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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概是航空界最“抠门”的老板了。别人家的航班主打一个高大上，不仅有免费的航空餐，还会提供各式各样的免费饮料。而他的航班啥都没有，没有免费餐饮，不给免费托运，甚至连厨房都拆了，空出来的位置安上座椅，一趟多拉6个人。别的航班有豪华宽敞的商务舱，乘客只要肯花钱，就能享受更好的服务。他却觉得没必要，本着“能坐就行”的原则，把商务舱也给撤了，原本150座的飞机，硬是挤了180多个座位。座位间距小、座椅材质硬，还不能调整靠背角度，被人们戏称为“空中绿皮火车”。他甚至计划在飞机上推出站票，连方案都想好了，可惜最终没能通过。但就是这样一个抠门的老板，却带出了全中国最赚钱的航空公司，2023年盈利20多亿元，居国内50多家客运航空公司之首。他叫王正华，他的航空公司叫“春秋航空”，被誉为“中国第一廉航”，堪称“航空界的拼多多”。在航空业不景气的今天，国内三大航（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普遍亏损，东航去年亏了81亿，南航亏了42亿，国航亏了10个亿。那么，春秋航空为何能逆势崛起？王正华做对了什么？ “让老百姓都能坐上飞机” 曾有人惊叹中国航空业规模之大，说中国有3亿多人坐过飞机，几乎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而王正华关心的是，中国还有10亿多人从未坐过飞机，不应该忽略这个庞大的群体。所以春秋航空成立之初，王正华就有着非常明确的定位，那就是办“廉价航空”，把机票的价格打下来。他说，“航空不应是非富即贵的，应该让更多家庭坐得起飞机。” 同样的航路，他家的票价比同行普遍低30%以上，也就是说，别人卖500元的机票，他只卖不到350元。淡季还会推出特价票，99元、199元、299元等，甚至一度卖过1元的特惠机票，只要能赚回燃油附加费就行。由于票价过于便宜，他曾因“扰乱市场”被开出了15万的罚单，1元机票也在卖出400张后被紧急叫停了。他却并不在意，依然努力将廉价航空进行到底。你可能会问，王正华把机票卖这么便宜，能赚到钱吗？还真能赚钱。由于票价便宜，他家的航班上座率奇高，约90%，几乎接近满载，远高于同行75%的平均水平。另外，王正华能省则省，把运营成本也压缩到了极致。公司124架飞机，全部采用窄体机A320、A321及neo版本，机型单一，维修保养都走同样的流程，简单高效。以2023年上半年为例，在飞机及发动机维修一项上，春秋航空的支出是2.96亿元。而作为对照，中国三大航之一的南方航空，该项支出是48.5亿元，两者足足相差了16倍。这种省法，春秋航空想不赚钱都难。航空成本的另一个大项是飞机燃油，一般会占到总成本的30%以上。为了省油，王正华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要求飞行员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飞机飞得更高一些，因为高空空气稀薄，飞行阻力小，消耗的燃油量自然会相应减少。飞机上携带的重量也有严格限制，就连杂志都要换上薄的，努力减轻空中负重。此外，王正华还砍掉了一切不必要的服务。其他航空公司普遍接入的中航信系统，春秋航空没有接入，每年为此省下上亿元；撤掉商务舱、厨房和餐车，为客舱增加30多个座位，分摊到每个人的头上，成本又降了14%~15%； “超惠飞”不提供免费餐饮和免费行李托运，进一步降低成本，同时也为乘客减少了开支。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其他航司所谓的免费航空餐，其实早已暗含在了高价机票中。一系列的“抠门”操作下来，春秋航空的运营成本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主营业务成本低62%，营销成本低78%，管理成本低50%，财务成本低60%。这些省下的钱，足以对冲便宜了30%的票价，也牢牢奠定着春秋航空“中国第一廉航”的地位。在其他航司着眼于富人和中产的时候，王正华努力服务于普通大众，收获着最庞大的市场。因为他是真正从穷人家庭走出的孩子，非常清楚底层百姓需要的是什么。 “春秋国旅”的崛起王正华是上海人，1944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家里兄弟姐妹7人，王正华是老大。父母都是普通工人，靠着微薄的工资勉强养活一家9口。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王正华每天5点起床，在弟弟妹妹们熟睡的时候，他已轻手轻脚地准备好一大家子的早餐。由于家里穷，负担不起更多孩子的学费，王正华作为长子，得到了唯一的上学机会。他自觉亏欠了弟弟妹妹们，所以每天放学就当起小老师，给弟弟妹妹们讲课。要想把课程讲清楚，就必须吃透书本的每一个知识点，王正华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王正华进入当地的街道办，成了一名基层员工。他工作踏实，肯吃苦，颇受领导赏识，兢兢业业干了几年后，被一步步提拔为街道办副主任。时值上世纪70年代末，大批知青返城，回到了上海。这可让领导犯了难：一下子涌入这么多知识分子，都等着安排工作，怎么办？千斤重担，推来让去，最终落在了王正华的身上。上级要求很明确，不能打消知青们的积极性，不能冷落他们，要让他们有工作、能养活自己。为了解决知青们的就业问题，王正华跑遍了各企业各单位，却一个岗位都没能谈下来。他一赌气，索性想了个主意：既然没有现成的岗位，那我就自己创造岗位。借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王正华先后创办了6家企业，包括汽车修理厂、货运公司、长途客运公司、出租车公司等。按当时的政策，每安排一个知青就业，能获得500元贷款。这些企业都是靠贷款办下来的。得益于上海经济的崛起，这些企业大部分发展得都很好，不仅解决了知青们的就业，还创造了非常不错的经济效益。他的客运公司拥有40辆大巴，穿梭于上海与扬州之间；货运公司每天至少能接到70张运单；修理厂的活儿也特别多，忙都忙不过来。王正华每天奔波在机关和企业之间，饭都顾不得吃一口，常常一忙就到了半夜。但他乐此不疲。他发现，自己对办企业的热情很高，自己直来直去的性格不适合官场，在企业里却如鱼得水。他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终于在1982年，38岁的王正华辞掉了铁饭碗。领导极力挽留，周围同事也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但王正华去意已决。 6家企业不能全带走，好说歹说，最终同意他带走一个，那就是最不景气的旅行社。旅行社的名字叫“春秋旅游社”，坐落在街边一个2平米的铁皮营业厅内，简单得有些寒酸。当时，旅游市场最大的客源是单位团体游，被几家国有旅行社牢牢把控着，春秋旅游社毫无竞争力。王正华研究之后，借鉴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旅游业发展经验，开始专攻散客。在他看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散客旅游一定会超越团体游，成为市场主流。于是，他近乎孤注一掷地拿出6000块钱，租下了市中心一套100平米的商铺，又用5000块进行了豪华装修。他制定了适合散客的旅游线路，如“上海周边游”“海南岛七日游”等，做成宣传海报，分发到上海的大街小巷。新颖的旅游模式，豪华的装修风格，很快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不少人拿着海报慕名前来，报名参团。仅仅用了一年，春秋旅游社的年营收便从1万元猛增至64万元，次年又增至120万元，成为旅游业的一匹黑马。王正华适时将“春秋旅游社”升级为“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简称“春秋国旅”，并非常前卫地引入代理商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喊出“自己只拿10%利润，其余90%全部返给代理商”的口号。代理商的加盟，让春秋国旅的规模迅速膨胀，到了1994年，春秋国旅已在全国拥有31家分社、3000多家代理，被国家旅游局钦点为“全国第一”。主攻散客，让王正华走在了行业的前头，当几个国有旅游巨头终于反应过来的时候，王正华已将春秋的旗帜插遍全国。 “中国廉航第一股” 经营春秋国旅的同时，王正华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远途旅游中，交通费用占到了旅游总成本的50%~70%。也就是说，游客有多一半的钱都花在了机票上。王正华就想，为什么不办一家廉价的航空公司呢？航空不应只是有钱人的专属，应该让更多普通人坐得起飞机。那时的航空业还没有对民营企业开放，为了申请民营航空资质，王正华开始定期给民航总局写简报，阐述民营航空的重要性。每个季度一封，一写就是好几年。有人说他是在做无意义的事情，王正华却说，一旦国家给民营企业开了口子，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我。定期写简报的同时，王正华也开始了在航空领域的布局，为了更多地了解航空市场，他开始尝试包机业务。他调研了国内各大航空公司，了解到北京飞上海的某380座航班，返程时由于是夜间，经常会空出200多个座位。他便找航空公司商量，看能不能把这些空座低价卖给他。对航空公司而言，这些空座本就属于资源浪费，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了王正华，将机上200个座位以市场价1/3卖给他，条件是他必须保证每个月卖掉5000张票。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得益于春秋国旅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这些夜间特价票卖得异常火爆。仅仅一个月，王正华就卖出了1.5万张。这无疑是一场“三赢”：航空公司赚了盈利，旅客享受了实惠，春秋国旅也赢得了口碑，“坐上飞机去旅行”成了春秋国旅最响亮的口号，传遍了大江南北。夜间特价票的火爆，让王正华确定了廉航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他开始整架整架地包机。从1997年到2004年，7年间，春秋国旅累计包机3万架次，覆盖全国30多座城市，客座率高达99.07%。正所谓机会往往留给有准备的人。 2004年，民航总局终于同意民营企业经营航空公司，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经常写简报的王正华。当年全国一共批准了3家民营航空，王正华的春秋航空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7月，春秋航空的第一架飞机顺利起飞，它主打“廉价航空”“草根航空”，砍掉机上一切不必要的服务，票价比同行低了整整30%。价格上的巨大优势，让春秋航空的机票迅速抢购一空，人们这才知道，在低价面前，座位硬、空间窄、没餐食等问题都不再是问题。网友们调侃着，“只要他不嫌我穷，我就不嫌它挤。” 超高的上座率，严格的成本控制，让春秋航空在成立的第一年，在只有3架飞机的情况下，就实现了盈利，开航8个月大赚1000万元。之后一路高歌猛进，第二年盈利3000万元，第三年盈利8000万元。王正华打破了业内航空公司成立前3年只亏不赚的魔咒，创造了一个平民的奇迹。 2015年1月，春秋航空成立的第十个年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被誉为“中国廉航第一股”。当天，王正华带着100名员工，身穿中式服装，在上交所交易大厅打起了太极拳，吸引了全场的热情围观。大半生奔波操劳，这一年，王正华已71岁。 “钱一半是赚的，一半是省的” 常有人说，会花钱的人才会赚钱，花得越多赚得越多。但王正华觉得，这句话纯粹是商人们为了卖货，编造出的低劣谎言。他信奉着小时候母亲常常念叨的那句话：“钱一半是赚的，一半是省的。”他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如今的春秋航空已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航空公司，拥有124架飞机，市值高达570亿元。王正华身为老板，办公室却只有区区10平米，办公室里最贵的家具，是一张他20年前花100块买的沙发。他经常熬夜在办公室工作，一年有100天以上的时间都睡在这张沙发上。出差在外自带泡面榨菜，旅馆只住三星级以下的，身上一套西服穿了20多年，最大的补丁有24厘米×34厘米。当被问到为何这么有钱还对自己这么“抠门”时，王正华说： “不是钱的问题，关键是资源问题。地球的资源是整个人类的，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去挥霍。” 虽然节俭到了骨子里，但对待员工，王正华却非常慷慨。对于自己一手创办的春秋国旅，他只拿20%的股份，其余大部分都分给了员工。春秋航空他也只拿30%的股份，其余的同样分给员工。他手底下的飞行员们，薪资普遍比同行高出20%，普通员工也要比同行高出10%以上。这也是员工们能够兢兢业业、劲儿往一处使的关键。在安全方面，王正华从不吝啬。 2024年2月8日，春秋航空以连续安全飞行300万小时的成绩，被民航局授予“飞行安全三星奖”，成为全中国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民营航空公司。王正华说，“在航空界，安全凌驾于一切之上，因此我在选择机型、硬件、机长、发动机等方面，都严格表示要最好的，以保证旅途的绝对安全。” 成立18年，安全运行18年，累计将2亿多旅客安全送达目的地，这是王正华无比自豪和欣慰的事情。如今的王正华已是80岁高龄，仍每天工作在一线。春秋航空每天的运营数据会在次日凌晨4点更新，王正华会准点醒来，第一时间查看数据并作出批示。同时，他也在逐步将公司移交给大儿子王煜打理。他说，人总是会老的，会有糊涂的一天，不要等到糊涂了才想到交接，那就晚了。受父亲影响，王煜生活上非常节俭，言谈举止丝毫没有一般“富二代”的优越。想当年，他曾只身带着5万元到美国留学，在美国待了7年，边打工边读书，不仅再没跟父亲要过钱，回国的时候还带回了2万美金和2个硕士学位。他从公司基层一步步干起，和员工打成一片，员工们提到他时会笑着评价：“王小总没有王老总那么霸气。” 他和公司其他两位高层共用一间办公室，办公室设施简陋，3张桌子并在一起，就占去了大半的空间。他的理解是，“够用就好”。这对父子始终将“安全”和“节俭”视作公司的根基。他们很清楚，对于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来说，飞机上舒适的座椅和优质的服务，远不及一张便宜的回家票实在。飞机不应只是富人和中产的专属，因为最大的市场从来就不在凤毛麟角的富豪，而是那千千万万、奋战在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服务于普通大众，航行安全，票价便宜。 ——这也是王正华带领春秋航空，从众多航司中脱颖而出、出奇制胜的诀窍。

近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一篇自述中提到，母亲今年85岁，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在50多岁的年纪，他变成了一名“全天候护理人员”：制作软质食物；喂饭；清理地板痰渍……在这个老龄化社会，“今天你可能风华正茂，但是你早晚都会遇到。”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以及需要照护者的人。葛玫（Rose K. Keimig)曾长时间地身处一群被照护者之中。2013年起，她作为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在中国昆明的一些养老院进行田野调查。调查持续了13个月，她看到了衰老不可避免的残酷，残酷之外，老人们有自己的内心世界，那却是很多人所不知晓的。2023年，她把研究发现集结在著作《谁住进了养老院》（Growing Old in a New China）中出版。如今，照护者的声音逐渐被听到，我们或许还可以抓紧时间悉心聆听那些被照护者的，在他们仍然能沟通和对话之时——老后，他们究竟希望被怎样看待和对待？葛玫会与人聊起死亡。有时是老人主动对她谈起，不止一个老人问她能否买来安眠药。马阿姨曾对葛玫哭道：“我希望池塘里的水再深点，我就能淹死在里面了。”住在养老院的马阿姨日常很不开心，但也说过类似“生活多么有趣”的话，搞得葛玫很吃惊。在书中，她也会描写一种“身体承载的历史”，进而描述老人晚年的心境：住在同一家养老院的唐叔叔热心地给她推荐各种受访对象。唐叔叔右手残疾，他的残疾证放在夹克的内袋里，由一根长棉线与衣服连接着。“火车。”他解释自己的残疾是在工作中遭遇事故。唐叔叔年轻时参与东川铁路工程建设。由于云南地势险峻，这条铁路最终没完全贯通。他仿佛豁达地说，这本残疾证让他可以免费坐公交。但这遭到了与他坐一起的其他老人“驳斥”：这没意义，他现在无法离开养老院，也就没有必要坐公交。葛玫还带着对于“仁”“孝”的好奇，与老人们论及“孝”，他们的反应比她之前的预期要谦让许多：一位受访的张爷爷说，他自己是坚持要住进养老院的，还劝说儿女们不要太在意“孝”。张爷爷内心很渴望陪伴，却“不敢”有很多要求。在《谁住进了养老院》里，除了讨论葛玫所了解的中国文化观念，这本书还涉及当儿女与当护工，各有各的难，以及人生最后可能因无聊和病痛而经历的“慢性死亡”等问题。【以下内容根据澎湃新闻记者与葛玫的对话整理，下划线部分为葛玫作品原文：】与老人深谈现在他们（指张爷爷的女儿与女婿）自己也退休了，有了孙子孙女。他们每个礼拜天来看他，待不到一个小时。他盼望他们能待久一点，待一整天，但“不敢”叫他们这样。一贯平静而谦逊的张爷爷，这样谈到他和幸福晚年老年公寓护工的关系：“在这儿所有的人里，我对护工的态度最好。不是我自吹。我从来不要求护工做任何事。我从来不提要求。……”一天下午，一位坐在坐便椅上的爷爷排泄了。过了漫长的几分钟，一位护工注意到气味，戴着口罩和手套走了过来。老人比护工高一个头，所以两人都费了老大力气才让他靠稳在墙上，然后护工取出便盆来更换。从他脸上加深的皱纹可以看出，显然他为这事感到难受。他向她道歉，并一再感谢她，而她责备他道谢，说这是她的工作。澎湃新闻：你的书里提了张爷爷不敢对儿女提出要求，即便他心有期望。他也不对护工提要求。中国读者一定很好奇：外国的老年人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吗？葛玫：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之前只在中国进行过长时间的民族志研究。反思了我自己的家庭，也和我的好朋友聊了聊。我的家庭比较偏向德国传统，强调人要独立。所以，对于我的祖父母来说，请工人来家里修个什么很容易，但开口让别人来帮他们处理自己身体的事，比如剪个指甲或者帮着洗澡，还是很不容易的。我想，人一辈子都在自己照料自己的身体，到晚年要别人来做，是很大的变化。不过我问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的家庭更习惯互相提供一些关照，所以家人变老之后，提出一些要求也更方便。这不是一定的。我也要经常猜他们需要什么。有时去祖父母家里，我能感受到哪些需要搞、哪里要清洁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原先不习惯在肢体上很亲密。到他们晚年我才开始与他们协商，让我越过这种身体的界限（去触碰他们身体）。澎湃新闻：你怎么理解张爷爷对各种人都不提要求？葛玫：张爷爷总是在老年公寓里看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我很幸运才遇到他。他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又对身边人各自的麻烦怀有充分的理解。他明白，要求的少一点，对大家都好，他在努力让护工轻松点、让女儿轻松一点，这是出于同情。张爷爷与女儿的关系很复杂，他因为被打成“右派”入狱，女儿小时候不在她身边，后来女儿“插队”去，也不在他身边。所以出于一种互惠的关系，他可能觉得自己给的不多，也不能要很多。有历史的因素在里面。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明白年轻人与他们当年的处境不一样。澎湃新闻：你与不同的中国老年人谈起他们的人生，他们都很平静甚至愉悦地说起过去吗，还是也有例外？葛玫：我写到了一个老人（李奶奶），她是我写到的最轻松快乐的人。但她的故事里包括日军袭击中姐姐被活埋死去、后来她又遭遇了政治运动。她丈夫遇到了车祸，没能送进对的医院（注：书中描述，李奶奶的丈夫髋骨骨折治疗不当，导致瘫痪）。我感到比起那些她控制不了的事，对于她本来能做好但她没有的，她更难过。有些受访者经历了那么多，没有崩塌，但很疲惫了。也有的受访者很生气。比如一些比较年轻的，在八十年代下海，生意不成功，没有保险。他们更艰苦一些。澎湃新闻：我总是很困惑，当老人谈起一些他们的人生遗憾时，我们该怎么回复？葛玫：也许可以表达感谢，因为老一辈人受的苦，你有了你现在的人生；我听到了一些老人聊起，他们经受这些，是为了儿女们有更好的生活。这种代际连接在中国是更强的，至少对于我采访过的老人们来说，他们需要回馈。澎湃新闻：你如何与他们提起死亡呢？当老年人对我们表达“渴望死亡”，我们能说些什么？葛玫：“死亡”的问题在我的提问列表里。（关于“渴望死亡”）我有一个邻居也这样说。她大约九十岁了。我想，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伴侣、朋友，是容易感到累和乏味的。听到这些话，我们当然不是回复“我给你安排一下”。我想，除了考虑安乐死的可能性，首先该问，怎么样能让你的生活更有意义一些？让他们感到在生命的尾巴上，生活还能很丰富。他们也许只是需要有人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那么，如果他们需要疼痛管理，就要给他们提供，或者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朋友、或者一只小狗，或者其他。然而，张爷爷说他“只想要亲情”。我不是他的家人，无法提供。我想，人生有一些部分只能是悲剧的。不过也不知道，也许我离开后，他就有机会与家人们在一起更久了。 “慢”的价格一位医院护工描述她的工作方法是：“老年人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做。她慢点，我也慢点。”对护工来说，关注能量更高的时间投入，不是体现在加快工作节奏，而是放慢节奏、停顿和停下。许多老人表示担心被护理员骗。从假冒伪劣食品、投资陷阱到交通事故碰瓷儿，谋财骗术已经腐蚀了社会信任。当食堂饭菜的质量开始下降时，她（注：指护工杜女士）会拿出藏在房间里的食物，加上在附近菜市场买的菜，用一个小电灶烧给大家吃。然而，几周后我再碰见她时，她问起我是否知道有其他养老院招人。她坦言已经两个月没领到工资了。结果，她开始减少为别人烧饭的量，把更多精力放在照顾她带过来一起住的孙女身上。澎湃新闻：老人们愿意为了护理支付费用吗？葛玫：很多老人的退休金并不高，几乎不能覆盖护理的费用。我认为无论是托幼还是老年护理，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应有国家和社会的额外投入，因为它们的顾客是挣不到钱的婴儿、收入不会增长的老年人，本身并不是高利润的产业。为这些产业找更多资源是很大挑战。但如果没有做到，很多家有老人、病人、孩子的人就无法参与工作，经济体变得不好运转。（注：书中写道：“对于养老院投资的讨论，只计算了入住费用减去运营成本的净利润。它没有考虑到为家属腾出照护时间，从而提高了经济生产力这块的价值”。）澎湃新闻：你又提到养老是个需要“放慢节奏”的工作，意味着专业的护理工作既要快，又不能太快？葛玫：我感觉我生育的时候体验了很好的照料。我住院很久，护士们很有效率、很专业，但也没让我感到他们很“赶”，而是会花时间来问问我需要什么、我舒服吗？做得快并不是问题，需要的是有弹性，有必要就慢下来，我认为只要有充足的人力，是可以做到的。多数的时间，养老院的老人们愿意坐在自己的沙发上，互相聊天，一起看电视，但他们也需要去打水、走进浴室，（护工可以做的）大都是一些很小的事，但是很有意义。澎湃新闻：但我要是某一种典型中国老人，可能脱口问一句，“是真心关照我呢，还是为了我的钱”。葛玫：我来问你，你会计划着你的孩子大了来照顾你吗？澎湃新闻：想想也是惊讶，我大概也像你笔下的张爷爷，未来“不敢”要孩子陪伴我。葛玫：那么如果可以花钱请人来照顾你，你会感到更舒适吗？如果我可以负担，我愿意支付一些费用，让享受这份工作的人来照顾我。我遇到过有的人享受这份工作（注：指护工杜女士），在人的生命尽头给他们尊严，是很有价值的。有一些养老院给护工提供的条件不好。让这些护工喜爱自己的工作，养老院管理得好不好很关键。护工要做很多搬运工作，很多是个头很小的女性，而要被搬运的是很沉重的身体。她们的日常很乏味。在医院里，有一些病人和家属对他们态度很差，她们却不能态度差。作为外地来的工人，可选择的其他工作是建筑工或者开个小店，都是很艰难的活。澎湃新闻：对于拟定护工应当遵守的伦理，你有什么建议吗？葛玫：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中国国内学者做过好的研究。不过，就我来说，我觉得理解“尊重”概念很重要，如何尊重一个不能与你沟通的人？婴儿护理也是类似：即便他们不能和你说话，你仍要在做一件事之前告诉他们，要总是很注意他们的反应。当你老了，要依赖别人，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是仍然感到自己被当做一个“人”来尊重，即便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这大概是最重要的护工要遵守的伦理吧。澎湃新闻：老人与护工之间有较为理想的关系吗？葛玫：张爷爷和他的护工郭先生之间的关系很亲近，但张爷爷仍然无法与他建立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我想这是搬进养老院的弊端，身边的护工不仅是收费的，而且是暂时的、经常在这里打工的时间很短，很难复制一种家庭关系。我觉得社会护理更理想一些，如果护工和老人是来自同一社区的，住的很近，他们能保持长久一些的关系——即便护工不从事这个工作了，他们还能联系上。这样的话，双方都会觉得花心思去经营一段关系是值得的。我在书中写道，如果护理员和老人都待得久，护理员能主动调整在一起的工作安排，做一些创新，老人之间也会形成一种类似社区的关系。不过随着科技进步，我相信其他的模式也有希望。 “坏人变老”与“养儿防老”近年来，市场经济观念将“互惠原则”重新定义为“理性计算的平等交换原则”，然而当代老年人由于之前挣的工资非常低，无法采取这种交换。此外，居住空间缩小、子代收入提高、孙代减少都阻碍了多代同居，切断了这条老父母为家庭做出贡献的主要途径。尤其是残疾和无法自理的父母，无法参与到代际交换中，只能作为受惠方，这就增加了他们的内疚感和负债感。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最小化，是老人们应对亲子关系失衡的策略之一。策略之二，是为孩子提供无形资源，以代替有形资源。例如，张爷爷觉得，主动搬进养老院是给予女儿真正想要的东西——时间、金钱、空间和自由。他力所能及地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或至少是感觉上的和谐。（2013年9月，田野调查开始之前）母亲转到神经康复科后，父亲和我开始商量照护计划。他还在全职工作，我的两个姐妹也是，所以我本想持续推迟实地考察工作。父亲反对我这样做，要我去中国，说他们会解决的。本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个人尽孝（或父母尽仁，看你怎么看了）的行为。澎湃新闻：看你写根据传统文化，父母以“仁”来应对儿女之“孝”，老人们为了“仁”而搬入养老院。我想到了两个人互相鞠躬的画面。他们都想要鞠得比对方更低，结果鞠起躬没个完。葛玫：有意思。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确实以为会和很多愤怒的老年人交谈，他们可能谈到自己被家人遗弃、说家人没有尽到责任。我感到很惊讶，这种情况很少。澎湃新闻：在中国，受到“孝道”影响，我们倾向于更相信老年人，一旦发现他们不可信，会比较受伤，所以会有“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这种特别的说法。你觉得，到了现代社会，中国“敬老”的传统还能延续下去吗？葛玫：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大学里读到中国传统的时候，感到非常新鲜，它填补了我思想观念上的空白。这种思想是可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践的，切近于日常生活。我个人会把老年人等同于自己，他们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特别高人一等的地方。有的同龄人对我很好，有的想利用我，我想，他们到老也是一样。老年人只是人生经验更多。我尊敬别人的人生经验。澎湃新闻：你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希望得到怎样的照顾？葛玫：我最近常思考这一问题。我今年四十岁，可以预想还能独立地生活三十年，希望如此。对于三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我可以理想主义一点吧。我希望住进一个社区，有好的医疗服务，如果我需要疼痛管理，我能获得。有足够多在意我的人围绕着我，与我分享一些智识上的兴趣。我希望住进一个房子，大家各有各的厨房，但又近得可以分享各种东西、互相照顾、互相倚靠。即便我病得下不来床了，我还处在各种与人的关系之中。仍然有人来与我说话，我还能对群体发挥作用。我的孩子和孙辈能来看望我，也能离开。我从前总是很乐观地畅想科技能改变多少，生育的经验让我最近更多地知觉到自己身体的脆弱。不过，我还是挺希望看见新科技能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把我搬来搬去，护理我的人能少干一些体力活。澎湃新闻：你打算直接向你的女儿提出“来看我”吗？葛玫：会的吧。我父母也不会对我提“来看我”，但我读大学的时候，他们要求我每周日给他们打电话。这种直接的要求挺好的。不过，如果我要我女儿来看望我，她说“不来”，我也不会很生气。我会说“好吧，下周再来”。我希望她可以说“不”，我理解她有别的事要忙。澎湃新闻：现在有一些中国人对于传统的“养儿防老”很反感，认为当父母的不可以这么想。你怎么看？葛玫：你如何照顾一个人，和你将得到怎么样的照顾，我想确实是有联系的。孩子是从父母如何照顾自己来学习自己应该怎么照顾别人。但要是寄希望于他们来照顾自己，也可能失望。我不是为了让我的女儿未来照顾我，才生下她。我们可以把家庭想象成一个更大的存在，她需要作为家的一部分去照顾它、照顾不同的人，但并不对我个人负责任。她不必成为未来唯一一个我能倚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