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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口拐卖常常是跨省流动的。妇女和儿童，被从西贩运至东，从比较贫困闭塞的省份，拐卖到相对富裕发达的省份。具体来说，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新疆是主要流出地。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福建、广东则是主要流入地。 2004年，来自多个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者们组成了一个“华东五省云南/广西籍被拐卖或拐骗者流入地个案研究”项目组。研究者们去了华东的五个“买方省份”——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福建，面对面访谈了许多位被拐卖的女性。在江苏接受访谈的，正是六位被拐卖到徐州的女性。那六位接受访谈的女性，哪些因素造成了她们被拐卖？她们曾经历过什么？曾反抗和逃离过吗？后来，她们又为什么不回家？六位被拐卖到徐州的云南女性为什么是徐州? 徐州有两个特点，一是（曾经）比周边穷，二是交通便利。江苏是国内富省，对贫困地区来说，“江苏”自带光环。比起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徐州就被比成了“欠发达地区”，几十年前尤其如此。虽然徐州近几年GDP增长较快。但2002年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评估了13个江苏省辖市的综合实力，徐州排在第11位。这意味着徐州及其下属县城和农村，对周边人口的吸引力不够。徐州又是南北的交通枢纽。称得上“全国综合交通枢纽”的城市也就几十个，徐州就是其中一个。至少在交通上，“外来媳妇”的流入是很便利的。二者叠加在一起，使得徐州成为了“云南女性被拐卖骗婚”的典型地区。1985年以后，许多云南籍的女性被拐卖到徐州，1988年~1990年是高峰期，单单一年里被拐到徐州的婚姻迁入女性就有2000~3000人。不仅如此，1993年以后，甚至出现了“人带人”的现象。为了利益，一些先期到徐州的女性开始介绍家乡的女性（包括14岁~18岁之间的大龄女童）过来。一些此前被拐卖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老乡卖老乡”，也是徐州某些村庄有着许多云南籍女性的原因。 2000年，全国进行“打拐”专项严打。此后，徐州的拐卖妇女儿童有所下降，立案数目也从过去的一年上百起，下降到后来的一年几起。然而，许多被拐卖到徐州的女性，人生已经永远被改变。大部分时候，买方属于“当地偏穷的人家”，或者是男方个人条件差，难以在当地婚娶。徐州的6位女性流入的家庭，有4个属于贫困家庭，因为家穷娶不到当地媳妇，而买/娶一个外地媳妇，成本要低得多。 A的丈夫年龄过大，比她大16岁，结婚时33岁，在当地这个年龄基本娶妻无望，“说过不少，总也没合适的，后来请人算命，算命的说他错过机会了，在本地找不到了，要找个外地人做媳妇，这样可以冲喜”“自己年纪小，还是小孩，他这么大，心里觉得很害怕。” B流入了贫困家庭，“一月不吃一瓶油，一年不吃一回肉”，不仅如此，由于在村里是小姓，家族人少势弱，也常常受到欺负，“现在这么穷，村里有扶贫款，就是不给。”因为没有申领到扶贫款，所以她家到访谈那年还借住在别人家里，没有自己的房屋。 C流入了贫困家庭，“当时婆婆常年生病，经济条件也不好，生活条件比其他人家差，在当地找对象有困难。”而且家里也是小姓，“赵姓的势力比较小，办起事不如姓李的（村里大姓）的那么顺”。 D丈夫当时已经42岁，（D仅16岁），父母已故，连“买妻子”的钱也没有，是在路上强“拉”妻子回家的。 E流入的家庭则更加复杂，丈夫身材矮小，长相丑陋，不受父母喜爱，也得不到多少父母的庇护。E因丈夫的丑陋而十分难堪，从未让自己娘家亲戚见到她丈夫。不止如此，丈夫的二哥因为在分家时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经常借酒发疯，大吵大闹，甚至暴打家里人，E就多次遭受二哥的拳脚暴力。 F的丈夫家庭贫困，而且男方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腿部残疾，难以自理，不能做农活，只做点缝纫活，但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差，差，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他家最困难了，比他再困难的，只有老光棍了，没有比他再困难的了”。贫困的家庭，糟糕的男方条件，非自愿的婚姻，都增加了被拐卖女性的痛苦。怎样被拐卖的？六个人里，相对来说“自愿被拐”的是C。她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同意嫁给来云南的丈夫的。 C丈夫的表嫂也是云南人，表嫂表哥来云南走亲戚，C的丈夫跟着来了，于是遇见了C。当时C听丈夫说，江苏徐州这边“不用砍柴烧，不用背，不用挑，是平原，什么都用机械化，干活很轻松，还有很多苹果树”。C觉得比自己在云南的生活好很多，就跟家里说，想出去，不想在山沟沟里过一辈子，想知道“大世界”是什么样。到了徐州后，C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也发现很多情况不太符合，比如没有苹果树，机器（拖拉机）是别人家的，但是她安慰自己，“骗不骗也就这么回事……是平原不假，也不用挑，不用背，开始的时候也不用我干活……” 如果说C还是部分知情，那么ABDEF则全是非自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拐卖的。 A和B是被熟人或亲戚骗出去后被卖的。 A的熟人给她介绍了一个“能找活干”的人。她并不认识那个人，但出于对熟人的信任，而且希望干轻松、挣钱多的活，就跟着那人走了。 B是一个有亲戚关系的“小大姐”说要带她去县城玩，她上了车，那个“小大姐”却偷偷下了车。车上的男人是人贩子。 E和F是去找工作，被伪装成劳务中介的人贩子骗去卖掉的。 E跟着姐姐去昆明玩，姐姐出去做生意，让她在旅社里等，她上劳务市场找活干，碰到几个人说有大生意，让她跟着走，她跟着上了火车，发现去的不是之前告诉她的地方，但已经上了火车，下不了了。 F赶集时遇到两个本地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汪，说可以带她出去打工，她跟着这两人走，就被卖掉了。 D的遭遇可能是最惨的那种，在村里被亲戚下药，强行拐卖。姑奶奶的侄女给D下了麻醉药，她昏昏沉沉了三天，醒过来已经被带到了徐州火车站。和她一起被带出去的还有她姑奶奶，她姑，都被卖掉了。她趁人贩子没注意逃了出来，却走投无路，不识字，身上没钱，也听不懂当地的话，又遇到现任丈夫，被他硬拖回家。人口贩运之所以难以禁绝难以辨认，原因之一就在于，几乎什么样的犯罪者都有。人贩子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单人犯罪，也有团伙犯罪。有人说是要帮助介绍婚姻，嫁到好地方好婆家；有人说是要带你去见世面开眼界；有人说是要招劳力介绍工作……陷阱多种多样。有人觉得被拐卖女性是自己不够谨慎，然而像D那样在村里被亲戚下药，又该如何小心预防？何况许多被拐卖女性成长于传统农业社会，那是建立在诚实互信的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和“亲缘社会”。人们会自然地信任亲戚、朋友、同乡，对自己的小孩也大多是“放羊式”管理……研究发现，在许多流出地农村，子女外出数日不归，不告知家长，家长也不过问不追查。比如“华东五省流入地个案调研项目”访谈的21个人里，被拐卖的那次离家，7个人告知了家长，14个人未告知，未告知者为告知者的两倍。这些文化习俗，正是人贩子所利用的。电影《盲山》不要期待被拐卖女性是完美受害者，要看到她们的生存逻辑和实际处境。研究发现，被拐卖的女性往往有个共同点——生存于多重困境中。她们家乡偏远闭塞，这是地理困境；家庭穷困，这是经济困境；家里缺少温暖关爱，这是情感关系困境；身为女性，更早地辍学，更早地承担家庭重任，成为童佣、童农，这是性别困境。 A父母早早亡故，A只上了半年学就辍学，帮哥哥家干农活、带小孩、做家务，“家里有羊、有猪，上午吃了饭，把羊、猪往山上放，下午太阳下山赶回家。二哥家有三个小孩，跟我差不多大，比我小两三岁，小时候就帮着带小孩……在家帮他们干活，没法上学”。 D没上过学，想上，但爸爸在外工作，她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要带，父母就让她辍学做家务，“父母叫我不要上了，家里很忙很忙，所以我也不上了……我从小就比较顾家……七八岁就在家放牛，12岁洗衣服、带弟妹……” E记得，自己家乡“不太好，有饭吃就不错了，钱么，就不要说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钱花的”。 F母亲改嫁给继父，她和哥哥都被迫辍学，在家里做家务，而继父的孩子都去上学，“家里有一群羊，叫我去放，他的娃子都上学了，我们都没有上学去。不愿意去，就打我。每天背一个大筐，里面放几个京果（饭团），一点榨菜，极辛苦。（痛哭）” 她们没有受教育权，没有家里的资产继承权和事务掌控权。她们唯一可说得上拥有的，是一部分自身的择偶权和外出打工权。她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生活，几乎只有“嫁到好地方”“去好地方打工”这两条路。她们的“库存知识”和“库存能力”，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双手。而为了抓住偶然出现的机会，有时候，她们就会忽视或者放弃一些知情权。不能仅仅用“愚昧、无知、轻信”来定义她们。她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并没有错。生而为人，谁不想脱离贫困，谁不想改善生活，谁不想为自己和家人获得食物、健康保障、教育和工作机会？历史学家吴思曾在解释“强盗土匪靠什么生活”时提出一条“血酬定律”——“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用血肉之躯所受的伤害，换取这个躯体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就成为一种‘活路’。” 搏命，可以换钱。研究者认为，“血酬定律”适用于任何以命相搏者，包括许多被拐卖拐骗者。一个偏远农村的贫穷文盲女性，她所有的，也不过是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命。以我身、我命，赌一条出路。有时候，她赢了。有时候，她被拐卖了，满盘皆输。她们拥有得太少，以至于高风险的赌博，竟成为理性的选择。反抗为何没能成功？被拐卖的女性，至少要面临四大困境。一，个人能力、知识、信息不足。二，拐卖拐骗者的强力控制。三，收买者及其家庭，还有流入地社区的强力控制。四，原家庭和原社区的不支持、不接纳。被拐卖的女性，常常属于“大龄女童”，14岁以上，不满18岁，她们尽管生理上已经成熟到可以“售卖”，但心理上则依然处于易被控制恐吓的童稚状态。另外，许多被拐卖的女性在传统农业社会里长大，熟人社会的规则、经验、能力，都与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截然不同。她们不识字，语言不通，常常不会听也不会说普通话，既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能向谁求助。 A回忆，“我又不识字，年纪又小，跟着出来了，一路上转来转去的，就不知道到了哪里了……（知道自己被卖后）我能有什么想法？我又不识字，年龄又小，走，也不知道往哪儿走，搁在那就搁在那了。我真的什么也不会想了，听天由命。”“不同意怎么办？你走又走不掉，一个小女孩，你能往哪里去？” B说，“我不认识他（人贩子）。我不识字，我身上没有钱。他当时（在徐州火车站）下车，让我跟他走，我身上又没有钱，我不跟他走，能跟谁走？”“当时不懂报案，想跑也不懂怎么跑，当时也没心眼儿，不像现在。” B当时决意不吃不喝，紧跟着拐卖者，她以为拐卖者总要回家乡，这样自己就能跟回去。“我听说，有种东西，吃了以后什么都不知道，就跟着人走了，我就不敢吃。什么都没吃，水也没吃。到了徐州，人家说我怎么这么瘦，都是饿的。……我也不吃你买的饭，我也不喝，我就一直跟着你，你是云南人，你要回云南，我也就回去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现在看，也恨自己的，我不识文化，不用脑子。” 被下药拐卖到江苏徐州的D，此前压根连“江苏”这个省都没听说过，一点都不了解，她当时处于陌生之地，身上没钱，不识字，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说的话自己也听不懂，实在是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她努力自救，劝人贩子说，“你们把我带出来了，再把我送回家，我父母亲有钱，我就说自己到这儿来玩的，不说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卖的……”遇到买主她也表明自己要跑，“一天来一个人，来交了钱，来带我，我说，我不待在这儿，我要回云南去……后来人家就不要我了。” 据调研，被拐卖女性的自救方式至少有六种，①向拐卖者求情；②向收买者表明自己的拒绝；③不食拐卖者的食物；④紧随拐卖者以期返乡；⑤逃跑；⑥自毁、自残。然而，自救并没有那么容易。人贩子和收买者的控制手段包括两大类，一是精神控制，欺骗、恐吓；二是身体控制，限制行动自由，甚至使用暴力。人贩子和收买者常常会先把女性骗到收买家庭，再威胁被拐卖女性，如果不听话或者反抗，就把她转卖到更恶劣的境况中去——更穷的地方，更穷的家庭，更丑更恶的买主，更凶狠暴力的家庭……这是非常可能实现的威胁，许多被拐卖女性也的确被吓住了。 A说，“听别人说，要跑被逮住，就用强。有人逃跑，扒了衣服就打。很害怕，就不想跑。”“老婆婆（买主母亲）说了，你要是到一个不好的人家，打你，强迫你，你不是还得受了？我想想也是，打到你身上，那不好受，心里怪害怕的”。“他们家的人也讲，邻居也讲。人家都说，钱用掉了，你人要跑，不要打你吗？” B是被欺骗，糊里糊涂地自己去了收买人家。人贩子在徐州下车后，骗她说是去走亲戚，“亲戚家”其实就是收买家庭。到了以后，“（男方）三嫂也是云南人，她劝说别再想回去，说你想回家是白想。你在这个家，就是穷，你要是再到别家去，说不定大二三十岁，也可能瞎眼，缺腿少胳膊的。” B男方的三嫂其实也是被“骗”过来的，说是相亲，“当时说，你看了觉得好就留下，看了觉得不好就回家，可是来了就给看住了，不让走”。 E被同样的手段欺骗。“他们（人贩子）找到买主来看，我就闹，后来他们想长期这样也不是办法，就跟买主说好，骗我说是他们的亲戚，带我去玩几天，结果就被卖到这户人家了。” “曹小青事件”电视台报道截图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性别规范，比如贞操观、母爱观，也束缚了被拐卖女性。访谈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被拐卖女性是在与收买者发生了第一次性行为（有时是强奸）后，开始“认命”的，孩子出生后更是加深了她们的“认命”。《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中写，收买人及其家庭羁绊被拐卖妇女的两大方法，就是快速成婚与生育，即民谚所谓的“生米煮成熟饭”。跑过多次的D说，“不让我出去，怕我跑掉”“后来有小孩了，我走了就没人管小孩儿了，（我）就不想出去了”。 E说，“天天锁在屋子里，看着。……反抗也没用，当天晚上就把我锁在屋里，我就闹了。后来他哥哥，他们来了好多人么，他们都说我， '你要不服从的话，就给你送回去（退还给人贩子），送回去，人家给你找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他们就这么吓唬我。……我吓得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只好听话了。” 另外，对女性“要贤惠、不贪财”的规训，甚至让一部分被拐卖女性自愿留下，以证明自己“不是怕苦怕累、嫌贫爱富”。有些女性把人贩子付的路费、收买者付出的金钱都认为是自己的债务，自己觉得背负了沉重的经济枷锁而不敢离开。人贩子、收买方和收买方家庭，都会限制被拐卖女性的行动，女性在生下小孩之前，通常没有行动自由。家乡远在千里之外，自己又没有钱，逃也不知该怎么逃。即使逃离，孤立无援的女性，也往往会被周围人围剿抓回。 E也逃过多次，有时候是被抓回，有时候是不认路，怕再被拐卖，只好自己回去“不是想，是经常逃跑……就是哪会想跑就跑了，不过，再找机会也没有用，跑不出村口，就给人家弄回来了……才来的时候，三天两头地跑，跑也跑不出去”，村里“好多人给我抬回来的”。现在“当然想跑，还是想回去”。“人家村子里面当然向着人家这边人了，他难道还向着我外地人讲话？那是不可能的”。村干部对夫家收买媳妇这件事，没来管过，也没来看过，“什么都没有”。 E有很多次逃跑是因为被丈夫的二哥殴打，有一次大年初二下大雪，她被打昏死，摔在石头上，“那次，他哥哥又打我，我昏过去两次吧，后来醒过来了。他们都叫醒我说‘你还想跑吧？’那次（我）又跑了。不过，后来晚上，他家又带来了好多人吧，追到我，”“上一年出去打工，都被他们弄回来了。我到上海打工，就被他哥哥嫂子给弄回来了。” 被下药拐卖的D，反抗得是最剧烈的。她后来觉得那段经历耻辱，在访谈里也略过不提。但接受访谈的村支书却告诉了研究者，D被现任丈夫强带回家后，死活不干，装疯卖傻，大小便都在床上，她丈夫一直在“感化”她，一年后有了小孩，她就“好”了。也许有些“疯女人”，只是坚持不肯被“感化”。 F说，（自己被买）“村干部才不管你（这）事儿，当地人向着当地人，他才不管你的事儿，哪个管你？我说我算是幸运的，还有死的呢，被逼死的。” “曹小青事件”电视台报道截图为何不回家？与其说被拐卖女性“不愿回家”，不如说，她们并没有一个可以安心回去的“家”。有时候，收买方会刻意让被拐卖女性错过被解救的机会。 F就提到，有一次解救，上面的人来调查时，她事先被支走了，“支到她闺女家去了……知情人都跟他好嘛，都说好，还能说坏吗？那会儿见到准能回去了。我没在家，在家就跟着回去了，不想搁这儿，一点都不想，生活也过不惯。” 有时候，被拐卖女性即使回家也会牵挂孩子，因思念而痛苦。 B说，自己都是因为小孩才不回去。 E说，自己没走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丈夫，是因为我儿子……（夫家）不可能让我带走的。” D在1994年与丈夫孩子回过一次家乡，“当时就不想回来（夫家）了”。“待到半个月，他怕我不回来了，就把小孩带跑回家了”，走了一两天，“又回来跟我说……小孩喊妈，天天想妈，你回家吧”，我不回，“他把孩子又带走了"。母亲就说：“小孩才这么大（当时孩子出生8 个月），你不回去把小孩带大吗？” “我又想，还是回来（夫家）吧。” 有时候，娘家出于“既成事实”或者“不想惹祸上身”，而劝女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A的父母去世得早，被拐卖后哥哥来过一回，说，“你只说出去打工，哪知道你给人骗了卖了。现在来看看，这里是平原，粮食也够吃，在家里也挺受罪的。你就搁在这儿过吧。到哪儿也是过，你也有了小孩，就搁在这好好过日子。” E跟姐姐回过一次家乡，当时就不打算再回夫家了，“那时候，我姐姐也吓得要命，说你要不回去，他们家里还不得要我的命。后来，我姐姐就在那儿哭了，我就跟他们（来接她的丈夫）回来了。” F说，“我母亲嘛，是老封建，她说，你跟人家有孩子嘛，你得上人家家去。” 有时候，离家多年，娘家父母可能已经去世或者老迈，娘家房屋和土地早已被重新分配，即使回家，也没有遮风避雨的屋檐或养活自己的土地资源。有时候，她回家会受到村民的嘲笑和鄙视，她可能难以再婚，可能因为被结扎而无法再生育。很多时候，被拐骗女性回到家乡，既要忍受与子女分离，又难以获得生活资源。有些被拐卖的女性，当年是想出外打工，过更好的日子。然而竟然被拐卖，过着甚至比在家里更差的生活，她们难免会为此感到羞耻，抬不起头回乡。无论是离婚，独自带小孩，还是不要小孩，都会成为她们的“污点”。 B说，“在云南，结过婚再嫁会让别人看不起。”“你在这过，再找人（指离婚后再嫁），人好的，不要你；人差的，也看不起你，你是离过婚的，你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要不，你怎么离婚？” D说，“现在小孩多大了，没法回去了……我结扎过了，不能再生孩子了，如果回云南，不能再结婚生孩子了。” 这些困境，都阻碍了被拐卖女性回归原籍。尽管如此，许多女性还是依然有着离开的梦。 A说，“现在还想回家，毕竟是家乡。” D说，“也没想到嫁人（指在家乡再婚），说个心里话，要是不回来，就在（家乡）这儿过，就这样过下去，就在家里（跟父母）这么过。” E说，“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离开这个家，去打工”，她对丈夫、孩子、现在的家没有多少留恋，“都是身外之物”，“现在跑出去，我也不想回云南了，就想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天下这么大，还能没有我留身之地啊。” 与其问“被拐卖女性为何不回家”，不如问， “为何不分给被拐卖女性土地？” “为何不给予被拐卖女性过渡期住房？” “为何不给予被拐卖女性职业培训？” “如果被拐卖女性想离开并带走孩子，她能争到孩子的抚养权吗，有办法让她养活孩子吗，孩子能去异地上学吗？” “为何不将被拐卖女性送到异地重建生活？” …… 她们不是不想走，只是无路可走。结语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的国际公约里，对“人口贩运"是这样定义的—— “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接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如果已使用上述任何手段，则人口贩运活动被害人对上述预谋进行的剥削所表示的同意并不相干。” 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被拐卖女性“自己同意了”。甚至很多时候，被拐卖女性恨的也是自己，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轻信别人，为什么不够坚强，没有反抗到底。然而，应该被谴责的，永远是使用了各种非法手段的贩运者与收买方，而不是被性剥削、被强迫劳动、被奴役的女性。更何况，许多女性在被拐卖时甚至没有成年，只是大龄女童。拐卖人口，就是当代的奴隶制。被拐卖者也许在长久的绝望里“自愿接受了现实”，也许遇到了比较“温和”的奴隶主。但有件事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个年代，人不应为奴，人不应在暴力或威胁下被迫劳动、性交、生育，人不应被视为可买卖的财产，人不应被推入一种无法逃脱的被剥削的境地。而出于幸运没有落入枷锁的人，不应对当代的奴隶制视而不见。不要忘记她们。

陈旭威和工友们所工作的金矿矿口 2022年1月17日，陈旭威的航班从雅加达起飞，目的地湖北武汉。直到离开印尼陆地的那一刻，他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持续了三个月的头痛不治而愈。回顾在印尼的16个月，他经历了一场潮湿、闷热、瘙痒、流血的“黑暗之旅”，为了回国还搭上了数万元的负债。但至少，他找回了安全。 2020年9月8日，陈旭威经人介绍来到印尼加里曼丹岛吉打邦的一家金矿做钻工。在这场淘金之旅中，说好的高薪没见着影，他还在矿井中数次晕倒，被老板非法拘禁、被持枪的守卫殴打、被当地移民局追捕关押，甚至见证了一名中国工友的死亡。2021年10月，当意识到只有闹事被赶走才有机会离开这座“监狱”时，他和工友老郑策划了一场逃离。不过他们总算逃了出来，带着满身的伤痕与血污。而在海的那一端，仍有25名正在决心逃离印尼的中国工人被卡在逃跑的第一步。他们没有护照，也无法承担高昂的机票与隔离费用。而金矿关停，他们在当地无处可去。为了挣钱，他们离开家乡，也因为钱被困在了赤道。贴了封条的矿口金矿 2021年9月，陈旭威来到印尼一年了。他和工友们住在加里曼丹岛西部矿区里的宿舍里——几排木制斜顶平房，矿井距这里不过百米，越靠近矿井，地上碎石越多，盖住黄土地。加里曼丹岛是世界第三大岛，位于东南亚中心，赤道从中切过。岛上雨林繁茂，终年高温多雨，四条山脉从婆罗岛穿过。工人们的金矿在岛西部的西加里曼丹省的一座山上，岛西南部的密林中间，距吉打邦（道房县）首府道房将近4小时车程，从地图上看，它紧挨着一座村庄，几十户人家靠河延展。矿业，尤其金矿，是加里曼丹岛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根据印度尼西亚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公开数据，印尼金矿资源储量约191万吨，全球排名第4。18 世纪中期后 , 西婆罗发现金矿，华侨在那时就成为开采金矿的主要劳力，到19 世纪前期，全加里曼丹华侨总数就约有 15 万人。陈旭威和工友们是在2020年9月后才来到这里。根据印尼人力部门统计，截止2021年5月，印尼共有中国劳工35781 人（注：持工作签证的中国劳工），在外籍劳工总数中占比约 36.17%。矿工卢春福告诉记者，他们工作的金矿分为两个矿区，总共有100多名中国工人在此作业。陈旭威所在的矿区里的工人总共约50人，跟着一个叫余浩的老板。公开资料显示，余浩是云南普洱瑞豪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40多岁。“像个地痞。”陈旭威描述，“他心情好时和你说两句话，心情不好就坐在那拿眼瞪着你，吊你两句。”工作时，所有人都称呼他“余总”，“出来之后，所有人都管他叫大骗子。” “我们就是奴隶。”矿工刘长剑说。他和陈旭威同期来到印尼，“想来的就别来了。这地方太黑暗。” 9月28日上午，工人们上矿时，发现洞口贴着一张写着印尼语的封条。有人拿出手机翻译，得到一些断断续续不成语句的话：“犯罪现场......调查过程中不进行活动......国家警察刑事调查组......”。没人能清楚读懂这些话完整的含义，但结合挂在上面的黄色塑料条，人们总结出个基本意思——“矿封了”。看到封条，陈旭威下了决心。这次，他非得想办法离开不可。他告诉记者，2020年9月刚来印尼时，他跟几个工人曾因签证问题而被老板余浩安置在坤甸的一家酒店，当时，一位在这座金矿上工作的老工人曾说过一句“奇怪的话”。有一天，移民局的人要来了，老板让他们立刻转移。但那几个老工人却宁愿等到移民局10天乃至更久的监禁也不肯转移。最终，他们留在了那里，以求在监禁结束后被遣送回国的机会。一位工人说，这是他们现在逃离金矿的唯一机会。 “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分别时，他留下一句。一年后陈旭威想起了这句话。他必须赶紧走。从金矿，从加里曼丹，从印度尼西亚，他不能等了。当地煤矿井下情况（图/印尼当地媒体）停工矿封的那天，工人卢春福还寻思着，矿应该封不了几天就会重新开放。他是挖隧道的，和陈旭威一个班。大多数人和卢春福想法一样。之前，在2020年9月至11月时，金矿也停了近两个月。来自辽宁丹东的刘长剑还记得，2020年9月踏上旅程那天，他在朋友圈里发了自己穿着防护服在机场的自拍，配文“我去打仗了”。上矿第一天，刘长剑就真碰上“打仗”了。那次停工来得突然。2020年9月17日上午10点左右，金矿周边四个村庄的数百名村民涌进矿场。他们闯入工人的生活区，打破玻璃，抢夺财物，还殴打了几名工人。陈旭威和刘长剑以及其他100多名工友至今都不知道这场骚乱爆发的原因，他们只能逃跑——有人甚至试图跑进矿山更高处的丛林。据当地媒体报道，这起抗议缘起于矿业公司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股权纠纷。工人们听到砸门的声音就全跑了，什么东西都没顾得上拿。村民们抢走了屋里所有值钱的财物。当天，100多工人被矿方用四辆卡车拉到坤甸，一方面保护矿工的安全，一方面摆脱移民局的追查——吉打邦移民局负责人鲁迪·阿德里安（Rudi Adriani）接受采访时表示，离开矿场的共有128名外籍劳工，但登记在册的只有80人。鲁迪称，被发现有非法身份的打工者将受到严厉制裁，包括驱逐出境或被审判。事后，工人们按照一个月5000元标准收到了停工补偿。据当地媒体报道，在2018年，金矿也曾因类似原因停工三个月。在这座设备落后的矿上，停工不是稀奇事。除了骚乱，金矿还会因故障、停电这种小问题停工。因此，当2021年9月28号上午，大伙在洞口看到停工告示后，不少人并没当回事，就回宿舍等候开工去了。印尼四季如夏，温度常年在三四十度，人在室外根本呆不住。不干活的时候，工人们基本就窝在宿舍里吃饭睡觉。宿舍四人一间，有空调，每人每月收150元电费，四个人全交才能开。卢春福是矿上的新面孔，矿封时他来印尼还不到半年，但他早就有“能干一天算一天”的想法了。第一天上矿，他就被这里的简陋惊到了。在来印尼之前，他在老挝修高铁，也在国内的多家矿场干过十几年钻工，即便不是中老铁路这种“国家项目”，也都是叫得上名的企业的项目。此次来印尼，也是因介绍人承诺每月两到三万的高薪。但这是卢春福见过条件最差的矿井。五六百米深的矿洞仅有两米多宽，只有岩石松动处钉着铆杆；矿洞里隔几十米才有一个挂灯，微弱的光亮驱不散矿洞的黑暗，在地下，他们基本只能靠头灯照明；洞底常是积水，一个班下来，他穿的雨鞋得倒三次。将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中，每次下井没十几分钟，衣服就会被汗水浸透。他的工作是爆破。在岩壁装好炸药，引爆，再把大块小块的石头用农用小推车推到矿车，运到地面。矿上没有专门的炸药库，雷管和炸药被一起放在距矿口十几米的一个废洞里，矿工随便拿，没人计数。井下几乎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卢春福说，矿洞里没有专人负责排险，安全只能靠自己把握。半年里，这个矿井发生了两起工伤事故，一次是2021年5月31日，落石砸断了一名工人的一根脚骨和三根脚筋；还有一次是8月22日，空压机风管突然爆裂，断裂处的铁管在气压作用下猛烈抽动，打在一名工友身上，结果在医院住了十几天。矿上总是发生各种各样的状况。一出状况就得停工。矿井没有升降梯，工人们都是坐矿车上下。有一次，卢春福和同事要升井时发现停电了，只能徒步而上。大伙花了四个小时才走上去，“相当于走了100层楼梯”。但即便这样，他和工友们也没有想着离开这里。“来都来了，既然签了一年，那就熬吧。”卢春福打算坚持下去。封矿当天，工人们从矿口返回宿舍纠纷情况从封矿那天变得糟糕，猜疑、犹疑、恐惧……工人们持续数月的苦闷与压抑开始释放。一开始，刘长剑还觉得，“这回停工总不会比2020年那次还长吧？”但随着等待时间的加长，工人们意识到，金矿有可能再也不会复工。金矿的开采方为印尼一家名为‘Sultan Rafli Mandiri’（SRM）的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属于“永久停业”状态。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网站显示，SRM公司的董事长为‘Cheng Changren’。据多名金矿工人称，外包公司的甲方为“上海金銮国际集团”。北青深一度记者搜索发现，程长仁为上海金銮绿色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丰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中，丰蕴实业为上海金銮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30%，经营状态为存续。公开资料显示，从2019年至今，程长仁总共收到了28封来自上海多家法院的限制消费令。《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显示，程长仁共有7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记录。根据印尼当地媒体2020年1月报道，SRM公司拥有 100 公顷土地的金矿开采许可证。金矿于2018年中投产，实测含金量28吨，可使用10年。报道称，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和能源与矿产资源部被敦促彻查一项有关SRM生产报告的指控。这份指控详细列举了SRM公司在安全生产、非法用工、文件伪造等方面的问题，还称SRM每年偷漏税达约3286万人民币。按照规定，SRM公司等矿业公司必须将生产的产品全部出售给一家名为PT Antam的印尼国有矿业公司，以保证其足额缴税。这份指控称，据公司内部的消息人士称，2019 年和 2020 年，SRM公司向 PT Antam 报告称其每天仅生产100吨原材料，而矿场每天实际生产的原材料达到 1000 吨；余下的产品，都流向了当地的黑市。但SRM公司表示，这项指控毫无根据，甚至属于诽谤。刘长剑透露，这次矿场被封，原因据称是来自公司与“地主”之间的“矿权纠纷”。据多家印尼媒体报道，金矿原土地所有者曾拥有矿厂10%的股份，原所有者去世后，其继承人要求将股份由10%提高至25%。但SRM公司一直未同意其要求，土地证仍然在该继承人手中。报道显示，该继承人希望进入矿场和公司谈判，但遭到矿区内的卫队阻拦。这支卫队有25人，归属于印尼国家警察下属的“警察机动旅”。这一类别的警察主要负责执行特种任务和镇压叛乱，现在，他们似乎在负责这个金矿的安保。在工人们眼中，他们从属于老板，是他的“保镖”。在矿上，他们一方面阻拦外来者探查这间金矿，另一方面常常威胁甚至殴打工人。陈旭威这个矿区上有十多个警察，他们就在生活区一带活动，工人们就活在他们的目光之下。做戏这次停工停了一个月。看到没有复工迹象，陈旭威觉得，必须得用点招儿逃出去了。 2021年10月末的一个晚上，陈旭威和工友老郑在生活区晃悠。路过一间宿舍，里面有三个工人在喝酒。陈旭威顺了把菜刀藏在身上，他跟老郑合计演一场戏。“要走就早走，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这两人演的是“借酒闹事”这一出。喝过几轮酒，陈旭威借故跟老郑吵了起来。争执中，他掏出那把菜刀，在老郑胳膊上划了个口子——“不深，后来才缝了六针”——老郑捏起拳头，朝他挥来几拳。看起来劲大，打在身上是“轻轻”的。这场“斗殴”发生在生活区的中央空地上——这样更容易被警察们看到。果然，“哒哒哒”，枪声从陈旭威身后响起。计划成功了一半。他知道，自己又要被关进小黑屋了。冲锋枪声音逐渐靠近，伴着守卫们的脚步。一只大口袋裹住了陈旭威的脑袋和身子。他感觉自己被拖进一间屋子，丢在地上。陈旭威当过兵，懂得自护，他赶紧护住脑袋和腹部，蜷成一团，任拳脚从各个地方落下来。约莫半个小时，周遭安静下来，他扯下袋子，自己又来到了那间“小黑屋”。他慢慢跪起身，吐出几口鲜血。四天里，陈旭威身上被咬出鸡蛋大的包，身上的是蚊子咬的，头上的是拳脚砸的。陈旭威在印尼经历的关押不少。2020年9月，他和几十名中国工人搭乘同一航班的飞机落地印尼。当他们通过印尼海关时，工作人员嘴中重复着‘money’、‘money’跟他们要钱。前面的工友们分别掏出了价值几百元的印尼盾纸币，工作人员痛快地手起章落。到了陈旭威这里，他后面一位工友说了句“别给钱”。他便没给钱。那位工作人员便叫来了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签证文件进行搜查。搜查显示，他们的签证出了问题，但陈威旭告诉记者，他们对此并不知情。他们一行被移民局拘捕并关押起来，理由是文件作假。23名工人被分到两个10平米左右的杂物间里，“像座铁笼子。”陈旭威说。他在铁笼子里坐着睡了8天，每天吃印尼当地的炒饭，油纸包成馒头大小，从窗口丢进来。更折磨的是来到矿区之后。陈旭威适应不了矿上的生活，他身材偏胖，在40多摄氏度的井底，几百斤炸药腾起的炮烟令人窒息，干不了两下就会呕吐、头晕、往地上倒。他第一次出国，只想挣钱，不想把命搭在这儿。2021年4月，他爱人生病，他便找老板余浩，要求拿护照回国。对方不同意，称他要是想回国，先退回签证费、去程机票费以及头两个月的补偿，总计数万元。陈旭威交不出。他跟老板顶了嘴，两人吵了起来。“余浩说，‘把他搞一阵，修理修理。’”那一次，他就被关进了“小黑屋”。没人清楚小黑屋的具体位置，就知道在山上。陈旭威还记得，那间屋子约八九平米大小，只有一张木板床，门口有持枪守卫。在这里的两天，他完全没睡觉。窗户和门一直敞着，数不清的蚊子在晃荡、停驻、吸血。印尼那边的蚊子都是花蚊子，拇指般大小，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一颗颗肿包，他伸手去抓，抓到破皮流血也依然瘙痒。 2021年7月，陈旭威又被关了一次小黑屋。挨过几次打之后，他觉得“再不逃跑命都丧在这里”——这并非他吓唬自己，2021年底，他在工地上看到一名工人，穿着全套黑西装被殡仪馆的冷柜车拉走。他问了一圈人，没人清楚情况，就说是“急病死的”。但想要逃出矿区，吃点苦头免不了。陈旭威这次关了4天。11月1日，“禁闭”结束后，他和老郑被拉回宿舍，限十分钟之内收拾好行李，接着就被拉上了老板的三厢轿车，两人坐后两排，一边一个拿枪的守卫。他们的目的地是坤甸。泥土路、石子路、柏油路、公路……车轮转得飞快，陈旭威头晕得要命，一直吐，像在井下那样。原本十一二小时的车程，今天七个小时就到了。一到坤甸，两人就被丢下了车。抬起头，那辆‘KB999’渐渐驶远。这里是坤甸街头，不少陌生的华人面孔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自由了。 2021年12月27日，管理人员在食堂给工人们开会出逃事实证明，陈旭威的判断是对的。其余工人直到2021年12月21号那天才决定一起走。他们来自四川、湖北、山西、陕西等多个省。三个月来，余浩基本没露过面，连电话微信都很少回。有人觉得不对劲，找他要停工补助，未果；要护照说要回国，一会说护照在甲方那，甲方那边又说护照在余浩手上。恐惧在工人中间传播，大伙拖不下去了。刘长剑称，陈旭威和老郑被拉走后，就从矿上消失了，大家都知道，闹事被殴打和监禁是免不了的，都在议论猜测他们的下场。两个月来，工人们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但在那之后，没人再敢在矿上闹事，也不敢多喝酒以及琢磨逃离的事。刘长剑说，出来打工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几个月不给家里打钱着实说不过去。他们本还计划从吉打邦坐飞机去雅加达找大使馆，整个费用大概要一千元，但不少人付不起这个钱。他告诉记者，有的工友已经把能借钱、能预支的地方都用遍了。卢春福也愁。最近他整宿都睡不着，喘不上气。老人、妻子、两个小孩全靠他一人工资过活。最近家里打来电话，说5岁的小孩上幼儿园要交2700元学费，家里现在没钱交。卢春福是“出逃”工人中第一个离开的。2021年12月27日下午3点，他和一名工友借口出去玩，骑摩托车近四个小时从金矿到吉打邦县里，寻找送工友们出逃的方法。吉打邦县里会中文的人不少。经一名华人旅馆老板介绍，他花3500元租下7辆车，约定好第二天上午7点出发，到矿上把剩下的人接出来。卢春福没回去。“如果我要回去，肯定得被打。”他说。就在他到达吉打邦县那天晚上，矿上有人走漏了消息，老板说要把逃跑的人抓回来。矿上管理人员在食堂里给工人们开了个会，管理方拿出一份《停工协议》。协议中称，停工期间，余浩向工人们每月发放3000元停工补助，不包括食宿，并且在恢复施工后才发放。若不愿等待复工，余浩会结清工资，注销工作签证，工人可自行选择去向，一切费用自理。工人们不接受这份协议。他们觉得复工遥遥无期，而且老板承诺过，干满一年就承担他们的回国费用。2021年12月28日上午11点多，33名工人打好行李，站成一排往外走。守卫们把他们拦了下来。据现场的工人称，持枪的守卫打伤了几名工人，还有几个被拉回了矿上。最终，来到吉打邦县的只有25人。 12月28日，工人们决定一起出发去县里求救 2021年12月，工人们给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发了数封邮件，描述了他们的处境与诉求，希望能获得援助。在12月28日至1月5日中间，使馆工作人员与卢春福通了7次电话。卢春福告诉记者，工作人员称，使馆在当地没有执法权，但可以从中协调。他希望卢春福和工人们可以和余浩谈判，双方各退一步，并建议他们在当地寻求法律援助。刘长剑称，工人们还让国内的家人在“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留下信息，希望有关部门能找到余浩，让他把工资、护照和机票给他们。但这些方法都没奏效。离开金矿后，25名中国矿工就这么卡在道房县上，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护照和钱，离开印尼。 28日，工人们在宾馆旁边的餐馆吃饭，老板会说一点中文，他问起工人是来做什么的，他们便将事情原委告知对方。老板说，他认识一位印尼当地的朋友，或许可以帮到他们。“他就把我们的签证单复印了一份，去了移民局。”刘长剑说。刘长剑觉得事情或有转机，便等着餐馆老板的消息，可一周都没等到回信。在县里脱产维权是坐吃山空，一人一天要花七八十块。1月4日晚上，大伙开了个会，决定自己去找人。 1月5日，工人们去了三个部门。他们先去了移民局，想要回自己的护照。移民局的工作人员称，想回国得先有机票，见到机票，移民局才能为他们解决护照问题。至于矿方拖欠工资，矿工没钱买机票的事，不归他们管；接着，他们去警察局试图报案，但警察告诉他们，扣护照是犯法，让工人们去劳工部起诉解决；再去劳工部，工作人员记录了余浩的电话，称会“协商调解”。忙活一天下来，没有任何结果，正在工人们失落的时候，县里餐馆老板打来电话，称自己联系上了县长，县长答应解决这些问题，让大家7号去县政府。根据印尼当地媒体报道，在协调会上，工人代表要求SRM公司支付2021年9月工资，2021年10月至12月补贴，购买回国机票，负担中国、印尼两国隔离费用，并支付两名工人工伤事故的医药费。SRM公司及劳务外包商表示愿意分期承担上述事项，但需要工人先回到矿上。工人们拒绝了公司的要求。他们认为，如果回到矿上，那就是又回到“余浩的地盘”。到时候不仅不知道承诺能不能得到兑现，连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证。协调未果，工人们还差点又被关起来。当天，县长出席了会议，他提出，必须将工人们尽快转移至坤甸的“移民拘留中心”（这里被用来拘留触犯印尼移民法的外国人），以保证吉打邦的长治久安。据当地媒体报道，县长称：“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优秀的外国工人还是他们国家的前罪犯。如果他们在吉打邦造成犯罪，对我们来说可能会很麻烦。” 他们最终没有被送去坤甸。1月11日，印尼坤甸移民拘留所所长说，这25名中国工人未违反任何移民条例，因此不能押往移民拘留所。刘长剑觉得是因为人还不够多。矿上一共有47人，决定出走的35个，中间经历分化、阻拦、退出，最终出来的只有25人。“他们回去没有一个人会有好下场。”刘长剑说。但他能理解那些选择留在矿上的工友们的选择：“那是没有办法的选择。生活所迫。” 陈旭威有位工友老乡目前仍在矿上。他告诉记者，这位工友唯一的亲人就是患有癫痫的儿子，他的工资基本全打回去给儿子治病了。留在矿上至少还有口饭吃，出了矿，他根本无法担负生活开支。 2021年末那几天，陈旭威看到了25名工友的新闻。那时，他已经在雅加达接受检测，等待离开，也已经把工友们拉黑了——余浩警告他，如果他和其他工人们联系，就让他“走不了”。陈旭威不敢不服。他告诉记者，在工人群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在印尼，可以买通核酸检测机构出具核酸证明。曾有离开的工友，在被矿方安置的医院里怎么测都显示新冠阳性，无法办回国手续。后来偷偷出来换了个地方测，才终于转阴。陈旭威称，余浩在吉打邦“只手遮天”。在吉打邦坚持到农历春节之前，25名工人还是分开了。1月28日，包括刘长剑在内的3名工人从吉打邦飞抵雅加达，他们决定去中国大使馆求救，剩余工友留在原地。29日，刘长剑得知在剩下的人中，又有10名工人接受了余浩的安排，拿到9月份工资，放弃争取机票和停工补助，被接去了坤甸的酒店居住。在这10名工人中，有4人准备回国，其余则打算继续去其它国家打工。陈旭威称，在除夕的前一天，他列出了自己此行回国的费用明细，给余浩发信息，问他能否“报销”。但等他打微信电话过去，屏幕显示，对方已把他拉入黑名单。于是他在几个500人的海外务工沟通群里发消息，报出自己工作的金矿位置和名称，并告诉群里的工友，“余浩这人是个骗子。”群里一下就炸了。几百条消息弹出来，他数了数，有上百人都说自己被余浩骗去过印尼打工，其中90%的人在受骗后都因为余浩人在海外，难以追究法律责任而不了了之。回国之后，陈旭威联系了十堰公安机关，并会在2月14日隔离结束当天前往公安局报案。尽管又有工友邀请他去法国打工，但他不敢再去了。此去印尼“淘金”，自己挣了4万，花了10万。海外一年多，一分钱没挣到，反而欠下6万多块的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