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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逃避就业压力，一些年轻人主动退出社会竞争，缩回家中，靠父母的接济维持生活。他们尽量节省开支、减少社交，以低欲望的姿态活着，甚至靠考公、考编、考学，换取蹲在家里的资格。 " 啃老 " 不易，与父母的对峙拉锯，以及对自我价值的焦虑，驱使他们不停将头探出壳外，在走向社会的路上探索。　蹲在家里大学刚毕业，何悦悦就从一名天之骄子，变成一个闲散人士。大四下学期，疫情爆发，何悦悦提前离校，回到呼和浩特家中，一边做毕业设计，一边申请留学。2021 年 7 月，她如愿收到新西兰学校的 offer，本应奔赴的行程，随着全球疫情爆发戛然而止。新西兰学校发来通知，她所申请的幼儿教育专业不再向海外招生。人生突然失去方向，家里成为何悦悦唯一的容身之处。一开始，何悦悦手里还有一笔积蓄，可以心安理得地闲晃。父母心疼她本科期间课业负担重，也建议她在家里休息一阵，还会按时给她生活费。几个月后，他们的态度悄然转变。爸爸不断劝她去考公务员，妈妈给生活费时总抱怨没钱，家里的气氛微妙而紧绷，几次发生争吵。每天白天父母去上班，三人只有晚餐时间会见面，吃完饭又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因为缺少交流，摩擦也随之减少。没钱花时，何悦悦也不着急，" 他们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算了。" 终于有一天，何悦悦忍不住向父母提出，要搬去老房子住。起初妈妈不同意，认为何悦悦没工作，不需要一套独立的房子，还会令家里减少一笔租金收入。她最终没能拗过何悦悦。离开父母后，何悦悦过上彻底自由的生活。每天早上 8 点起床遛狗，回来接着睡到中午。睡醒后就在阳光下看看书，自己煮咖啡。下午去熟悉的咖啡馆坐坐，和老板聊聊天，或者漫无目的地逛公园。为了看电影，她专门买了一台投影仪，晚上接着玩游戏或健身。在这惬意的生活里，她没忘记正事：偶尔准备留学的语言考试。日本曾用 " 蛰居族 " 一词形容无法就业、放弃就业或逃避就业的年轻人，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的 " 就职冰河期 "。反观国内，近些年在家待业的年轻人数量也急剧上升。 2019 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 65% 以上的家庭存在 " 老养小 " 的现象，30% 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因回避就业压力，以考公、考编、考研等理由蹲在家里的年轻人，被称作新型啃老族。研究生毕业后，在互联网公司刚工作不到半年，钟琳就被裁员了。一开始的伤心失意，很快就被蹲在家里的轻松快乐取代。再也不用每天挤地铁上班，一路小跑到公司打卡了，作息时间突然变得像学生时期一样规律。每天 9：00 醒来，桌上已经摆好妈妈准备的早餐，包子、花卷、面条、粥，一天变一个花样。吃完饭，妈妈去厨房收拾碗筷，钟琳只需要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节目。她会挑一些最轻松的情感剧或综艺，" 完全不用动脑子的那一种 "。悬疑剧一概不考虑，" 人在放松的时候，根本不想给自己增加任何负担。" 有时候，电视剧只是玩游戏的背景音。失业之前，钟琳游戏玩得很烂，几乎没人愿意和她组队。蹲在家里三个月后，她的排位一点点升高，把账号练到了星耀段位，创下游戏生涯中的最高记录。钟琳不工作时出去玩 / 受访者供图蹲在北京家中的钟琳，非但没有遭到父母的反对，甚至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包容。此前，因为毕业和工作带来的压力，钟琳患上慢性肾炎。这次回家，被妈妈视作帮她调养身体的好机会。只是那时大家都没想到，她在家里一蹲就是近两年。母女俩每天形影不离，建立起久违的亲密关系。她们一起去超市买菜、做饭、逛街购物、逛博物馆，主要开销都是妈妈负责。钟琳不愿否认，这段无所事事的时光，对她来说 " 非常快乐 "。甚至，妈妈也舍不得让她再出去：" 找不到工作爸妈养你，要是家里拆迁，就甭出去工作了。" 当理智占据上风时，她还是会觉得羞愧，" 作为成年人，整天不工作，脸皮太厚了，我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啃老的选项。" 她试图重新回到正轨，因为害怕再被裁员，开始搜寻体制内的工作，然而进展并不如意。 2019 年，和钟琳一起竞争公务员岗位的年轻人大幅上涨。那年国考招录了 14537 人，共 9657 个职位，招录规模为近十年最低值。同时报考人数反向走高，平均竞争比高达 87.5：1，远高于 2018 年的 58：1。丢失了应届生资格的钟琳，更是没有竞争优势。退出竞争 2018 年毕业后，带着对高额回报和优质福利的期待，钟琳手捧名校研究生的学历，成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管培生。没想到，入职仅半年就迎来行业寒冬，一个月时间，部门三分之二的人被陆续裁员。她看着同事们像蚂蚁一样在楼下排队办理离职，" 一条队伍远远看不到尽头。" 接到失业通知的前一天，钟琳刚接到领导派发的任务，要写一份企业文化报告。早上她还在发愁怎么写，中午和领导吃完饭回到公司，对方就通知她，" 互联网寒潮，公司困难，趁着公司账上还有钱，赶紧走吧。" 钟琳感到这短短几句话信息量极大，一时竟不知道该先消化哪一句。复杂的感受汹涌而来，前一秒她有些庆幸报告不用写了，下一秒就开始掉眼泪。当天回到家，妈妈正在做饭，得知钟琳失业了，走过来抱着她一起哭：" 正好想让你歇歇，这样也挺好。" 爸爸下班回到家，也安慰她：" 没事，爸爸养你。" 钟琳感到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蹲在家里大半年，钟琳一直没放弃找工作。2020 年开春，她接到北京一家教育服务中心的 offer，机构藏在胡同一栋不起眼的破旧大楼里，并且不提供午饭，这打破了她对事业单位福利高的想象，索性放弃入职。接下来七个月，她相继投了三十几份简历，全是体制内单位，拿到八个 offer，但没有一份工作让她满意。要么因为薪资仅有五千块，要么因为通勤需要三小时。最后钟琳去了一所职校做心理教师，入校一周，她又后悔了。一次大型庆典彩排，她每天顶着烈日守着学生排练，一种无意义感向她袭来，" 难道我这辈子只能这样了吗？" 当天辞完职，她再一次缩回家里。蹲在家里的短暂计划被无限延长，挫败感日益强烈。和朋友聚会时，若被问起想找怎样的工作，钟琳会赶紧用一句 " 钱多事少离家近 " 的玩笑搪塞过去。焦虑和迷茫始终在心头萦绕，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身上出现一大片一大片的疹子，奇痒无比，只能靠皮肤药来缓解。 2021 年，半月谈根据调查发现，原本普遍出现在一线城市的 " 蹲族 "，已开始在二三线城市蔓延。某社交平台上标签带有 " 蹲族 " 的小组加起来近七八万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条件也不错。除了就业压力，对工作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怀疑，也是他们逃避社会的动因。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生鞠法胜曾对蹲族进行了半年的观察，发现许多人的经历中呈现出一种共性：在家庭教育里，考上好大学是父母对他们唯一的期待，忽视了对兴趣、人际交往、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培养。十八岁之前，何悦悦一直是一名符合社会期待的好学生。高考那年，她差五分上北大，最后进入一所 985 高校，圆满完成一个学生的主线任务。但这不过是她压抑内心真实需求的结果。她从小就不喜欢刷题，不喜欢竞争，当别人做卷子时，她在偷偷看闲书。到了大学选专业时，何悦悦决定顺从自己，凭兴趣选了园林景观。原以为这是一个 " 可以去户外做田野调查，自由而有趣的学科 "，入学后才发现，那不过是招生简介里的漂亮话罢了。大四下学期，何悦悦决定逃离国内内卷的风气，去新西兰追求自由的教育。但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蹲在家里的日子，因为失去目标而变得漫长，" 啃老 " 带来的压力也让何悦悦开始动摇。出国留学每年花销至少五十万，这对爸妈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几经思量后，她主动放弃了留学。不出国了，何悦悦依然没有做好投身职场的准备。加班、应酬、女性歧视，朋友们的一系列抱怨，令她对职场心生抵触。一个曾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被赏识的人，突然开始挑战体系的标准，蹲在家里的何悦悦需要学会如何自处。她渐渐发现，" 要心安理得地躺倒是困难的，不努力是会产生愧疚和自责的。" 在家里蹲久了，她开始陷入自我怀疑：" 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是不是个废物？是不是落后同龄人了？" 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和否定，同样也困扰着游鹿。高考那年，他以全国第九名的成绩考取东华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却遭到母亲的反对。母亲认为这不是男孩该学的专业，替他选了 " 更好就业 " 的工业设计。读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游鹿学不好，也不想学，但妈妈的强势让他不敢反抗。在这个单亲家庭里，母亲是绝对的权威，从小到大，母亲从不放松对他的要求。一次游鹿作业做错了，一把小刀飞过来，在他额上留下一道疤。后来母亲甚至都不记得这件事。这种控制关系最终在强烈的对峙中脱轨。大一结束后，游鹿以跳楼威胁，办了休学，回到家经常和母亲陷入争吵，严重时两人甚至互扇巴掌，东西被砸得稀烂。直到有一天，母亲拉上他一起去看心理医生。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母子俩尝试缓解矛盾，重建亲子关系。等到大四毕业，游鹿提出不想做跟专业对口的工作，决定窝在保定家里，这次得到了母亲的默许，" 只要不犯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蹲在家里的每一天，游鹿都和几个在家待业的发小混在一起，去街上游荡，去网吧打游戏，不玩到凌晨四五点不会睡觉。" 就是毫无压力，报复性地玩。" 游鹿说。那段时间，母亲也因疫情在家办公，每天负责给游鹿做饭。他能感到母亲在努力克制对自己的不满，可能是听从了心理医生的建议，想尊重他的选择，等他玩够了再去找工作。然而混沌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游鹿自己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收心，甚至越来越迷茫，" 人一旦在舒适区待久了，就不愿意跳出去，就想一直这么过下去。" 走向社会受够了无所事事的日子后，何悦悦决定走出门，"人没事干又不思考是会疯掉的。" 她选了一家精品咖啡店，跟着店长学做咖啡、磨豆子、拉花，每完成一杯咖啡，都带给她久违的充实感，她很快在店里独当一面。但时间一久，一成不变的生活再次让她感到无聊。离职后，何悦悦转而去宠物店打工。在这里，她完整经历了一轮职场文化的 " 洗礼 "。每天早上 9 点到晚上 6 点，她在店里喂狗、洗狗、打扫笼子。忙起来一周只能休息一天，晚上还要加班，" 早 9 晚 9，俗称 996。" 有时候，如果老板还没走，员工就按点下班了，也会被批评。何悦悦无法接受这套规则，再次离职了。何悦悦工作过的宠物店 / 受访者供图受到朋友的邀约，何悦悦决定创业，与其合开一家自习室，每人投入五万左右，妈妈主动补贴了她两万。在呼和浩特这座小城，自习室的生意很快见顶，除了考研期间能坐满，其他时候都冷冷清清。今年三月，自习室所在的大楼还因为疫情被封控了两个月。何悦悦意识到，这也不是一份能坚持下去的营生，几个月后终于将它关掉。为了打发宅在家里的无聊，游鹿的想法更加天马行空，他计划了一场跨越半个中国的摩旅。两个月里，他骑着摩托车，一路从保定玩到南京、顺德、佛山，又去了河南、陕西、甘肃、新疆。那是一段快乐自在的日子，也抚平了他内心的一些愤怒。在佛山，他看到满街都是开保时捷的人，不由感叹世界的参差；在大西北，他看到农民在光秃秃的梯田上刨食，又被那种生命的韧劲打动。游鹿骑摩托车旅行 / 受访者供图结束摩旅之后，游鹿决定重新开启生活。由于还没准备好进入职场，他选择通过送外卖作为过渡。刚开始跑单，游鹿想试试自己的极限，最忙的时候一天跑十几个小时。去年平安夜送餐，险些出车祸。过十字路口时，游鹿感觉放在踏板上的蛋糕快掉下去，低头去看蛋糕，刚一抬头，一辆黑色 SUV 正掉头开过来，他赶紧刹车，" 万一速度没降下来，人就飞了。" 当天晚上，游鹿在蛋糕店遇到当地外卖排行榜上的榜一大哥，大哥眼睛充满血丝，厚厚的手套摘下来，手都冻成青紫色，控制不住地发抖。游鹿同情他，转头一想，自己也一样，"拿命换钱，人在工作面前变成一个异化的符号。" 送了七个月的外卖，游鹿感到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再沉浸在自我的感受中，没有那么多敏感情绪了，对人有了更多换位思考的理解。后来，朋友邀请游鹿加入他在南京的设计工作室，和工业设计专业对口。这次游鹿欣然接受，他的考虑很务实，" 我想先挣钱，再实现人生梦想。" 德国作家贝恩德 . 布伦纳曾讨论过躺卧的价值，"躺卧不等同于消极或懒惰，它可以是一种反抗，一次整合思绪或改变看法的机会。" 因对自我价值陷入怀疑的蹲族，常常会借这段缓冲期重新调整甚至降低预期，积极寻求 " 脱蹲 "。对他们来说，适应社会是始终无法回避的命题。从职校辞职当天，钟琳和妈妈去看了刚上映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当看到哪吒无论做什么，都能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护和支持时，钟琳想到了自己。她坐在电影院嚎啕大哭，长期积压的情绪突然找到出口。回来后她做了一个决定：重新考博。钟琳把考博视作对人生偏离轨道的一种补救，寄望于拿到博士学位，重获应届生和党员身份，换取在就业市场的主动权。2020 年夏天，在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长期以来对父母的内疚感消失了。回想过去两年待业的日子，钟琳觉得很可惜，"年轻人的时间是用来进步和成长的，但这两年我什么都没积累。" 她计划毕业后进入高校，当一名行政老师，" 既没有学术的压力，也能有稳定的生活。" 网络上一个名为" 逆社会时钟小组 "里，有超过 7 万 5 千人分享人生脱轨的故事，很多年轻人都希望通过考研、考博来开启新生活。何悦悦的选择也是如此。放弃留学计划后，何悦悦报考了北大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并于今年 9 月入学。重归校园让她找回了内心的价值感。一次，她在一门名为 " 性别与家庭 " 的课上发言，表达了作为女性主义者的立场，以及对女性处境的共情，赢来一片掌声和称赞。这让她体会到一种久违的认同感，" 校园让我还有时间、有条件去探索自我。" 生活在校园，何悦悦仍需要家庭供养，妈妈每个月会给她五千块生活费。她想过去打零工，被妈妈驳回了，叮嘱她在学校好好学习。何悦悦的心理负担也由此卸下，" 在我爸妈看来，考上北大是完成了光宗耀祖的任务，在北大学习的价值远远高于工作价值。" 至于未来的工作，何悦悦还不想去思考，她对职场依然充满抵触，"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一直都是龟兔赛跑里的兔子，跑累了就一定要停下来休息。"

什么样的场所能避开成队的旅行团和穿着健步鞋的大爷大妈，成为年轻人周末理想的散心去处？答案可能出乎你的预料：寺庙。在周日下午的雍和宫，几乎看不到几个老年人的身影，放眼望去，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正举着燃烧的香火，恭敬而虔诚地在蒲团前面排队等候，等待着向佛倾诉自己的心愿。当你打开社交媒体，也会发现“周末拜佛”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年轻人们在上面分享各地寺庙的攻略和注意事项、各刹“最灵”的菩萨，以及仿佛笼罩在佛光中的开光宝物。当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寺庙开始成为很多年轻人寄托心灵、寻求安定的场所。在这里，评判一个人的标准终于不是上岸分数、院校等级和加班时长，而是“虔诚”，这多少让人感到松一口气。年轻人走进寺庙国庆假期第二天，林晚成和朋友许言一起去了雍和宫。在今年大四的林晚成的印象里，寺庙这种地方应该都是些老爷爷老奶奶，没想到进去之后，自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是年轻人。身边两个打扮新潮的男生，一直拿着相机拍照，看起来就像只是想来雍和宫“出片”的网红。但是一转头，他们已经把所有设备都收起来，面色庄严地向佛像敬香祈祷了。这是林晚成第一次来雍和宫，眼前的场景出乎她的预料，她问向许言，“年轻人为什么都来拜佛了？”而作为雍和宫的常客，许言同样感到惊讶，去年她来的时候，印象里还是中年人居多，但今年再来时，“全部都是我们同龄人，甚至比我们更小的感觉。” 原本只抱着游客心态，浅浅向佛像低了三次头的林晚成，此刻也不得不受到环境的感召。她学着身边那些熟练的同龄人，把香提到头顶，把身体压到九十度，许愿自己能找到未来方向、申请研究生可以成功，“信女愿一个月吃素，求得佛祖护佑”。许言告诉她，“你在许愿之前要告诉佛祖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再说出你愿望，这样佛祖才能记住是你许的愿。”甚至有人会向佛祖报出身份证号，生怕佛祖不能在茫茫人海中准确地定位到自己。在北京，不仅雍和宫已经被年轻人“占领”，其他寺庙也有类似场景。位于北京植物园内的卧佛寺，由于与“offer”谐音，尤其受到祈求上岸的年轻人欢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程鹭，就是在向曾经成功保研的学长学姐讨教经验时得知这座庙的，“卧佛寺很灵的，可以去拜一拜”，学长的现身说法让程鹭心动。在保研前半个月，她拉上自己的三个室友一起去了卧佛寺。去之前，程鹭专门在网上查了查拜佛的规矩和忌讳，又向家人请教。“我妈说遇佛都要拜，不要看不起谁。然后拜佛要拜四方神明，不能只对着佛像这一个方向拜。”于是当天，她按照学来的规矩，虔诚地从佛殿的左边小门进入，顺着路线对着每一尊佛像都认真地依次拜过，就连侧面的尊者像也没有落下。一个月后，顺利保研的程鹭没有忘记专程回来还愿，在卧佛殿供了一盏粉色的莲花灯。 “我的目标比较简单明确，第一次就是去祈求上岸，第二次就是感谢佛祖。在许愿和写祈福条时都是直接写出名字和上岸目标。”她说。像程鹭一样，来卧佛寺祈福的人几乎都有关于学业或事业的明确目标，他们在祈福条上写道，“上岸成功，求求了！”“转岗顺利”“拿到offer”，甚至把“offer”写满整个幅条。三世佛殿两旁的祈福架上，红色的祈福条系得层层叠叠，目之所及的内容大都有关学业和事业。从小接触佛教的孟海慧，有每周去寺庙的习惯，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帮人代请寺庙里的法物。在2018年之前，她的客人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后来28到35岁为事业祈福的客人越来越多。疫情之后这两年，她的客人几乎全部都是跟她年纪差不多，二十多岁，甚至十几岁的年轻人，且以女生为主。她发现，疫情之前的客人里，年纪比较大的阿姨们往往祈福家人健康平安，几乎不为自己许什么愿望；年轻一点的女孩，祈福还多以感情为主，“每天都在纠结那个男生爱不爱她”。但这两年，情况完全反过来，80%找她代请法物的年轻女孩都在求事业和学业，“独立女性，每天都在想怎么挣钱，这个真的特别明显”。一次一个考研女生找她代请了一个保佑学业的手串，两天之后，又下了十几个同样的订单，全部是她在“研友群”里的同学们来求同款。相比于以前那些上了年纪的客人，孟海慧在这些年轻人的订单中感受到更多的“焦虑”。这些即将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迫切地需要一个心理支柱，需要一种被保佑着的安全感。 ▲年轻人在雍和宫排队进香。图 /王媛摄上岸在寺庙做一份文职工作的小提，做这份工作半年以来，已经接到六七次朋友“代拜”的请求，几乎都和“上岸”有关。朋友们除了求自己考博、考公上岸，甚至在自己爱豆即将高考时，也来托她给菩萨上炷香。还有一个朋友考驾照科目三挂了两次之后，直接在办公室的桌子上供了一尊孔子像，每天想起来就对着孔子拜拜，让她的驾照通过，“我就在想，孔子也管驾照吗？” 她也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寺庙法物也开始出现“网红款”，最常刷到的是“十八籽”，由十八种不同材质的珠子穿成，样子漂亮，价格也不贵，很多人会晒出自己在名寺请到“十八籽”的照片。现在各地寺庙也在主动推出更多新潮的、适合年轻人的法物，比如寓意“事事如意”的小柿子，甚至直接写着“上岸”的平安符。“我觉得我身边大部分朋友还是觉得好玩，确实你能做的事情很少，（拜佛）是一件你能做的事情，当然不一定指向‘有用’，但也是一种像安慰剂一样的东西”，小提说，“大家可能是焦虑的心情需要在这里缓解一下。” 穆阳今年为了考编上岸，专程挑了一个工作日，起了一个大早去成都大慈寺请“十八籽”手串和“上岸”签。她的祈福之路是从大学考试前“转发文殊菩萨”开始的。起初也纯粹因为好玩，“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但随着逐渐长大，她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多，祈福的心态也变得越来越虔诚。她觉得自己毕业这一年多以来，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大学时期，她完全不想考编，“考个编制好像就限制住你自己了，你这一辈子也就干这个工作了。”那时候她只希望找一个安稳的工作，攒些钱未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但2021年毕业期间，穆阳切实感受到就业市场的寒气。她学设计专业，往届学长学姐在一线城市就业都比较顺利，导师也会直接推荐他们去一些对口的设计单位。但疫情之后，这些推荐岗位都没有了。由于2020年的毕业生中一部分人受疫情影响，等了一年才出来找工作，穆阳发现自己实际上需要跟两届毕业生竞争。而她自己对一些专业的掌握并不是很有信心，在专业课最紧密的大三下学期，她在居家上网课，家里的设备条件有限，一些电脑设计作业只能用手机连接数位板甚至手绘完成。这让她至今3D建模的技术都掌握得不是特别好。于是大四时，她接受爸妈建议，去考了一个教师资格证，觉得以后可以去做当时前景很好的网课教师。结果当年教师资格证的面试又因为疫情取消，还没等她把教师资格证考下来，“双减”已经开始了。经过这一年的几次波折，穆阳觉得自己“越来越现实了”。虽然最后她找到一份录播课讲师的兼职，但没有五险一金，始终不是长久之计。当初选择进入企业的同学，现在每天加班到九十点钟，也在叫苦不迭。这一切让她逐渐开始觉得，“考编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起码你的生活、你的工资都是有保障的。”而作为独生子女，在父亲去世之后，她也意识到自己未来会有为妈妈养老的责任，不能再随意闯荡。她报考了家乡城市的教师编制，开始一心“求上岸”。到了这个时候，她才发现考编竞争压力之大，一个仅录取1人的岗位就有上万人报名。“真的是乌央乌央的”，“可能说当时胸怀大志，说要自己干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现在都去考编了。” 去大慈寺那一天，天还下着雨，她8点多到现场时，前面已经有八九个人在排队等候。“其实原来很早的时候我是希望自己平安顺遂，顺着自己的生活一点点来就好了”，但那一天在文殊菩萨面前，她只许了一个心愿，那就是“上岸”。她目前已经考过四五场，还没有成为万里挑一的幸运儿，但只要还没有超过考编的年龄限制，她会一直考下去。 ▲不少年轻人在祈福时写下“获得offer”“成功上岸”等心愿。图 / 魏晓雯摄困惑与已经有了明确目标的穆阳相比，林晚成感受到的更多是迷茫。作为排名顶尖高校的学生，在外人看来她似乎已经达到了“上岸”的终极目标，但林晚成还是在大学四年中感受到强烈的精神内耗。当初不甚了解地就选择了传播学类专业，“（以为）我喜欢稍微实操一点的东西，但没想到实操的我也不太喜欢。”她始终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也时常在集体中感觉自己格格不入，“感觉我自己没有任何长进，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学识上，和高中时期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除了体重增长啥都没增长”，“焦虑了四年还是没有个结果”。虽然在雍和宫许下申请研究生顺利的愿望，但实际上，她对继续读传播也没有太多的向往，“但就是也不知道还能去学什么，所以只能报这个”。她觉得，读研究生只是社会时钟逼迫她做出的一个选择，“我暂时性地被框在了这一条轨道里，但更远的我还需要想清楚，因为我不想逼迫我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 但选择对于林晚成来说总是很艰难，“不可能只有一个结果，结果总是一个叠着一个”，这让她多年来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内耗者”，始终在跟自己的内心交战。相比于某个确定结果的实现，她更希望佛祖能保佑自己把人生想清楚。祈福这个行为也是带着矛盾的。在寺外的商店买到一只手串，她一方面清楚地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商品交换，另一方面还是拿着它进寺去开了光。 “客观上它啥都不能变，但是就是对我来说，心理上会有一种感觉，随时随地佛法都会笼罩着我。”林晚成确实对这串自己请来的手串产生感情，“其实真的很不方便戴着它，但因为这是我第一个开过光的手串，所以一直戴着”，她说，“然后也爱着它。对，这个不能叫买，这个叫请。” 林晚成的朋友许言，有时也会对寺庙的各种规矩感到困惑。“它针对女生的（规矩）确实要多非常多。”比如进寺庙尽量着裤装，裙装一定要是膝盖以下的长裙；礼佛时不能披头散发、戴帽子；经期时最好不要去寺庙，即便去了也不要去礼佛上香……但她还是尝试去尊重和理解，“感觉这不是说自己一个人的疑惑可以去打破的”。她还是很爱去寺庙，潭柘寺、卧佛寺、关帝庙……单是雍和宫，今年就去了三次。雍和宫从大门到佛殿前有一条林荫小道，许言每次都会沿着小道散步，两旁的红墙映着斑驳光影，道路尽头是佛殿前的香火鼎炉，青烟袅袅，每个人看起来都有一定程度的心事，又做着相似的仪式，她感到至少在这一个小时里，她与他们是同步的，“有被疗愈和慰藉的感觉”。这可能是现代人难得的舒展时刻。平时上下班在地铁上，许言总觉得大家行色匆匆，“特别不鲜活”。但是在寺庙里，她可以走得很慢很慢，不会有人觉得她有问题。看着周围的人也都在安静地祈福上香，她“会觉得大家原来还有那么多的欲望”，“还有那么多的，起码是虔诚的心”。 ▲图 / 王媛摄答案在本科与研究生之间的暑假，刘小麦决定去寺庙做两个月义工。当时她居家了半年，过着作息混乱、浑浑噩噩的生活，再加上保研过程中的焦虑、与交往四年的男友分手，她觉得自己的情绪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临界值。保研成功的那天，家人都在为她高兴，而她掐着自己的手腕才能不在父母面前哭出来。她意识到自己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在她的想象中，寺庙将是一个可以静修心灵、收获大智慧的地方。带着一头刚漂染完的蓝色长发，她住进位于半山腰的庙里。住进宿舍的第一晚，平静生活的想象就被打破了，山上的小虫子特别多，她的全身都被咬了像荨麻疹一样的小疙瘩，最后她妈妈上山来，偷偷地给她喷了一点杀虫剂，又铺了一个蚊帐，她才继续坚持下来。作为义工，刘小麦被分配到的工作是打扫观音殿的卫生，每天早上八点去开门，把观音殿两层的地扫一遍、拖一遍，再整理信众送来的供品。有些贡品符合想象：瓜果、饼干；有些则颠覆认知：鸡鸭鱼肉。那来自一个大家庭，男女老少提着家里所有的好吃的肉菜上山拜佛，显然淳朴、虔诚但又缺乏一些佛教常识。晚上僧人们念《地藏经》，刘小麦也会去跟着念，僧人们念得飞快，她完全跟不上，就跟着节奏在那里“嗡嗡嗡嗡”。住进寺庙并不能让人自动遗忘以前那些难过的事。一个阴天，刘小麦坐在观音殿的菩萨面前哭。按照她来之前的想象，在这个场景里，是时候有一个高僧大士登场了，他会告诉她“施主啊，一切都要放下”，然后启迪她一些人生的大智慧。但这种情节最终也没有发生。她只能默默自己哭完，再自己擦干自己的泪。但待的时间久了，变化还是在发生。山上即使夏天也非常凉快，闲下来的时候，刘小麦会花一下午的时间去看水缸里养的荷花、拍天上流动的云，绕着宝塔一圈一圈地走。“那种是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就是你就觉得你的心踏实了，你的心沉下来了，你自己就变得无拘无束了。” 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天性向往自由。从山上下来之后，刘小麦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一样，有一些争强的，想要跟别人卷一卷的欲望。之前她会羡慕互联网大厂那种“光鲜亮丽”的生活，但到了毕业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这种执念了，最终选择了一份收入没有那么高，但相对自由的工作，“就是还是活在当下，要及时行乐非常重要吧，这是我现在的人生信条，就是先让我自己爽了再说，将来的事情丢给将来的我去考虑”。寺庙这地方听起来无欲无求，实际上却承载着外界最多的欲望。无论是想要赢得竞争，还是想逃离内卷，或者只是想听清楚自己心底里的声音……拥有最多欲望与困惑的年轻人，希望在这里寻求到无差别的接纳和祝福。或许还有陪伴。在雍和宫，我遇到刚刚20岁出头的嘻嘻，她在北京一个人打拼，身边没什么亲近的人，雍和宫里的佛像成了她最好的朋友。自己的心事说给身边人听，大家可能听听也就过了，但在寺庙里对着佛像祈愿，“我会觉得他们在非常认真地听我讲”。嘻嘻像惦记老朋友一样，时常惦记着要去雍和宫看看。跪在佛像前，觉得佛也在对自己笑着说“好久不见”。嘻嘻的许愿也总是会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她会向佛像念叨自己业绩的压力、工作的进展，以及找不到人可以商量的各种抉择。再从寺里走出来的时候，她觉得“如释重负，感觉把自己所有的心事都说出来了”。还有正在准备申请国外学校的楚楚，在讲经殿前遇到她时，她刚刚拜过文殊菩萨。相比于祈福上岸，她更希望通过来寺庙拜佛，放下对别人的看法特别在乎的执念，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因为寺庙构建了一个这样的场所，然后让你自己，或者是跟佛祖对话也好，或者是你只是想借这样子的场所来跟自己对话。” “我觉得相当于是自己给自己信心，自己给自己肯定的一个过程吧，与其说你要去相信什么，你倒不如说你相信的是你自己。” ▲图 /视觉中国（文中除孟海慧外，其余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