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帝80大寿为名出使中国。约翰·巴罗是马戛尔尼使团的主计员，回国后将一路上所见所闻著成《巴罗中国行纪》（Travels in China），以下节选的是其中的第四章和第七章中译。第四章　中国社会状况一览我已有机会指出中国人的本性因受政府法律和规章的影响几乎改变，在这个国家百姓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比在别处受到更大的扭曲，因为这里的每条古谚语都起到法律的效力。他们天性安静、顺从、胆小，但社会状况和实施的法律，把他们变得冷漠、无情，甚至残忍，这有许多事例可以清楚证明。我有时从一些特殊案件推测他们的品行，确定他们的道德特征。同时，我觉得应当容许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如出现在我们本国，按统一标准得不到真正理解的特殊思想方式和风俗习惯。少女当着年轻男子裸体舞蹈的斯巴达公众节日，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在欧洲对莱赛德蒙尼（Lace demonian）青年起同样的作用；印度妇女的神经也不因看见灵根（Lingam）受到刺激。因此中国人因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理应受到我们的宽容，但我把这点留给读者去考虑他们可得到怎样的评价。传教士认为用竹板打人是纠错的轻罚，上级打下级如同父亲惩罚自己的儿子，并不是羞辱的刑罚。尽管这些教士轻松地对待从宰臣到农民都会遭受的这种丢脸处分，但它往往是官员在生气时施行，而且是在难以保证的残酷和不公正的情况下。此说我们有几个事例为证。当我们返回白河，河水比我们头次在这条河上航行时要浅得多，我们的一条供应船午夜搁浅。天气刺骨寒冷，船上可怜的水手在河里忙碌到天亮，尽力让船离开。其余的船已经前行，监管的官员终于失去耐性，他命令士兵打船长和全体船员的板子，士兵残忍地予以执行：这是征用船只和两天劳动付给他们的唯一报酬。我曾有机会提到，因为食物在气温达到华氏88度的树荫下稍有腐坏。有个官员被降级，他手下的人都挨了板子。每遇逆风或逆流需要曳船前进，一些人就被征用去拉纤。可怜的劳动者一直被逼干这种费力的讨厌工作，他们拉一天纤大约有6便士的报酬，没有发给他们返回原被征地的费用。这些人知道难以找到替代的人，而他们要干到有替补之时，所以他们总是在晚上逃走，连报酬都不要。为了找人代替，官员派士兵到附近村子去，突然抓捕居民，强迫他们从床上起来去拉纤。每天晚上总有几个可怜人只因打算逃跑，或者申诉年老多病乞免，遭到士兵的鞭笞。看见这些人的悲惨处境，真令人心痛。好些半光着身子的人，看上去缺乏营养，疲劳衰弱不堪。但随船拉纤绝非轻活，有时他们必须趟过泥泞地，有时要游过港湾，接着就赤身暴露在烈日下。一名士兵或小监督官手拿粗重的鞭子一直驱赶、毫不留情地鞭打他们，好像他们是一群马。荷兰使团在隆冬从陆路抵达京城，当时河流和运河都被封冻。气温时时在零下华氏8到16度，地面几乎布满冰雪；他们往往要整夜赶路。同时那些搬运礼物和行李的农夫，尽管负担沉重，仍不得不尽量跟上使臣的步伐。在两晚的行程中，范百览先生发现，不少于8名这些可怜的家伙，因寒冷、疲惫和监督者的虐待，死在他们的重担下。经该国返回途中，英使团几名老爷习惯白天步行，赶在午饭时刻到驳船去。有一天，一名高级官员想要阻挠他们习惯的步行，就派9名或10名士兵去追赶他们，粗鲁地强迫他们返回船上。我们的两个向导王和乔及时赶到，了解情况后，命令狠狠鞭挞士兵。其中一个特别无礼的，耳朵被铁线刺穿，一连几天，双手被缚一起。广东总督此时与使团同行，地位比冒犯的官员高，他命令将这名官员押去见他，严加申斥，打四十竹板作为惩罚。我们的两个中国朋友特别敦促受辱的老爷们到现场去看惩罚这名官员。但难让他相信英国人并不喜欢这种做法。荷兰使团中也曾发生这样的事，一名下级官员被上级指挥官鞭打处罚，因为他没有准备好搬运行李和抬轿子的苦力或挑夫。官员处罚群众或下级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组织权力。但如权力落在智者手里就会变成危险物，有时甚至产生可怕的后果。在老天面前玩弄奇妙的把戏让天使都哭泣。那么，当仅有职权可运用，无其他才能显示其淫威的无知中国人，或粗野鞑靼人手握权力时，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总之，在我们旅经该国时，发生了几件事，可以说明生活中相等条件的人们之间存在着犹如官员对百姓那样冷酷无情的心态。其中一件事完全不近人情。有个在澳门为当地英商馆雇用的可怜人，意外从一堵墙上摔下来，脑袋着地。他的同伴发现他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垂危，把他送往城区，在那里遇上使团的一位医师。医师问他们要怎样处理这个不幸的人，得到的回答十分冷酷：他们将把他埋葬。医生表示惊异，他们怎能把一个还没有断气的人送进坟墓；回答说他们认为他无恢复之望，如把他送回家，那么只要他一直不能自理，就会给他的亲友带来麻烦和花费。不过，此人经过司各特医生（Doctor Scatt）的人道医治，恢复健康重返他的家庭和知道他生命价值的朋友处。然而这位医师不知道他是冒风险行善，因为根据一条我们看来十分古怪的该国的法律，如果有受伤者被交给任何人调护，碰巧死在其手中，最后经手者要处以死刑，除非他能够提供确实证据，说明伤口怎样形成，或者受伤者受伤后活过40天。这条法律的后果是，如有人在打架时受了致命伤，那就让他死在街头，因为害怕（如有人照顾他）承担他生命的责任。近来在广州发生一起明显的事件，说明这条法律的致命后果。郊区发生火灾，三个帮助灭火的中国人肢体骨折，还被一堵倒塌的墙严重砸伤。英商馆的医生按英国职业责任很快予以人道救助，把他们送往商馆，准备做截肢手术，这是唯一可能救活他们的方法。这时有个行商听说此事，匆匆赶到当地，劝医生不要给他们做手术，应当把他们尽快送出商馆。还说，无论医生的医术怎么好，若有一个病人死在他手里，他必定会被判处谋杀罪，最轻的处罚是把他终生流放到鞑靼荒野之地。因此受伤的中国人被偷偷送走，只好让他们听天由命。这条野蛮的法律（我们看来是如此）的实施可用来解释下面有关中国人的品行。我们在大运河上目击的一幕，可说是缺乏同情心的突出事例。一群聚集在运河岸的人中，有的登上一艘旧船的高船尾，不幸，船尾不堪负重破裂，这些人随沉船落入水里，此时正值使臣的船驶过。尽管当地有许多舟船行驶，却没有人去救在水里挣扎的人。人们甚至像不知道发生了意外，漂浮在沉船木块上孩童的呼救声也未引起注意。有个家伙看来忙着用篙钩去取一个溺水者的帽子。我们无效地拼命叫我们船上的水手停船，放艇去救人。确实，我们当时前进的速度是一个钟头七英里，这一点因此成为不停船的借口。我不怀疑这些不幸的人必定遭到灭顶之灾。对同伴和同胞如此无情，更不能指望他们对待外国人了。根据荷兰使臣随员保留的一份手写记，在使团赴首都途中，作者想在路边的冰上试试他的冰鞋。同行的官员也督促他试一试。他在岸边滑行了一个距离，冰破裂，他掉了下去，水淹到脖子。中国人不仅不救他，还趁他自己的人不在时嘲笑这场意外，并且跑开，让他挣扎着十分困难地爬上来。在当地，他们的即时创造不及他们的精确模仿，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始终是有名的老手。按本性说，人是聚财的动物，但聚敛的努力，要看法律对他享有财富提供的保护和安全而定。在中国，有关财富的法律不能给予足够的保护，因此国内的创造才能极少用于最需要最缺乏的地方。确实，在那里富有的人都知道政府官员会以合法方式向他勒索财物。中国各阶层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他们态度和蔼可亲，但即使有相当身份的人也受到法律的干涉，所以结果是，他们毫无诚意，讲究虚礼，仅注重礼仪形式而缺乏良好教育的高雅风度。下级假惺惺地在他的上司前跪拜，上司假惺惺地示意叫他起来。寻常的问候规章由礼部制订。百姓如对官员缺乏礼貌，要受到肉体惩罚，如是官吏，则被降级或罢官。就这样百姓的仪表风范受法律的约束，社会在许多方面因此获得安宁。在同等人之间，以及在下层百姓中，很少说粗话，也少有打斗。如果吵架红了脸，不过揪掉头发，或者撕破衣服。动刀动枪足以让普通中国人吓得发抖。他们的战士看不到有什么勇气。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是地面上最胆怯的人。他们个人既无胆量，面临危险或困难也完全缺乏沉着，这可能是精神影响身体的结果。然而，或许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频繁地发生自杀事件，这类事件并不视为可耻，不受到谴责。确实，政府似乎在鼓励自杀，往往允许罪犯自行了结，免处死刑。广东原总督大约两年前吞石烟壶自杀，卡在食管中，痛苦身亡。在这种制度下，人人都沦为奴隶。只要最小官一点头，人人都得挨竹板，而且挨了打还得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跪下感谢暴君纠正他的过失，根本谈不到还有什么面子和自尊。政府的规章作指导，百姓的思想跟上，可以说肉体惩罚是官员赐给被罚者的恩惠，一条确立的顺从原则，足以抹杀、消除人性的一切尊严。奴隶实际上也不能被侮辱。听任别人摆布，没有申诉的资格，这是人类的耻辱，以致不幸沦为奴隶的人再不知廉耻为何物。这种环境产生无数的弊端，在以文雅风度和文明政体受到称赞（我认为多少不值得）的中华民族中处处可见到。中国商人一有机会就弄虚作假，因为据说靠诚信做不了买卖。中国农民只要能不被发现就偷盗行窃。因为惩罚仅仅是他每天都挨到的竹板。甚至中国王公大臣也强夺百姓的财物作为己用，因为这样做不受惩罚。当权者贪婪的唯一障碍是害怕被察觉而受影响，所以当官的都不要面子，不怕丢脸，没有公道感。不用多举已记录在案、有关中国商人在和欧洲人做生意时精心策划的骗局，或者他们彼此交易中玩的把戏。这已为大多数国家所知，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广为人知晓。他们把商人看成国内最低贱的人。坑蒙拐骗的家伙，所谓生意不过是收买和售卖手工产品。除了大家认同的这个普遍特点外，商人中也有例外，他们在政府直接允许下做生意，与广州欧洲人贸易中一直以公平、诚信著称。这些叫作行商的人，有别于普遍的mai—mai—gin“买卖人”，堪与英国商界最优秀的商人相比。在原荷兰使臣携带的礼物名单上有两个大机械钟，过去是天才科克斯（Coxe）先生珍奇博物馆的部分藏品。从广州到北京的漫长旅途中，它们受到轻微损害。离开京城时，他们从一个传教士那里得知，当这两个钟正在修复时，宰相和中堂用另两个很低劣而且普通的钟补足礼单，把两个大钟据为己有，或许他想在某一天以他自己的名义呈献给皇上。这些例子清楚表明中国人吹嘘的道德品行中巨大的缺陷。但如我在前面指出，这类缺失似亦由政治制度造成，不是人民的本性和品质。登上宝座的异族君王，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法律和风俗，历代制度的一切弊病仍然保留。当权者性格可能有所不同，但被统治者的风俗习惯没有变化。总之，这个民族总的特点是自大和自卑，假正经和真浅薄，彬彬有礼和粗鄙下流的奇异结合。他们谈话中表面很单纯和直率，暗地里却趁欧洲人不防进行欺骗。他们跟大使谈判有关宫廷礼仪的事，是他们安排这类事时耍花招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好像无意中说到不同民族穿不同服装多么奇怪，自然趁机把他们的服装跟我们的作一番比较，并且试图仔细观察我们的衣服。经过几次三番的观察，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服装更好，更方便，因为缝制宽大，不需用带子绷紧；而我们的服装，除站立外，其他姿势都必定很不舒服不便利，特别在皇帝出场，大家都按习惯真正跪拜的时候。这个巧妙而又明白的暗示，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们再拿他们的宽裙子和我们的裤子作比较，说明他们的膝关节可以自由活动，我们的膝带扣和袜带则必定有碍动作。这就把话点明，他们最后热情友好地提议我们应换掉我们的裤子，否则朝见时肯定不便行跪拜礼。在任何场合他们都表现出所谓民族优越的虚荣心、自视甚高的狂傲。他们不是没有感觉到他人的优点，但假装看不见。尽管他们不得不利用外国人校订他们的历法和调整钟表，并且习惯每年都接受各种欧洲工艺品和新产品，但仍顽固地认为，与他们自己相较，世上所有民族都是蛮夷。广东的一名中国商人，经常有机会看见英国船，觉得比他本国的与巴达维亚和其他远方港口做生意的船要好，决定开始按英船样式建造一艘。但户部（Hoopoo）即海关税收官得知此事，不仅强迫他放弃他的计划，还因他企图采用夷邦的船型给予重罚。他们的民族性十分强烈，以至于如我在别处所说，没有一种进口货可以保留它的原名。任何国家、任何人，或任何商品，都要取一个中国名字。所以他们的语言，尽管贫乏，可认为是纯正的。中国人之间很讲礼貌，而且十分拘泥于形式，以致稍有违背礼部订立的规矩，都被当作犯法。访问时使用拜帖，我们那里现在是文明之举，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已广泛使用，但中国客人的身份由他拜帖的大小、颜色和装饰显示，也根据受访者的身份在这些方面有所变化。北直隶老总督给大使的帖子是一张深红色的纸，足以贴满一间不大房间的墙。第七章　政府——法律人民渴望之社会安宁，究竟是因政府采取顺应民心的特殊政策，按亚里士多德的意见，这是最佳的治理之方，或者是因民心受到政府方针策略的约束，这是一个容许讨论的问题。不管怎样，在今天，强有力的统治者已经完全控制，而且按照他的思维塑造百姓的形象，百姓的伦理和品行则受政府律法的支配，几乎完全受其统治。这种促使社会稳定的思想，是基于所谓的权力原则，也就是政府一直向民众灌输、现在已完全确立的原则，父母有天赋予管教子女的明确的权利，这种权利终生都不能取消，需要绝对维持，直到其中一方死亡才能解除。皇帝被捧为众黎庶共同之父，因此也被赋予统治百姓的权力，犹如一家之主。在这种意义上，他拥有“大父”的尊称，又因皇帝被神化，高踞于凡人之上，所以自然地他有时自称为世界上唯一的君主和天子。同时为确证所谓的忠孝，新年初一都要隆重举行皇帝向太后跪拜的礼仪，朝廷大臣也奉命行礼如仪。按照完全建立在父权制上的原则，各省官员成为管辖省份的父母官，各县市的官员也是父母官；各部的首脑同样像一家之主治理他负责的部门。十分遗憾的是，这套理论上可行的管理制度，实行起来却出现许多弊端；所谓统治者父母般的关爱，被统治者的忠顺，不如更恰当地解读为一方专制、独裁和压迫，另一方畏惧、虚伪和反抗。皇帝首先采取不公开露面的做法，很难说是出自对百姓的关爱，反倒可用猜疑心加以解释。统治者或许意识到自己犯下暴行，或者因实施暴政，必然不愿现身于受其迫害的群众中，担心有人为报复他本人或手下的暴行，突然暗中刺杀他。总而言之，中国皇帝极少公开露面，仅保留崇高身影的做法，看来是建立在极不相同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上。统治者背后运用权力，让远近都感受到影响，比经常在群众前现身，被众所知，更能打动人心，更令人生畏。埃列乌西尼安（Eleusinian）秘教教士深知人类的这一性格弱点，秘密操作，更显得有力，需要苏格拉底的智力，才能让百姓摆脱对他们的恐惧。另外据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迪奥塞斯（Deioces）一旦在埃克巴坦纳（Ecbatana）当上国王，再不愿接见他以前为之辩护的群众，他认为拒绝让人看见，更有利于让百姓知道他是百姓之上的国王。确实，如果群众经常接触有权有势有力的人物，和他们无拘束地密切往来，每天都眼见他们日常的生活起居，那么将大大降低群众对他们的崇拜。正如伟大的孔德（Conde）所说：没有人在自己的奴仆面前是英雄。中国皇帝不愿常接见百姓，多半出自这方面的考虑，而不是怕遭到伤害。皇帝本人仅在盛大典仪上出场，由全体朝廷大臣和许多官员簇拥着，他们都听从他的指挥，一声令下都俯伏在他的足下。严刑逼供是中国法律中最坏的部分，但他们自己说这种方式很少施用，除非被告的案件出现有力的证据。对于行为不端的案子，通常使用的刑法是拶指，特别用来惩罚淫妇。确实，百姓的习性是，只要大家有一碗饭吃，一点酱油当作料，少花几文钱，就不会起来造反；而政府深信这一点，所以首先考虑在全国各地设立官仓，储备谷物，在饥荒年代接济贫民。然而，在这革命的年代，人心思变，现在我将加以叙述。政府各级部门都是一套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体制。从第一品到第九品的政府官，都以父权为基础按己意当场对人施以杖刑，而且无须先审判，或正式开庭，有如长辈责罚晚辈。地方官可以任意惩处轻犯者。官员当场审理自然使小百姓害怕，因此，百姓上衙门去见官就像学童去见严厉的老师。但皇帝父辈般的仁爱在处罚时甚至得到百姓的承认，罪人可以请求皇恩减杖，但这种宽免多半不起作用，因为可以轻易补足减免的板子数。此种显然体现父辈关爱的实际措施，不仅限于一般群众，而且扩大到各阶层各种类的人，仅止于皇帝足下。从第九品到第四品的朝廷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轻罚其下级，皇帝则在认为有必要教训时命令对廷臣及其他四品官施以杖刑。大家都知道已故乾隆曾命令打他两个儿子的板子，尽管他们早已成年，其中一个，我相信就是当今的皇帝。在中国旅行期间，我们难得一天看不到打板子（Pan。tse），即竹板，总的来说这不能叫作“轻”刑。汉人挨打时凄厉呼叫，鞑靼人却保持沉默。汉人在挨了若干板子后，理所当然地跪着，极恭顺地感谢施刑者父辈般的关爱，让他改正错误；鞑靼人则口出怨言，争论汉人有没有打他的权力，或者一言不发离去。在外国人看来，可笑的是，一名官员趴在地上，等待比他只高一级的官员下令打板子。但同时又难以抑制义愤心情目睹人性之沦丧，竟然有人不分情况甘心忍受奴仆或士兵的肉体刑杖，而且打完后，挨打的还要卑躬屈膝触摸打他的板子。然而政府竭力采取消除由此引起反抗的政策。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是要表示长辈般的关爱，使人感到处罚并不丢脸出丑。政府的一个奇怪看法是，除皇帝外，人人都应受到相同的体罚，但处罚必须得体，受罚者必须完全顺从，或者完全信服，真正做到下级完全服从上级，结果自然是人人都具有奴性。防止百姓抱怨最有效之法是，让百姓看到，有权处罚他们的人，也一样要受到别人的处罚。我估计，杖刑必定是中国最古老的刑罚之一。我们难以想象它怎能在一个已开化的社会中存在，而不是仅留在社会的原始阶段。俄国对轻罪犯或行为不端的各层百姓也施加类似的处罚，但不同之处在于，执行不是公开的，而且只有君王才能命令施罚。沙皇彼得（Czar Peter）确实总亲手打廷臣的棍子，挨打的并不以受罚为耻或者丢脸，反之，据说从此刻起，还成为他的宠臣，得到他充分的信任。伟大的蒙兹科夫（Mentzikoff）经常鼻青脸肿地离开他的宫廷，但仍然得到主子的宠信，日益变得重要。甚至在今天，或者最近，朝廷命令施加的笞刑，即非公开的鞭打，仍谈不上是丢脸。但这种可恶的体罚要么完全停止，要么处于施行的最后阶段。在一个有教养的民族中，这种专断的体罚不可能长存。这两个确实是世上现存的最大帝国，瓜分了全球可居地的五分之一，各占十分之一，但在政治环境上却有所不同。一世纪前，俄罗斯刚脱离野蛮阶段，一世纪后，它尽可能在欧洲诸国的工艺和军备中占有一席之地。两千年前中国的文明程度已接近或相当于今天的中国。两国都是专制政府，人民都是奴隶。俄人的天生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多半被严寒制约，发展不如中国那样易于觉察。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两国在进步上差别如此巨大？我认为，首先，有两个原因。俄国邀请和鼓励外国人向百姓讲授工艺、科学和生产知识。中国则骄狂自大，加上排外，所以拒绝和禁止外国人往来。俄语容易学，百姓学外语也不困难，汉语则十分难学，学习方法有缺点，需要一个人花半生的时间方能运用，而且他们除自己的语言外不知其他语言。一个有青春活力，力量和知识日益增长，另一个年迈多病，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任何变化。总的说，政府官员虽然按制度是君王和百姓之间的中介，却是百姓的最大压迫者，百姓投诉无门，无法把冤情上达圣听。中国没有中等阶层，这类人拥有财产，思想独立，在所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和势力，不亚于当局。然而，事实上，中国只有官和民。如果有人靠做生意，或搞生产发了财，他只能私下享受。他不敢住进大宅，穿好衣裳，以免邻居发现他比别人富有，向当地官员举报，官员控以奢侈罪名，轻易将他绳之以法，没收他的财产。机灵的鲍先生（Mr。Pauw）说，中国完全被鞭子和板子统治。他应当再加上两样东西：年历和北京公报，作为政府的施政手段，二者都有助于管治。年历的刊行是为了传承迷信风俗，显然政府鼓励百姓使用。公报是一种媒介，把当今帝王的品德和仁爱传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其中记录了政府官员不仅因犯法，也因失职受到的惩罚。因此，如有省份遭遇饥荒，那么，为首的官员因未采取预防措施被贬官。这份小册子的公报每两天出一次。传教士说公报上有时刊登死亡的虚假消息。公报还虚报不曾有的战役，宣布不存在的胜仗。康熙、乾隆和当今皇帝的几道诏令可以提示真相，其中警告远方的将官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杀死成千上万的敌人，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发生的战役。教士们的意思仅仅是，如果编者敢于刊登并非来自官方的正式消息，那么他应当受到惩罚。在中国刊印书籍和在英国一样自由，出版行业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在一个专制国家这点很特殊，这多半是唯一开放的事例。一般的看法是，只有在人人都受到保护、遵法守纪的国度才能享有出版自由。反之建立在专制制度、靠镇压百姓维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长时保护出版自由。正是印刷术驱散欧洲长期遮蔽真理光芒的迷雾，开启一条通往人类自由幸福的最佳途径，由此造成教会权力的丧失。在中国，政府好像并不担心出版自由。明确制止出版有害书刊的方法是，不用审判当即处罚不端分子。这就足以限制滥出书籍。诽谤性书刊的印刷者、售卖者和读者都要受到杖刑。我估计很少有人敢于出版批评政府或者批评大官的文章，如果出版必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尽管出版有风险，首都仍刊印报章，流通类似我们的新闻：秘史、私事、销售消息以及宣传假药的奇效。我们得知，在一份报章里，甘若翰先生（Mr。Grammont）的信中提到葡萄牙传教士看到其上的一篇文字，称英人完全忘记向亲王，还有向皇帝的大臣送礼。据说这篇虚假和蓄意的文字是由另一篇引发，其中暗示赠送给皇帝的礼物是不值钱的贱货。又有人故意给礼物列一清单，包括一头大小如鼠的象、巨人、矮子、如意枕，及种种荒谬之物。然而这类刊物特意不让我们看见。作为皇上的贵客，我们不需自己购物，仅由皇帝供应我们需要的东西，他的官吏却猜测我们需要什么。像中国这样的大国，2000多年一直保持稳定而没有根本变化，在民族历史上是特殊的现象。他们虽然自吹历史悠久，但也有一定的根据：在基督诞生前400年他们已经基本上组成一个国家，服从同样的法律，受同样形式的政府管治以至于今。他们著名的哲学家诞生在那个时代，他的著作始终受到尊重。著作中确实包含了政府一直采用的治国之方和百姓的道德规范。据说在他之前君主政体已建立了2000年。同一个国家难得同时具有的种种有利条件，使中国能够保持国内的安宁。多数人因语言难学变得愚昧顺从。人们有信仰自由，没有人强迫他们信仰自己不喜欢的宗教。然而他们受到教训要保持清醒头脑，不信任他人，而且人人都保守，猜疑邻里，因此必定缺乏社交活动。除家庭圈子外，没有集会，除新年外，也没有节日的庆典。中国从来没有群众任意发泄对政府不满的集会，这类集会加上酗酒闹事，往往引起冲突和暴行。中国百姓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想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必定心甘情愿忍受压迫，遭践踏；帝王或者官员可以按己意随时行使手中的权力。百姓无意寻求反抗政府的方法，政府对此毫不担忧。偶尔也发生局部的因极端贫穷而引发的叛乱，在歉收和饥馑的季节，老百姓得不到救济，不得不用暴力维持生计。据史书记载，所有骚乱几乎由此产生，从一些事例看，当大灾发生，正常的秩序就被破坏，甚至荡然无存。然而，我们的中国随员告诉我们，有些省份存在秘密会社，其主要目的是要推翻鞑靼政府。他们秘密集会，发泄对鞑靼统治的不满，思念旧朝，倾诉今日之不幸，密谋复仇。即使这样，现在的社会状况也不会同意他们的主张。其结果将是可怕的。鞑靼士兵将大肆杀戮，因农业生产惨遭破坏，许多刀下余生者必定枉死于饥荒。他们既得不到别国的援助，也不能自己储备余粮。国家要富足、兴旺，农业是根本，因此为努力防止谷物欠缺，中国历代政府都把发展农业视为首要任务。节选自（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著；何高济，何毓宁译《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　

酝酿了整整20个月的香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行动终于在2014年9月28日凌晨正式启动。面对这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发生，中国内地媒体一片沉默，除了《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以评论的形式大肆批判外，几乎很难找到关于这场运动的任何报道。这也导致许多中国大陆读者对此运动不甚了解，甚至存有诸多误解。香港发生什么事了？你真的知道香港人为什么“占中”吗？香港中文大学通识学部教师梁启智搜集了17个中国大陆读者最常提出的问题，并一一解答。梁启智文章在网上传开后，以海外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台人员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官媒中新社以不署名方式发表了针锋相对的《香港“占中”10问》。本文以《占中27问：香港发生什么事了》为题分别转载如下。类似文章还有《香港人给台湾人的10个快问快答：中国都给香港“普选”了，为什么学生还要罢课》，有兴趣者可以上网查阅。香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行动问题1：香港发生什么事了？答：香港人现在正以和平方式争取一个平等和开放的普选方案。《基本法》规定香港的行政长官最终由普选产生，而人大常委于2007年也决定了香港最早可于2017年实行普选，现在香港人对普选的期望正是基于这些承诺。现时香港的行政长官由一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候选人只要得到当中601人的支持便可以当选，整个过程和香港的民意没有必然关系。许多人认为这1,200人不能代表所有的香港人，因此要求改变选举制度。然而人大常委于2014年8月31日的决定却列明日后就算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参选人也一定要先经由同样是这1,200人出任的提名委员会筛选，要得到当中的过半数支持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换言之，香港人争取普选是因为觉得这1,200人没有代表性，现在改革的方案不单止没有换走这1,200人，反而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香港人感到被忽悠了。问题2：我不明白。这1,200人的委员会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答：这1,200人的正式名称是选举委员会，而人大常委则决定要让他们成为普选行政长官时的提名委员会。这1,200人的代表性是现时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首先，香港现时有超过350万选民可以在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当中投票，但是可以直接参与产生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却不足24万。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已经有300多万人是这个选举委员会所代表不了的。再细看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则发现它的代表性是极不平均的。举个例，委员会当中有30人是教育界的代表，由中小学的教职员选出，而登记在教育界的选民共有81,831人。委员会当中又有60人是渔农界的代表，香港是一个现代城市，渔农业只占人口和经济产量很少的部分，现在只有4千多人的工作是和渔农业相关的，但渔农界的代表却竟然比教育界多一倍。更大问题的是这4千多名渔农业工作者其实是没有资格投票选出那60个代表的，只有政府认可的158个“投票人”才有资格。为什么选举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要这样分配，谁才有资格成为“投票人”，基本上都是上届政府说了算，这点就足以决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不可能是公平的。选举委员会当中有不少界别是以行业划分的，例如饮食界、旅游界和出版小组等等，但这并不代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可以参与，而是只有这些行业的老板可以参与。这种安排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有意种票的人可以给钱开设很多间的空壳公司，便能够增加在选举委员会的影响力。第二，选举委员会明显地向商界倾斜了，参选行政长官必须要先讨好商界而不是香港市民。问题3：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也是应该的？答：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不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往往会拉阔贫富不均，而过度的贫富不均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需要政府适当的介入来维持。香港过去十多年机的贫富不均已经越来越严重，为社会增加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一个向商界倾斜的政治制度会订出很多短视的政策，引发社会不稳定，最终其实同样不利营商环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公平的市场环境，而民主制度是扫除贪污腐败的重要条件，所谓向商界倾斜很容易会变成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市场也就变得不公平了。其实环顾全球运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和政治制度虽然有所差距，但公平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须的。香港现在已列全球裙带资本主义的首位，这样的制度只会于短时期内有利于一小撮人，对其余所有人也是不利的。问题4：不要和我说外国怎么样。无论香港的选举制度如何改变，也要顾及中国的国情，要按实际的情况，不可以照搬外国的一套啊！答：中国政府答应了香港的政治发展要按国际标准。《基本法》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适用，该公约列明公民参与政府管治的时候，不应该设有不合理的限制。甚么叫作不合理的限制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公约的进一步解释，公民的参选权是不应基于一些不合理或带有歧视性质的原因而被剥夺，例如参选者的政治联系，个人的政见亦不应成为剥夺任何人参选权的理由。有关按实际情况这一点，香港现时的实际情况是没有真普选的话政府将会难以运作，对真普选的追求是为了理顺香港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详见问题六）。事实上，没有人要求把美国或英国的选举模式照搬到香港，大家要求的是“确保市民在选举中有真正的选择”这一点能够在选举制度中得以落实，具体的方法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案。至于中国国情这一点，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的社论清晰地说明：“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相信在承受政治改革这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各方面发展迅速，国情应该不会比解放前还要差。问题5：民主要一步一步来，就算提名的过程有问题都好，但最终投票的人数从1,200人变成350万，这不是也算是走前一步吗？答：如果按现时的方案改革的话，民主进程将会是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香港有过五次的特首选举（四届特首和一次继任补选），每一次也是由选举委员会过半数支持产生，但成为正式候选人只需要八分之一的委员支持，过去两届也出现过不同政见的参选人，可以以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在电视直播的竞选论坛上同台辩论。因为选举委员会都是由既得利益所把握（详见问题二），把成为正式候选人的门坎从八分之一上调到二分之一（如每名委员可从众多参选者当中选择两到三名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筛选出来的正式候选人已不能提供真正选择，350万选民所参与的已不是一场真正的选举，而是变相被迫一起当群众演员，为已经内定的候选人当橡皮图章。因此，不少香港人也表示：“宁愿原地踏步，也不要行差踏错”。问题6：你们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香港怎么发展？答：无止境的政治争拗确实令人烦厌！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争拗呢？社会中总有不同利益，争吵的出现本来很正常，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谴责那些争吵的人，而是设计出一种大家都信服的制度来在争吵过后做最终决定。这也是为什么真普选是必要的。有了真普选，当权者大可以说自己是民意代表而坚持推行政策，不服气的也大可以到下次选举时卷土重来，双方都不用无止境的纠缠下去。今天的香港政治乱局，就是没有真普选所做成；而万一继续没有真普选，争拗只会变本加厉。现在争取真普选的并不是要吵闹，而是为解决无日无之的吵闹而争取。有破坏没建设当然不好，而真普选就是纠正这问题的终极方法。在香港的畸形选举和议会制度之下，建制派永远在朝，民主派永远在野，这就是政治人才凋零的罪魁祸首。无论建制派支持任何后来被认定失败的政策，例如地铁和领汇上市，也不用受到惩罚；相反，民主派有什么新的政策主张也不会得到实施的机会。如是者，建制派就没有吸纳政治人才的需要，而政治人才也没有加入民主派的诱因，最终两边变成海军斗水兵，香港的管治水平越来越低。因此，如果为了纠正“只懂反对”的问题，才更有必要支持真普选。问题7：但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总不能自作主张吧？答：中国政府答应过香港人可以自作主张。以立法会选举为例，《基本法》列明立法会的产生方法如果需要修改，只要向人大常委报备就可以，不需要批准。回到1993年时任港澳办主任鲁平也表明：“将来香港如何发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中央政府不会干涉”，立法会的组成方法“不必要中央政府同意”。回到行政长官选举，香港有许多政党和学者也提出过各种改革方案，当中不少都能完全合乎《基本法》的要求，完全没有挑战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权力。举个例，如果把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改为立法会议员，只要有若干比例的立法会议员支持便能够正式参选行政长官，这样的安排完全合乎《基本法》的要求，而立法会相对于现时的选举委员会也明显地更能广泛代表民意。这些相对温和的方案很不幸地也被人大常委的决定排除了，才是做成今天民怨的原因。问题8：但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呢？许多外国势力想借作香港来为中国制造混乱，参选不设关卡的话怎么办？答：真普选和国家安全没有矛盾，大多数香港人也接受中央政府在行政长官选举当中的最终决定权。《基本法》规定香港行政长官的人选于选举后要报中央政府任命，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有权不任命，而这一点在之前的咨询当中没有多少争议。如果有什么外国特务要参选行政长官，中央政府可以立即公开相关线报然后表明拒绝任命，事情有根有据也容易操作。相反，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大多不是什么国际关系的专家，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按国家安全的需要为港人排除外国特务当特首候选人。除非提名委员会只由国际关系专家组成，又或参选提名委员会之前要考一个国际关系基准测试，否则所谓要为国家安全把关只可能是一个借题发挥的差劲借口。问题9：万一选出一个对抗中央政府的特首怎么办？答：那么我们就要相信制度。美国总统由美国选民选出，纽约市长由纽约市民选出，两个人不用是同一个政党，纽约市长有时候会骂美国总统，也不见得纽约市的发展因而受到影响。曾几何时，英国保守党控制国会，工党则控制伦敦市议会，议长天天在市议会拉横额批评就对岸的西敏寺国会，这些都是成熟政治制度的表现。就算时在华人社会，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台北市的市长也不一定是同一套政治观念的，一样可以运作如常。如果我们对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有足够的信心，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问题10：其实香港已经很自由了，为什么香港人还不满足，还要诸多要求？答：自由民主和法治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就没有压力保持人民的自由。就算有公正的法院，如果法例本身不是按民主程序订立的，法院还是要跟着来判案。过去十多年来，香港人发现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正在不断受损，而原因正正在于没有民主的保障。《中英联合声明》要保障香港既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但是没有民主制度的支持，这个承诺又可以由谁来监管呢。问题11：你们要民主是一件事，就算要争取也不该诉诸暴力手段吧？答：没有任何一个争取民主的团体提出要诉诸暴力。示威者现在是透过公众集会向政府提出要求，他们唯一的行为就是在这些地方出现，没有带同任何攻击性的武器。现在唯一使用暴力的人士，是强行把这些示威者赶走的警察。号召示威的团体也多番强调，当警察要清场的时候他们将不会作任何的抵抗。事实上每次警察和示威者冲突，示威者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高举双手，表明自己手无寸铁。在示威集会之前，香港人其实试过很多不同方法，和平地表达意见。例如香港政府就政治改革所作的咨询，市民提供了124,700份的书面意见，然而当中的许多意见却被香港政府所曲解，没有如实反映给中央政府。今天示威者选择以直接行动的方式表达不满，是因为其他的方式也得不到响应。问题12：学生们不是冲击政府总部了吗？答：学生没有冲击政府总部，学生是爬过围栏进入政府总部外面的广场静坐。这个广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公共空间，也有负责的官员答应开放公众使用，市民过去也是一直使用这个地方进行公众集会，围栏是最近才加上去的。及后的冲突都是因为警察不容许市民在政府总部外面聚集而来的，并不是因为直接冲击政府总部。（本段原称此处规划上为公共空间，唯有报导此说法存疑，现予以修正。）问题13：这些抗争只是政客捞选票的表演吧？根本是教坏学生！答：这次抗争完全由学生主导，政客一直被批评未能跟上时势的发展，实情和所谓的“学生受政客唆使”的说法完全相反。宏观来说，有时候一些人示威看起来很激进，后面的原因却很理性。在今天的香港，就算你获得多数的选票，也只会得到少数的议席，更完全没有机会执政。不正常的议会政治，源于不公平的政治体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过去数年以来，特首以及众多问责高官丑闻不断，官商勾结指控不止，却往往连立案调查也困难重重。常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香港官场却是背道而驰，这才为我们的下一代竖立一个极坏的榜样。问题14：我觉得这次抗争一定是外国人指示的吧！答：如果你担心外国势力影响香港选举，你最好去查一查选举委员会那1,200人当中有多少人有外国护照。除非政府把他们驱逐出选举委员会之外，否则外国势力这个说法还是不要提了。问题15：这次抗争只不过是香港人憎恨中国内地，看不起内地人的表现吧！答：这个问题其实倒果为因，应该说是因为没有真普选，香港人的不满无路可诉，加速了香港人对中国认同的抗拒。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有很多个面向，有些时候香港人会刻意和中国人认同区分开，有时却会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情怀。香港这个地方之所以存在，本来就是因为有很多害怕共产党的人在从1949年起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而他们的选择使他们逃过了中国多次的政治动荡，故此对中国一方面会有情感上的联系，同时又充满怀疑。以九十年代为例，一方面有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移民外国，1991年华东水灾却又于短短十天之内向内地捐出4.7亿元赈灾。这些都是香港人身分认同的一部分，那一个面向被反映出来，在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如果香港能有真普选，现时刺热的中港矛盾或能得到舒缓。问题16：为什么从前港英时代的总督不是香港人选举产生的，却又不见香港人争取？答：这问题很常见，但也错得很离谱。首先，港英时代有大量针对港英政府管治的民间抗议活动。远的不说，“争取八八直选”运动就是这问题最好的反证。第二，港英政府其实一直有打算在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但是因为中国政府表明反对而没有推行。早于1956年时，周恩来便向英国政府提出不容许港人治港的改革，当时英国政府为免给予借口让中国政府提早收回香港，才没有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近至90年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加快香港民主化，却被中方批为“千古罪人”。因此，如果你认为英国在九七前没有给予香港充分民主的话，请向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市民投诉。顺带一题。从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中国如果要拿当年英国人的做法来把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逻辑上说不过去，从人民立场上说也未免有失尊严。问题17：既然人大常委已经决定了，你们还吵什么？答：人大常委提出的是香港普选的框架，还要变成具体立案，经过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行政长官许可，再交回人大常委确认或备案。换言之，人大常委提出的并非定局，香港人还可以否决。香港“占中”十问 2014年10月3日来源：中国新闻网一问：香港“占中”怎么回事？答：“占中”指的是正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占领中环”，全称“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占中”或“占中”。“占中”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近年来，“占领”运动在各国都有出现，已经成为一种街头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部分公众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表现出更强的对抗性。这类“占领”活动在社会对抗情绪严重的国家经常会导致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而这种通过激烈对抗表达诉求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法的，警方都有权依法处置。二问：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问题的决定究竟说了什么？答：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决定明确，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普选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由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合资格选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三问：为什么说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而且一直是香港回归以来的最大支持者？答：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行政长官普选，不仅是香港民主制度的历史性进步，而且关系到“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实施，关系到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关系到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9月22日，习近平主席会见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时，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坚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进民主发展，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理解了这“三个坚定不移”，就可以明白中央一以贯之的诚意和决心，就能够认清香港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对如何解决香港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也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实际上，香港回归17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是香港最大支持者，至少在八个方面有所体现：一是政治上讲信用，比如严格执行回归时确定的“一国两制”方针，将香港作为政治特区。二是财政上不用缴税，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比如香港从来不用向中央政府交一分钱的税。三是在发展上特殊保护，比如中央政府一直保护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传统优势。四在贸易上免税通关，比如香港的产品进入内地绝大部分实行零关税，这就意味着，内地巨大市场对香港基本上是敞开的。五是在旅游上全民支持，比如中央政府一直大力鼓励内地居民到香港去旅游，而去香港旅游的最主要项目就是购物。六是在经济上甘当后盾，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的今天，比如香港一直在内地享有投资经营的某些特权，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七是在民生上优先照顾，香港几乎没有农业，比如基本民生需求依赖内地，包括食品、水、电、气的供应。八是在大力支持香港根据基本法和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章程的规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四问：香港“占中”发生的本质原因是什么？答：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给外国势力代言人成功上位夺取最高香港治权，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门槛。如果接受全国人大相关决定，就意味着西方多年扶持的反对派势力，将长期无缘问鼎特区行政长官，这将使外国势力费心费力费钱支持扶植香港反对派、试图控制香港治权的多年努力落空。因此，外国势力及其支持的反对派势力十分焦虑与恐慌，于是采取“占中”这种孤注一掷的动员方式，力图通过误导民众参与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迅速削弱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迅速控制话语权，迅速拓展反对派的政治生存空间，甚至企图迅速催熟一种由反对派左右香港治权的政治土壤，这便是香港激进反对派之所以不顾多数港人的反对迫不及待地推动“占中”行动的重要原因。五问：为什么说香港“占中”活动是违法行动？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民主社会中，表达行为必须要符合“法律上的必要限制”，权利必须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行使才能是理性的。“占中”没有法律依据，已经不是在行使正常的表达自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权利和自由行使的正常范围，必然会损害香港的公共利益，破坏香港法治，影响香港社会未来的发展。“占中”公然违反香港法律规定，冲击政府，严重阻塞交通，扰乱社会秩序，是把少数人的政治诉求凌驾于法律之上。少数人为了一己之私劫持香港民意，损害的是香港社会安宁和经济繁荣，动摇的是香港核心价值和法治精神。更重要的是，它阻碍2017年香港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目标的实现。六问：香港“占中”，谁在捣鬼？答：长期以来，香港“占中”背后的西方势力，如鬼魅般如影随形。为什么这样说，这里有几个例证：一是，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丹•盖瑞特，近期他曾经就讲过，“华盛顿要求继续在香港推动民间、社会力量争取民主诉求运动，尤其是推动青少年在社运扮演先锋角色”。这个丹•盖瑞特不简单，他于2011年在香港修读博士学位，之前曾在美国不同部门从事近30年的情报工作，来港之前的职位是美国国防部部门主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间谍。二是，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机构叫“香港美国中心”，它垄断了香港8所大学的通识教学教材。这个中心表面上看，是一间非盈利的大学联盟机构，但实质上美国驻港总领馆才是这家机构的真正的靠山。该中心今年3月15日至16日，举行了两天一夜的“工作坊”，就“名正言顺”培训大学生作为“占中”骨干。“工作坊”实际上是由一些政党要人、国际学者及神秘政治人物授课，教学生如何面对大型示威抗议活动中的“谈判策略”，并为香港普选定下所谓的“不可退的底线与立场”等。三是，5月8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访港时，就曾经单独见过反对派，并公开支持“占中”派。四是，壹传媒老板黎智英5月底就曾密会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前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媒体报道，实际上，在一年多前，黎智英就约见过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黎智英邀请施明德等人到家里开过会，当时有几个香港朋友在座，黎智英还没收在场所有人的手机放在隔壁房间，以防窃听。黎智英向在场人士表达想要执行“占中”活动，但不知如何占领，施明德问黎智英有没有准备坐牢的决心，黎智英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但准备坐牢，还准备死。而这些例证也仅仅是冰山一角，它反映的是西方势力一直在伺机而动，捣鬼的也正是他们。七问：为什么通过“占中”不可能迫使中央改变决定？答：有一点必须明确，香港的政治发展必须以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准绳，这是底线，不容置疑。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关于香港普选问题的决定，是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在充分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具有不可挑战的法律地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制订行政长官普选本地立法的宪制基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有最高权威，必须得到贯彻执行，决不会因外来压力而改变。任何尊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人，都应当尊重和遵守这一决定。也就是说，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做出决定后，其他与此不符的方案、建议就不应再坚持，部分人想通过“占中”迫使中央接受他们明显违反基本法的要求，甚至改变人大决定是不可能的事，是天方夜谭。八问：香港主流社会对于“占中”行为是什么态度？答：“占中”行为严重影响香港广大市民生计及正常生活，甚至引发暴力及违法行为，搁谁谁都烦。调查显示，大部分市民对罢课及“占中”等活动抱反对态度，被访者也认为教育界和家长应当明确反对中学生参与这类活动。比如港大校长马斐森呼吁参与“占中”的师生尽快离开示威现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向全体师生发公开信，深切期望师生冷静下来，立即撤离现场。更有不少市民和团体就“占中”影响生活和生意、耽误紧急医疗救治等提出投诉，或公开斥责。香港总商会、民主建港联盟、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也呼吁全港市民抵制“占中”，谴责策动暴力和“占中”的幕后黑手，防止暴力事件重演，认为这不但罔顾自身及公众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亦无助推进香港民主政治向前发展。九问：为什么说香港“占中”组织者用心叵测？答：“占中”组织者是以破坏香港的经济稳定与特区政府的正常运转来要挟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任由少数组织者为所欲为，则大多数港人将被“绑架”，最终必将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社会面临的分歧，要用包容、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是采取极端的抗争方式。对抗没有出路，和解对话才是唯一的渠道。 “占中”组织者不是不明白这些，“占中”行动给香港社会造成动荡和经济损失，更引发冲突与损伤，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占中”组织者仍然一意孤行，可谓包藏祸心、居心叵测。目前，“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承认”局面失控，并指未来的情况无人可预见。可恨的是，此人早前承诺“占中”一旦出现破坏秩序或人群失控，将会宣布解散，但现在他眼见场面失控，却改变口气称已非自己力量可以叫停，这是典型的点了火头，然后拍拍屁股溜走，是不负责任的小人行为。组织者陈健民称占领行动已经不再属于任何组织，声称除非政府回应市民诉求，否则行动不知何时完结。另一位组织者朱耀明则带头煽动民众高叫“撤回方案、重启政改”等口号，扬言政府一日不满足他们诉求，就永不撤退。此两人暗藏杀机的言论显示其为达目的势不罢休，可能会不负责任地进一步加强冲突烈度，即使出现恶性事件、酿成大祸也在所不惜。此外，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绞尽脑汁散布诸如香港警察开枪、解放军出动等谣言，妄图激化矛盾，煽动市民对抗政府。对于“占中”组织者的种种卑劣行径，香港社会一定要高度警惕啊。十问：为什么西方媒体把香港“占中”看成是香港版的“颜色革命”？答：“占中”，打的是“民主”“自由”旗号，受的是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行“颜色革命”的外在影响，当然，它与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以及香港内部的社会生态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占中”从表面上看，是要寻求“真正的民主”，实质是一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搞乱香港进而搞乱中国的图谋。其实，西方媒体已经作了定性，即“占中”实际上就是世界上一些地方曾经多次上演的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在香港的翻版。香港“占中”启动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可谓欣喜若狂，它们毫不掩饰地公开宣称香港“占中”是一次“颜色革命”。美联社以“雨伞革命在香港扩散”为题加以报道；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将香港“占中”称之为“雨伞革命”登上了杂志封面；英国《独立报》更是将香港“占中”称之为“雨伞革命”；英国《金融时报》更是以《雨伞革命让人质疑一国两制》对香港“占中”进行报道；《华尔街日报》以《香港民主觉醒》为题，称香港人“现在终于明白到只有争取，才有机会得到民主”。到底谁在背后兴风作浪，相信世人都看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