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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之前，舒淇签下了六部三级片，只赚到十万块。王晶看到她的才能，把她推荐给尔冬升，到《色情男女》里本色出演一名脱星。电影讲一位有梦想的失业导演，为了生存不得不拍色情片的故事。跟舒淇演对手戏的是张国荣。当张国荣的角色在片场抱怨，自己不想拍三级片，刚拍完裸戏的舒淇对他说：“你口口声声说不想拍三级片，知不知道演的那个最难受？” 《色情男女》上映后，被评价为“最好的三级片”，得到了柏林金熊奖的提名。舒淇凭借这部电影，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女配角以及最佳新人奖。之后，舒淇被侯孝贤看中，成功转型为文艺片女演员，还和张震因戏生情。但张震的父亲却对媒体说：“舒淇不会是张震的另一半。” 01 李翰祥与黑太阳731 香港电影检查制度没有完善之前，三级片还叫风月片。其中最出名的导演是李翰祥。李翰祥是邵氏兄弟影业的人。邵逸夫和香港政府的人关系很好，他几乎每周都在庄园里开派对，邀请政府官员，所以电影里的色情镜头能通过审查。 1963年，李翰祥离开老东家邵氏，胸怀理想前往台湾自组公司，结果屡屡被骗，公司濒临破产。八年后，李翰祥重回香港，暂时放下了心中的艺术理想，将赚钱作为第一目的。邵逸夫和李翰祥李翰祥恳求重回邵氏旗下，邵逸夫很快接受了他。因为当时邵氏正面临成立以来最大生存危机——首席执行官邹文怀对薪金制度不满，挖走几员猛将，组建了嘉禾电影公司。 1971年，嘉禾刚成立一年，就签约了李小龙。合作的第一部《唐山大兄》创下香港有史以来最高票房纪录。《唐山大兄》剧照邵氏遇到危机，邵逸夫将希望寄托在李翰祥身上。1972年，李翰祥拍出了讲述民国军阀的风月笑片《大军阀》，票房虽不及李小龙同年的《精武门》，但也广受欢迎。两年内，他又拍摄了《风月奇谭》、《风流韵事》、《一乐也》、《北地胭脂》等五部风月片，突破了过去港片的暴露尺度，还融进戏曲、相声、中外名著、坊间笑谈、民间故事等元素。截至1973年李小龙过世，李翰祥五部片为邵氏创下票房收益1500万元，超过李小龙为嘉禾创下的1300万元。吃到了风月片的甜头，邵氏支持李翰祥累计拍下了20多部同类作品。当时还在“跑龙套”的成龙，也多次出现在李翰祥的影片里。一会儿是《北地胭脂》里给嫖客把风的茶馆小二，一会儿是《金瓶双艳》里监视潘金莲、给武松报信的“小王八蛋”。有记者曾问过成龙这段经历。他没有一丝回避：“那个时候饭都没得吃，什么都拍！我做武行的时候，还拍很多强奸的戏呢，撕烂人家的衣服，只不过是武行的脸不会出镜，你们没看到而已。” 1974年《金瓶双艳》中的成龙 80年代，是港片真正的辉煌时期。香港导演午马回忆，当时无论什么影片都有观众捧场，利润回报率基本都能达到百分之百。因为大家不愁赚钱，再加上电检制度严格，除了邵氏旗下的李翰祥、何藩，很少有人拍情色片。直到1988年，香港实行电影分级制度，这样的状况开始改变。香港电影开始分出三个大级别，其中二级中有两个子分类。 • I级，是适合所有年龄的类别； • II A, 不适合少儿观看；II B，不适合少儿以及青年观看； • III级，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级片。仅限18岁以上才能观看。香港实施分级制度后，第一部三级片是《黑太阳731》。影片揭露日军侵华时期731部队对中国人实施的人体试验，其中有大量真实解剖尸体的情节。《黑太阳731》剧照《黑太阳731》的导演是香港导演牟敦芾，但投资却来自内地。影片送审的时候，正赶上香港电影分级制度颁布，就这样，一部大陆出资的影片意外成为了香港第一部三级片。 III级电影的主要类型是性爱情色片和变态暴力片。香港人对影片中的色情、暴力、粗口、恐怖元素历来包容，因此许多导演、编剧、演员都看准了这一市场。 1991年送检的1337部中外影片中，被列为III级的比重高达42%。在演艺事业上不得志的一些香港小姐、亚洲小姐也有了新的方向。 02 亚洲小姐翻身仗 1985年，叶玉卿参加第一届“亚洲小姐”选美活动，夺得季军，受到亚视力捧，出演了几部戏的女主，可始终火不起来。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她25岁。叶玉卿决定放手一搏，为周刊拍下露两点封面。之后，她成为香港艳星中脱得最彻底的一个。她一口气演了三部三级片《情不自禁》《我为卿狂》《卿本佳人》，共创票房收入三千多万元，片酬也从《情不自禁》的五十多万一跃至《卿本佳人》时的两百万，创造了“叶玉卿神话”。和叶玉卿并称“双叶”的叶子楣，1985年在亚洲电视训练班毕业后，度过了几年蛰伏期，后来加入嘉禾，在蔡澜的建议下，开始拍摄三级片。 1994年，她拍的《玉蒲团之偷情宝鉴》，在香港创下近2000万的票房，成为当时最卖座的港片。左：叶玉卿右：叶子楣发掘叶子楣，是蔡澜的工作之一。作为著名电影监制，蔡澜也制作过不少三级电影，比如叶子楣主演的《女机械人》、李丽珍主演的《爱的精灵》、《不扣钮的女孩》。蔡澜还自组过一个名叫“大路”的嘉禾卫星公司，专拍题材禁忌、风格独特的电影。他曾同时制作《力王》和《聊斋艳谭》这两种极端类型的电影，一个暴力，一个色情。 “香港四大才子”中，另一位对“三级”研究颇深的是黄霑。20世纪90年代初，黄霑主演了《大咸湿》、《不文小丈夫》、《不文教父》等一系列三级片。影片的形式不同于以往的色情片，而是黄霑作为主持人，用“伪纪录”的形式，带领观众深入风月场所，了解悠久的色情史。在高志森监制的《不文小丈夫之银座嬉春》、《不文教父带你嫖韩日》等一系列电影中，黄霑与两位同事借公干之名，前往日韩两国游红灯区，即使受骗染病而回，也依旧淫兴不减。《大咸湿》中的黄霑蔡澜和黄霑都不在意公众的道德谴责。蔡澜说：“我拍的第一部三级片上演的时候，到九龙城买菜，卖菜的人说，蔡先生你拍的片子昨天我跟我老婆看了很高兴，我相信我也是在造福人群。” 黄霑也讲：““三级”的东西在这个世界处处存在，做演员就是要反映人生，为什么不敢拍三级片？” 但要说三级片拍的最卖座的，还要数王晶。《色情男女》里，尔冬升拿自己的作品《没有车轮的战车》与王晶的《满清十大酷刑》对比；前者在二十四间戏院只收七千块，还有三间戏院是零票房，后者光是午夜场就收106万。《色情男女》中尔冬升电影的海报影片中，罗家英对张国荣饰演的小导演说：“没人要你做王家卫，你做王晶就好了。” 张国荣反问他：“那你有邱淑贞吗？” 早在1987年，邱淑贞参选香港小姐时，王晶就对她有了好感。那时王晶还说了一句很有名的预言：这个圈子里很多美女，但能在电影圈走红的，一定是邱淑贞。一开始，王晶给邱淑贞定下的是“玉女”路线，她演的大多是《鹿鼎记》里的建宁公主、《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中的小昭这样清纯可爱的角色。到了1992年，王晶觉得这条路走到头了。恰逢叶玉卿“全裸三部曲”红遍香港，他就为邱淑贞打造了《赤裸羔羊》。《赤裸羔羊》的宣传海报，是王晶请《花花公子》的女摄影师拍的。拍摄裸露戏份时，王晶还会专门清场，只留下女性工作人员。观众因为具有迷惑性的赤裸海报走进影院，结果王晶把她保护得太好，邱淑贞三点一个没露。即便如此，仍旧票房大卖，邱淑贞一炮而红，王晶用这样的原则去拍邱淑贞——“好的色情片既要让女观众羡慕女主角,不能让他们觉得女主角贱,而是很性感迷人。”他还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如果你想把她拍好，就要真的爱上她。李嘉欣曾被曝出的通话录音里，能听到她羡慕地对刘銮雄说，“人家王晶是痴心情长剑，可以什么都为了邱淑贞去做。” 相比于被动下海的邱淑贞，同年出生的翁虹则更主动。 1989年，翁虹在亚洲小姐选美大赛中一举夺冠，还拿下了完美体态奖和最具风采奖。 “亚姐”的桂冠给了翁虹通往演艺圈的可能。她成了一个很努力的女演员，经常在片场请教工作人员，没有她的戏份时，她也去片场看别人怎么演戏。最拼的时候，她一年拍了11部电影。正是三级片最兴盛的时期，有人重金邀约她出演，但翁虹回绝了：“也许部分“亚姐”出身的明星演过三级片，但那不代表所有“亚姐”的作风。”她言语间所指的，是四年前同为“亚姐”出身的叶玉卿。翁虹继续刻苦演戏，事业却不见任何起色。邱淑贞的《赤裸羔羊》爆火，让她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冲击。 1993年，翁虹接拍了第一部三级片，《挡不住的疯情》，票房平平，还因此与家人反目。翁虹与任达华主演的《挡不住的风情》之后王晶找到翁虹合作《满清十大酷刑》，才让她找到了自己清宫戏路。她又连续接拍了《青楼十二房》、《满清禁宫奇案》、《慈禧的秘密生活》，终于成功上位。 03 三级市场喜与悲邱淑贞、翁虹之后，王晶发掘最成功的是舒淇。 1995年，20岁的舒淇，当了几年广告模特后，被台湾影帝柯俊雄赏识，参演电影《灵与肉》。次年，经纪人文隽将舒淇带至香港发展，把她介绍给了好友王晶。王晶带她拍完《玉蒲团之玉女心经》，感觉当“脱星”实在浪费舒淇的天分。 “说起来很奇怪，你说舒淇很美，但她不是，你说她不美，但又不是。她是那种让你见了就忘不了的人。” 当时正逢尔冬升要拍《色情男女》，王晶就让舒淇去尝试转型。舒淇说，这部片子真实地描写了她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她借角色梦娇之口说出自己的成长心声：“我以前在的时候台湾家里穷，父母常常吵架，自己又不行，书读得不多，所以就跑到香港。我要拍戏，我要赚钱，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回去让爸妈过得好一点。” 《色情男女》之后，王晶又邀请舒淇演《蜜桃成熟时1997》。这一次她拒绝了，因为张婉婷的《玻璃之城》也找了她，舒淇不再需要脱光也能演戏。为了昔日恩情，她答应王晶客串一天。也就是1997这一年，港产片数量似江河飞流日下。 1960年后，香港电影的年平均产量在260部以上，好的时候能有300多部。1997年，却下降到了一百多部。再过一年，只有85部了。香港电影迅速盛极而衰，离不开制作公司的“短视”原因。当年的剧本创作流行“飞纸仔”方式，导演开拍前只有故事大纲，开机后当天编剧才会传来要拍的剧本。一部电影常常半个月拍完，全靠临场发挥。市场也是即兴投机，一部僵尸片成功，接着就拍100部僵尸片；一部英雄片成功，接着就拍100部英雄片。比如90年代的名威公司，炮制了一批以曹查理为男主角的三级片，为降低成本，将拍摄好的几段卖弄色情的素材重复使用在《三剑侠与飞机妹》、《奸魔》、《蛇妖显灵》、《聊斋之艳蛇》多部影片中来欺骗观众。曹查理与周星驰对戏 1998年，新宝院线宣布成立，打破了香港电影格局，还将台湾片商引入香港，导致大量台资港片泛滥。结果台湾及海外市场无法忍受港片题材趋同、粗制滥造的现象，最终台商撤资，港片彻底跌入低谷，港星纷纷跑去好莱坞发展。出走好莱坞的周润发 2002年，整年的香港票房还不及在好莱坞发展的成龙、李连杰、周润发三人的收入多；2006年，香港全年本土票房还比不上一部《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内地的票房。三级片时代随着香港电影衰落结束了。当三级演员们再度回顾这段历史时，没几个还像当年那样坦然。 04 风月香江落幕时昔日的“亚洲小姐”和“香港小姐”，在三级片市场看衰后，都纷纷考虑转型。 1999年，邱淑贞与王晶分手，与I.T时装集团主席沈嘉伟闪婚，随即退隐娱乐圈。叶玉卿也嫁给了美国超市大王胡兆明，但她说：“在美国第一年真的很不开心，婚后曾经有人将我拍过的三级片给家婆看，令她对我有误会。” 在美国生下三个孩子后，一个言情片剧组找到叶玉卿，有意让她出演。但叶玉卿去见总导演和男主角时，那位男演员抱怨说：“叶玉卿是著名的艳星，我要是和她一起拍有亲热镜头的片子，我女朋友弄不好会和我分手。”叶玉卿最终被影片弃用。叶玉卿、胡兆明一家最不幸的一位艳星是陈宝莲。17岁时，陈宝莲去参加“亚洲小姐”的比赛，没能拿到好名次。落选后，陈宝莲的母亲贪图钱财，代她签约出演了《聊斋三之灯草和尚》。随后她又拍了《花街狂奔》、《换QI档案》、《剑奴》等多部三级片。陈宝莲也想过转型，加入侯孝贤《海上花》的剧组。但侯孝贤觉得她情绪波动太大，无法放心。之后陈宝莲恋上台湾富豪黄任中，但黄任中并不专心于她一人。陈宝莲拿着黄任中给的钱去挥霍、嗑药，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癫王”之一。 2002年7月31日，陈宝莲在上海静安区的一栋公寓顶层一跃而下，自杀身亡，年仅29岁。温碧霞也曾与任达华合拍过一个三级悬疑片《惊变》。回顾这段经历，温碧霞说：“我当时就想突破，以为这样很有型，后来才知道错的。香港人外表开放，但内心却很保守，他们根本接受不了。”那之后，温碧霞再也没接拍过三级片。《惊变》中的温碧霞男明星们，也各有各的困境。 1993年，黄秋生拍了《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足够血腥，但也道出社会底层的一些现实困境，在香港拿到了很高的票房。凭借此片中的表演，黄秋生获得了第13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第一个靠三级片拿影帝的演员。黄秋生接拍三级片，原本是想消除一个心理阴影。上小学的时候，他曾有一次因为没穿内裤而被老师惩罚，脱光了衣服站在操场上示众，很多同校的女生都看到了这一幕。从那开始，身体的暴露会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拍了《人肉叉烧包》之后，黄秋生的心理阴影确实消除了，因为那已经超过了他最害怕的事情。但拿到影帝后，奖杯却一度被他扔掉。母亲发现后，替他捡了回来，多年来一直放在家里厕所旁边。他说自己“讨厌《人肉叉烧包》，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的代表作”。演变态狂的角色时，黄秋生在片场一度怀疑自己，“念了那么多年戏剧学校，就是为了出来拍这个吗？”后来他骗自己说，“就当是我送给大家的万圣节礼物”，才勉强撑着演完。被称为“风月片教父”的徐锦江，21岁考入无线电视台艺员训练班，和刘德华、梁家辉、吴家丽做同班同学。离开TVB后，同学们都有了好的发展。徐锦江只能混迹在底层片场，拍三级片。许多女演员都夸过徐锦江的专业态度。他从不趁机对搭档占便宜，不吃有味道的食物，拍戏前先刷牙，身体出现反应，会立即叫停。徐锦江刘德华昔日合影王晶曾这样调侃过他：“动作片成龙第一，三级片徐锦江第一。”结果拍了几年后，徐锦江因为“失去自我，找不到自己”，患上了抑郁症。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徐锦江不再接戏。家人给了他一个画室，中午唱歌，下午喝茶画画。过了一两年，徐锦江才在雕塑和绘画中慢慢找回了希望。香港的一个报纸曾这样描述三级片兴盛期：“谁都想在这短短的电影盛世中捞一把，商人捞钱，艳星捞名。” 这其中幸运的，有全身而退的方法，能见好就收。但更多的名字投身其中，成为风月香江的牺牲品。那些摘不掉的标签，咽不下去的眼泪，或许就是代价。 05 在所有的三级片演员中，舒淇可能是转型最成功的一个。舒淇说自己在私下里很少哭，“我的眼泪是很值钱的。” 1996年，她拿到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有记者问她：“你得奖了为什么不哭？”舒淇回答她，得奖就是应该开心，就是要笑，不想到处讲述自己有多惨，人在困难时，哪里都困难。那之后，舒淇走向了文艺片，成为侯孝贤的御用女主角。 2005年，舒淇和张震拍了侯孝贤的《最好的时光》，在里面上演了三生三世的爱情。影片宣发期，两人一起去《康熙来了》，当舒淇被问到：“如果张震真的开口追求你，你会答应他的追求吗？”她笑着回答：“会吧。” 那时舒淇已经渐渐洗脱艳星的影子，但张震一直极力撇清自己和她的关系。张震的父亲也对媒体说：“舒淇不会是张震的另一半。” 她对自己的那段经历却一直很坦然：“我不生气人家讲我拍过三级片，没有过去的我，就没有后来的我。这倒不是说感激的心态，因为这是一个自我经历的过程，我不会否认过去。” 2012年，赵文卓和甄子丹发生骂战，舒淇发微博力挺甄子丹，结果遭到网友的炮轰。舒淇成名前拍过的各种写真合集被翻出，大量网友到舒淇的微博上留言，辱骂她，发出她的各种艳照。3月26日凌晨，舒淇一口气删除了所有微博，取消了所有关注。当天下午，媒体拍到她在中环公园哭到双眼红肿，泣不成声。上一次她哭得这么伤心，还是在张震的婚礼现场。张震婚礼现场的舒淇婚礼上，张震的妻子点名舒淇，将手中的捧花给了她。舒淇边哭边说：“我就是来祝福我的好朋友。” ———————— 部分参考资料： [1]、《香港电影演义》，魏君子 [2]、《香港三级片风潮透视》，杨啸 [3]、《辉煌过后，如何复兴》，知网 [4]、《三级片：香港剥削电影不为人知的故事》，Calum Waddell [5]、《当代“灰姑娘”舒淇》，BTV档案

2022年6月10日凌晨，唐山市某烧烤店发生一起暴力打人事件，现场监控视频记录的恶行，令人愤慨。人们在激愤的同时，也在心头沉闷：这起恶劣事件究竟折射出什么？扫黑除恶在一些地方到底有没有彻底落实？本文分析指出，城乡基层治理往往面临黑恶势力的挑战，黑社会利用规则和资源，演变为可以影响基层治理的地方势力。对于黑社会而言，与一些拥有“社会控制力”的地方官员形成特殊的利益与权力的联盟，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混混一旦拥有财富，并且垄断地方特定行业或产业，便摇身变为成功商人。而以商人身份与基层政权形成结构性关系，则是黑社会老大成为地方势力的最后一步，这无疑威胁着国家治理和社会安全。本文原载《南风窗》2015年第5期，原题为《县域黑社会的生存之道》，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县域黑社会的生存之道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组织结构较为严密、犯罪手段带有暴力性、反侦查能力较强，使得其社会危害性也比较高。认定一个犯罪团伙具有黑社会性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即便某一犯罪团伙的社会危害性够得上“严重”，其组织特征也不一定符合黑社会性质。因此，公安机关在打击黑社会犯罪团伙的时候就会非常困难。在警务实践中，几乎没有一个黑社会团伙是在其内部组织状况被充分掌握的情况下受打击的，公安机关恰恰是从普通社会认知的角度对其进行侦查、打击，最后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对其加以清除的。为什么这样说？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业，乃至犯罪团伙，要有效率，都会很自然地采用等级制、部门制等科层组织的管理手段。因此，一个“成功”的黑社会团伙也必定是“企业化”运营的。但是，一旦黑社会团伙达到规范的企业化运营水平，也就意味着它基本上摆脱了暴力等低水平、风险高的谋利手段。而一般的犯罪团伙最多只是松散的犯罪联合体，根本够不上“组织”要件，也不能被认定为黑社会组织。因此，真正能够被公安机关认定为黑社会组织的犯罪集团并不多。 ▍熟人社会网络要准确认识黑社会的“生存之道”，需要有一种生态学的视角。黑社会不是单个犯罪集团，而是由众多犯罪个体、松散的犯罪团伙、有经营头脑的组织者整合而成的体系。黑社会与正常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必定嵌入在市场社会、人情社会、权力网络之间，并从中汲取营养。因此，一个完整的黑社会体系必定有一个联系色谱：黑、灰、白等成分都有。犯罪集团生存的秘诀在于，它努力保证其底色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白色。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真正有权有势的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个人里面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力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笔者在县城调研时感触非常深的是，这几百个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他们之间即便不熟悉，也大致了解各自的底细。身处网络中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事需要找到网络内的任何一个人，一定就可以不费力地找到。事实上，笔者的调研之所以较为顺利，恰恰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圈子里几个关键人物的支持，由此可以不用过于费力地找到想要访谈的对象。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权力的交汇点，也是信息集散地。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因为它是县城里唯一合法掌握并可施展暴力的机构。县政府如果要强力推行某项工作，就必定需要借重公安力量；而社会中的各方势力如果要顺利活动，也必须有公安局的保驾护航。说它是信息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无阻力地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中心。在这个意义上，黑社会的一些情况不可能不被公安局知道。笔者访谈了多个公安局的中层干部，他们在掌握信息上绝对是专业的。关键在于，信息要呈现为无可辩驳的证据，就变得复杂了。一般情况下，黑社会老大不会以犯罪分子头目的脸面示人，他们都注册有公司，或从事一些正当职业，许多老大都是跨行业经营者。这些老板也因此交游甚广，肯定可以进入这个县的经济圈子，和正经生意人相熟。他们也会因为从事经济活动，和地方政府领导、公安部门相熟。事实上，仅仅从生意的角度上说，黑社会老大也必须嵌入到地方权力精英网络中。 ▍产业灰色地带黑社会生存的基础当然是暴力，但纯粹以暴力为生的黑社会，则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黑社会的终极目的仍然是获取利益，而暴力获利的成本实在是太高。黑社会要长期存在，必须有赖于产业支撑；只不过，其产业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由暴力威胁所维持的垄断市场。从笔者的调研来看，在地方社会中，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具有一定特点。黑社会成员基本上都是草根出身，不太可能出自大资本，也没有多少文化知识，这就注定了这些黑社会组织只能从事一些低端产业，比如经营宾馆、娱乐场所，从事建筑等行业。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和各方打交道，黑社会组织因此具有一定优势。比如，宾馆、娱乐场所往往是黄赌毒等黑色产业的聚集地，一般生意人不愿意冒风险。排除干扰的最好办法是，和那些有势力的地方力量合股经营。再比如，这些年城市资本开始大举下乡，各个县城都在搞房地产、工业园区，实力雄厚的老板们做一些资本运作，进行产品营销即可，也不在乎低端产业的一点小利益。但这些高端行业要在地方社会顺利发展，又少不得低端产业的配套。典型如碰到征地拆迁问题，大企业当然不愿意碰这个矛盾，而将相关业务“转包”给那些具有黑社会势力的拆迁公司是最保险的做法。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必定有黑社会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其中。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大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这个垄断产业或者是由于地域闭塞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产业单一性造成的，抑或是由资源稀缺性所形成的。笔者调研的这个县还没有星级宾馆，但有名的一家宾馆就是一个有名的“混混”开的。总之，只要稍微耍点暴力威胁之类的手段，黑社会便可以方便快捷地控制这个产业。笔者调研的这个县，由黑社会控制的产业大致有三个：长途班线、米粉批发、土石方工程。长途班线的营运需要交管所颁发客运许可，这就决定了每条线路可营运的客车数量是相对固定的，客运利润非常有保障。交通局当然只能把客运许可颁发给具有营运资格的客运公司，可绝大多数客运公司自己并不投资购买客车统一营运，而是让一些大大小小的老板“加盟”，客运公司获取管理费，而客车老板则自负盈亏。有资金实力营运客车的老板不少，但能够有效管理线路的老板却不多。为了避免被滋扰，绝大多数老板都愿意和黑社会势力合股。他们之间分工明确，台面上的老板负责规范经营，黑社会势力则负责维护垄断市场秩序。2010年，该县交通局引进了10多台出租车，但营运没多久，就被庞大的三轮车市场挤垮了，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改走长途，尤其是从县城到市区之间的线路。很显然，这对长途客车市场是个巨大冲击，从而导致两个行业之间冲突不断。笔者调研的时候，就发生了出租车司机围堵县政府大楼的群体性事件，原因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被一位客车乘务人员打了。很多人都心知肚明，这位乘务人员的行为是当地黑社会势力授意的。米粉批发也为黑社会所控制，这多少让人奇怪。不过，仔细分析发现也符合常理，因为米粉市场太适合黑社会势力介入“管理”了。笔者调研的这个县的人喜欢吃米粉，尤其是早餐市场，米粉的销量极大。可以想见，米粉虽然不起眼，但利润却可观，也有保障。然而，全县大部分米粉都来自县城几个较为大型的批发店，这就意味着，只要控制了这几家店的米粉销售，全县米粉的垄断利润就容易获得了。这就为黑社会势力创造了空间：当地黑社会势力派人上门给这几家店的老板“做工作”，要求每斤统一提价2毛钱，这2毛钱的额外利润给黑社会。2毛钱的差别，对老百姓而言几乎没什么影响，批发店的老板也没什么损失，黑社会势力却在不知不觉中获取了可观利润。于是，当地一些见多识广的人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县的物价和周边县没什么区别，唯独米粉价总是要高个几毛钱。土石方工程的利润上升，则与近些年来县城房地产热有直接关系。县城房地产除了一两家外来大资本，很大一部分由本地资本投资。而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地资本，其大多数下游产业土石方工程都由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承担。土石方有两个直接相关的垄断业务：河道砂石开采和拆迁。河道砂石开采是土石方工程的重要基础，它之所以容易被垄断，与这一产业的资源稀缺性有关：它同样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控制，一般老板难以进入这一领域。至于拆迁业务，大家心知肚明，因为只有暴力才能“突破”钉子户抗争难题：在政府对于使用暴力越来越慎重的情况下，黑社会的非法暴力已经成为一些地产商的依靠。 ▍黑社会的两条“底线” 黑社会要长期生存、“发展”下去，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来自黑社会内部的斗争，团伙之间、老大之间，如果竞争失序，就有可能两败俱伤；二是来自精英网络内的变化，一个老大过于嚣张，或其保护伞意外落马，都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三是来自产业经营格执行八项规定，对于这个内陆县城的娱乐业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直接原因是，当地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黄、赌、毒，使得这个行业的风险极高。但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前两年元气大伤，势力最大的团伙老大被抓，他们所控制的娱乐行业当然也再难成气候。一般情况下，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局长、政委）都必须是异地任职，这会对黑社会势力的生存网络造成冲击。如果新局长实力雄厚，且很想有一番作为，当地黑社会团伙要么屈就，稍微收敛一些；要么就想尽各种办法，尽量与其勾连上关系。在笔者的调研中，负责治安的干警和派出所所长就直言，他们刚上任的时候，都有团伙头目通过各种熟人关系前来套近乎、请吃饭。甚至有头目明确请求，每年自愿缴纳一定费用，但要让其经营的色情场所少受检查。这当然遭到了严词拒绝。除了公安干警无法被收买之外，这个团伙承诺一年缴纳的费用，还不如被抓一次罚的款多。在公安局内部人士看来，完全将黑社会根除困难重重，因为黑社会所赖以生存的网络很难拔出，需要非常艰苦的努力和高超的博弈技巧。一个管理得当的黑社会团伙，马仔们犯事一定不会供出其小头目，而小头目犯事也不会供出老大，大多数老大被抓进去了，也会尽力保护其保护伞。为什么?这得益于黑社会内部的组织保障机制。有经验的团伙成员都知道，供出其同伙很难减轻自身刑罚，严守秘密却会得到“组织”的奖励：不仅其家人会受到团伙的优待，出来后本人也会受到重用。而老大们之所以不会供出其背后的保护伞，主要是基于维护团伙的生存网络考虑。老大们如果出来还要混，就不可能做出损人利己之事，否则有谁还愿意提供保护?因此，江湖义气并不仅仅是黑社会的意识形态，更是团伙生存的技术要求。前些年，该县最大的黑社会势力被端掉，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团伙组织失败所致，而是黑社会生存网络剧变所致。这个团伙被端掉的导火索是团伙的一个小角色犯了命案，公安局掌握的证据无法指向团伙老大，但从逻辑上看，这个命案肯定是团伙的“组织”意图。命案发生之时，刚好新市委书记到任，于是他很快将此案件作为典型，掀起了打黑除恶的运动。市局和县公安局联合破案，花了很大精力将这个团伙所有犯过的案子整理出来，先以开设赌场的治安处罚为名将“老大”抓起来，然后放出风说这个老大因命案被抓起来了。被抓凶犯信以为真，终于招供了。至此，该黑社会团伙被连锅端，但却没有涉及一个政府公职人员。这个团伙的覆灭虽然不是组织失败的结果，却是技术失败的典型，因为他们破了这一行的两条“底线”：一是不要犯命案，二是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只要发生了命案，地方政府很可能将之从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来处理；而只要没有命案，就很难有这个可能性。从技术角度上说，黑社会团伙如果不犯严重的刑事案，安全性就会大大增加。从公安局破案的内部视角看，案件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破案力度的不同。治安案件和较轻的刑事案件一般由派出所和治安大队管辖，他们办案的技术条件有限，不可能深入追踪普通案件的背景。而如果让刑侦大队来主办案件，则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各种刑侦技术（如调取犯罪嫌疑人的所有信息，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很容易掌握案件背景，并挖掘出案中案。理论上，只要刑侦大队不计成本地投入，绝大多数案件是可以侦破的。因此，老道的黑社会团伙，一般都会尽力避免采用非法手段来做事。即便不得已采用暴力，也会有效规制暴力程度，尽量不发生刑事案件。他们都知道，一旦出了人命，就会把事情搞大，后果便难以预测。黑社会团伙也要懂政治。现在一些普通的政治常识已经融入公安局的办案规律中，这个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知道。比如，在“严打”时期，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懂得这个时期要收敛一些。一些善于经营的团伙势力，甚至还会主动给公安局提供合适的“战绩”。但一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就要考验老大的智商了。在笔者调研期间，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正下决心把该县的一个黑社会团伙打掉。因为他们在园区建设过程中，干预征地拆迁工作，一方面怂恿村民做钉子户，另一方面又和乡镇政府接触，要求承包园区土石方工程，试图“吃了政府吃村民”。这种染指重点工程，影响县里中心工作推进的做法，等于是在公然露头，挑衅政府权威。结果必然是引发公安机关集中兵力侦查，找到更多有力的证据，加快打击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