的钱，也有好几个亿了。近两年，吴奇隆的事业逐渐放缓，他已经很少再拍戏了，因此他的收入水平也是直线下降。据圈内人爆料，吴奇隆家人的一些巨大开销，已经需要刘诗诗来买单了。而且他的家人骄纵蛮横，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其实，圈内还有不少“嫁错豪门”的女星，有些人甚至还被骗财骗色，最后落得一个人财两空的下场。而她们的“假富豪老公”，明明都已经败落了，却始终不肯低头，没有富豪的命却得了富豪的病，个个眼高手低、一言难尽。嫁入豪门或许是一种捷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运气。因此，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如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财富，这才是正道。

在上海，这个全球运转效率最高的大都市，两千五百万人分工精细，协同互补，缔结契约，遵守规则。在这里，人们以为一切都有迹可循，理性足以创造生活。然而，2022年，上海疫情的“倒春寒”击碎了都市生活的幻象。生活不全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我们仍然以一种生活的理想，想方设法维系生活的如常，努力阻止厄运的入侵。在上海施行全域静态管理之时，大部分上海市民们至少经历了半个月努力买菜的日子，为买菜牺牲了睡眠，付出了心力。我们在买菜中重启了邻里关系，重审自身的物质需求，我们也在买菜中真切感受到了何为供需关系，何为分工协同，何又为自助互助。我生活在浦西，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许多都生活在这座城市。自从上海疫情爆发以来，这里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除了下楼做核酸，我们足不出户，身体力行配合封控政策，每日只能从窗口或者阳台眺望曾经熟悉的街道，一段六秒钟的全家便利店进店音被封控在家的上海市民反复转发——“咪哆唆哆来唆来咪来唆哆”，被转发超过3.5万次，在4月11日的上午，依然有七百人在同时收听，这是普通日常的回响。如今，我们为网上买菜焦头烂额，从没想过，一日三餐，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 4月4日晚十九时，上海市政府宣布全程继续实施封控管理。此后的每一天，网上买菜变得越来越难，眼见着盒马从三分钟内都有机会，变成窗口期只有三十秒，至于美团买菜，app已经提前十分钟被人们点击到卡住。抢菜之前，我以为抢菜是短跑竞赛，努力跑起来，都有个成绩；抢菜之后，我意识到抢菜是过独木桥，多数人刚出发就被挤下去了。每天，我都会看着一溜儿彩色的食品图变成水印色，配着两个字“失效”。它宣告了我为过上普通生活而付出的努力都只是：失效。 ”失效“为了买菜，我每天有三个闹钟：十二点抢山姆或者美菜、六点抢美团、八点抢盒马。其中，盒马开放运力的时间从七点调整到八点，堪称人性化改进。至于由公司创始人亲自总结抢菜攻略的叮咚买菜和平价好物奥乐齐，在浦西尚未封控前，就已关闭我家附近的线上平台。身在纽约的老谢为我在盒马上抢到了69元4斤的“蔬菜吃好点套餐”，包括三个西红柿、三个红薯、三个黄瓜，和一把韭菜、豆苗（烂了大半）和芦笋。想到这些菜只够我家吃两天，我仍然无法摆脱因为抢菜而混乱的生物钟、夜不能寐的焦虑，我忍不住诘问，为什么不买那个59元11斤的“普通蔬菜保供应套餐”。 “给你吃好点。”他说。 “现在主要是买多点！”我说，“我真的不想再抢菜了。” 买菜的第四阶段这二十多天，我在买菜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平日般挑挑拣拣、放开标准但控制分量、应买尽买和时刻刻都在买，即动态买菜。动态买菜是桃子告诉我的。我问她如何塞满冰箱，她说就得早中晚都想着买菜，随时随地都刷盒马和叮咚。听完这话，我顺手刷了下盒马，真刷出来一块肉。桃子已经被封了近40天。3月4日，桃子的小区因阳性感染者而被封控，足不出户14天。那时候她乐观地觉得只有14天，盒马下单都只买半周的量，单件数量为1，吃光了再买新。“有一天，我们突然就买不到绿叶菜了”，她看着的盒马购买记录对我说，“我有逐渐感觉盒马的菜越来越少，但我只是单纯地觉得是我打开的太晚了。到了3月13日，我们在叮咚与盒马上都买不到绿叶菜了。” 邻居赠予了他们两把绿叶菜。3月18日，解封后，桃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山姆超市买了超过两千块的食物，包括十斤绿叶菜。从山姆回家后，他们小区于3月19日再次被封。她对当时没再多买点感到后悔，“现在买完菜都会后悔，觉得为什么不再挑战一下极限，多买一点。” 再次被封两天后，桃子给自己下单了睫毛膏和眼线笔：她觉得自己很快就要去上班了。但她后来能做的，依然是在家里买菜。空无一人的上海街道豫广作为一名高考优胜选手，桃子以积极迎考的严肃态度对待囤菜：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搜索攻略，逐条检验网传的《买菜战术手册》是否靠谱（结论是靠谱）。她总结出多条买菜经验：比如下单最少两份起，四分也不嫌多；比如在盒马开放运力前五分钟频繁点击“结算”，最少点击十分钟，最多的一次，她半个小时点了近五百下。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锻炼出超强的手速，后来，又一位买菜失败的朋友在朋友圈宣称，下辈子他要投胎做一只筋膜枪。在我与桃子认识的11年里，我从未见过她囤货。她的眼影只有一盒，粉底液不用完不换新。她习惯随手下单：网购的便利制造了物资充盈的幻想，无需储存，点击即得。但日渐危机的买菜形势改变了这一切：桃子每天都在买菜。为了储存这些超量物资——必须往一个月囤——她又开始学习各种食物的储存方法，比如香蕉剥皮放进冷冻室。 4月1日，是桃子本月最好买菜的一天，东西多，下单快。她顺利下单了四次盒马。现在想起来，她都觉得愧疚：她买了一单泡芙和麻薯，对宝贵的运力真是浪费。现在回看，她所在的嘉定区最早出现病例，该区域的生鲜配送也就最早遭遇疫情难题。4月7日，美团公司副总裁毛方在接受上海新闻广播采访时说道，因为疫情封控，一旦仓和前置仓有阳性感染者，就会全部被封，而骑手所处小区一旦被封控，运力也就随之降低。但就在买菜变得越来越难的时候，桃子依然坚持每天和家人一起做每顿饭，正餐至少三个菜。 “好好做饭我来说的特别重要，这是我现在唯一可以掌控的东西。这两年多来，我能掌握生活的多少呢？”她说。居家办公模糊了工作与休息，生活里不再有新行程。隔离久了，桃子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不知道日期，也不知道星期。“人需要对生活有一些掌控力，有一些逆向的坚持，这样你才有真实的感觉，否则就会完全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行尸走肉。" 净流出 3月27日起，我，一位拥有四天囤货自由的浦西市民体验到了每日抢菜失败和供需关系波动时的市场价格变化。菜场里的青菜涨到15元一斤，老板喊着“赶紧买赶紧买，等下100块一斤也买不到了！”；知名生鲜电商实体店里的肉铺子，卖出了菜场感：一天一个价，不去柜台结账，在肉铺现结。 3月31日，浦西封控前一夜，朋友圈里甚至透着一丝欢乐。朋友们如同过年一样，晒出了各自的晚餐，信心满满迎接原定的四天封控。哦不，有一位朋友信心稍显不足。她囤了不少菜肉，甚至囤了四个马芬蛋糕，准备一天吃一个，以甜食调节情绪。她在封控前连续下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居家做饭。然后，她发现，她这个平时不太下厨的人，除了盐，其他调味料都用光了。看，总有人备考了三天，最后忘记带准考证。不过这次考试，很快就超纲了。封控时间拉长，目睹自己的物资处于“净流出”状态，而自己身处买菜失败的循环，对未来的担忧，让我越来越“小气”。最后一块冰鲜肉发臭时，我内心挣扎再三，决定准备通过厨艺来掩盖臭味。然挽救失败，必须倒掉，我心生懊恼，觉得自己不仅损失了一块肉，还浪费了葱姜蒜；有天晚上饿了，打开橱柜发现只剩一盒酸辣粉，思来想去，还是舍不得吃掉：万一，这个月我会有更想吃酸辣粉的时候呢？在不能产生“净收入”前，1kg排骨解冻后，要一切四，三份放回冷冻柜；而在团购成功鸡蛋的那天，我早餐多吃了一个荷包蛋；日常不太吃主食，现在顿顿一碗大米饭：光靠菜肉吃饱，饶是桃子家的库存也撑不住。但最心痛的是，封控前买来的五斤春笋，想省着点吃。不料在家放了十天，剩下的三斤已经全部发黑发霉。哎，听说杭州每天十万斤早笋驰援上海，啥时候我能被援一下。尝试拯救依然坏掉的笋我那些已经当妈妈的朋友们，或是批评孩子弄掉了一块肉，或是以前给孩子煮多了就会倒掉的米线，现在也要留起来再吃一顿。而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在4月8日发布了科普文章《囤的土豆发芽了直接扔？还能挽救一下！》，一位全国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委员告诉广大因为团购蔬菜包和接收社区慰问物资，而家中常备土豆的上海市民:薯皮变绿都不能吃，如果只是长出细小的白色嫩芽，可以挖掉芽，继续食用。朋友 3月29日，我点进阿汉的豆瓣主页，发现他的签名被换成了：多发点朋友圈，让我多看看你们。我想起他身在浦东，已封十天。阿汉善良又敏感。每一次我们走到外滩，遇到那些高价给游客卖花的小妹妹或是阿婶，他都会买下。他总觉得大家生活不易，掏出几十元，哪怕被宰也心安。阿汉说，我白天被资本家鞭挞，晚上还要看到可怜的人。他说他觉得最难受的不是有钱人比他有钱多少，而是没钱人比他没钱那么多。 3月30日凌晨，我问阿汉，你吃的咋样，他说最新的要求是足不出户，点不到外卖了。我说我帮你买点，他说：“吃的另说，精神比较崩溃。“ “我给你打个电话吧！ ”我说。 “我精神崩溃不是因为没人说话，纯粹是因为对未来的前景不明朗和对周遭环境的过分共情而已。”他说。阿汉曾经确诊重度抑郁，暂缓过国外学业，但我以为他已经康复许久。我开始帮阿汉抢菜，如上所述，我屡战屡败。我给阿汉发了许多买菜链接，毫无疑问，仍是屡战屡败。阿汉甚至新买了一张260元的山姆会员卡，但在买完那天，山姆就暂停了他周边的配送。外卖已经叫不到了，阿汉只剩半袋冷冻水饺。他有24个小时没吃东西了，也感觉不到饿。 “累了，宁愿饿着也不想抢东西了。”他说。 “我帮你买！！”我说。 “那也是不用啦。还是有更需要的人。”他说。 “我只管我身边的人啊！” 我去找小池，问她储存的够不够，能不能分点给阿汉。我们三个是大学同学。但若不是我想起来去问，阿汉自己断然不会求助，这似乎是一些抑郁朋友共性。小池是位优秀的金融女。有时候我会因为她做事太认真，而感到压力，但现在，我觉得我想错了。小池把自己一半的囤货都分给了阿汉，装了五个袋子，共计十公斤，包括红油抄手、冷冻水饺、包子、虾滑、猪蹄、酱肉、腊肠等等。她叫了一单闪送，不断提高加价，直到300元才等来接单。阿汉开了一下午的电话会——居家工作提高了沟通成本，降低工作效率，但KPI要求不变。他错过了闪送大哥的电话，在送达一小时、志愿者收工后，才去到小区门口收货。可是，这五袋食物并不在门口的桌子上。闪送大哥有拍照为证，自己已经送达目的地；志愿者前来帮助寻找，却毫无头绪。我提出报警，被拒绝。“算了。别找了。我累了。这种时候也没办法怪谁，我自认倒霉，大概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应该受到惩罚。”阿汉说。我也累了，一种彻头彻尾的无助油然而生。 “我想加阿汉小区志愿者的微信。”仍有精神气的只剩下小池。此后的发展，称得上神采奕奕。小池加了志愿者，替阿汉向对方道歉，然后请对方把自己拉入阿汉小区的团购群——阿汉鲜少与邻居来往，更不知道自己小区有团购群。 “@阿汉，给你团购了牛肉筋头巴脑2斤，肋排2斤，黑椒牛仔骨1盒、西冷牛排2盒。快给我钱！” “@阿汉，你们小区团购好好！我刚给你团了三盒蛋糕和甜点！” 随着情况好转，连阿汉也有力气去关心别人了。他的一位朋友连续三天物资告急，慌乱到在交友软件询问附近的人，有没有团购。这时的阿汉已经对团购流程捻熟于心。他在网上搜索小区名，然后联系开团负责人，好家伙，居然有十几个团购群。就像小池帮助他那样，他先帮朋友团购了几单，再将朋友拉入。一种固定的“自救”程式就这么产生:求助、被拉入身边的团购群、团购、重获生机。微信群 3月17日，周兰的小区被封控了。她以为这不过是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却不想浦东疫情走势难料，48小时再加48小时，再加48小时，再加48小时……直至今日，他们已经被封控了二十天。我翻了翻聊天记录。3月15日，我俩在杨浦区的韩国烤肉店饱餐一顿。封控前最后一顿外食，吃了不少肉，倒也令人满意。封控前看樱花的上海市民周兰与丈夫住在张江，都是博士毕业，分别从事医药与文学的研究工作。与多数浦东居民一样，最初他们能叫外卖，也能买到盒马和叮咚。当盒马越来越难抢，他们能通过京东、山姆和淘宝下单成功。但对于何时解封，从物业到居委，都没个说法。按照上海市的浦东三区封控政策，唯有一整个街镇都没有阳性感染者，才能划为可以自由出入的防范区。而对于当时日增两千例的浦东来说，没有任何一个街镇是零阳性。 4月1日到3日，夫妻俩连续三天五点多起床，没有抢到任何菜。“那时候大家有点慌了，因为至少还要再封闭14天。肉和菜已经吃完了，米面还有，活下去没问题，但是正常吃东西比较难。”周兰说。 4月3日，黎明前的黑暗。周兰与邻居们加上微信，拉了个群。一晚上，群里进入了将近两百人，大多是年轻租客。周兰问临近小区的朋友要来卖肉大哥的电话，准备团购肉，168块将近7斤，堪称商界良心。还有群友联系了附近的鲜奶屋和水果铺，对接团购。 “有个邻居说她买多了鸡蛋，可以分我一板，35元30个，放在我家门口。我拿到的时候，眼泪都要出来了。”周兰说。她转发了群聊记录给我，里面的年轻人说自己有蔬菜和肉，但不会做饭，能不能换点水饺汤圆。“水饺汤圆吃光了，但能给你一个汤锅和盐，你自己炖肉。”群里有人回答。 “到上海来为了高薪，结果刚来就隔离，现在二十天了。”又有人说。买肉大哥也在群里。“老板能搞到生抽不？”有人问他。 “自己有点，给你了。” 卖肉大哥说。有通行证的外卖小哥也在群里。连着两天，他都帮居民们原价代购。但很快，根据上海市商委制定的电商平台保供细则，他不符合外出跑单要求，4月7日后不可离开小区。在他跑单的前一夜，群里不断有人@他： “注意安全 @外卖小哥。” “太感谢了，这么晚还在为我们奔波。@外卖小哥。” 周兰发给我一张照片分享快乐：照片上是六瓶果味气泡水。“还有香油、生抽、洗洁精，外卖小哥跑了很多家，菜给大家买齐，每家只收了二三十的跑腿费。” 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是：现在上海各个小区最受尊敬的人，是团长。在许多时刻，是团长发起的团购缓解了居民的物资紧张，比如那位吃酱油拌面的宝山朋友，在小区团购中，吃上了肉。但团购的成功率不高。居委会不允许、物流阻碍、平台爆单、人数不够都可能成为失败原因。但这并没有打消上海市民积极团购的意愿，相反，大家去联系了更多的团购，开拓更多的可能性。于是这样段子应时而生：“我已不记得我在哪个群，群主是哪位，接了什么龙，买了什么东西，付钱没付钱，转账还是现金，送货不送货，哪天送货，自取吗，哪里自取……” 市场价格这些天，为了被绞杀的自由与时间，我身边很多女生都哭过。我的朋友小白无缘由地哭，哭着冲窗外大喊，把空荡道路上熄灭的声控路灯给喊亮了。 “你还记得我们天天讨论冬奥会的那段日子吗？像他妈的上辈子。”小白同我说。 “我们这些倒霉蛋心态已经崩了。我现在看到谁晒公司发的物资我都恨不得拉黑。”小白说。从她第一次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晒物资，她就觉得残忍：她是个没有归属的自由职业者。 “我们每天给公司当牛做马的也没收到物资呢。"我与朋友小刘齐声道。 “现在秀啥不残忍。”小刘补充道，“我们在这里抢菜失败，那边说团购了两万多块Shake Shack；老小区测个核酸，名单都捋不清楚，那边已经是彭于晏测核酸的照片漫天飞；老小区里的邻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催居委会拉走阳性患者，那边是业主立约居家隔离，被认为是上海的理性之光。”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城市本就是多空间折叠。只是多数时候，各空间互不相通，我们只在同温层里生活，也只在同温层里比较。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每个空间在同层摊开。在某些时刻，全城封控彰显了一种表面的“平等”。比如老破小里的老人与浦江高楼的年轻中产，都在微博上求助；比如年入十万的我与年入千万的基金经理，都在盒马抢菜。而对于有些人，全城封控会是小赚一笔的机会。一个普遍现象是，你在团购中往往只能选择贵价商品，比如99元四盒馒头。尽管光明乳业发布的成团价格是三千元，但我们小区的送奶工要求我们必须团满六千元。牛奶团购经历了两次失败，第一次因为团不到六千元；第二次是团上了六千元，却被送奶工突然提价至九千元。邻居们好言相劝，送奶工不为所动。我突然就在家委屈地掉下了眼泪。送奶工大哥，你看看我们小区的房价，就知道我们也就是普通老百姓。时事维艰，为啥要割我们韭菜呢。但很快，我的眼泪就被目瞪口呆而取代：原本的98元的物资盲盒，被以增加品类——比如饺子皮和食用盐——为由，加价到118元、再到138元，最后变成218元。最终，98元套餐里的那只鸡不翼而飞，赫然登场的，是218元套餐里的两盒午餐肉。价值207元的蔬菜水果大礼包频繁的涨价并没有的影响成交量。20%的居民退款后，立刻又有20%的居民补单：只要能送到就行，他们说。尽管上海市物价局对连锁卖场严控售价，但只要供需关系不平等，就有缝隙。在徐汇区的一个跑腿群里，跑腿小哥发出了自有渠道的礼包价格：2.5斤排骨、蹄髈4斤和一包蔬菜，合计400元。跑腿费另算，基础费100元，多户拼单则再加10元/户。群内聊天记录400元成为跑腿代购的常见价格，朋友小白买了四十袋泡面、四十个鸡蛋、一瓶可乐，加上跑腿费一共400元；小芸则幸运得多，她买了一只鸡、一打鸡蛋、一盒1.4升的光明优倍和3kg的光明酸奶，再加上三袋青菜，加上跑腿费才收她400元。 “我的闪送为什么没人接单？”朋友老楚问我。 “你开了多少价？” “38元/8公里。我导师很久没吃到绿叶菜了。” “你先加到100元试试。”我保守地回答。 “我特么送的菜都不值100块。”老楚惊了。原有的市场规则被破坏了，你不能按照合理的价格进行购买。在当下上海，闪送的价格直接50元起，我的朋友叮叮为步行十分钟的距离支付了200元，小池为相距十公里支付了300元。可乐我想喝可乐，特别想喝可乐。我不是每天吃主食，但我每天都要喝一罐可乐，只喝可口可乐，无糖也可以。没有可乐的我，就像没有阳光的喇叭花，耷拉成一坨。饶是我对封控时长早有预期，也没有储备足够的可乐：谁知道封控起来后，一天能喝这么多罐。因为工作，朋友从北京来上海。他拎着给我的可乐补给坐上高铁，我也信心满满地喝掉了最后一罐可乐。谁知，他并不被允许在上海自由活动，我也收不到可乐。他说可乐我给你留着，我说这是硬通货，一罐解千愁，你省着点，留着可以换烟。没开玩笑。在我朋友的小区，有邻居用一包软中华，换了一瓶可乐，在另一个小区，红酒与伏特加都试图交换可乐，最终红酒胜出。而最划算的，是一位豆瓣用户，用一瓶麻油换了四瓶可乐。京东超市和天猫超市可以买可乐，我已经分别下单三箱，但送达日期一延再延。可乐能团购，50箱成团，单价是盒马日常价的1.5倍。但可口可乐不是基础物资，社区不建议团购。想到志愿者要把五十箱可乐从小区大门送到各个单元楼门口，自己的购买变成他人的负担，我心里立刻涌起愧疚。凌晨三点，小区群里冒出一句：“有人想喝可乐么？”两个邻居紧随其后高呼“要可乐！要可乐！”，我则贴上了可乐的团购信息。仅此而已。几个小时后，四个晚睡年轻人对可乐的需求，被家庭主妇们购买菜肉蛋奶、尿布奶粉的讨论淹没了。团长再次重申：零食、可乐暂缓。徐汇田林的一个小区团购了可乐雪碧，负责运输的志愿者看到堆积成山的货物后，气得罢工。在上海的可口可乐公司，4月8日累积了超过四百个团购订单，他们暂停接收新的订单。而掌握了世界上最多商业数据的彭博社，在发给驻上海员工的保障物资中，赫然加入了两瓶可乐。这款诞生于1886年饮料，是全世界最普通的饮料。两块五一罐，在过去随手可得。但如今在这座两千五百万人口的超级城市里，可乐变得稀缺，就像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变成一种期盼。失控感现代社会的幻境之一，就是个体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你所拥有的一切是你个人努力所得，你可以通过消费建造自己的生活，你所求的生活，总有路径可以抵达。小刘还有菜，但补给困难。附近的线上平台暂时关闭，团购又全部被退单。每天都在尝试新的购买途径，每天都以失败告终，反反复复的预期落空让人身心疲惫。她的父母安慰她，没事的。父亲说自己真的不焦虑，酱油拌饭过日子也可以，母亲说小时候穷，食堂只能几分钱打碗涮锅水配饭吃，现在怎么都比过去好。这没有安慰到她，反而让她更加难过。她唯一庆幸的是，父母与她同住。“否则他们不仅不会线上抢菜，他们进了社区团购群，根本都看不懂里面发生了什么。”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由稳定的、有秩序的、分工合作且运作协调的组织体制来高效运转。也就是说，我们的现代生活，是仰仗无数陌生人遵守规则、互相协作。但在此刻的上海，高效的社会运转，变得格外艰难。夜晚的上海街头空空荡荡豫广4月4日之后，桃子对的生活的掌控感一点点变弱消失。“因为越来越难在线上平台买到菜，团购的质量也很不稳定。”她说。有朋友住在老小区里，小区里老人多，难以开展团购，周围配送平台又全部关闭。而她，要操心家里四位九十岁老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她六十岁父母的买菜问题的。”我每天操心得都心律不齐的“，她说。前些天，一位外地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叫肯德基？难道肯德基也关了么？又一位外地朋友在友人群里分享了自己的炸豆腐食谱，“抢点豆腐”，她好心地对我们说。 “上海，没有的抢。”上海市民燕子回答。 “外地的朋友还活在我曾经很熟悉的世界里。”燕子同我说。但对于有的外地朋友，有些想法或许改变了：普通生活难得且脆弱，他们说。 4月9日前，几位身在外地的朋友已是着急忙慌地囤物资，一位甚至购买了冷冻柜。还有位朋友这样对我说：“我下单了十几斤肉，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昨天还买了两百块干粮，甚至买了带鱼，三大袋咖啡豆，猫的三十个罐头，可以吃到夏天了。”末了，又对我进行一记暴击：“你家物资如何？” 4月9日凌晨，广州开展了全市十一区全员核酸检测。到了白天，广州多个线上平台被抢购一空。朋友在盒马实体店拍了张几乎全空的货架给我，我发现唯一被剩下的，是几盒香椿头。 “快去买香椿头！那是春天的味道啊！”在阳台上听着鸟叫的我，不由得叫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