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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践行“动态清零”策略的国家，也是疫情控制最为有力的国家。而为这个全世界最牢固的疫情防控体系奠基的便是基层防疫人员，他们并不直接参与诊治患者，但每一个密接、次密接、感染者、疑似感染者都要由他们来筛查、采样、送检、转运、隔离、跟踪、调查。英雄的称号并不总属于这个平凡的群体，冲上前线时，他们总会被形容为高尚、无私、无怨无悔，但平常的日子里，他们是小题大做、死板、不专业、态度冷漠的基层工作者。更多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普通人，接触阳性感染者时会恐惧，白天黑夜连轴转时身体会吃不消，指令不明确时会抱怨，两年如一日的高压工作会摇动信念，耗尽激情。不能按时吃饭、连夜筛检送样、一天600个流调电话、累到躺在地上……只是基层防疫人员工作中可见的部分，我们看不到的是长达两年以新冠病毒为圆心的生活。感染者尚有康复日，防疫没有停歇时。就在前几天，著名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专家曾光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说，“疫情中的个体权力是一个广泛的课题，不光针对病人，还有参加防疫的整体队伍……我就听说，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没死，但是我们的人累死了，拼消耗，拼人们不睡觉、连续超负荷地工作，我不赞成这样，应该讲究的是科学防疫”。本文的主人公李力是一名90后基层防疫工作者，他来自疫情反复无常、多次封控的边境小城，疫情前是一名普通医生，在新冠大流行的两年时间里，他辗转于各隔离酒店和城乡社区之间，负责采样相关工作，接触过守边“将士”、网格员、支援队伍、流调人员、公职人员、感染者以及被疫情影响的普通居民。疫情改变了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试图还原这群不被看见的人们的真实生活。以下是他的口述。 712个日夜我是2020年1月23日开始加入防疫工作的，至今已经712天。其实，基层防疫人员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算太高，尽管我们都有医学背景，但疫情需要我们做的，大多是枯燥乏味的重复性体力劳动，有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医生主要任务就是爬楼。我们要为片区内出行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门采样服务，要是光采样也简单，难的是，要穿着笨重的防护服爬楼，爬楼半小时采样5分钟，20多位居民分散在十多个检测点，我们骑着小摩托穿梭在我们负责的片区内，跑来跑去，爬上爬下，就只为了二十管标本，这样的生活，两天一次循环了3个月。我们这里今年冷得晚，10月的平均高温还有27度，中午热起来后，不透气的防护服裹在身上，全身都是汗，热得难受，人一直是晕乎乎的，来来回回步子根本踩不实，随时都可能会晕过去。那一天，我们六个人从早上九点忙到了下午三点，终于能踏实吃了顿午饭。 7月又爆发了一轮疫情，被隔离人员的检测项目和频率增加了两倍，我被临时调到了隔离酒店采样。最令我头疼的工作，其实是填表。那时报表由5个变成了12个，收表的微信群有七八个，工作交流群有几十个，删也不能删，看也看不完，也没有一套通行规范，一下说这样报，一下说那样报，我每天都在报数据，头都大了。人总是越濒临崩溃就越容易出错，越出错就越容易崩溃，那时，我白天采样忙得脚不离地，晚上头昏脑涨地填表，夜里会不受控制地胡思乱想，压力大到彻夜难眠。没有假期，连轴工作，通宵失眠，那段时间，我无数想着，忙过这一阵就离职，哪怕下海做生意呢。现在想来，得亏没离职，身边做玉石生意的朋友到现在手上还压着货，交着店面租金，几个月没收入了。我的一位好友在应急采样队，他们第一天出门采样的目标，是连着的三幢出租房，每幢有四五十个房间，像这样的出租房，一般每个房间要采三四十管标本，别墅要采七八十管，取样点包括电话、手机、桌子、床、垃圾桶、烟灰缸、门窗、拖鞋、水杯、充电线......反正只要人摸得到地方，他们都要编好号，采好样并送检。人能接触到的并不只这些物品，听他讲，他们还采过猫、狗、兔子，年轻人把宠物们养得胖墩墩的，走路都困难。三四十斤的狗子看起来挺凶，我很担心好友被它咬到，毕竟要拿着棉签“侵犯”它的屁股、嘴巴、鼻孔、毛发，结果好友说，小憨包温顺得很，就是太胖了，得两个人才能抱得动。也有难缠的动物，7月，一位感染者在隔离治疗前把狗委托给朋友照看，结果后来朋友夫妇两人也确诊了，狗跑了出来，防疫人员不得不全城找狗。任何有可能出现病毒的地方，不管是自首回来的人，还是工地的砖头、边境的铁围栏、地里的青菜、缅甸流过来的河水，他们都采过样。我们基层工作者的待机时长是365天X24小时，被召唤的时间，可能是半夜三点，也有可能是烈日当头的正午。吃不上饭，睡不着觉是常态，我曾经在48小时内连续出了两次任务，最终只睡了一小时。作为医务工作者，为了结束疫情，短期高压工作是我们分内之事。只是谁也没想到，两年了，疫情并没有休止。巨变细数这两年来的经历，的确多有波折，无数个出任务或是辗转难眠的深夜，我如同阿庆嫂一般一遍又一遍地向朋友诉苦，但此刻静下心来问一问自己“累吗？”答案却不是那么肯定了。前几年，为了看一眼西湖，我攒了几年的年假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时，我先后坐了近六十个小时的汽车、火车，辗转了4个城市，最终见到了课本中的盛景，累得痛快。相比起来，每一次任务也不过是一次跋涉的经历，实话说，像我们这样处在当打之年的年轻人，少睡几宿、少吃几顿就叫苦连天，不免太过矫情。但逞强也没有意义，对于一座城市和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花费几个星期去控制一轮疫情，便可收获一次胜利，而对我们这样的防疫人员来说，新冠的另一个名字，叫生活。两年来，疫情侵吞了我全部的精神和现实世界，它将我从一个普通医生的生活中完全剥离出来，然后框死在了一个一切由新冠定义的时空里。两年来的每一天，我的每一顿盒饭，每一次任务，每一次谈话，我穿的隔离衣，住的隔离酒店，以至目光所及的一切都与新冠相关，甚至在国内没有大规模疫情的时候，我依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搜寻着全球疫情和新冠药物、疫苗、策略的消息，我想知道新的一天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希望，能将我从疫情中拯救出来。希望并非没有出现过，从疫苗到药物，从封城到全员核酸，从阿尔法到欧米克戎，病毒一次又一次地击溃了我的信念。难得能让我逃离新冠的，是烟、酒和手机。在过去两年里，我只在家住过2个月，其他时间，都辗转于隔离酒店、方舱及城乡社区。我曾经呆过的隔离酒店楼下的一家小超市的酒，快被我的同伴们买空了。没有下酒菜，几人坐在一起，盒饭就酒，聊一聊今天的见闻，侃一侃大山，就能打发晚上6点以后漫长而又无聊的时间。我不怎么喝酒，偶尔喝一瓶啤酒，但我抽烟，疫情期间一天两包，抽的太凶了，跟人讲话直咳嗽，牙齿也变黑了。我仿佛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疫情前，工作之外我生活的关键词是，旅游健身社交，防疫生活里，取而代之的是，郁闷、烦躁、失眠、心慌，那些给予我精神慰藉的活动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我家里有哑铃，瑜伽垫，但3月至今，我回家的全部时长加起来不超一个月。实在闷得无聊的时候，我就抱着手机疯狂跟几十个朋友聊天。没有大规模疫情的时候，工作本身真的称不上累，但我的精神力已被耗尽，饭菜不合口味导致的腹泻，心慌失眠、抽烟喝酒以及无处排解的精神压力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最近，我的老毛病湿疹复发了。倦怠用“崩溃”这个词来形容基层防疫工作者的心态，未免太激烈了，一个更为贴切的词是倦怠。两年来，基于对病毒威力的感知、缺乏激励以及价值感的消解，大家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些“默契行为”。以我自己为例，比起测体温，我会更看重核酸和抗体检测，因此如果出现体温漏测，我并不会十分在意。在采样时，我的同伴们曾指责我不注意个人防护，在他们看来，穿双层防护服、摘下手套后用七步洗手法洗手、像用水一样使用酒精喷防护服，是彻底切断传播风险的关键。但在我看来，如果取样操作过程规范，并不需要过度谨慎。我也曾见过流调人员，只戴着n95口罩与被排查人员对话，比起物品，人的传播风险显然更高。我和我的同事均未被感染，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最能感受病毒“传播力”的一群人，大多数阳性感染者，都要由基层防疫工作者经手检出，而两年来的直接接触经验，构成了我们对病毒的理解的一部分。疫情初期，我也曾畏惧感染，但两年下来，再高的R0值也吓不到我了。另一个倦怠之处表现在“不求甚解”，我们当地已经进行了几十次全员核酸检测，但仍有检测者因不了解双采双检是采了鼻咽拭子后置于一单管中，而按照混检的旧例，将三五人的标本置于同一试管中。在我们的培训指导课程上，各级专家给出的规范并不统一，但这样的差异只有这些我们上课的“学生”知道，我也曾试图指出这些不同之处，但很多朋友提醒，作为执行者，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并不在我们职责范围内，我就是纳闷儿，专家之间难道没有交流吗？自参加防疫工作以来，我本人并没有获得额外的补贴，但有坚守在隔离酒店的朋友获得了300元补助，高强度的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激励是群体性倦怠的原因之一。但这些补助或许应该给临时工和失去生计、被隔离在家的普通民众。毕竟公职人员虽然辛苦，但却是这座城市中收入最稳定的群体。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反而是我工作逐渐丧失激情的关键原因，比起其他已经或正在“战胜疫情”的城市，我们的努力并没有让这座边境小城的居民生活得更幸福。我也体会过那种为一座城市“清毒”的自豪，最开始的两轮疫情，我们控制得很好，那时候我一门心思想着把病毒赶出去，让所有人恢复正常的生活，后来的8个月里，虽然有过混乱，但大多数城市采用的管控与全员核酸的通用策略，我们也施行了，而且时间更长、检测更频繁，但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却是我参不透的，这让我时常感到很挫败。时间线一拉长，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基层防疫工作者都很难获得价值感，敲门的网格员、填表的社区工作者、排查风险的疾控人、以及像我一样的医护人员，大多是为防疫贡献分母，而分子的发现对我们而言，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我经手的成千上万份样本中，一份阳性样本与其他阴性样本也没什么不同，我的工资也不涨一分钱，第二天的我们仍要照常工作。和解许多自然规律是我们、专家甚至全人类都无法左右的，病毒要变异迭代，要逃逸免疫，要变得更具传染性，我们累了，疲了，倦了，但它依然在乐此不疲地冲击防线，挑战我们的认知。我渐渐明白了，我不是在短道冲刺，甚至也不算是打持久战，客观地讲，我就是在过一种叫“新冠”的生活，新冠短期不会结束，疫情随时可能发生，但日子还长着呢，不可能靠激情硬撑，我，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与自己和解，将防疫当成生活来经营。时间与经验，已然打磨出了一个配合越来越默契的合作体系，我无法评估它的质量，只能说，以满足要求为衡量标准的话，基层防疫体系也在自然进化。以前转运小哥来取样，最长耗时五六个个小时，得等我们完成采样后才能把标本拿走，但现在我们采完样后会把样本放在一个固定场所并通知他们，这样他们就能省点时间。工作之外，就像从学生步入社会的转变一样，我需要重构自己的世界。想明白之后，我又开始徒手健身，还买了炊具，自己开火做起了饭。我发现了另一个打发空闲时间的好办法，那就是刷视频领红包，挣得不多，但长年累月做下来，肯定要比补助多，我有点后悔，要是把去年以来所有的失眠和无聊时间都用来挣钱，那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呢。健身和饮食恢复后，我的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也好多了，生活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我准备把烟戒掉。唯一的问题，就剩下了基层防疫的未来，在前几天的一个访谈节目中，著名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专家曾光教授说，“疫情中的个体权力是一个广泛的课题，不光针对病人，还有参加防疫的整体队伍......我就听说，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没死，但是我们的人累死了，拼消耗，拼人们不睡觉、连续超负荷地工作，我不赞成这样，应该讲究的是科学防疫”。动态清零是一个科学问题，但难处不在于科学原理，而在于如何自上而下、保质保量地传递和执行“科学”，试问，哪一位决策者、哪一位基层工作者不曾羡慕、不想学习那种按部就班就能筛出感染者且不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科学”精准防疫策略呢？我的想象中，每一座城市的防疫体系都应该是一台适合自己的“防疫机器”，这台机器可以是冷冰冰的，但一定是精密的，常态化疫情中，可以挂一档，大规模疫情可以挂二档，从关键零件到每一颗螺丝钉都知道每一个档位自己该怎么运行，但这台机器的最高能力等级可是是三级甚至更高，这样才不至于用一次就报废。但一座城市手里有什么样的零件，能组装成什么样的机器，难度如何，并不是我一个螺丝钉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问我“作为基层防疫人员，最需要什么样的关怀和支持”，我还是想告诉做伙房师傅，把饭做得好吃一些吧。毕竟日子还长着呢。

“我不想害大家。我不能下楼散播病毒。我就想有人来给我做核酸，把我接走！”西安男子孙辉（化名）连续多日请求相关部门收治自己，一直未果，他向所在小区单元楼业主群发出“宣言”。发热5天后，他无奈作出了下楼的决定，让防疫人员将自己“抓走”。孙辉在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二路光电园内的一家公司上班。2021年12月21日，西安新增的42例本土确诊病例中，包括一名在光电园活动的病例。孙辉就是在21日出现了“发热、头痛、眼痛、咽痛、腹泻”等症状。22日凌晨2点，接到公司同事确诊的通知后，他收拾行李，准备被接走隔离。此时，家中还有其他三个大人，以及1岁和4岁的两个孩子。但在接下来的5天，孙辉经历了一系列让他没想到的事情。参照其他同事的情况，孙辉属于B类密接，应立即被带走隔离，但他却一直被作为C类（次）密接，家门贴封条，居家隔离。21日的混合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异常”；22日深夜的单独采样，核酸检测结果直到37小时后才出来，又显示为“阴性”。为了保护家人，孙辉不断给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110、120、12345、街道办、社区等单位打电话，请求将自己带走隔离，但遭遇“踢皮球”。相关部门两次派出“上门”核酸检测人员，但都要求他“下楼”接受检测。他担心下楼导致病毒扩散，因而拒绝。其中一次，前来的检测人员还一度失联。 24日，孙辉症状严重，在他的“威胁”之下，疫情防控人员上门，将其家人全部带走隔离。当天晚上，孙辉接到妻子确诊的消息，情绪崩溃，认为“自己害了一家人”。 25日下午，他在向小区单元楼业主群解释之后，决定下楼上街，实施“自救”，并得到邻居和大量市民的同情，许多人打电话帮他求助。在这个下午的4点左右，孙辉终于被接到隔离酒店。 26日下午，孙辉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这晚10点，他被送入西安市胸科医院。 28日至30日，孙辉陆续接到消息，小舅子、儿子、岳母、女儿纷纷确诊。至此，一家6口全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针对以上情况，2022年1月3日下午，开屏新闻记者致电杜城街道办金地社区核实情况，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只说相关情况都已上报雁塔区。记者随后数次拨打杜城街道办的三个电话号码，其中两个始终在通话中，还有一个无人接听。记者又数次拨打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亦处于通话中。以下是孙辉的口述：一开始就不被隔离的“密接” 第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为什么21日、22日，我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带走隔离？我在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二路光电园的一家工程公司上班。光电园是一个孵化园，有不少企业在此办公。我最后一次去上班，是2021年12月17日，星期五。到12月20日，星期一，光电园因为有病例出现而被封楼。 12月21日下午，我出现发热、头痛、眼痛、腹泻、咽痛等症状。我的身体对病毒一直很敏感，平时如果接触了流感患者，晚上回家必定感冒，发烧头痛。好得也快，晚上吃了药，第二天早上就好。最初，我以为自己是常规感冒。我住在金地西沣公元小区二期，6号楼。家里住了6口人，我、妻子、丈母娘、小舅子，还有我们四岁的儿子和一岁零两个月的女儿。为了不传染家人，那天我自己睡在小房间里。我还开玩笑，“别感染了新冠”。 22日凌晨1点半左右，公司领导打电话来，说我们公司有同事确诊了，让我赶紧收拾东西。凌晨2点，我起床收拾好东西，把家里做了一遍消杀，等相关人员来把带我走。但一直没等到人来接我，最终演变成了居家隔离。以我的理解，单位同事感染，我们就属于B类密接，要被立刻带走隔离。我单位的另外几个同事住在西安市高新区，他们22日接到通知，最迟23日就被接走隔离了。因为第一个确诊同事是长安区的，当天长安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还给我来了电话，但得知我住在雁塔区之后，就说“你属于雁塔区，我们会把你这个情况转给雁塔区”。我就等雁塔区来接我，等到22日下午也没动静。我着急了，因为我症状都比较明显，又是密接。于是打电话给小区物业、社区，社区上报到街道。街道办的人过来，没带我走，而是给我家门上贴了封条，让我居家隔离。我所在的6号楼，也封楼了。封门的时候，我跟他们有争议。我说这不行，我是B类，不能居家隔离。他们答复：“先做核酸。” 不知道为什么，街道办、社区把我认定为C类密接。但我的其他同事，跟我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的人，都被认定为B类，并被带走隔离了。我跟他们的区别是，人家属于高新区，就是B类，一码通变成红码；而我属于雁塔区，就是C类。我觉得有些奇怪，这个区分的依据不应该是根据接触程度吗？而且我还有那么多明显的症状。（编者注：国家卫健委目前并无以ABC作为流调人群分类的规定。陕西《咸阳日报》12月4日报道，“对流调发现的B、C类密切接触人员、对入境集中隔离期满后返咸继续隔离的人员，赋于红码；对封控小区人员、同时空伴随人员、系统内归为D类密接人员，赋于黄码。”12月16日，陕西华商网曾报道：“西安雁塔区已隔离管控B类密接1091人、C类密接1049人。”但记者未能在陕西省和西安市的疾控中心官网中搜索到“B类”“C类”密接的区分规定。记者获取的一份西安某大学内部文件《风险人员判定标准》上显示，“B类”“C类”即通常所说的“密接”“次密接”。）未能上门的核酸检测采样 12月21日中午，我到楼下做了一次混采的核酸检测。22日早上起来，我口鼻出血了。22日晚上，社区防疫人员上门给我做了单采核酸。这次单采，说的是“加急”，可是结果一直到24日才出来。 23日上午，社区给我打电话，说21日的核酸混检“异常”。工作人员还说，等22日的核酸结果，“如果是阳性，就送你去定点医院；要是阴性，就送你去普通医院看病。” 同在12月23日，我接到单位通知，说公司出现了第二例确诊病例。我特别慌，因为家里有老人、孩子。我心想：赶紧把我弄走啊，千万别把家里人都传染了。我就给各个部门打电话，他们说，晚上派人给我做核酸。晚上9点多，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工作人员到我家小区北门了，让我下楼去做核酸。我告诉工作人员，我是B类密接，居家隔离，门上还贴了封条，不能出门，“你们必须上来给我做核酸，我下楼可能会传染给别人。”当时，我们小区只有我们这栋楼是被封的，小区里还有人活动。我是懂防疫法规的，居家隔离，坚决不能出门。但这位防疫人员到了我家楼下，还是让我下去做。我说，如果你不上来，我就不做。结果他真的走了。我们这栋楼共有34层，住了1200多人。我很确信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一下楼，不就把电梯污染了吗？小区里人来人往，不是又把整个小区都传染了吗？ 12月23日晚上这次上门核酸检测，就这样失败了。 24日早上，我觉得很难受。因为一直发烧，也没药，夜里睡不着，心里又慌。我就又把110、120、12345、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都打了一遍。得到的回复还是，我有症状，但我家人没症状，“必须等核酸结果”。我等不了了，就告诉他们：“等核酸结果出来也行，但必须赶紧把我家人带走；不然一到9点，我就自己下楼。”其实我没打算真下楼，要有那个想法，或者我是个自私的人，23号晚上我就自己下去做核酸了。这个行为起了作用。 12月24日上午10点，防疫人员上门，把我妻子、岳母、小舅子、两个孩子都接走了。当时我们隔着门打了一次招呼，防疫人员让我等着。我很难受，在小房间里躺着。等没动静，我出来，屋里已经没人了，房门又被封上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但后来我打电话给我媳妇，听说他们被带走之前，都做了核酸检测。我就不明白，既然都给我家人做了核酸，包括两个小孩子，而且都上门了，为什么不顺便给我也做一个？然后我就再给他们打电话。我说，现在我家人走了，请赶紧给我也安排个核酸。明明我是最早的密接、而且是情况最严重的，反而我是最不受重视的那个人。我给街道办打电话，工作人员说他们做不了主。我给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打电话，他们也说做不了主，得由街道办派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还说：“22日的核酸结果没出来。你要有问题，是不是早就把你带走了？没出结果，就是好事情，你们都没事。” 又过了没多久，疫情防控指挥部告诉我，我22日晚上做的核酸结果是阴性。听到这话，我还挺高兴的。我觉得是我弄错了，就是感冒。但我还是心里打鼓：22日的结果，只能说明22日当天是阴性，过去了37个小时，还能是阴性吗？我还没高兴几个小时，晚上10点，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流调建卡的人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媳妇现在确诊阳性。”我一听，脑袋就炸了，赶紧跟我妻子打电话，确认属实。我想插一句，我妻子中午做检测，晚上核酸结果就出来了，这才是真正“加急”的，比我的都快。失联的采样工作人员 12月24日晚上，听到妻子确诊的消息后，我很难受。我就把那几个电话又打了一遍。我对110求情，说从21号到24号，我在家这么多天了，一直在发烧，我快不行了，快死了。110就给我转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这个转过去的电话，不是我在新闻上看到的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公布的电话。接电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儿。就是说，街道没把我的情况传达上去。我又把网上公布的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电话号码念给他，他说：“这个电话不办事，只咨询。” 在家憋了四五天，我这时的情绪也不好，就跟他倾诉。对方说，要解决问题就谈问题，不想解决问题就挂电话。我只能冷静下来，请求他们来帮我。我又给110打电话，使用了“激将法”。我说，你们要不来，我就自行下楼，这样我就违反了防疫规定，要么警察把我抓走，要么防控人员把我抓住也行。可能110帮忙催了一下，过了四五十分钟，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给我打电话，说鉴于我22日的核酸结果是阴性，但又是密接，有发热症状，所以派一辆车来，看哪个医院现在还接收发热患者，把我拉过去诊治，“车子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到”。我当时明确表示反对，跟他们解释：我21日就有强烈症状了，现在妻子又确诊了，所以我百分之百是确诊患者，只是这几天没有做核酸，我不能去发热门诊，“你把我拉到医院，我害医院的人；你把我拉到酒店，我害酒店的人。” 这也是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我一直坚守的原则。我如果不是守法公民，早就出门了，能把自己耽搁到现在，把全家搞成这样？所以我拒绝转运到医院发热门诊。一直僵持到12月25日凌晨2点半，我给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打电话，说我再坚持一晚，给我派个核酸检测的人员过来。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刺儿头——给你做核酸，你又不下来，派车接你走，你又不走。 25日早上我又给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打电话。9点多，转运组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大概11点，会派一个人过来给我测核酸，三四个小时就能出结果。到时候依据核酸情况，看把我送到定点医院，还是普通的医院救治。这是我一直期待的。我说可以。 11点多，做核酸检测的采样人员到了，给我打电话，说他进不来，让我下楼，到小区北门那里。我说我在家隔离，不能下去。他说，小区封控进不来。我不理解他说的话，小区守大门的也是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人，他们都是一个系统的，怎么会进不来？我觉得他和上次那个人一样，就是不想进来。所以我打电话给物业，请他们把他接进来。但是等了40多分钟，还没等到人。我就打电话问物业，物业回答：“早就进去了，我们领导回来都处理一大波事儿了。” 我再联系那个做核酸的人，电话打不通了。我当时难受得肺都开始疼了，于是再打电话问转运组。转运组居然说，他们没有给我派核酸检测的采样人员，还说他们“没有权力派”。第二次“逼”出来的上门核酸检测人员，就这样失联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邻居们仗义相助两次申请上门核酸检测都失败了。我又给街道办打电话，请求他们再给我派一个人来采样。可以说，从12月22日到25日，我就是围绕核酸检测这件事在转圈。街道办回答，没有权力派人来做核酸检测，还说：“你这种密接的情况，属于B类，要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派人。”我给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打电话，对方回答：“我们派不了，这个要街道派。” 说实话，当时我哭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媳妇都确诊了，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此外，当初我公司同事确诊，我应该是同事的B类密接，他们把我当成C类密接，被带走隔离的几个同事里又有两个确诊。都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我还被要求居家隔离。现在我妻子很可能是被我感染了，但在他们口中，我反过来成了妻子的B类密接。这期间，社区的人很惊讶，说，“谁跟你说你媳妇确诊了，你从哪里知道的？”我又通过微信，给他们发我妻子的确诊信息。可见，他们的信息没有共享互通。基层的防控管理确实很辛苦，一天天的，又冷又休息不好，但他们的工作还有改进空间。我给他们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在汇报”“已经汇报了”“已经在协调了”“已经在处理了” ……话说多了，他们还委屈得不行，说一天为我打几十个电话，不停地问来问去。我说，从21号到现在，我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打完电话，我在沙发上哭了足足有40分钟。到这一步，我忍不下去了。之前逼过他们来管我，现在，我准备豁出去了，决定下楼。真的，我之前都不敢相信这个事情会落到我的头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我要真是个不守法的人，手上又有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还有绿码，我出门走几十公里，污染几千人，都没问题。可是我能这样干吗？ 12月25日午后1点半，我向本单元的业主群里发微信，给邻居们解释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首先道了歉，因为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是因为我才被封楼。最后我说，我一直没下楼，下楼就会感染这栋楼，我不想害了大家，但现在实在没办法了，我的肺部很疼，我还有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1岁，“我死了，孩子怎么办？” 如果我不说一声就下楼，后面出事儿了，不知道多少人得恨我呢。当时我想的是，为了保命，我只有这最后一条路了，违法我也认了。就算到时候把我告到法庭上，我也可以为自己申辩，因为实在没人管我，我是在行使紧急避险的权利。没想到，我在群里一说，大家都直接炸了。全是安慰我的，都说我没有错，让我不要害怕。他们都开始帮我，给社区、街道办、110、12345和疫情防控指挥部打电话。消息传开后，省内省外的各种打电话也打过来，问我情况，说要帮我。消息传播后，终于有反馈了，有关部门联系了我。 12月25日下午4点，疫情防控指挥部派车来，把我接到隔离酒店。离开家之前，他们给我做了核酸，包括咽拭子、鼻拭子。不过，防疫人员接我走的时候，也没给我穿防护服，我戴了口罩下楼，他们拿喷雾器在后面消杀。那两天，我一直在回电话、微信、短信，每一条都回复“我的问题已经处理了”。因为如果我不接电话、不回信息，或者关机，我怕反响更不好。 12月26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听到这个消息，我反而很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不再居家隔离，可以被救治了。我在群里宣布这一消息，邻居们也纷纷“恭喜”我。当晚10点多，我被送到西安市胸科医院。一家6口全部确诊这次封城之前，我去了三次超市，该买的都买了，物资储备还是挺充足的，吃的倒是不缺。从12月21日到24日，为了保护家人，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隔离。房里放了桶装水，用电热壶烧水喝。每天妻子把饭做好，端到我房门前放下，我开门取。但这些措施，是无法完全和家人隔离开来的。更何况我家三室，只有一个卫生间，拉肚子时我要上厕所，就必须出房间。进出门我都会喷洒酒精，也能看到客厅里的妻儿老小。但这一个漏洞，就可能让自我隔离措施完全失效。我妻子也不在乎了，她说：“德尔塔病毒多厉害，一家人关了这几天，要感染早就感染了。” 我尽量不见孩子，如果想念他们了，就隔着门视频通话。有一次，我上完厕所回来忘了反锁门，4岁的儿子突然跑进来看我，我吓得赶紧把他推出去。在家那几天，我每天都测量体温，最高一次38.9度。症状主要是头痛、眼睛痛、咳嗽、腹泻。12月26日，在隔离酒店吃饭时还吐了。总之，我越来越严重，身体很虚弱。左右胸骨、肺很疼，也可能是一直咳嗽造成的。晚上到了医院，我穿着防护服坐在床上，喘了十几口气才把鞋套脱下来。我可是身高将近1米8、体重200斤，又高又壮的人啊。 12月26日夜里抵达医院后，我终于安心了，起码有人给我测血氧了。吸了氧气，我知道我不可能一下子变成重症，出了状况肯定会有人救我。但接下来几天，就是一天一个坏消息。 12月28日，我小舅子确诊，29日我儿子确诊，30日下午我丈母娘和女儿确诊。这样，一家6口就全部中招了。还有一个问题：我女儿只有1岁零2个月，跟外婆住在西安市第四医院，吃不到奶。以前我们给她吃一些辅食，比如奶粉、没有盐的米饼、小馒头、幼儿面条等。现在，这些辅食也买不到了。我给12345打了电话，希望给婴儿找一些辅食，或者把我媳妇、丈母娘和两个孩子，4个人都安排到第四医院，好相互照应。12月31日，在雁塔区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孩子饮食的问题已经解决。还有一个情况：我从12月21日有症状，22日主动上报，按照规定，不管B类、C类，那时候我的一码通就应该是红码——我那几个被带走隔离的同事22日就变了红码。但我呢，住进医院的第二天，一码通还是绿码，直到28日才变成红码。这件事情，多亏了我们小区的好邻居！原先我一直以为会被他们视为“祸害”，可事实让我很感动，没有出现电影里哄抢物资、尔虞我诈、自私自利的情形。12月29日晚上我看业主微信群，有孕妇说家里没鸡蛋了，立刻就有人说，把鸡蛋打包好，放在家门口，叫她老公走楼梯去取，一定不能让孕妇有事。其他一些人家里有什么缺的，立刻就有邻居说，“来我家弄点”。没有他们的理解和帮助，我可能还要更晚才能得到救治。当然，我也很感激政府和医院！虽然有些曲折，但我最后还是得到了有效救治。现在，除了咳嗽，别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目前每天还在吃药，等自愈。大概再过5天，CT结果就会出来。如果症状消失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做核酸，转移到康复医院。之后顺利的话，就可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