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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简称马恩列斯，出自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本文作者颜昌海要讲述的，并不是有关他们如何研究或实践共产主义，而是他们四位不能见诸于历史课本的风流往事。马克思：搞大陪嫁女仆肚子的犹太伪君子马克思在1875年留影马克思生于一个德国犹太家庭，少年时改信基督教，并彻底地与犹太人划清了界限，成为一个与希特勒相似的激烈的反犹太分子，他咒骂犹太人的脏话比泼妇骂街更胜十分，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奸”。他青年时屡屡酗酒闹事而被收审处罚，且负债累累，又从不打工挣钱，只知道伸手向父母要。父亲死后，母亲度日艰难，不能再满足其贪欲，老马大怒，宣布与其母断绝关系，转而追求大他四岁的贵族女郎燕妮，遭到燕妮家人的激烈反对。但老马登龙有术，终赢得芳心，娶了燕妮，同时得到一笔丰厚的嫁妆，财色双收。更让老马色心大快的是燕妮还带来一个陪嫁环海伦，只要有机会就背着燕妮拉海伦上床，直到把海伦的肚子搞大，燕妮才发觉，于是火山爆发，一场大闹，之后更是冲突不断，让老马非常头疼。不久，海伦生了个儿子，取名亨利，因不见容于燕妮，老马就与恩格斯商量，让恩格斯对外承认亨利是他与海伦私通所生，因恩格斯是单身且常到老马家串门，外界能接受这一说法。为了平息燕妮的怒火，也是为了维护老马光辉的领袖形象，恩格斯就咬牙背了这个黑锅，领走了亨利，花钱寄养在一个工人家里。亨利也偶尔会回家探亲，但只有从厨房的边门偷偷溜进去，以免被燕妮发现。可怜海伦为老马一家做牛做马使唤了一辈子，连一个铜板的工钱也未拿到，不仅所有的“剩余价值”被榨取殆尽，还沦为老马的性奴隶。马克思这个以解放无产阶级为己任的伟大导师，一贯痛恨剥削和雇佣劳动，就是这样对待最彻底的无产者海伦的。老马一生既然从未打过工挣过钱，又不能喝西北风，只得靠乞讨度日，让海伦从她娘家弄钱。海伦母亲去世时，给海伦留下一大笔遗产，海伦叔叔去世时又捞到一笔钱，老马喜出望外，立即搬到上流住宅区，很神气了一段时间。但坐吃山空，钱越来越少，只得搬回贫民区，不久又没米下锅了。幸好有好友恩格斯相助，每年给他300英镑，成了他的衣食父母。300英镑对一般普通人家已绰绰有余，但却不够老马的花销，还得不断地向恩格斯要，有时竟伤了和气。恩格斯的女友玛丽去世时，恩格斯很悲痛，写信给马诉说哀思。不料老马回信时仅敷衍式地安慰了老恩一句，马上开始诉苦，说生活困难，要老恩寄钱来。老恩很愤怒，两人就翻了脸。过了好几天，没米下锅，老马扛不住了，只得去信沉痛检讨自己，同时哭穷，老恩不记前嫌，寄给他100英镑，解了燃眉之急，老马也从此学乖，嘴巴变得甜多了。马克思最恨资本家，说凡是资本家都是喝工人血的，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一家连同他的理论都是靠资本家养活的，先是靠燕妮家的施舍吃软饭，后来靠恩格斯。恩格斯本人就是个资本家，经营着好几家纺织厂。一边喝着工人的血，一边把血又输进马克思身上。马克思号称是无产阶级的导师，但一生中从未去过一家工厂实地考察体验一下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状况，只是闭门造出一个乌托邦的奇妙理论，为祸人间100多年。至于他如何抄袭，纂改，编造数据已见到有专文评论，兹不赘述。据马克思说他自己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换句话说，他的那套理论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恩格斯：享受一龙三凤的快乐生活恩格斯在1891年留影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从未为钱发过愁。他很务实，亲手管理着好几家工厂，压榨工人，积累财富。其父死后，他得到一笔巨款，还有他父亲所有企业利润的20%，是个大阔少。虽然是个社会既得利益者，他却是个反传统反社会的叛逆分子。在他与马克思合着的《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要消灭家庭，实行共产制和共妻制。恩格斯更进一步阐述：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必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到了共产主义，没有了家庭，人们就有了最自由的性交方式。恩格斯既发明了伟大的理论，就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从我做起，宣称一生不结婚，不要家庭。并在曼彻斯特就与玛丽、玛丽的妹妹莉西（Lizzie）还有她们的侄女同居一室，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玛丽姊妹系爱尔兰人，都是恩格斯的纺织厂里的女工，革命导师与阶级姐妹水乳交融，鱼水情深。不像马克思口是心非，只爱资产阶级阔小姐。玛丽姊妹虽然日夜接受着导师的薰陶和滋润，但思想境界和阶级觉悟与导师相比，还有这十万八千里的差距。尤其是玛丽，一心想嫁给恩格斯，当个幸福的妻子和资本家的阔太太。但恩格斯党性是何等坚定，决不拿原则作交易，此事成了玛丽心中永远的痛，终于积郁成疾，命归黄泉。临咽气前，玛丽最后一次恳求恩格斯给她一个妻子的名分，否则死不瞑目。面对挚爱自己十多年的爱人，恩格斯终于作了革命的妥协，违心地答应了，且以玛丽希望的宗教仪式举办了婚礼，于是玛丽含笑撒手人寰，由其妹莉西继承遗志，完成她未竟的事业。但莉西没有她姐姐幸运，当了恩格斯一世的情人，从未得到恩格斯的婚姻许诺，玛丽的侄女就更不用说了，但恩格斯在遗嘱中留给她一笔遗产，也算没白忙乎。恩格斯十分敬重马克思，当马克思与女仆私通生下亨利而发生家庭危机时，就挺身而出，不惜自污名誉，承认自己是亨利的父亲并承担养育费用。虽然瞒过了世人耳目，但心中颇不自安，亨利明明是马克思辛勤劳动的果实，自己却掠人之美，不劳而获，甚为愧疚。但碍于马克思的请求，又不便说破。后来马克思，燕妮相继去世，自己也是疾病缠身，来日无多，才下决心把真相告诉世人。可那时他的食道癌已到了晚期，已不能说出话来。就挣扎着用笔在一个盘子上写道：“法拉第（即亨利）是马克思的儿子，托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托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在她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圣洁高尚的完人，想不到竟会干这种事！列宁：可怜的梅毒患者列宁在街头演讲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是共产主义的教父，但本质上只是学者而已。而把他们的暴力革命理论付诸实践的则是列宁。列宁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是苏联的国父。他掌权的年代（1918—1922）极为动荡，他建立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推行红色恐怖，屠杀了28万反革命，包括末代沙皇全家，而他自己也在一次刺杀行动中被视力只有0.2的女刺客卡普兰击中，一颗子弹留在体内，因而致命。苏联解体后，大量绝密文件公诸于世，才发现列宁从25岁起即接受性病梅毒的治疗，去世前仍大剂量使用碘化钾和沙尔凡森这两种在当时专治梅毒的药物。因此有专家根据解密的病历和处方推断说，列宁是死于神经性梅毒造成的脑功能严重受损而陷入痴呆。为维护列宁的光辉形象，当年的验尸报告说列宁死于遗留于体内的子弹和脑动脉硬化。但列宁医疗团的27名医生中，只有8人签名，另外19人不同意上述结论，拒绝签名，包括两名列宁的私人医生。合理的解释是列宁青少年时就因滥交和嫖妓患上梅毒，终身未愈，最后侵犯神经系统而致命，而留在列宁体内的那颗子弹也许加速了这一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列宁28岁就与克鲁普斯卡娅结婚，但却终身没有子嗣。斯大林：霸人妻女的乱伦爱好者 1941年，斯大林在办公室留影列宁缔造了苏联，但从1922年即陷入痴呆，斯大林开始跋扈弄权，封锁列宁遗嘱，辱骂列宁夫人，枪毙了80%的中央委员和红军将领，成为苏联新沙皇。他的床事也充满传奇，为世人瞩目。斯大林23岁时看上了漂亮的奥莉佳，遂引诱上床，勾搭成奸。虽然奥莉佳已婚，却不妨碍斯大林与她频繁做爱。因奥莉佳丈夫老实胆小，斯大林只要在他面前把刀子比划一下，他就乖乖地躲到一边，把床让给斯大林。后来斯大林娶了战友阿廖沙的妹妹卡佳，感情还不错，卡佳为斯大林生了个儿子雅沙之后病逝，斯大林很伤心。但在后来的大清洗中，斯大林毫不留情地枪毙了他的好朋友，卡佳的哥哥阿廖沙。斯大林在卡佳死后与安娜秘密结婚，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6年（1912—1918）又秘密结束，其中的隐情和秘辛至今仍是个谜。（可能因为安娜是犹太人，当时苏联有强烈的排犹情绪。）不久斯大林娶了第三任妻子娜捷塔，比她小25岁，是他原来的老情人奥莉佳的女儿。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这话对斯大林不适用，它不仅吃窝边草，而且知道娜捷塔是他的亲生女儿！娜捷塔开始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们激烈争吵时，斯大林突然说：“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女儿！”这给了娜捷塔当头一棒，这不是乱伦吗？！乱伦？在斯大林的字典里是查不到这个字的。从此娜捷塔情绪忧郁，失去了快乐。斯大林的儿子雅沙（雅可夫）比娜捷塔小十岁，那时已十七，八岁，很喜欢年轻的后母，两人常常在一起，至于有没有乱伦，未见记载，但斯大林对他们的关系很忌妒，父子关系非常紧张，斯大林经常痛骂雅沙，最后雅沙终于不堪虐待而开枪自杀，但未击中要害，又被救活。斯大林毫不痛心，反而大骂儿子笨蛋，“连自杀都办得不成个样子！”雅沙愤而从军，官至上尉。在卫国战争中，雅沙没有像毛岸英那样留在彭德怀身边做“太子监军”，而是冲锋在第一线。后被德军俘虏，希特勒曾想用他换回被苏军俘虏的鲍罗斯元帅，被斯大林一口回绝：“拿上尉换元帅，做梦！”后来雅沙在战俘营触电网自杀成功，使斯大林不能再骂他笨蛋。 1919年斯大林娶了16岁的娜捷塔，过了14年，生个儿子瓦夏，但斯大林不爱他，从小就灌他乔治亚烈酒，以致瓦夏终身酗酒，成为废人。为此娜捷塔与斯大林经常吵闹。娜捷塔待人和睦，友好，所以，警卫人员都很爱戴她。可他们却经常看见她暗自落泪。因为斯大林生性好色，沾花惹草，并经常当着妻子的面在公开场合开一些下流的玩笑，做出一些猥亵的流氓动作，娜捷塔为此感到耻辱。1932年11月7日是苏联15周年庆典，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检阅三军仪仗队和盛大阅兵式，接受万众欢呼。娜捷塔也在主席台上，但看上去苍白，疲惫，完全不像一个30岁的风华少妇。她俩眼茫然，对红场上的激情视若无睹，毫无兴趣。因为近来斯大林与一个叫罗莎的女人好上了，娜捷塔略示不满就被斯大林当众羞辱，使她颜面尽失。晚上在伏罗希洛夫家酒会狂欢，罗莎也去了，因她的哥哥冈察诺维奇是政治局里灸手可热的人物，她丈夫卡塞夫是红军高级将领，虽然带了绿帽子，但能与伟大领袖共享一个女人，仍深感荣幸。酒会当中，娜捷塔发现斯大林和罗莎不见了，就到处找，后来据说一个很笨，没有经验的卫兵告诉她，斯大林和罗莎在一个别墅里。娜捷塔气急败坏，在伏罗希洛夫陪同下回到克里姆林宫的家中。据女仆娜特利亚回忆，伏罗希洛夫送娜捷塔回来后就走了，娜捷塔情绪很不稳定，自言自语了很久，然后去了浴室，突然晕倒了，女仆急忙打电话给伏罗希洛夫，让他找斯大林立刻回家。斯大林到家后，娜捷塔已恢复知觉，坐在地板上不起来。透过半敞的门，女仆听见两人激烈的争吵和咒骂，一会儿就听见斯大林的咆哮：“住嘴！你这婊子！”接着一声枪响，有东西倒下，女仆急忙冲进浴室，只见斯大林跨在娜捷塔身上，两手卡住娜捷塔的脖子，歇斯底里地叫着：“我教你，我教你！”（You would，would You！）娜捷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太阳穴上的伤口血流满地，血泊中有一支瓦尔特手枪。女仆大惊，去抓电话，被斯大林挡住，叫她去擦地板上的血。不久有人来用纱布，冷霜和粉把娜捷塔的面容整好，头发重新梳理，掩住伤口的部位。两天之后举行了追悼会，发布公告说娜捷塔死于突然事故，究竟什么突然事故，当然没有人敢问。通常遗体是放在一个一米高的平台上供人瞻仰遗容，但娜捷塔的遗体却是放在棺材里，头部鲜花簇拥，在化妆师的妙手下，娜捷塔俊俏的面孔洁白如玉，美丽动人。追悼会上，斯大林表情沉痛，内心如何则无人得知，也许他的心在流血，虎毒尚不食子，何况是自己柔弱的亲生女儿。

作者：甘阳、刘小枫作为八十年代黄金时代曾在北大（三院，六院，25楼）度过几年无拘无束日子的人，我们从前一直认为北京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以后我们到过欧美很多著名大学，但我们至多认为它们和北大一样好，从不认为北大比任何大学差。北大就是北大，北大只能从其自身的文明属性和文化气质来内在衡量，以任何外在的比较和量化指标来衡量计算北大，只能毁掉北大的傲气和灵性。一．“英文北大”？可是，在我们先后回国以后，我们十分沮丧地被不断告知，我们曾经就读的北京大学其实是根本不入流的三流大学，我们尤其惊诧地发现，对北大最不满，认为北大太差太烂而必须动大手术以致休克疗法的，不是别人，正是北京大学行政当局。我们随后发现，北大行政当局对北大的全部不满，其实集中在一点，那就是：北京大学居然至今仍然是一所讲中文写中文的土鸡大学，这怎么可以！不是英文大学，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从2003年的北大聘任制改革，到2014年的所谓燕京学堂，其实贯穿的是同一条改革思路，想达到的是同一个改革目标，那就是：英文！英文！英文！必须下死决心把北京大学彻底改造为一所英文大学，如此才能真正与国际接轨，如此方可与新加坡大学香港大学竞争亚洲第一（君不见，英文的新大港大被西方评为第一第二亚洲大学？君不见，中文的北大怎么与英文的新大港大相比？君不见，现在是大学国际化时代也就是英文化时代，不转英文怎么成？）要把北大改造成一所英文大学，谈何容易！最大的障碍自然首先是现有的北大教师，因为他们大多只讲中文不讲英文。于是，2003年的北大改革倾全力集中于聘任制改革，目的就是想大换血，希望用最严酷的聘任制尽快把北大的教师都换成说英文写英文的教师，当时的北大行政当局公开放出狠话：“北大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师”！为什么北大教师都是二流呢，不就因为他们不说英文，不写英文嘛，不就因为他们不与国际接轨嘛！但2003年的北大改革由于吃相过于难看，水平又过于低下，最后落得灰溜溜的下场（参见甘阳2003年的“北大改革四论”，收入氏著《文明．国家．大学》，三联书店2012）。如今2014年的北大改革多少汲取了2003年的教训，知道正面强攻不如迂回，于是绕开土鸡们，先在北大内部建立一个鹤立鸡群的校中之校。这个把土鸡们都踩在脚下的超级豪华学堂凭什么牛呢？两个字：英文！不仅是英文学堂，还是英文住宿学院！整个改革的关键词仍然只有一个：英文！除了用英文取代中文以外，北大当局其实不知道大学还应该做什么。在中文的北大心脏挖出一个英文住宿学院，有如当年上海天津划出“租界”，这无论如何是太有想象力的改革创举！正是以这种划出一方租界的方式，北京大学终于迈出了走向英文化大学的第一步，改革真来之不易啊！不幸，2014年的改革激起的反弹已经大大超出2003年，尤其是北大学生的强烈反弹远远超出2003年。为什么？因为这个鹤立鸡群的校中之校分明告诉北大人：不但北大的教师是二流，北大的学生也是二流！只有“租界”内的豪华学生才是一流，他们都来自所谓“世界顶尖名校”，说的都是呱啦呱啦的英文，哪像北大这种不入流土鸡大学的学生还在说中文。“租界”内外，代表两个不同世界，两种不同价值：“租界内”说的是英文，这是国际日常语言，还是国际学术语言，代表“文明”和“进步”；“租界外”说的是中文，既非国际语言，亦非学术语言，代表的是“野蛮”和“落后”。简言之，“租界内的英文北大”代表北京大学已与国际完全接轨，提前摸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而“租界外的中文北大”则代表北大的陈腐过去，必须被彻底淘汰。北大当政自许的“担当”，似乎就是要以“租界内的英文北大”为据点，逐步改造以致彻底淘汰“租界外的中文北大”――只有彻底以英文取代中文，只有“英文北大”完全取代了“中文北大”，北京大学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正因为如此，北大会把任何研究型大学都不当回事的一个一年制硕士项目提到北大战略发展的最高地位，反复宣称，这个一年制硕士项目是北京大学进入新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改革举措，事关北大的命运北大的未来，甚至关系到中国梦是否能实现。何以一个小小的一年制硕士项目对北大如此举足轻重，竟然能承担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北大说不清楚，也永远不可能说得清楚。因为“租界学堂”的最终目标即用“英文北大”取代“中文北大”这一点，北大官方不能说，只能做。但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校方改革的人对此都看得一清二楚，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例如，支持北大校方的北大国关应届毕业生罗同学就用实名在网上发文挑明：“这个事情，很多北大人都看得很清楚，碍于情面，讲不出来。我反正离开北大了，我来讲，任何改革都会有哭泣者，北大要与国际接轨，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当然要淘汰无法用英文做研究的学人“。这位支持校方的同学还特别举出辛德勇老师为例，认为虽然辛老师现在“已经变成公认的北大良心”，但“根据辛的学术履历，恐怕很难达到与国际学人同行对话的英文资质，那他就可能是北大改革方向的牺牲品”。二，“租界英文学堂”？用英文矮化北大教师，用英文矮化北大学生，用英文矮化北大本身，这大概就是2003年到2014年的北大改革轨迹。这股不可抑制的英文冲动或自我殖民冲动，推动北大不断自我矮化，最终形象地表现为一个鹤立鸡群的“租界英文学堂”把整个北大踩在脚下。“租界”内外的关系，非常典型地象征着“国际化＝英文”对于“中国本土大学”居高临下的宰制性关系，也非常典型地象征着北大的自我异化与自我扭曲。遗憾的是，北大主事人不仅毫无反思地接受这种宰制，甚至还千方百计主动寻求被宰制，不惜让北大处于毫无尊严的臣服地位。在北大主事人心目中，英文等于国际化，只要是用英文教学的大学就高北大一头。正因为用英文等于有学术，租界英文学堂的硕士当然一年学制足矣！北大主事人想当然地认为，“租界英文学堂”的学生来自国外名校，水平当然大大超过北大学生，这些英文脑瓜学一年“英文中国学”当然抵得上甚至远远超过三年学制的中文北大硕士，甚至超过四年学制的中文北大博士，给他们的奖学金自然应当十倍八倍于北大的土鸡硕士博士，甚至应该高于北大土鸡讲师的工资！须知“租界学堂”讲国际学术语言，岂可与非国际非学术的中文相提并论？三年学制的中文北大硕士算什么，四年学制的中文北大博士又算什么，你们读得再多也是中文，写得再多也是中文，又不是英文！只有英文是学术，只有英文是思想，只有英文出精英甚至出领袖！一切非英文莫能！今后北京大学王牌的王牌，就是北大“租界学堂”出身的一年制“英文中国学硕士”，用北大主事人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宣传广告说法，这些“英文中国学硕士”代表北大“用中国学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以后要靠他们去实现中国梦。迄今为止，北大主事人从未说过这些“租界学生”除了会说英文以外，还需要什么样的资格和条件入学，例如，他们以前必须有过什么突出表现或贡献，特别是参与过哪些促进全球正义或改革全球不平等的公益活动，必须已经修过多少关于中国的课程并取得过怎样的成绩，必须至少读过多少英译中国典籍并通过什么考试。北大主事人从未想过这些问题，正如他们从未想过，也根本不敢提出“租界学生”是否应该至少通过初级中文考试。在北大主事人心里，怎么可以对人家提出学中文这样的要求呢，他们能够来北大就已经很给北大面子啦，例如奥巴马的女儿，巴马奥的儿子，巴巴巴的外孙，奥奥奥的女婿……倘若他们肯来北大，那是我们北大多大的荣耀啊！学制当然不能超过一年，要人家正而八经来读三年书，那怎么行，谁还来啊，我们北大毕竟是土鸡大学，是求人家来啊，重要的是把人家招待好，住宿制是必须的，食宿必须超一流嘛！面对这些想象中的“租界学生”，北大显得低三下四，要求降到最低，待遇提到最高，今日北大怎么会沦落至此？三．“英文中国学”？不可思议的是，“租界计划”遭到北大内外普遍反对以后，北大主事人开始大谈“担当”，甚至大谈“中国梦”。坦白说，如果不是北大主事人如此唱高调，我们本无意介入。如果北大主事人老老实实地说，北大不过挂羊头卖狗肉搞个噱头，做个一年制项目弄点钱，也勾兑点国际人际关系，大家别那么较真，也就罢了。毕竟，想让奥巴马的女儿来北大混一年，或者送这些国际政要子女一个不值钱的一年制硕士学位，甚至搞搞国际裙带关系什么的，我们都懒得理会。但当北大主事人在［人民日报］上高调地把这些不入流的事情称为是“一流大学的一流担当”，并用大字标题堂而皇之宣称，这是北大“用中国学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还标榜“租界英文学堂”是“为了复兴中国梦”时，我们不禁哭笑不得，这不是公然愚弄中国吗？试问，“一流大学的一流担当”就是办一个一年制硕士项目？就因为是英文的？还是因为它专为国际权贵服务？代表堂堂北大说话，怎么可以如此不自重？一流大学就是专门经营毫无学术价值的速成培训班？“一流担当”就是恳求国际权贵子女来参加速成班？北京大学走向一流大学的最重大举措就是巴结国际权贵子女？这也能拿得上台面？其实，北大主事人在《人民日报》上对全中国人民说的话非常不诚实。他们应该说，他们想的是“用英文中国学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用“英文学堂”来“复兴中国梦”。一旦说出实话，这类牛头不对马嘴的语无伦次就立即暴露无遗。什么是“中国文化主体性”？一个看不起中文只崇拜英文的大学怎么可能有中国文化主体性？难道不正是因为毫无中国文化主体性意识，才会想得出“用英文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中国文化主体性”竟然可以靠一个一年制的“英文中国学”速成班来构建？一个中文大字不识，一句中文不会讲的“英文中国学硕士”本身就已经是国际笑话，他们何以还能成为“中国文化主体”？北大主事人似乎真的相信，“租界英文学堂”每年招收65个国际权贵子女，只要经过一年“英文中国学”速成培训，不需要学中文，这些国际纨绔子弟就被打造成了“速成中国文化主体”，而且是全球最精英的“英文中国文化主体”，用他们的话说，这些“一年速成英文中国学硕士”将成为“真正懂得中国，热爱中国的人才”，是“能够站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的人才。”北大不怕成为全世界的笑料吗？我们不能不问，北大的这个“英文中国学硕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全世界任何地方办“中国学硕士”至少装模作样也要学点儿中文，只有中国北大高调宣称自己办的是“英文的中国学”，不需要学中文。更妙的是，他们同时又强调，这是“中国的英文中国学”，不同于“西方的英文中国学”，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的中国研究和西方汉学，是“用英文讲的但又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本土英文中国学”，目的是“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复兴中国梦”。试问为什么“复兴中国梦”必须是“英文的中国学”，而不是“中文的中国学”？难道只有英文才能救中国，不讲英文就没有中国文化主体性？或者此英文又不是彼英文，是可以打造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英文？我们实在听不懂，只能认真建议，北大“租界学堂”的招生广告应该明确标明，这是Chinese English Chinese Studies, 为了对学生负责，还应特别说明，这不同于英国或美国的中国学即English English Chinese Studies／American English Chinese Studies。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非常希望搞清楚，北大的“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到底和“西方的英文中国学”不同在什么地方？是因为北大的“英文中国学”坚持中国主体，中国视野，中国立场，中国传统，中国学问？还是什么？尤其是，我们特别希望搞清楚，北大主事人根据什么标准全球招聘“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而不是“西方的英文中国学家”？是不是“西方的英文中国学家”只要聘到了北大租界学堂，就摇身一变自动成了“中国的本土英文中国学家”，从而有资格“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或者，有些人在西方混了很多年结果没拿到tenure没混成“西方的英文中国学家”，只好转到北大租界学堂，一个华丽转身就成了“中国的本土英文中国学家”？如果这样，是否在西方拿不到tenure的“西方的英文中国学家”，只要还能写英文，都可以立马成为“中国的本土英文中国学家”？再问一次，“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与“西方的英文中国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说穿了，北大的“英文中国学”不过是想把西方的中国研究和汉学大规模移植到北大。他们所谓全球招聘“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不过就是招聘西方的中国研究和汉学培养出来的“西方的英文中国学家”，不然还能是什么呢？本来，这种招聘可以是常规的，多年来985大学各院系都有在海外招聘，回来的学者大多很快融入中国学术共同体，主要以中文讲课和写作。但北大现在的“英文中国学”全球招聘恰恰不正常，因为，建立“租界英文学堂”的目的，就是要这些招聘来的学者只用英文讲课和写作，建立地地道道的“租界学术”。这一“租界学术”只是英文学术共同体的从属，与中文学界无关，但却暗暗希望凌驾并统治中文学术界。这里的根本问题就在北大主事人从心里看不起中文，看不起中文学术，看不起中文学术界。他们要的就是北大克隆一个和西方一摸一样的英文学术单位，从而成为西方学术界的“附庸藩属”（参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收入《文明．国家．大学》）。这种“租界学术”将会产生非常恶劣的深远影响，这就是告诫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放弃中文学术写作，完全转向英文生产，就像香港和新加坡一样。本来，中国的北大有大批最优秀的中文中国学家，最有实力成为全球最强的“中国学”教学和研究共同体，但北大主事人看不上，他们根本不认为中文学术是学术，所以要另起炉灶打造所谓“中国的英文的中国学”――号称要在校内双聘30个“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全球招聘20个或40个“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我们可以断定北大校内其实找不出30个“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因为优秀的中国学者根本不齿当“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同样可以断定，全球招聘来的所谓“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当然不过就是西方的中国研究和汉学而已。说到底，北大主事人心目中其实只有一种“中国学”，那就是英文的西方中国研究和汉学。四．中文北大的文明定位在英文面前抬不起头来，认为只有英文是国际语言，只有英文是学术语言，这种“中文自卑心态”和“英文至上主义”几乎成了北大主事人的宗教信仰（据闻北大新的聘任考核制要求：每次考核必须要8个境外同行评审，无非要人人明白只有写英文才能留在北大）。这种弥漫性的语言自卑症，这种深入骨髓的文化自卑主义，实际恰恰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创造性发展的致命痼疾，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最大障碍。北大主事人似乎不知道，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归根结蒂要用中文来创造，他们甚至不知道，中国文化主体性当然首先是中文的主体性，所以异想天开要“用英文中国学建构中国文化主体性”！更严重的是，北大主事人似乎不知道，北京大学是什么？北京大学不是什么？他们从来没想过，如果北大成为英文大学，北大算个什么？我们以为，中国的大学改革走到今天，实在已有必要认真反思，在大学国际化的今天，中国的大学，尤其北京大学，究竟应该如何自处？国际化的重要性人人理解，但如果把大学国际化简单等同于英文流水生产线，甚至在人文社科领域把英文抬高到凌驾于中文之上的宰制性地位，势必对中国大学和中国思想学术文化造成灾难性后果。这里必须强调人文社科与理工科的根本差异：从理工科的角度看，北京大学全盘英文化或许没有什么关系，理工科的基本语言不是历史文化语言，而是数理语言，英文和中文对其都不过是辅助工具而已；但对人文社科来说，中文和英文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因此从人文社科的立场看，北京大学如果全盘英文化，不仅是北大的自杀，而且是中国文明的自杀！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不再用自己的母语思考写作，那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文明，就是文明之死；一个国家的顶尖大学不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思想学术，那就表明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学术传统，表明这个国家不是什么文明大国。强调母语思考写作的重要性，强调中文学术的独立自主性，丝毫不意味要妄自尊大排斥英语或任何外国语文和文化，恰恰相反，我们不仅珍惜中文作为历史文化语言的不可替代价值，同样高度重视古希腊语，拉丁语以及现代英德法语等历史文化语言的价值，我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学术工作主要研究西方从古希腊罗马直到现当代英美和欧洲的思想学术，并尽我们所能把西方文明的精华转化为中文学术的资源。但我们历来强调，中国学人对西学的研究是中文学术共同体的内在部分，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学界尤其人文社科的真正国际视野和文明使命，是以母语思考写作的深度海纳百川地整合中西思想资源，从而最大程度地发展中文思想学术文化，而绝不是鹦鹉学舌地发表毫无价值的所谓英文论文，更不是要拘囿于英文中国研究和汉学的小天井中。鼓吹英文发表至上，恰恰反映了北大主事人完全不理解中文学术界真正的国际视野和文明使命，对中文学术界在西方学术和中国思想两个方面的真正目标和艰苦积累都毫无所知。而实际上，今日的“英语至上主义”根本不是对英语思想学术传统的尊重和研究，只不过是公文化程式化的英文制作而已――这次对北大英文学堂最深刻最激烈的批判，恰恰首先来自北大英语系多位优秀学者，很能说明问题。简言之，如果中国学人无论研究中国还是研究西方，都必须以英文写作英文发表，那就意味着中国将没有自己的中文思想学术文化可言，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还有中国文化的发展，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了。在大学国际化／全球英文化的时代，这种危险非常现实甚至已经非常迫近――各大学隐性的变相的诱逼学者专事英文生产（例如每次考核必须要8个境外同行评审，只承认英文发表才是“一流”成果，等等），客观上就是在阻碍甚至斩断中文思想学术文化的生机。正因为如此，必须强调，中国的崛起必然意味中文权利的伸张，而非英文霸权的强化；中国文明的复兴必是汉语表达的复兴，而不是贫乏的Yes/Ok/Wow。简言之，中国梦必然是中文之梦，不是英文之梦！不管理工科背景的大学校长们能否理解这一点，如果他们真的认同中国梦，他们就必须警惕并自觉抵制中国大学的全盘英文化。如果他们真的希望中国文明复兴，他们就应该看到，在中国的大学中贬低中文的学术地位，否认中文学术的正当性，无异于中国大学的“去中文”化乃至“去中国化”――“去中文”正是最彻底意义上的“去中国化”。如果北京大学带头走向“全盘英文化”和“全盘去中文”，中国其他大学也纷纷仿效，那就意味中国大学在走向“全盘去中国化”――这种“去中国化”远远比台独港独的“去中国化”更为致命更具颠覆性，因为这等于中国文明的彻底自我颠覆自我殖民化，还谈什么中国文明的复兴。因此，北大的全盘英文化改革方向，绝非什么要不要“国际化”的问题，而首先是要“中国化”还是“去中国化”的生死之争。我们只能希望，北大主事人只是“国际化”情急，应该还不至于糊涂到主张：“复兴中国梦”必须用英文，“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必须“去中文”。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能理解一个常识道理：一个文明的根基和灵魂乃在其语言文字，中文就是中国文化的命脉。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首在“中文的主体性”，离开了中文，还有什么中国文明？还有什么中国主体性？还能“构建”什么“中国文化主体性”？“中国的中国学”或“北大的中国学”当然必须用中文，这难道还需要论证吗？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文教的庙堂所在，不言而喻必须是“中文北大”，如果北大放弃中文而变成“英文北大”，北京大学还是北京大学吗？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在于她是一个象征，从京师大学堂起，她就代表中国文教传统的精神传承，代表中国文明依托现代大学机制自我复兴的努力，北大命定以中文讲授和中文著述的方式担当中国文明的继往开来！北大不是也永远不应是西方英文大学的“附庸藩属”。北大对中国文明的担当，首先就是对中文的担当！北大的傲气，首先来自中文的自傲，北大的灵性，植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灵性。在北京大学，中文的地位必须高于英文！如果没有了中文，北大在精神上还有什么可自傲的？如果没有了中文，北大还会有什么灵性？在北大，如果把英文抬高到凌驾于中文之上的宰制性地位，那就是对北大文明属性的自我背叛！如果推动北大走向全盘英文化，试图把北大转换成英文大学，那就是在根本上阉割中国文明！五．“燕京项目”应该废弃北大办燕京学堂从头就是一个错误。众所周知，这个项目是被隔壁的苏世民项目逼出来的，而且让我们这些校友郁闷的是，北大颇不光彩地亦步亦趋模仿邻居：人家是一年学制，北大也一年学制，人家六个领域，北大也六个领域。北大主事人对这个项目明显缺乏任何深思熟虑，更没有起码的科学论证（例如“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项目真的不应该为了校方的面子再勉强上马，而应从北大的根本利益出发彻底废弃。我们必须问：北大要办燕京英文学堂的最根本理由到底是什么？在受到校内外的普遍质疑以后，北大主事人在各种场合反复讲同一个故事，作为北大办英文学堂的最大理由：“去年秋天哈佛大学校长在新生入学时的讲话，我们听后特别有感触，她说，欢迎同学们，你们来自全世界110个国家，哈佛这一届有多少个学生呢？1600多人，却有着如此丰富多元的国际和地域背景，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人家，这个雄心要有”。这话听上去充满雄心壮志，充满担当，北大赶上哈佛，多么有志气！但这个故事到底要说明什么呢？如果这是希望北大生源应尽可能具有丰富多元的国际和地域背景，我们非常赞成。让我们一起想象这样的北大愿景：2020年或2030年，北大招生3000人来自200个国家，至少一半学生母语不是中文。我们非常乐见这一愿景。唯一的问题是：那时的北大，全校法定语言应该是什么？是中文，还是英文？我们认为，北大主事人有必要对北大人，对全体中国人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在他们心目中，作为愿景的未来北大的法定语言应该是什么？中文，还是英文？或者说，在北大主事人心目中，未来的中国学生应该说什么语言？中文，还是英文？同样，北大主事人说：“我们实现中国梦，如果没有一两个和人家平起平坐的大学，那么这个中国梦就不圆满”。这话我们非常赞成。但是，我们同样希望北大主事人能够诚实地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大学要“和人家平起平坐”，是否意味中国的大学必须转为英文大学？中国的中文的大学是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和人家平起平坐”？我们非常希望北大主事人能够开诚布公地说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如果对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是：未来北大的法定语言应该是英文，因为只有一个英文大学才能“和人家平起平坐”，那么，北大开办英文学堂是有理由的，是为今后北大全面英文化作准备。但是，如果北大主事人的回答和我们一样是：北大的法定语言当然永远是中文，北大的目标就是要以一个中文大学的身份“和人家平起平坐”，那么，我们必须说，作为北大愿景象征第一步的所谓燕京学堂，其语言当然应该是中文，怎么可以是英文呢？谨始以正开端，既然这个学堂是为以后北大学生国际化多元化作准备，既然未来不管北大学生多么国际化多元化，中文都是所有北大学生的法定语言，那作为北大国际化第一步的新学堂竟然用英文不用中文，岂非莫名其妙？这个学堂到底为什么目的而办？大家当然都知道，哈佛学生虽来自110个国家操数十种语言，但他们全被哈佛要求必须听说读写美国人的母语，这正是哈佛对美国的担当！如果哈佛有一天放弃了英语而要求所有哈佛学生都必须听说读写中文，那就意味着哈佛背叛了美国，投靠了中国！北大主事人从哈佛到底学到了什么？应该学到什么？难道北大主事人的意思是想说，因为哈佛说英语，所以北大也应该说英语？哈佛是要对美国有担当，那么北大呢？北大应该对美国有担当？还是对中国有担当？我们不免担心，在北大主事人的心目中或至少下意识中，是否多少认为只有英文的大学才能“和人家平起平坐”，因此觉得北大未来的法定语言也应该改为英文，所以，北大进入21世纪的最重大战略发展举措，就是应该先办燕京英文学堂作为先导。但，这是一个北大校长应有的理念和抱负吗？如果这样，中国的北京大学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只能希望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只能希望，北大主事人与我们一样坚决主张，北大校长的担当自然是“中文北大”的担当！也和我们一样坚决主张：任何人如果没有“中文北大“的担当，反而怀抱“英文北大”的担当，那就没有资格担任北大校长。我们希望，北大主事人与我们一样坚信：北大对中国的担当，北大对自身的担当，就是要以一个中国人的中文大学身份“和人家平起平坐”！北大的法定语言当然永远是中文，不管今后北大国际化的程度多高，所有进入北大的学生，不管来自哪个国家说什么语言，都必须听说读写北大人的母语，中国人的母语――中文！但如果这样，北大还有任何理由要办一个英文燕京学堂吗？六．“中国学”还需要依赖西方进口吗？事实上，现在已经可以预料，在校内外一片反对声中，北大的“租界学堂计划”必将被迫步步后退，最后名存实亡。后退的第一步是“租界”被迫退出静园。百分之九十北大学生强烈反对占领静园，这对校方是巨大压力，众怒难犯，退出静园乃必然之事；后退的第二步是被迫降低“租界学生”豪华奖学金，以免教育极端不公平之抨击；后退的第三步是很可能不得不延长“租界学堂”学制，这关乎北大学术尊严。后退的第四步是，北大校方将被迫对北大教授们承认，这个一年制硕士项目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计划，更不是重大学术发展计划，本来，一个一年制硕士项目怎么可能承担学术之重？后退的第五步是，北大主事人今后再不能说，这个非学术硕士项目是“北大进入新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战略举措”，毕竟这本来就荒谬。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这五步后退之后，所谓“燕京计划”实际已经名存实亡，更多成了北大主事人的“鸡肋”。为了面子，迁到勺园等处勉强开办也只能是北大非学术的“继续教育项目”之一而已。但既然如此，我们必须郑重指出，北大原来宣布的要以哈佛教授薪酬标准全球招聘20到40个所谓“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是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允许的――为一个非学术一年制硕士项目特聘几十个最高薪酬教授，不仅是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是对学术的极大嘲弄，是对北大现有教授们的公然糟践。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在所谓“中国学“领域，中国还需要依赖西方进口吗？在“中国学”领域，难道我们没有充分理由要求，全球所有从事中国研究的人都必须首先中文过关，能够用中文与中国学者交流，否则他们有什么资格做“中国学家”？北大不坚持中文作为中国研究的基本要求，反而搞什么“英文中国学”，这不是自我糟蹋自我作践吗？全球招聘“中国学家”要求英文而不是中文作为基本资格，岂不是最野蛮地践踏基本学术规范和准则吗？如果不是被“英文崇拜”鬼迷了心窍，怎么可能有中国研究也必须用英文发表才算“一流”的荒谬潜规则？怎么可能有必须先到西方去招聘“中国学家”的预设？怎么可能有“西方的中国学家“一定比中国学者高明所以要高薪聘请的道理？“中国学家”难道不应该首先在中国招聘？以我们的了解，北大和其他985大学近年培养的中国文史方面的博士很多都非常出色，尤其在功底扎实方面远超西方大学培养的同类博士，为什么不优先考虑中国自己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所有这些如果不是因为“英文霸权”，有什么理由？与理工科不同，在所谓“中国学”领域，中国与西方只有差异，不存在差距，根本不存在中国学界需要赶超“世界一流”这回事！在中国研究方面，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平等交流早已非常频繁，北大的做法恰恰以薪酬不平等方式强行把学术平等关系变成学术不平等关系，毫无根据地想象西方学界一定高于中国学界，这根本是对今日学术大势极端无知的表现。事实上，在中国研究领域，除了特殊情况，北大和985大学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必要聘请西方中国研究和汉学领域的学人，在这方面，西方学界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除非你认为英文就是优势。在中国研究方面，辛德勇教授现在广为人知的名言(“哈佛有一个教授算一个，我们都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并非口出狂言，而是许多有学问有见识的中国学者的普遍共识。老实说，在中国研究领域，西方学界除了少数确实优秀的学者以外，多数学者的特点也就是英文娴熟，很多不过是转述或转译中国学问的常识而已。而众所周知，在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方面西方学者更是充满文化政治各种意识形态偏见。至于那些满篇套用各种新潮理论术语的西方论文和著作，通常恰恰是最差的而且很多不过是垃圾，新术语新理论更多是用来掩饰学术训练不足，功底薄弱和思想空洞的门面而已。只有那些自己没有学问的人才会对这些垃圾顶礼膜拜。中国大学要“结束留学运动”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第一个应该而且已经可以结束留学的领域，第一个不需要再从西方进口的领域，自然就是“中国学”了。北大如果在“中国学”方面都没有自信可以不再依赖西方进口，反而不假思索地以为在这个领域仍然需要年年进口，永远进口，那么，试问，北大还有什么希望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以自己永远不如人家的心态去追求一流大学，一万年以后也仍然只可能是三流大学。最近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则帖子是：“当某些学生放弃港大选择北大的时候，某些北大领导正致力于把北大变成港大”。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写这篇文章，也是因为我们担心，北大主事人的北大改造目标，不是要把北大办成中国的北大，甚至也不是把北大办成中国的哈佛，而是将把北大变成“北港大”或三流英文分校。七．“中国学者”时代 2003年北大改革时我们曾发表“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十年过去，2014年正好是胡适发表“非留学篇”一百年，我们十年前提出的问题不但依然有效，甚至更加迫切了。让我们以十年前的期盼继续呼唤“中国学者时代”的来临： “伟大的大学必有其精神，但这种精神并非凭空而生，而必然植根于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强烈要求自主独立的精神之中。中国现代大学的精神起源毫无疑问地植根于九十年前胡适那一代留学生刻骨铭心的感受：“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中国现代大学的真精神和真生命乃全在于对这一大耻的自我意识中。这是对一个伟大文明能够独立自主并获精神重生的正大光明的自我期许。认同这种独立自主性和精神文化自我期许的人，必立足于伟大的中国语言文字，必期待未来将是“中国学者“的时代。优秀的年轻代“中国学者”当有这样的自信：我们依赖的日子，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就要结束。” （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 2014年7月23日大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