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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假扮过巴西小姐、波兰小姐和美国小姐，但却从未扮过加拿大小姐，”来自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模特罗拉告诉我说，“可一些波兰女孩儿却假扮过加拿大小姐。” 来自各国的“选美冠军”们导语：文中的“我”是一名美国女大学生，她在自己的国家找不到全职工作，2011年毕业之后来中国当模特，靠假扮“美国小姐”四处走穴挣钱，聘请她的多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以下是她在中国当模特期间的见闻，很真实，却也很荒谬。 2011年11月，我睡在中国鄂尔多斯一家宾馆的房间里， 17岁的巴西姑娘安娜睡在我旁边的床上。我将闹钟定成了早上6点。第二天，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唱歌、跳舞，还有才艺比拼。所有活动都有中国中央电视台转播。 “睁大眼睛，笑一笑，”安娜模仿着排舞老师的声音大声喊道。两天来，她一直要求我们这么做。“哦，亲爱的，晚安啦。” 在巴西，安娜是一名时装模特，受雇于纽约和米兰的模特公司。而24岁的我刚刚从大学毕业，由于找不到全职工作，就来到中国旅行。只不过，我旅行的方式有点儿特殊罢了（比如给人当模特赚钱）。这不是一场真人秀，更不是安娜在纽约和米兰参加过的那种高端时装秀。我们所参加的，只不过是一场假的选美比赛。此前，北京的模特公司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时装秀”，之后就没再透露更多的细节了。直到我们早上登上开往鄂尔多斯的飞机，我们才知道了这场“时装秀”的实质。 “我们是去参加另一场‘选美比赛’呢”，邻座的乌克兰女孩哀叹道。他们雇我假扮“美国小姐”；而安娜呢，虽然是巴西人，却要假扮“智利小姐”。呵呵，倘若之前两个月里我没参加过两次这样的活动的话，恐怕这将会是我生命中最“奇特”的36小时了。我第一次假扮美国小姐是在9月份。那时主办方在敦煌的绿洲中举办“国际葡萄节”。他们邀请了40名模特，包括我，在T台上为2000多名当地观众表演。这简直太假了！之后，我们又骑在骆驼背上，排成一队，穿过戈壁中的沙丘。从当时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我们40个人骑在骆驼背上，有的人甚至只穿了胸罩，这真是太荒唐了！” 骆驼背上的女模特 10月，在大连。我又一次假扮了美国小姐。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我和其他女孩儿一起，坐在一辆假的金色梅赛德斯高尔夫球车中绕着整个城市巡游，为的竟是吸引那些潜在顾客购买仿凡尔赛宫而建的房子。一本印刷的小册子上用中文印着我们每个人的背景故事，当然，这些故事都是胡编乱造的。另外，我们还得穿着在组织者看来代表着我们祖国颜色的服装。可十分奇怪地是，他们竟然要求我穿一套水鸭蓝色的衣服，这好像有点儿不怎么爱国吧！这些华丽丽的场面无疑是这些城市的一种宣传手段——“来鄂尔多斯、敦煌、大连或者成都吧：我们很有钱，连选美冠军都请得起！”这些活动往往是由房地产开发商或城市旅游部门赞助的。又或者，像鄂尔多斯的这次活动，是由中央电视台赞助的。活动的照片和视频可以被当做宣传材料，使用很多年。比如，在敦煌，许多广告牌上播放的就是去年的表演视频。参加这些表演的也并不是真正的选美冠军——她们大多都是由各自所属的模特公司派过来的T台模特。这些公司会从她们的收入中收取10%作为回报。在一些工作机会很多的城市，比如北京和上海，通过杂志宣传和不停的T台演出，她们都已经在圈内有了一定的名气。大多合同都规定，无论演出细节有多么不清楚，她们都不能拒绝。否则，她们就有可能违约，然后被遣返回国。一些声誉不怎么好的公司向模特提供的演出信息往往很少。他们称普通的演出为“时装秀”，之后把她们送去工作。我在北京工作时，9场所谓的“时装秀”中只有两场是走秀，其他的都是选美比赛、车展或者贸易展——但我都是到了活动现场才知道活动的实质。那些被认为没什么赚钱潜力的模特会被送去参加“选美比赛”，因为这样的机会很多。有一次，我遇见了一个俄罗斯少女，她曾作为“阿根廷小姐”，乘坐大巴在中国的农村奔波了10天，参加各种演出。女模特为参加“敦煌葡萄节”演出做准备一旦被选定模仿某国的选美冠军，这些模特就不得不前往目的地（通常是小城市）。在那儿，主办方会发给她们绶带、王冠以及高跟鞋，并且指导她们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我在敦煌参加演出时，所有模特都被禁止吸烟、说脏话以及穿短于膝盖的衣服——可是，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模特跌倒了，是不会受什么惩罚的。大多数模特都来自东欧和拉美，她们简历上的东西都是胡编的——她们的祖国、姓名、民族服饰以及个人经历，没有哪一样儿是真的。在敦煌的那次表演中，来自巴西的安娜成了从智利来的“安娜贝拉”，而我则成了美国来的“玛丽•安娜”。在另一场表演中，我又成了“来自纽约的玛丽”。我希望我能看懂我绶带上写的是什么，不过那是用汉语写的，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曾假扮过巴西小姐、波兰小姐和美国小姐，但却从未扮过加拿大小姐，”来自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模特罗拉告诉我说，“可一些波兰女孩儿却假扮过加拿大小姐。” 一次在广州带妆彩排时，罗拉在台上摔倒了。台子实在是太滑了，5英寸的高跟鞋根本承受不住她的体重。“他们给了我三天的带薪假期，之后我又不得不继续参加演出（后来主办方又重修了T台）。” 这些活动与中国模仿西方的山寨行为大同小异。在无锡，满大街都是H&N专卖店、Sffcccks咖啡店和Zare专卖店。一些商店剪彩也会请白人来参加，仿佛只有这样，商店卖的商品才是真的。店家对这些白人模特也很慷慨（有时她们一周可以赚6000元人民币）。连建筑业也难以幸免：在杭州，有人仿建起了埃菲尔铁塔；而在北京，也有类似于阿姆斯特丹的地方。我的室友曾在那儿为某啤酒品牌拍摄广告。杭州的“埃菲尔铁塔” 模特们不止只在参加表演或者“选美比赛”时才会被“伪造”国籍。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告诉我说，一次活动主办方雇佣了一些外国模特在一座假的意大利别墅前迎接前来咨询的顾客，并对他们说“buon giorno（意大利语的早安）”。我认识的一位在上海工作的模特还告诉我，有许多“维多利亚内衣时装秀”都是假的。那些内衣可能是中国制造的，而编舞、模特穿的翅膀和脚本都是直接从美国电视上学来的。“有时候零度时她们还得站在外面，”我的朋友说，“而她们穿的只有假的翅膀和内衣。” 由于签了合同，模特有时不得不去做一些奇怪的工作。她们的工作合约就像那些选美时佩戴的绶带一样假，所以她们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障。在中国，要办工作签证很难，而且花费不菲，所以公司一般推荐她们办旅游签证，然后非法地工作（尽管今年年初，中国北京已经开始打击非法模特，并且还逮捕了大约60名模特）。为了事业，她们不得不答应这些要求。中国以及其它相似的市场如泰国、新加坡和日本都被这些模特给占领了，因为在米兰、巴黎和纽约这些城市，竞争更为激烈。我在中国工作时遇到的模特大都很年轻，有的甚至只有14岁。她们在中国工作，然后将钱寄回家。就像纪录片《想做模特的女孩》（Girl Model）讲述的那样，猎头们在一些国家搜寻明星脸，把一些有着明星梦的女孩儿送出国，但却没给她们提供任何法律保障。从金钱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也不难理解：虽然只是假扮的选美冠军，但靠着给一些杂志和淘宝店家当模特，她们一小时能赚好几百美元。但即使这样，模特的收入也还是不高，因为中国的模特代理机构需要收取40%的提成，而本国的模特公司还要拿走10%的收入，而机票和房租费用则会达到1万美元（相当于6万元人民币）。尽管大多数模特公司会报销其中的一些费用，但是模特想要真正赚钱还是很难。现在一位假的选美冠军的市场价是多少呢？大约是2000元人民币一天，而这差不多是中国家庭平均月薪的两倍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名模特只需工作一周多一点儿的时间，就能赚到一般中国家庭一年的收入，虽然她们本人可能只能得到少一半儿，这样一比，差距也还是很大的。敦煌表演一角鄂尔多斯的这次活动是我参加过的所有活动中规模最宏大的，可现实背景却也让人倍感这次活动的荒唐性。城市设计者最初进行城市规划时，为迎合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将城市的人口容量定为100万人。而现在这座城却成了“鬼城”，许多房子都空着。选美比赛在鄂尔多斯歌剧院举办。我们排练了三天：穿着闪闪发光的迷你裙和高跟鞋，努力完善着我们的舞步。这次的演出我们得换三套服装，唱一首歌，跳一支舞，还有一个才艺比拼，所以必须得事先排练。 “女孩儿们，睁大你们的眼睛，尽力微笑，”我们的排舞老师站在舞台前，尽职尽责地要求我们。我身旁，一位乌克兰女孩儿将老师的命令翻译给她的同伴们听。所有40名模特中，至少有一半儿不讲英语。选美比赛那天晚上，剧院里观众很少。一些鄂尔多斯的当地居民被请来观看（比赛是免费的），全场只有他们懒洋洋地鼓着掌。我们的比赛直接复制国际选美大赛“环球小姐”的程序。更准确地说，整个程序包括民族服装展示、才艺比拼，最后公布前十名的名单。事实上，前十名的名单在比赛前几天就已经定下来了。前十名的名单公布之后会公布前五名的名单。安娜也入围了“前五强”。不过冠军还是会在比赛当晚公布。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前五强”模特站在舞台上，安娜假装心情激动地同其他四位选手握手。接着，有着一头黄色头发的男主持人（他也是雇的）从口袋里掏出卡片，充满激情地宣布，“环球小姐”的最终得主是黑山小姐克里斯蒂娜。可就在这时候，不知什么原因，舞台的大屏幕上竟然播放着“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时装秀的片段。我在后台朝着安娜挥了挥手。她真的想赢吗？她失望了吗？她笑着耸了耸肩，回给我一个选美式的挥手，然后转过身去，面向台下的观众，睁大了眼睛，粲然一笑。编译来源：《大西洋月刊》

经历10年文革组织工作混乱停滞之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共面临严重的人才断档，主要干部最年轻的也已60开外。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1年陈云建议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负责选拔、培养青年干部。经陈云点将，李锐出任青年干部局局长。除了培养青年干部之外，摆在李锐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即“第三梯队”。这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共以后30余年政治格局的名单，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入选了这一名单，而同样由中央下到地方担任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的薄熙来却因种种原因落选，此外中共十七、十八届政治局常委除两人外，全部来自这一名单，省部级干部更是不胜枚举。本文选自《中国新闻周刊》第657期，作者杨敏。薄熙来代表中共金县第七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1980年的最后一天，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把副部长李鹏找到家里，告诉他将推荐他接替部长。但两个月后，刘澜波告诉李鹏，部里有老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了一些意见，不赞成他当部长。最终，由于刘澜波大力向胡耀邦推荐，李鹏于1981年2月正式升任部长，时年52岁。其时，正值文革结束后，平反的老干部复归岗位，干部队伍老化，知识结构陈旧。当年，国家机关、党群、企事业各级领导干部81万人，其中大专文化程度只占6%，72%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干部制度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拔使用要“制度化”。 1981年5月，陈云在杭州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分送邓小平、胡耀邦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他建议，在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负责选拔、培养青年干部。 7月2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被召集起来，讨论陈云的文章。陈云以李鹏之事为例，再次强调了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邓小平赞同此意见，将提拔年轻干部称为一场“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1982年3月，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应陈云的提议成立，经他提名，原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李锐出任局长。 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胡耀邦形象地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这一任务，成为摆在青干局面前的头等大事。空降中组部对于中组部青干局的组建，陈云十分重视。他提出，建这个局，就如同建“太庙”：从领导到每个成员，“菩萨”个个都要是好的；要有一个正派的、水平比较高的老干部带头；要有文革时优秀的、德才兼备的“逍遥派”；红卫兵也要有，因为他们了解文化大革命中青年的情况。他看中的带头老干部，就是时年65岁的李锐。陈云与李锐渊源颇深。1947年，中共东北局派陈云接管沈阳，李锐此时离开高岗，转任陈云的政治秘书，帮他起草电报、文稿，管报纸和外事。解放后，陈云调到中央管经济，李锐去了湖南担任省委宣传部长。1952年9月，李锐随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调到北京。陈云想让李锐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但李锐表示想做点具体事情，陈云就将他安排在燃料工业部任水电局长（之后为水电建设总局局长）。 1982年年初，陈云派秘书王玉清给李锐捎话，让他去中组部担任青干局局长。 “我嘞，确实不想去，因为我已经65岁，到年龄了要退下来了。而且中央的事情我知道，非常复杂。我就想安度晚年了。”在位于北京木樨地的家里，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回忆。如今已98岁高龄的他，穿白色短袖衬衫，摇一把大蒲扇，听力有些许衰退，但思路依旧敏捷，讲话滔滔不绝。他知道，中组部内现有党政、地方、经济、宣教等局，每个局都分管各自系统的干部，其中也包括青年干部。他担心，单独成立这样一个局，岂不像当年国家计委内又有“小计委”（1965年毛泽东不满意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追随刘少奇，自己另组人马建“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所以，他对陈云的口信，一直沉默应对。三个月后，1982年3月12日，陈云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李锐同志，你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一定要当副部长？先做工作后再说嘛。” 李锐知道，陈云误会他嫌官小了。“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想当官的人。”但是，陈云的意见不能不尊重。1982年3月，他空降至中组部，出任青干局局长。中央机构改革小组 1982年，“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被当作干部使用标准，写入了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李锐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即参加十二大人事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筹备中央的人事交替，包括十二大的三个名单：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336人，普遍文化较低，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53人。十二大强调，中央委员必须按干部“四化”标准，补充进知识化和专业化相结合的中青年新委员。最后选出的十二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348人，60%是新进的，60岁以下的将近一半，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启立、尉健行、王兆国、田纪云、朱厚泽等。最年轻的是胡锦涛，39岁。大学文化程度的占三分之一，其中专家、教授、总工程师有50人。让李锐意外的是，他也当选中央委员，成为部长宋任穷之外中组部唯一进中央委员会的人。 1982年9月13日，十二大闭幕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由胡耀邦主持，39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老同志见面。当时老人们都笑容满面，场面动人。 10月，李锐又参加了中央机构改革小组。该小组的宗旨是选拔一批年轻、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中央、国务院工作。小组于1982年初成立，组长是中组部部长宋任穷。中央一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完成后，开始了省级领导班子的调整。李锐先后到陕西、山东、北京、天津、上海、浙江、两广、两湖等地，主持省级班子调整工作。各地都先派了工作组，作预选工作。在上海，原领导人没动，另从370多人中选拔了18人，包括黄菊、吴邦国等人，进入市级领导岗位。不过，新陈代谢的阻力仍然很大。 1982年11月，李锐在一份汇报提纲里提及，在湖南，新提拔的干部里中青年只占31%；湖南99个县，没有新增一个中青年干部。这种“春风不度”的死角，占到全国的30%到50%。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起用一代新人》。这是由李锐起草的。社论呼吁老干部们解放思想，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念，强调老干部们当前第一位的职责，也是革命一生的最后职责，“就是刻不容缓地选好接班人”。组建“太庙” 但中组部青干局的组建，进展缓慢。青干局下设三个处，综合处、一处（联系部委）和二处（联系地方）。最多时定编20人，但从来没满员过。当时规定，青干局所有人员的名单都必须上报陈云，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组织部青干处的人员在中组部都有备案，主要人员还需经过中组部批准。而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都已不用在中组部备案了。关于青干局成员的人选，陈云的秘书朱佳木曾经提供过一个参考名单，最后调进了其中两名：一位是时任煤炭部副部长秘书的阎淮，他当年曾反对中央文革；另一位是四机部管电脑的干部徐功廷，他在文革后期曾反对“批邓”。 1983年7月，李锐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他推荐刘澜波秘书、45岁的李志民接任了青干局局长之职，李志民因而成为中组部最年轻的干部局局长。 “青干局对人员要求太高，每个进来的人都要经过严格考察，就跟考察省级干部一样。”在位于北京东二环的国资委大楼的一间会议室，李志民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身着浅蓝衬衫、戴金边眼镜的李志民，说话轻松随和，但关节处会字斟句酌。1988年，海南建省时，他调任海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后在国务院派驻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的岗位上退休。 1983年11月，原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副处长崔武年怀揣着中组部干调字299号调令，来到西单商场北边一座没挂牌的灰色大楼里报到。他记得，那是一个刮风的上午。崔武年1976年曾参与“四五”天安门运动，其父崔健是浙江省原省委副书记、时任浙江省顾委副主任。1983年，他给青干局写信，要求重视参加过“四五”运动的人。李志民做了一番调查并与他面谈之后，调他进入青干局，在一处工作。他第一天上班时，李志民这样给他介绍青干局的工作性质：“研究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领导结构。”他认为，现在看来，这句话精准地道出了青干局的使命。 1984年3月，全国人大秘书局副处长、贺龙侄孙贺兴洲也被调进青干局，在二处任普通工作人员，将近一年后恢复副处长待遇，后又擢升处长。中组部是中共中央的核心工作机构，工作具有相当的保密性，部内人员有极强的政治纪律性。青干局的这一拨年纪轻、学历高、思想活跃而又大多没从事过干部工作的人，多少显得有点另类，备受关注之余，有时也会招来侧目。李志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国家处于大变革之始，人心思齐，青干局的这些年轻人虽然缺乏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但都有股昂扬的劲头和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大家当时想的是：都到党中央了，能不知无不言吗？” 李志民刚进部里时，曾受命起草一个关于如何培养后备干部的文件。他和几位同事洋洋洒洒手书8000字，呈送李锐。李锐把他叫去，在他鼻子底下抖着文件问：“这是你们写的？烧了一大锅开水，就两片茶叶，一点味道都没有！”三番修改不成，只得由中组部研究室代写，千余字，该说的都说了。特别上报程序 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迅速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由成立一年多的中组部青干局负责执行。最早提出“第三梯队”这一概念的是胡耀邦。1983年5月，在中央为召开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座谈会上，胡耀邦第一次提到三个梯队。他说，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运筹帷幄，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现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但也不年轻了。所以，下决心搞第三梯队，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在6月30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肯定了“第三梯队”的说法，并要求“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建立起来。“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 在这次会议上，建立“第三梯队”的任务明确地规定下来。之后，中组部向中央直属机关及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和组织部门发出了上报后备班子名单的通知。省部级后备班子的选择范围不限行业，不限出身，有“四化八门”（“四化”指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八门”泛指各个行业）之说。硬条件有三：年龄一般不能超过50岁；原则上需要大学学历，但不唯学历论；一般是地厅级干部。更重要的是，文革表现好。所谓“表现好”，是指文革时期有抵制态度，或者干脆采取“逍遥”态度。但实践起来，阻力巨大。党内论资排辈的传统、建国之后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以及文革的派性残余，仍然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为了引起地方领导重视，在选拔“第三梯队”时，中组部制定了非同寻常的上报程序：所有名单，必须先在省、部委常委会和党组会上集体讨论，通过之后，再经由中央考察组考察、中组部部务委员会议审定，最后铅印40份，以中组部名义呈报中央政治局，并存档。 “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 “第三梯队”任务下达五个月之后，1983年12月，胡耀邦找来分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1983年2月起，宋任穷不再担任中组部部长，由副部长陈野苹接任），催问第三梯队名单进展。 12月10日，中组部临时接到宋任穷电话，要来听取汇报。副部长李锐以及青干局局长李志民、副局长刘泽彭、二处处长张洁瑜和崔武年参加。李志民汇报了进度。13个省年底可报名单，10个省年底可报一部分，还有4个省得到明年一二月份才能报。他刚说完，宋任穷就急了：“选好的名单，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他强调，1985年中央委员要更新一批，就从名单上找人。很快，12月16日，中组部即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全国省部级电话会议。会议由部长陈野苹主持，中央各部委的部长或常务副部长带人事司长参加，各省省委的主要负责人电话参加。会议要求，动员中组部以及地方组织部的力量，即刻成立第一批中央考察组。 19日，青干局做出安排，确定副局长刘泽彭和二处的阎淮等5人参加第一批考察组，前往北京、黑龙江和江苏这三处试点。 1984年元旦过后，三个中央考察组匆忙出发了。考察组在当地一般待一个月左右。每考察一个人，都要全方位访谈二三十余人，包括其上级、同事和下属，对持反对意见的人则重点访谈。考察组共同的感受是，这批人政治坚定，年富力强，有知识水平。不足在于：大部分现为副职，守成型的多，有开拓精神的少，缺乏近期可进班子的；理论功底弱，能搞意识形态的少；有的人在文革中表现不清楚，等等。 2月，三个考察组回来，出现了标准掌握宽严不等的情况。黑龙江考察的25名，定了22名，通过率88%；江苏考察的40名，定了32名，通过率80%；北京考察的37名后备干部中，定了25名，通过率仅为68%。参加北京考察组的阎淮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报上来的人没有硬伤，但是许多人自身能力水平不高。第一批考察组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带上《人物小传参考资料》。名单呈送中央时，每人需附上一份500字的小传。李锐提出，搞一个参考资料。这项工作由崔武年负责。“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干部考察材料刻板、干瘪、不生动、千人一面的问题，想有所改变。” 他从《史记》《资治通鉴》《后汉书》《西行漫记》中选编了14篇文章，包括贾谊、曹操、嵇康、文天祥、李大钊、徐特立、李达、汪精卫等的人物评介。李志民很喜欢其中的《老舍小传》：“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区区两百余字，非常生动，“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老舍”。样本里原本还有一些介绍台湾国民党“政治新秀”的文章，如“年富力强的外交干将钱复”“前途未可限量的章孝严”“稳重笃实作风谨慎的周应龙”等。李志民虽觉写得不错，但还是把这几篇割爱了。这一时期，李志民、刘泽彭等还做了一些研究，最后形成两份分析材料，《文革前夕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副部以上领导干部文化程度等情况的分析》和《关于对四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干部的认识问题》。《关于对四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干部的认识问题》提出，应重视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50年代的红领巾、60年代初期的共青团员，价值观形成于党威望最高、社会风气最好、各方面成就最大的时期，经历了文革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洗礼，又在基层、厂矿、边疆和农村得到锻炼和成长，对“文革”深恶痛绝。这一观点以《尽快起用一代新人》为题，于1984年3月2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引起强烈反响。文中写道，近年来，通过机构改革，调整班子，实现干部队伍“四化”和放手起用知识分子的工作已有较大进展，不过总的来说，领导班子的成员，尤其是一、二把手，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问题还普遍存在。因此，干部工作中的当务之急，仍然是要尽快起用一代新人，把经过实际锻炼、政治素质好、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知识、能够开创新局面的中青年干部，尽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文章列举了4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可能遇到的“太嫩”“有缺点”“不听话”等各种责难，号召老同志甘做“人梯”，举贤荐能。跟传统的干部考察有所不同，“第三梯队”的考察后来新增了民主推荐情况记录表。 “在什么条件、多大规模下推荐的？同意推荐的占多少，反对的占多少？反对的理由是什么？”贺兴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对反对意见，会具体考察，搞清楚究竟是一般工作作风问题，还是个人恩怨，还是真的人品上有问题。” 第二批考察组 1984年4月，第二批中央考察组分赴四川、广东和内蒙古等地。李志民担任了赴四川考察组的组长。在四川，他跑了四千公里，白天办事，晚上赶路，过夜就在车上。到绵阳时，他累得病倒，只能躺在宾馆里指挥。四川省委报的名单中有一个人，是长虹机器厂的王姓副厂长，48岁，贫下中农出身，文革时是四川绵阳市保守派群众组织——“产业军”的一个头头。四川省委组织部先后六次对他进行考察，但由于涉及文革时参与派性斗争的问题，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文革中的经历，是考察的重中之重。对干部的文革履历，陈云明确指示：“要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人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不能只看他们一时表现好。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但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分子。” 考察组在绵阳长虹机器厂待了半个月，查文革会议记录，找文革时期的军代表、老工人谈话，据此认定：此人反对造反派冲击生产，反对残酷揪斗老干部，并且坚决反对武斗。 “在文革的几个关键环节，他在把握方向上能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所以认为他本质上是好的。”李志民说。这位副厂长后来升任绵阳市市长、电子工业部副部长。贺兴洲随中央考察组去了广东，组长是中组部研究室主任刘俊林，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也参加了这个组，贺兴洲负责综合协调工作。当时广东的十余位后备干部中，珠海市市长梁广大只有初中学历，但他是80年代改革的先锋人物，出名的敢“吃螃蟹”。 1976年之后，时任南海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梁广大顶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风险，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大办社会企业，尽快致富，还起用了一批文革中被划为坏分子、资本家但懂经营、有能力的人。1980年，他和手下干部亲自去人均收入达到400元以上的小塘南沙大队“贺富”，以让大家摆脱“穷光荣、富可耻”的旧观念。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梁广大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连广东省的一些领导也怀疑我工作浮夸，弄虚作假。”在珠海市特区研究会办公室，梁广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81年，南海县变成了全国首富县，梁广大也成了“梁胆大”。1981年7月，胡耀邦在一份给广东省常委会的批示中，提到全国两个典型，一是常州市，一是南海县。1982年，梁广大到北京参加十二大，并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之后于1983年10月被任命为中共珠海市委副书记、珠海市代市长。中央考察团到珠海时，梁广大刚上任半年。有人对他提了意见，称他工作作风有点“粗糙”。他仍然得以进入后备班子名单，由副部长王照华与他面谈了这些意见。梁广大这一年已经49岁，在年龄上不具优势。1986年，他担任了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后进入了广东省委常委班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后有省市想让他过去担任党政负责人，但他以在珠海能做更多工作为由谢绝。广东省委上报的名单中，还有时任茂名石油公司计划处处长。贺兴洲记得，一般重要的干部，都是刘俊霖和王照华去谈。进入名单后，当年，这位38岁的处长升任茂名市委副书记，兼任茂名石油公司经理。一年后，升任广东省经委主任、党组书记。1988年，任广东省副省长。2002年任山东省省委书记、省长。200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201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考察组还去了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常委提供了一份名单，但考察范围不仅限于这份名单。考察组召开了一场有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内蒙古日报》记者参与的座谈会，希望借助见多识广的记者们的宽阔视野。记者们推举了新华社驻蒙分社党组成员、农牧组副组长。这位副组长毕业于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师范学校，时年37岁，原本没能进入省里上报的名单。但记者们反映，他业务能力强、思路清楚，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之后，他调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党组副书记。此后，担任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93年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201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正定翻身记” 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也进入了名单。 1982年，他从军委办公厅下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1983年升任县委书记。正定县因粮食产量高、上缴压力大，在70年代是有名的“高产穷县”。在他任内，正定农村开始搞多种经营，出现了养殖专业户和家庭工厂。1983年，县里通过报纸、电台向全国发出“招贤榜”，大量引进专业技术人才。1984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正定翻身记》指出，1983年，全县专业户发展到三万多个，工农业总产值二亿七千万元，比1981年增长56%。早在1983年省级班子调整时，李志民等即去正定县考察过。考察人员注意到，他生活非常简朴，跟群众一起去食堂排队吃饭，别的领导坐车，他骑自行车下乡视察。 1984年，考察人员再次到正定县与他面谈。 1985年，这位32岁的县委书记调任福建省厦门市市委常委、副市长。1999年后，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2002年，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同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4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薄熙来主动要求下基层锻炼，到辽宁省金县担任了县委副书记。但因为各种原因，他没能进入第三梯队名单。探索干部考察的新方法 1984年5月，中组部青干局召集了八省市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上海市委组织部青干处处长张序敏介绍了上海在考察干部过程中率先尝试的“德才测评”、定量考核的方法。与传统的谈话式考察不同，这些新方法引入了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之后，青干局先后与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徐联仓、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等学者商讨，如何在大规模的干部考察中运用定量考核以提高效率。青干局还自行设计了民意测验的表格。表格约20多页，根据德、才、勤、绩衍生出十余个项目，包括文化程度、表达能力、政治品德、业务才能等，意在定量的基础上对被考核者做出定性评价。选项只设了非常好、好、差和很差。“为避免选出平庸、四平八稳的干部来，特地不设中或良。”李志民回忆。青干局曾专门在11个省的110个县市做过试验，民主测评的新方法与传统办法一起用，看最后的误差有多大。事实证明，在当地政治环境健康（没有派性斗争）时，相符程度很高。对干部考察新方法的探索，在全国组织系统形成了一股风潮，其中的许多研究成果被纳入了中组部现行的考核程序。名单出炉 1984年，“第三梯队”名单经过中央考察组考察、中组部部务会审议通过之后，以每省一册的形式，陆续报送政治局。厚厚一摞名单，堆在了胡耀邦的办公桌上。青干局常常收到他的批示。如果写“文化大革命中未发现问题”，就会被胡耀邦打回来，认为是“推卸责任”。“一定要说清楚，‘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时任中组部青干局局长李志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后来他们再去上海等地考察，在干部的文革表现一栏里，都不用抽象的语言，完全写事实，而且由调查人签字负责。如果写缺点是“有点骄傲情绪”，胡耀邦就会批：“没点本事能骄傲吗？不听你老同志的就是骄傲吗？得说清楚哪些方面有骄傲情绪。” 如果写有“急躁情绪”，他也会很不满意：“现在事情这么多不着急行吗？着急就是急躁情绪吗？” 但“第三梯队名单”也招来了一些非议和责难。香港有报刊称，选出的都是“太子党”“秘书班子”等。事实上，社会上对干部子女问题的反应，早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984年3月3日，中组部召开“干部子女座谈会”，参加的有陈云之子陈元、于光远之女于小红、孔原之子孔丹、陈毅之子陈昊苏、崔月犁之子张小彬等人。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讨论中组部受胡耀邦委托起草的《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与会者认为不应过分强调干部子女的特殊性，反对下发这样的文件。李锐最后总结，家庭的影响、家教、家风是客观存在的，不应一味否定。但他推荐这些干部子女去看《曾文正家书》：“曾国藩家教很严，其后代没有不争气的。” 1984年8月，关于第三梯队的研究报告由中组部上报中央。统计结果显示，名单中已经确定的632人中，干部子女33人，只占全部人数的5.22%。至1984年秋，首批名单确定，约1100人。名单是动态的，随时调整。已经进入领导班子的，会从名单中去掉；有新的人选，会补充进去。名单问世前后，李锐从中组部离休，进了中顾委。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组部部长乔石在部务会议上为他做了如下结论：工作有成绩，但年龄过线，自己几次要求退下来。他在任期间，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二十多篇关于提拔年轻干部和重视知识分子的长文。1985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起用一代新人》。开花结果很长一段时期，“第三梯队”名单上的人都处于中央和中组部的注视之下。胡耀邦曾提出，分期分批把选出来的年轻干部借调到中央工作，每省一名，每次一年，参加中央的调查工作和日常会议，以了解中央是如何工作和决策的，开阔眼界，提高知识和理论水平。中组部青干局则随时对这些干部进行考察和谈话，帮助他们建立起相称的履历。长期在机关的，调到下面市委任职；没进过党校的，安排进党校培训。青干局曾与外交部协商，派了十余位干部到国外当参赞，还派出干部到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名单建立后，提拔干部原则上都要出自名单。提拔非名单上的，要有一个说法，甚至有人提出，必须先进名单，再予以提拔。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用与所备仍然有所出入。截至1985年5月，经中央批准，浙江、北京、山西、内蒙古等15个省区市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调整的重点，是党政一把手。年龄过线的59名党政领导退了44人，新进班子的65人多数出自第三梯队名单。调整后，15位书记平均年龄59.2岁，比原来下降5.5岁；15位省长平均年龄56.4岁，比原来下降1.8岁。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九条明确提出：“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 1985年、1986年、1987年，在1984年“第三梯队”名单的基础上，分别推出了三个更新后的版本。多年后，名单开花结果。第十七、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两位之外，皆是名单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