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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和春联、春晚、烟花爆竹、饺子一样深入人心的春节单品“催婚”，也已被提上日程，衍生出“最早回家的一批年轻人已经在被催婚了”“00后女生刚回家，门口已有3辆相亲车在排队”等话题。回到县城乡镇老家，都市丽人、精致男孩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使出“有对象了吗”“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娃”的疑问三连。别管你的学历是博士、硕士还是大专，工作是医生、老师还是“灵活就业”，年薪百万还是啃老，在这里，你只有已婚和未婚两个身份。面对催婚，当代年轻人，尤其是花了更多时间在学业上的硕博生们会如何应对？1月20日，九派新闻联系上了31岁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小章、28岁已相亲31次的985硕士小黄，以及正在备婚中的博士小灯，听听她们的相亲故事。相亲。图/豆瓣电视剧《相亲》海报以下是她们的自述。【1】“小镇富婆”：相亲只是我拓展交友圈的手段，对彩礼没要求小章，31岁，海外硕士，相亲8次我是湖北宜昌人，目前在宜昌下属的一个县城的体制内工作，追求“work　life　balance”，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过着网上调侃的那种“小镇富婆”生活。硕士毕业后，我从英国回到家乡，考虑到我个人比较恋家，所学专业又是文科就业面不广，索性选择了考编，那一年还没这么卷，县城难度也相对较低，一战上岸。我父母是做生意的，家庭条件算小康，为了我上班方便，也算是奖励，家里给我在市区买了房，也买了辆四十多万的车，减轻了我的后顾之忧。目前我的工资差不多是每个月6500元，另有年终奖2万元，年薪合计10万左右，这个钱肯定不算多，但我就是吃吃饭、朋友聚聚会，也够花了。整体来说，父母身体健康，我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工作也算是得心应手，生活满意度是很高的。唯有一点，就是在即将年满三十岁之际，迎来了催婚热潮。我父母相对比较开明，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我应该恋爱结婚了，但没有太过分地施加压力。对于相亲，我个人也是持积极态度，它有不少优点：当代年轻人交友圈都比较窄，相亲可以认识到很多新的人；通过熟人介绍的对象，知根知底，能够省去很多试探环节，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基本人品，都有个起码的了解。我不算相亲老手，累计一共8次，其中朋友介绍5次，亲戚介绍2次，单位领导介绍1次。第一次相亲是我刚工作一年时，对方是亲戚朋友的儿子，聊得还不错，也会见面约个饭，但因为距离以失败告终。现在相亲，我不会直接见面，一般是先加微信了解基本情况，如果线上聊得投缘再约线下活动，以吃饭、看电影、运动为主。聊天以身边事、兴趣爱好为主，不会一上来就摆条件、谈现实问题，既破坏气氛，又把人物化了。而且房、车这些现实条件介绍人一开始就会说明，能接受才会交换联系方式，彩礼我们宜昌人好像不太在意，所以更是没谈过。在我眼里，相亲对象最重要的三方面是人品、家庭、外貌，他们一般最看重我的家庭条件、职业、外貌，大家互相选择，很公平。我的婚恋观很简单，喜欢就恋爱，恋爱很契合，给予我走入婚姻的勇气，那就结婚。因为婚姻更复杂一些，涉及双方家庭，不能那么草率。不过随着年龄增长，我遇到的相亲对象可能越来越急功近利一点，大家也都会默认是冲着结婚去的，这点我是尊重的，但被强烈地push还是会让我觉得被冒犯，感受不到爱。2024年有个相亲对象，我印象很深刻，我们3月份加微信，聊了一个月，见过一次面，我还比较满意，所以主动约了几次，他都说没空，后面直接断联了。6月，他突然来找我聊天，我们开始频繁见面。他是1991年生人，可能比较着急，就一直push我，说希望一年内能结婚，两年内生小孩，我当时也是恋爱脑发作，竟然答应了，还好后面没在一起，不过想想也有点后怕。马上要春节了，又是一年一度的催婚重灾时间。过年家人坐在一起聊天，话题基本就是老一辈的关心国家大事、妈妈们关心我们的婚姻大事，小辈们插科打诨、乖乖听训，总而言之，婚姻大事是聊天中心的中心。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新闻，诸如“00后女生回村第一天，门口停了三辆来相亲的车”，蛮头皮发麻的，属于我不能接受的范畴了。虽然春节相亲也有优势，信源丰富，七大姑八大姨的，相亲对象小时候尿过几次床都能给我打听出来，但假期宝贵，总是花在这些事情上，尤其是如果还不成功，我会非常烦躁，觉得浪费时间。目前我心态还是比较放松，毕竟结婚是为了幸福，不能本末倒置。我周围的朋友也印证了这点，她们有的单身、有的热恋、有的备婚、有的婚姻稳定、有的结了又离了、有的结了离了又结了，各个阶段的都有，我会支持每一个朋友，也像支持她们一样支持自己。不必拘泥于年龄，只要能接受结果，那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2】首次相亲在大二，有相亲对象说“我不伤害你，也会有人来伤害你”小黄，28岁，985硕士，相亲31次如果相亲和上学一样，我应该是博士研究生，不，博导了。在不到28岁的“低龄”，我已经相亲过31次，不说结婚，真正走到恋爱阶段的都只有一个，是真正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我毕业于华中地区某985院校，上学期间就在北京、武汉实习过，那个时候雄心勃勃，一心想在广告行业打出一片天地，恰逢有朋友在上海，就向一个4A广告公司投递了简历，也顺利通过面试入职。我不怕吃苦，但广告公司低廉的工资、上海繁华下的冷漠、高昂的房价，还是让我萌生了退意。一年后，在一个升职机会被关系户抢走的契机下，我提出了离职，回到了湖北老家。在老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我入职了武汉一个较大的国企，虽然没有编制，但胜在稳定，月薪八千，能满足生活所需。我本以为这是放弃工作梦想，把精力放在生活上的幸福开始，猜中了开头，没猜到结局。我父母比较传统，他们的观点是“正常人都结婚，女孩子早点处对象挑选的余地更大”，所以早在大二的春节，他们就给我安排了相亲对象。当时我放寒假在老家，小姨一家和一个陌生男性突然一起来了，介绍的时候说他是小姨朋友的儿子，是个医生。我当时还莫名其妙，觉得为什么这种关系的人要带来走亲戚，直到客人离开，我妈说我表现不好，我才恍然大悟。可能是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也可能是比较迟钝，父母没再给安排相亲。但我从上海回家入职国企后，他们可能是觉得我工作已经稳定，重心应该放在结婚生子上了，于是发动周围的亲朋好友，疯狂催婚和给我介绍相亲对象。截至2025年，我已经有过31个相亲对象，介绍人包括亲戚、亲戚的朋友、朋友、家人、家人的领导、同事、领导，甚至是妈妈旅游团的同伴。经历过这么多相亲对象，但连“正常人”都没几个。一号职业是中医，加了微信聊天时有点神神叨叨，我表达自己感情上比较慎重，因为害怕受伤，他回“我不伤害你，也会有人来伤害你”；二号、三号是IT男，前者第一次见面就问我公积金缴存数，事后朋友帮我分析，我才知道他在算我的工资，后者第一次见面吃饭，就非要喂我；四号是我们集团大领导的侄子，见完面非要给我送水果，我百般拒绝无果，最后直接寄到我集团大领导办公室，让我去拿；五号是医生，对自己职业非常骄傲的“爹味男”，刚加微信就让我看医生纪录片，我说忙完工作就看，他命令我马上看，还教育了我一顿；六号是自由职业者，没有边界感，吃完饭送我回家，我进大楼后收到他发的消息“你怎么还没开灯”，我那个瞬间真的毛骨悚然……这些只是他们摧毁我想要继续下去的瞬间，还有林林总总的细节我都记不太清了。父母总是指责我眼光太高，不愿意和对方磨合，可我最在意的只是能不能聊得来，连满足这个要求的人都寥寥无几。每次相亲，只要父母满意了对方的基本情况，我就没资格拒绝互换微信，但后续我还是有自己决定的权力，排斥就直接结束，不排斥会约出来见面，看能不能继续，一般来说，对方没有不爱干净、抠搜、算计这三点，我都能试着再接触接触。对相亲，对人生，我好像都有点模棱两可。不太满意自己的人生，可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不太能接受相亲，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也逐渐成了半被迫半自愿，被迫是不希望抱着强烈的目的性去和对方见面，不想被当作物品打量。我从小就被夸性格乖巧懂事，能提供情绪价值，习惯了牺牲和奉献，我不希望对方是因为觉得我适合结婚而选择我，而是喜欢我、爱我，才想跟我结婚。我也意识到自己朋友圈子比较窄，相亲是一个认识人的机会，抱着万一能碰到对的人的乐观幻想。随着年龄的增加，家里的催婚压力越来越大，我尝试和他们沟通过很多次，他们总会用“你结婚了我们才能安心享受老年生活”“哪个正常人不结婚”打败我，最后自己气得流眼泪，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通过冷暴力对抗催婚。我有一个亲姐姐，她可能是父母心中的模范女儿，早早嫁了人，生了孩子后做了全职主妇，丈夫事业有成，对她和对我父母也挺好。在她的衬托下，父母可能觉得我工作挺辛苦，只有嫁人才能享福。可在我的认知里，恋爱是过程，婚姻是结果，我希望能碰到一个相爱的人，我们相互扶持、相互陪伴，如果没遇到这个人，那我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也能过好自己的生活，我绝不会被生活打败。【3】备婚中：门当户对能避免不少矛盾，彩礼和陪嫁是新家庭的启动资金小灯，32岁，一本大学博士，相亲3次我目前已经在备婚状态，男朋友就是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我是湖北宜昌人，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读书，毕业后也在这里工作。男朋友的情况和我差不多，我们是2023年春节经家人介绍认识的。于我们家而言，相亲是没有时间节点的，只要介绍了，就要马上见面。不过好在春节约会有不少优点，一方面时间充裕，活动众多，我们一起看了烟花和元宵灯会，这些都是新年限定，也很浪漫；另一方面，能借此逃掉一些走亲戚的活动。唯一的缺点是人多，我去看烟花和灯会时都是人挤人，这时候如果两人还不熟在人群中就很显眼，一眼就能看出那两个尴尬的人是在相亲。对男朋友，我80%是满意的，他尊重我，也在乎我的感受，唯一的缺点是太爱打游戏，永远跟没长大一样。但人难有十全十美，我不是完美的，也不能苛求对方是。我总共相亲过三次，就能找到对的人，确实是比较幸运，也因此，我对相亲持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当代年轻人工作忙，圈子窄，如果不爱社交，周围可能只有几个老朋友和同事了，在这方面来说，相亲是个不错的途径。而且我是默认相亲是奔着结婚去的，通过家人介绍的相亲，很大程度上已经过了家长关，不会存在带回家、家长不同意的冲突，能省下很大一部分精力。我相亲遇到的人都还不错。第一次相亲是2020年，对方是个交警，我们当时只加了微信还没见过面，我在回家路上追尾了一个车，第一次发生交通事故，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找他求助，所以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派出所，他很耐心地帮我处理了事故。他是个很细心的男生，第一次正式约会会提前买好温热的奶茶，会做饭，送了很多有意义的礼物，但不知为何我对他就是不来电，最后还是讲清楚，做了很好的朋友。对我而言，聊得来、真诚、可靠是我最在意的伴侣特质，两个人相互支持、相互陪伴，能给予对方，也从对方那里获取能量。但物质基础也不能完全不考虑。我们相亲时，不会直接聊房、车、彩礼这些现实条件，但见一面差不多心里就有数了，比如他有没有买车，是不是和父母住的，在约会的时候会不会很小气。至于彩礼，我是有要求的，至少不能低于我的陪嫁，彩礼和陪嫁是一个新家庭的启动资金，是必须有的。在这种程度上，我觉得两家门当户对还是挺重要的，如果经济条件相差太大，会影响到自尊心和家庭地位，带来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家长考虑得更现实，诸如以后你们结婚了不用愁，工作不担心，离家近，生个孩子也有人带，成个家很完美了。我父母是很传统的家长，但三观挺正，虽然他们催我结婚，但是希望我幸福。我有个发小和一个比她大很多、离过婚，但很有钱的男人结婚了，我妈和我说她不愿意我找这种人，而是希望我能找到懂我、关心我、照顾我的人。现在我已经找到了那个人，我们也从克制自己、小心翼翼的恋爱阶段，走到了毫无保留展示最好和最差的自己的婚姻阶段，我很满足，接下来的人生目标就是通过自己的奋斗，能在35岁前调到市区工作，住上江边的大平层。（应受访者要求，小章、小黄、小灯均为化名）

陈光中95岁了。眼下他最苦恼的事，是失眠。年轻时就有的轻度睡眠障碍越来越严重，他常常凌晨才能入睡，有时甚至整晚睡不着。辗转反侧，难免东想西想。最近他夜里考虑最多的，是准备开设的生平展览馆，对定名为“陈光中法学书馆”还是“陈光中法治书馆”徘徊不定，目前初步定名为前者。馆址在老家浙江温州的永嘉书院，已经开始施工。除了个人私事，像已经提上议程的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国政法大学疏解到雄安等大事，也都会在夜里涌入他的思绪。让他回味起来感到愉快的是去年出版的《陈光中口述自传》被评为优秀传记作品。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像江平起伏那么大，故事那么多，没想到平平淡淡的传记还能获奖，可能是因为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很有代表性和记录性吧。《陈光中口述自传》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夏红说，不少读者告诉他，他们曾因陈光中当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的“平庸”和20世纪50年代在老校长钱端升受批判时发过言而对他颇有偏见，这本书让他们更理解了陈光中，也看到了他晚年的变化。但其实陈光中心中的天平似乎并没有过太大的倾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他为人处世的哲学，但“中庸”不是和稀泥，而是像他毕生研究的刑诉法一样，讲究的是平衡之道。陈光中。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做学问我是有信心的” 1990年，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孙国栋这一届毕业时，江平已被免去校长及校党委委员职务，陈光中以常务副校长身份主持学校工作。因此这一届学生的毕业证上，校长签名是“陈光中（常务副校长）”。孙国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他和大多数毕业生一样，更希望毕业证上的校长签名是江平。毕业典礼结束后，他直奔江平家，请他在毕业纪念册上题词。那时陈光中作为校长的光芒似乎被江平遮蔽了，相较于江平的雷厉风行，他显得有点温温暾暾。此后校长职位空缺了近两年。直到1992年5月16日，司法部才正式任命陈光中任校长。那时校内经常有对话会。因住房和食堂等种种问题，青年教师要求跟校长对话，毕业留校的孙国栋就是代表之一。在会上，孙国栋发言犀利，毫不留情。他回忆，陈光中被呛得有点下不来台，他微微低头，目光越过眼镜上方盯着孙国栋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这之后，孙国栋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读过《陈光中口述自传》后，孙国栋理解了陈光中当时的处境和性格。陈光中的父亲曾是永嘉县参议会议员，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后自尽（改革开放后平反），叔父担任过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1949年后去了台湾。陈光中为此背了多年的政治包袱。他在反右运动后期被定为严重右倾错误，开除团籍，离开了刑诉法教研20年。他早早就意识到，他的前途只能是在学界。孙国栋了解到，陈光中其实有外圆内方的一面，在主政中国政法大学期间顶住了很多压力。那时经费紧张，又在建设昌平新校区，陈光中勉力支撑，难免无暇顾及教学改革。 1994年4月，陈光中不再担任校长之职，这离他上任还不到两年。上午宣布免职，下午他就搬出办公室，毫不留恋。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熊秋红那时正在陈光中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她记得，陈光中卸任校长后完全没有失落期，反而因为能专心做学术而焕发了更多神采。陈光中自己曾说：“做学问，我是有信心的。”1984年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成立，他连续四届被推选为会长，执掌诉讼法学会22年。1986年中国政法大学获批成立全国唯一一个诉讼法学博士点，整整九年间，他是全国唯一一位诉讼法学博士生导师。 1995年12月，陈光中弟子、现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的卞建林协助陈光中成立了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作为开展中外刑事法学合作和交流的基地。卞建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光中做校长时没能充分施展的行政能力在中心主任位置上有了很大的用武之地，他组织对外学术交流，举办研讨会，做得有声有色。在海峡两岸及国际学术交流场合，他那种谦谦君子、游刃有余的开阔学者气质显得尤为突出。推动刑诉法的突破性改革卸任校长后，陈光中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是参与刑诉法修订。新中国首部《刑事诉讼法》1979年颁布，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部刑诉法的立法十分仓促，不免失之粗疏。进入90年代，刑诉法修订被提上立法议程。刑诉法又称“小宪法”，完善其基本制度的敏感度要远大于刑法。陈光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可以概括为实现国家刑罚权与保障公民人权的统一。 1993年10月，他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组织中国政法大学专家成立研究组，提供刑诉法修改专家建议稿。陈光中率队在国内调研，去欧洲六国考察。研究组热情高涨，计划大幅修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刑法室领导得知后到中国政法大学座谈，说这次修法不是大改，当然也不是小改，而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一些人的积极性受到影响，陈光中则要求大家，要抓住机会，能推进一步就推进一步。陈光中认为，这部刑诉法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确定的刑事诉讼模式。按照规定，法院开庭前要预先审查，认为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才决定开庭。如此一来，开庭之前法官实际上已确定这个案件要定罪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先定后审”的模式明显不适应了。在全国人大讨论刑诉法修改草案前最后一次会议上，刑诉法学界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公检法等各部门都派出重要人员参会，主持修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亲自到会听取意见。在大会发言中，陈光中主要讲了审判方式改革问题。对这一问题，直到当时仍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人提出，庭审方式变化会加重检察机关的负担，修法不能不顾及这一难题。陈光中耐心解释：“这种改革，尽管对于检察院来说是加重了责任，但是也加强了检察官角色作用，使检察机关的庭上表现更充分。” 陈光中发言时，王汉斌一直认真倾听，会后又单独约他谈话。王汉斌说：“对于新的庭审方式，有一种意见说这种改革开庭很花时间、人力、物力，你看怎么解决？”陈光中说，这是正规的开庭，相当一部分案件可以采取简易程序，现在草案里缺乏简易程序。王汉斌马上表示赞成。疑罪从无是修法中争议最大的问题。陈光中是新中国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学者之一。1955年，25岁的陈光中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苏联的辩护制度》，介绍了“无罪假定原则”。后来政治风向转变，无罪推定等观念受到批判。陈光中沉默了许久，直到1980年才有机会发表论文《应当批判地继承无罪推定原则》，重申这一主张。卞建林说，无罪推定问题长期以来争论激烈。陈光中一贯稳重理性，既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也不会一味冒进。在这次刑诉法修订中，立法部门反复斟酌，最后将这一条表述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疑罪从无被吸收入法。陈光中主持的建议论证稿中，大量的主张被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采纳。除了疑罪从无，还包括律师介入提前到侦查程序、取消收容审查、上收死刑复核权等有利于防止冤案、保障人权的条文。陈光中认为，这次刑诉法修改是突破性的，由原来的调查审问式模式改成了与国际诉讼制度接轨的控辩式诉讼制度，使刑事诉讼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在《陈光中传》中评价，立法机关广开言路，与学界密切互动，使国内知名刑诉法学者在修法过程中得以尽其言责，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陈光中对推进刑诉法的成功修改贡献良多，影响甚大”。 “踩线而不过线” 2002年，孙国栋开始主编《律师文摘》，刑事诉讼和律师制度是关注重点。他突然发现，当年温温暾暾的陈光中变得慷慨自信了，对于立法修法、热点案件等都勇于发声，且常常一针见血。他觉得，陈光中是典型的越到晚年越大胆，越有魅力。在陈光中所发声的多个热点案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是聂树斌案。陈光中较早就关注了聂树斌案，但认为自己作为学者掌握的材料不够，没有发声。直到2015年4月，聂树斌案听证会在山东召开，材料全部亮相。5月5日，聂树斌方律师召开了“聂树斌案研讨会”，陈光中受邀发言，提出了五大疑点，包括聂树斌被抓后前五天供述缺失，表明存在刑讯逼供的重大可能。他建议，此案现有材料和疑点已符合立案再审条件，应在案件重审中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他的观点迅速传播开来。他还邀请曾担任天津市公安局主任法医师的宋忆光对话，以个人名义将这次对话的“会议纪要”加上他发表的案件“五大疑点”一起呈报给最高人民法院。聂树斌案的再审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大法官担任审判长。胡云腾后来撰文回忆，他认真看了这两份材料，很受启发。陈光中和宋忆光的分析意见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与他们后来的再审意见基本一致。胡云腾回忆，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为聂案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其中陈光中作为刑诉法学界的掌门人和权威学者，他的发言和观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光中说，只要是证据不足，就要疑案从无，这就是聂树斌案平反的意义。 2012年刑诉法第二次修订，“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刑诉法总则。 2023年9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对外公布，刑诉法修改列于其中。陈光中很兴奋，没想到在鲐背之年还能有机会参与刑诉法再度修改。他敦促熊秋红组织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修改研究专班，继续提供“法大方案”，他本人担任顾问。他还要熊秋红率队在国内外调研，20多万元费用由他申请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经费来出。他拉了微信群，时常催问工作进度。陈光中和学生合作，陆续发表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若干重要问题探讨》等文章，准备结集出版。中国政法大学为此拨了六万块出版经费。陈光中有信心这本书出版后会受到立法部门和学界关注，不愁销路，不会亏本。陈光中的学术观念里有重要一条，就是“学以致用”。他告诉学生，哪怕十个、二十个学术观点中有一个被立法采纳，就很成功了。如何让学术观点被立法部门采纳？他的原则和策略是“踩线而不过线”。踩线，就是站在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最前线，对一些争议性问题加以创新。陈光中还希望能在这次刑诉法修改中推动刑诉法法典化、增补涉外条款、落实以审判为中心、修改证据证明标准、废除“指居”制度、完善辩护制度等等。陈光中向来注重媒体的作用，多次接受采访表达观点。他认为，在学术范围内进行探讨，只要主观意愿是推进立法民主化和法治化，就可以百家争鸣。把思路放宽一点，论证充分一点，就有望在相当程度上被立法所吸收。陈夏红拜访陈光中。 “钟鸣老人” 走进陈光中家的客厅，似乎走进了他的时光轴。母校温州中学的园景、与家人合影的老照片、各个时期的工作照、晚年的祝寿书画等，散布在各个角落。 2023年9月23日，高铭暄、江平和陈光中一同参加了关于刑事辩护专业化的一个高端论坛。三个月后，江平去世。陈光中特地将他和江平在那次论坛期间拍的合影摆放在沙发旁的显眼位置。照片里，两人都坐在轮椅上，双手相握。陈夏红2010年为江平整理出版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之后，一直没再遇到“心仪对象”，直到2019年见到陈光中。他认为陈光中和江平都有自己的原则和观点，不是身上“没刺儿”的人，这很吸引他。《陈光中口述自传》陈光中口述，陈夏红整理。在陈夏红看来，江平和陈光中都是1930年生人，大学时期赶上新中国成立，年轻时政治运动如影随形，50岁前后正逢改革开放，枯木逢春。他们都有北大基因，对市场经济和人权保障有本能的偏好。孙国栋认为，江平和陈光中都追求民主法治，江平更大胆彻底，陈光中更注重专业。做口述自传时，陈光中从不回避问题。他详细讲述了参与批判钱端升的来龙去脉，坦承自己当时怕被划成右派，就按照交代、根据他人提供的材料做了发言。他说：“就我个人说，人生做一件错事，尽管有客观的历史原因，但还是深感遗憾吧！” 不过对他来说，心结已经打开。钱端升落实政策后没有回到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逢年过节都去看他，安排后勤部门帮他解决房屋维修等问题。一次他向钱端升表达歉意，钱端升没有责怪，说“形势所迫，不能怪你们”。2018年，钱端升次子钱仲兴写《父亲钱端升》一书，特地请陈光中作序。陈光中爱用手机看新闻和短视频，手机的字体和声音都调到了最大。他眼睛看二号字也吃力，交流需要戴助听器，双手有时会略微颤抖，行动缓慢，但谈及人生经历和学术问题等都记忆清晰，条理清楚。他笑说自己有点“半糊涂”，大是大非不回避，小是小非不计较。他说民主与法治得讲平衡论，不可偏废。他强调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他年轻时就考虑得很清楚，在“立功、立德、立言”人生三大功业中，要致力于在立言上有所作为。他说，他的志向基本实现了，出版了60多本著作，发表论文300多篇，正在筹备出版最后一版文集。今年3月，孙国栋担任编辑的《政法论坛》第二期将在头条刊登他单独署名的论文。陈光中说，自己是乐观主义者。当年他被迫脱离专业转去做历史教学，就一心把历史教好，被评为全校优秀教师。如今他主持的团队已出版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和《中国现代司法制度》，《中国近代司法制度》正在筹出，将共同组成三卷本的“中国司法制度史”。他说，研习史学对他的影响不小，可以借古观今，因为一个国家法律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曾在陈光中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与陈光中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光中学风严谨包容，商榷讨论很民主。他们经常聊起时事热点和法治动态，比如死刑复核问题。死刑复核权虽然早已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但陈光中认为死刑复核程序依然有改进余地，希望能实现死刑复核阶段辩护律师全覆盖。迄今，陈光中已经培养了近130位法学博士。新中国第一位刑事诉讼法博士卞建林、第一位民事诉讼法博士陈桂明、第一位行政诉讼法博士马怀德，都出自他的门下。在他卸任校长25年后，马怀德接过了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聘书。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现年95岁的陈光中仍是在职博导，年年招生。今年年初，已经有七人报考了他的新一届博士生。他说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陪伴，于私是家庭和睦、师生和谐，于公是国家法治事业。他将自己带过的博士、硕士、博士后、访问学者和个别好友拉了一个微信群，目前有133人。他为自己取的微信名是“钟鸣老人”，寓意为希望“中”声继续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