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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徘徊、等待和命运，年近六旬的侯德健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位曾经的“祸头子”、点火者、撩拨时代的“龙的传人”，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坠入地面，再次归来时却以“永远的客人”自居，淡漠中带着苍凉和郁结，只把“痛的痒的”放在心里。本刊记者| 季天琴英雄需要舞台。侯德健最近一次公开演出，还是2011年，在9万人的鸟巢国家体育馆举行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歌手李建复介绍侯德健出场时，唱了两句《归去来兮》。这是侯21岁时创作的歌曲。归去来兮，田园将芜／是多少年来的徘徊／啊究竟苍白了多少年／是多少年来的等待／啊究竟颤抖了多少年…… 对于徘徊、等待和命运，年近六旬的侯德健有着深刻的理解。鸟巢演出，距离他前次在大陆的公演，已有22年。那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侯德健在手电筒的灯光下弹唱：今天我们多漂亮／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不会太远。这在当时显然是过分乐观的预言，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歌手自己的命运。时代的聚光灯熄灭，这位上世纪80年代国王般的人物走入了人生的困局。1990年他坐着一条渔船回到台湾，两年后避走新西兰，归来时带着易经大师的身份。曾经到哪都热热闹闹的人物，已经不适应舞台和人群，因为恐慌症。侯德健坦言，在鸟巢那么大的场合并不舒服，心跳极快，血压极高，肠胃搅动得就像洗衣机一样。“所以我要拉着李建复。他知道我的问题，站得很近，偶然我头晕了，可以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他说。 “想当年年轻帅气的排长/不正是今天你自己老张。”侯德健在歌词中预写了自己的结局。在北京三元桥附近的公寓里，谈论任何话题时，他都表现得平和舒缓。今年58岁的侯德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曾经瘦瘦的“尖嘴猴腮儿”，现今小肚子若隐若现。更深刻的改变在于气质和心性。他的朋友、艺术评论家鲍昆说起侯德健时既惋惜又难过：他变得一点锐气都没有了。在鲍昆看来，侯德健的歌声跟上一代每个人的灵魂成长都有关系。“老一辈的人看到他，可以给他磕头。这种人还都不傻，有文化有情怀的都认他。多少人都跟我说，他们请客，能不能见一见侯大师。但是现在他的情感没有了，他原来歌曲中深沉的东西都没有了。” 侯德健早期的歌词里充满了社会关怀，全是历史、国族、社会、家园这样的宏大主题。侯的另一个朋友、香港乐评人刘卓辉对《博客天下》表示，侯德健看起来是变得圆滑了，这跟他的年龄、遭遇都有关，他只是换一种更安全的方式来包装和表现自己，“一个人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侯德健习惯站在中国大历史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当被问及重新站上舞台与以前的心情是否有所不同，他并未直接回答，而是把镜头往前推到了元朝和明朝，认为那是中国人的价值和尊严最为堕落的时期。缓缓叙述了约10分钟，进入中国近代史的侯德健从沙发上起身，踱到客厅的白板前，提笔开始画图。图表名为“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侯德健用一幅“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来为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提供注解。摄影/李英武他画了一条横线，以此作为区分国家和时代的坐标线。线的上面叫秩序，下面被他定义为创意（非秩序）。这两个词意思相反，无谓好坏，只是用来表示状态。他又按照历史的进程在上面标出了4个时间点：1919、1949、1979和2009。1919年，民间的声音第一次成为主流；1949年中共建政，秩序占据主导。依次循环往复。这张图表，也是他为个人和家族命运提供的注解。1990年前后，他登上最大的舞台后又返回台湾，时间点正好处在1979年至2009年这个周期，他把这个周期的前15年定义为“非秩序主导下向秩序走”，后15年则是“秩序主导下往非秩序走”。他的中心意思是，时代自有其规律和大势，个人命运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烙印。他曾跨过大江大海。台湾作家孙玮芒认为，侯德健的生平就是一部精彩的小说，“1949年后也只有他这么一个人，穿梭在两岸，兴风作浪，而且在两岸都有影响，还总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处。” 孙玮芒是侯德健大学时期的挚友。从校园民歌时代的崛起到创作《龙的传人》走红，从“戒严”时期“叛逃”大陆到以戏剧性的方式返回台湾，孙玮芒亲眼目睹侯德健跨越整个80年代，超越金钱和政权的障碍，创作了他个人的行为艺术。 “他一生反映了两岸关系的很多面相。后来他又研究易经，搞了《白蛇传》的项目，‘唱红打黑’时还去过重庆。西方人有种小说叫流浪汉小说，小说结构是松散的，主人公到各地流浪串联，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侯德健就是他自己流浪汉小说的主角。”孙玮芒告诉《博客天下》。乡愁 2006年，侯德健在香港等签证，等了40天。有天他正在吃饭，有人通知他可以去取签证了。“那感觉真棒！”侯德健说，“‘咚’一首歌就撞上来了，旋律跟歌词一起来。”不到十分钟，他在一张餐巾纸上把这首歌记了下来，歌名叫做《转眼一瞬间》: 转眼一瞬间，不知多少年／多少悲欢离合，假装没看见／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多少喜怒哀乐，突然涌心田／你问我想不想，重新再来一遍／我只有望着蓝天，在白云间寻找你的脸 16年来，侯德健首次重返大陆。这也是他16年来的第一首歌。朋友们在这首歌里轻易就能摸到他的感情浓度。鲍昆对《博客天下》回忆，2005年他从朋友安哥处获得了侯德健在台湾的联系方式，大年初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了过去。聊聊数语后，侯德健告诉他：“我想回大陆。” 那几年他在台湾并未置业，一副随时都想走的样子，身怀再次回到大陆的愿景。他也从来没有敞开心扉，对外谈论归途上的种种迂回。侯的太太孙彦梅曾跟鲍昆透露，有次她在国内机场等了丈夫8个小时，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出现。故事听起来心酸惨烈。 “就聊些不痛不痒的吧”，侯德健说，“把痛的痒的放在心里好了。” 年轻时他自诩“祸头子”，这是句北京土话，通常用来诅咒那些最调皮捣蛋、最无法无天的人。那时他写起歌来也特别牛：给我一口气，我拼命往前走／给我一条大路，我不回头。现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愤怒青年的气息，“不背着手撒尿了，都服了”。谈到某些话题时，他会以天气不适为由，予以婉拒。现在的他，分寸感和距离感把握得极好。他说自己总算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作为客人应有的礼仪”。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永远的客人：作为一个祖籍四川的人，出生在台湾，他是客人；回到大陆成为台湾同胞，还是客人；后来移民到新西兰，更是客人；现在回来，又变成了华侨。 1956年，侯德健出生在台湾高雄的冈山致远村，那是个不到两百户人家的空军小眷村。他的父亲侯国邦祖籍四川巫山（现为重庆），是黄埔军校21期毕业生，脾气暴躁又胆小怕事，是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的英文教师。侯德健的外祖父罗秉谦是湖南衡阳人，在武汉上学时被英国人选中去印度学飞行，回国后参与组建空军。1949年，侯国邦和罗秉谦跟着溃败的国民党政权，渡海迁台。在侯德健“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的图表上，1949年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点。侯德健深知那些大陆老兵在台湾的宿命和无奈。“我爷爷给我爸爸写了一封信，我爸爸带到了台湾。”他现场对我们背诵了其中的精彩段落：“吾自幼读历史，不见姓侯者史上作为，得一异人相授，葬南山，不惜灭九族以期发三房。” 侯国邦是家中老三。1988年，离家40年的侯国邦回大陆省亲，安哥作为侯德健的朋友全程陪同。那次侯国邦跟小辈们唠叨，信上的预言都验证了。侯国邦的二哥是兄弟当中最聪明的人物，曾是谍报头子戴笠的手下，考虑到要就近照顾母亲，便回巫山老家当了个“司令”，打死了不少共产党人，最终自己也被人打死，还连累了父亲和大哥。现在侯德健背诵家谱，依然滚瓜烂熟。侯国邦自小就在他身上灌输慎终追远、世代传承的家族观，“背不出来是要挨板子的”。祭祖是最庄重严肃的时刻，21岁时，侯德健据此写出了《那一盆火》：曾经是爷爷点着的火，曾经是爹爹交给了我／分不清究竟为什么，爱上这熊熊的一盆火／别问我唱的什么调，其实你心里全知道／敲敲胸中锈了的弦, 轻轻地唱你的相思调在大学好友孙玮芒看来，侯德健早期的作品，包括那首改变他命运的《龙的传人》，主题都是乡愁。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这是台湾自1971年被赶出联合国以来，“外交挫败”上的最后一击。正在台湾政治大学就读的侯德健，当天写下了《龙的传人》：虽不曾看见长江美,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 澎湃汹涌在梦里。孙玮芒说，这是一个眷村子弟对故土中国的刻骨深情，呼应的是余光中的《乡愁四韵》。侯德健也曾表示，当写下《那一盆火》和《龙的传人》时，他后来回到大陆便是理所当然之事。民歌如今在海峡两岸，侯德健都是被遗忘的人物。他深知这一现实。他回忆起自己在“鸟巢”出现时，全场安静，“整个鸟巢上面都是一个大问号”，然后50后告诉60后，60后告诉70后，70后告诉80后，过了10秒，鸟巢才轰动起来。对于如何保持公众记忆，老友鲍昆和侯本人有不同的看法。鲍昆认为，继续写歌才是侯德健的安身立命之本，“他的歌里有很强的哲学意识，歌里有对人生无奈的感叹，是洞穿人生世事的感觉”。但是年龄、际遇已非侯德健能左右。近年来，他为某个服装企业做过一首《敢梦敢想，敢做敢当》的企业歌，类似的还有个照明公司。鲍昆说，这完全不该是侯德健的事，他应该是老练的、历经沧桑的深沉歌手，写出的歌应该都像《转眼一瞬间》那么深刻。“你要真是大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有担当的人，你知道太多东西了，就该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但感觉他好像没那个心情了。” 侯德健则表示，年轻人写诗，中年人写散文，老年人写小说，他已经过了写歌的心境。鲍昆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什么都不写”。侯曾是台湾民歌时代才情俱佳的干才。校园民歌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台湾各大学校园，清新质朴，接近生活。当时蒋经国正在推行“十大建设”，国家机器也改走怀柔路线，台湾的经济、文化日渐丰富。1975年，21岁的侯德健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捉泥鳅》，动机是为了泡妞。那是他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发长肤白，嘴巴很大，看起来很“骚”，特别勾人。侯德健追不上人家，只能造人家谣，说那么大嘴巴亲一次亲不完，跟吹口琴一样。现在已经上了年纪的侯德健谈起青春往事，还回味无穷：“她是第一个肯定我的人，认为写得比别人好，后来嫁给了学长，也不亏。” 他最放松的时候，是说起童年往事。留声机里的音乐他听一遍就能记住，还在学校里组织了个小军乐队。县长的妈妈过世，小军乐队去送葬，从头到尾只会吹3首曲子。班上个子最小的男孩背着鼓，被后面打鼓的一路敲晕。侯德健从沙发上站起来，比划小男孩走路东倒西歪的样子，在回忆里开怀大笑，“哎哟，小时候太好玩了！” 在政大，侯德健原本就读于会计系，3个助教围着他，教他学借贷平衡，但他“借贷怎么也平衡不了”，只能转到中文系。自《捉泥鳅》发表，侯德健便开始走红，1976年加入新格唱片。孙玮芒对《博客天下》回忆，侯当时父母离异，家境清寒，在台北靠打工自谋出路，人又穷又豪放，很有自信。在孙看来，侯德健接受能力很强，从柏拉图的《共和国》到纳博科夫《洛丽塔》，触角广泛。当时民歌还比较浅白，但侯的歌词里有诗歌的意象。 “他有女人缘，也有老人缘。”孙说。校园里的女粉丝围着侯德健团团转。孙、侯经常相携去台北厦门街看望余光中，余光中引用杜甫写李白的诗句赠侯德健――世人皆曰杀，吾意独怜才。侯德健则表示，他去看望余光中，一是因为他们家有3个女儿，二则他们家进口饼干很好吃。他刻意用一种游戏感，来掩盖早期自己理想主义文青的色彩。1980年代，大陆一位文化评论家批评他背负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包袱，怎么能搞得好最轻松的流行音乐。他欣然领受。即便在《龙的传人》里，他也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无力感：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台美断交之际，《龙的传人》歌词见诸《联合报》报端，索取歌谱的信函足以埋了侯德健，正在服兵役的孙玮芒利用休假时间帮他抄写歌谱，送交快速印刷，寄发热情的读者。孙玮芒参加过在政大举行的民歌演唱会，演唱会结束时，全场自发合唱《龙的传人》。“场面真的很感人。”孙说。这首歌由歌手李建复在1980年录成唱片。新格唱片用激昂的管弦乐队把《龙的传人》烘托成了进行曲。这并非侯德健的本意。这首民谣原本哀怨而压抑，当时台湾岛内一片被美国抛弃的弃妇心态，侯德健想表达的主题是“中国人太不争气了”。新格是台湾最早将民歌商业化运作的公司，制作部主任姚厚笙是侯德健的师傅。新格1977年在台北推出金韵奖民歌大赛，吸收了更多校园歌手参与原创流行音乐的改造。侯德健共担任了4届金韵奖评委。第二届的冠军是台大人类学系的学生齐豫。李宗盛也是金韵奖的参赛者。 1983年，歌手郑怡正要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制作人侯德健出走大陆，李宗盛临危受命，接替制作了生平第一张唱片《小雨来得正是时候》。在《康熙来了》的节目上，李宗盛用夸张的语气谈起侯德健当时的江湖地位：“哇，小侯，不得了啊！” 出走 1982年，侯德健奉子成婚，太太是台湾拆船大王的千金。一年后，他离妻别子，跑到大陆。他和儿子的生疏关系由此注定。这是他唯一的孩子。如今，年近六旬的侯德健对这段关系越来越感遗憾。他听说儿子很内向。他坦言，自己对大舅哥和弟弟们的孩子都很好，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实现情感补偿。孙玮芒认为，这说明侯德健也“开始苍老”。1990年，侯德健返回台湾，孙问他“小小侯”怎么样了时，侯当时还满不在乎。这种满不在乎也许只是一种表象，在回到大陆后创作的一首名为《出走》的歌里，侯德健表现得并非那么没心没肺：家里有个她坐在榕树下／有谁告诉她我不回家／实在太远，想不起我的家／就是太远，到半夜更想她那时他还处于“给我一个理想我猛追求”的状态，寻求的感情也只是“给我一点安慰，不必太温柔”。家庭这个头箍对他而言显得太紧了。孙玮芒大学结识侯德健时，他已有“猴子”的称号。侯德健说自己年轻时充满了好奇、挑战、冒险的雄性荷尔蒙，天不怕地不怕，当时在台湾属于向不合理制度冲撞的那批人。侯德健把这种模糊的自恃和独立，归功于外公罗秉谦的教育。罗深受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撤退台湾时带上了《鲁迅全集》。这在台湾被列为禁书。早年，侯还把主办《文星》杂志的李敖视为偶像。《龙的传人》风行后，“驯猴人”循声而至。1980年，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在成功岭大专集训演讲中以这首歌为主题，在歌词里添加了“庄敬自强”等文宣口号，并向唱片公司传达了修改的意图。侯德健表示无法接受。3年后，蒋经国的秘书、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周应龙又请侯去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侯德健称，这是他跑回大陆的直接导火索。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于他对台湾的愤怒。《龙的传人》中蕴藏的民族主义和图腾标签，让这首歌跨越两岸，在整个华人世界传唱不坠。1980年，侯德健作为公众人物，到泰柬边境的难民营做文宣和筹款，见到华侨难民的凄惨处境。当年他向台北提交了一个600人的华侨难民名单，台湾只同意接收6个。在难民营里，他开始酝酿自己的新作品，这就是《龙的传人续篇》。内地乐评人李皖认为，这是一首壮美无比的歌，两支芦笙交织出忧患的、悲凉的沉思，沉思的人被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之下：嘿唉！昨天的风吹不动今天的树／嘿唉！今天的树晒不到明天的阳光／光阴总是拼命向前／谁也不能让青春转回头／你也不能，我也不能／哭也不能，笑也不能侯德健表示，这首歌，包括其它众多歌曲在内，都是各种无力感的综合。他看到父辈那代人就像蚂蚁一样，在命运面前无能无力。他希望挑战体制，希望体制能做出一些改变，但丝毫没有效果。当时台湾的方向被马屁官和贪污犯所主导，他对此无能无力。孙玮芒则认为，侯德健之所以跑回大陆，除了台湾的创作环境苦闷外，也是为了追求创作空间和创作题材的突破，“对当时的台湾而言，大陆是最大的禁忌，这对喜欢以身犯险的猴子是最大的诱惑”。 1988年11月，刘索拉（左一）、侯德健（右一）等拍摄《蓝天绿海》的剧照。供图/安哥。新生代从1983年6月背着吉他回到大陆，到1990年6月离开，侯德健在大陆整整待了7年。他亲历了激情裹挟的岁月，也目睹了80年代的闭幕式。在侯德健的“风水轮流转”图表上，这个周期的起点要往前再推4年，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的时间开始了。诸多音乐人的回忆里都提到侯德健对于大陆流行音乐的开蒙作用。他带来了先进的编曲和制作理念、清新的非学院化的嗓音，以及充满人文关怀的歌词。 “侯德建非常轻松的、没带任何偏见的走进这片没见过世面但又有一堆偏见的国土”刘索拉告诉《博客天下》。侯的性格在刘索拉看来很像西方人，喜欢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从他的经验中获益，而不是国内那种好独占山头的风气。刘索拉尤其喜欢由苏芮演唱的、侯德建的作品《酒干倘卖无》。这也是侯德健1983年“叛逃”大陆前的作品。“几句话，几句旋律，从过去到现在，怀旧中的大悲凉，而不是小桥流水细雨绵绵的小伤感。”刘称。侯德健还带来了摇滚乐的音乐火种。刘索拉认为，摇滚是歌词、音乐、节奏、唱法及气质的总和，在当时刚开放出来的大陆，能把这些做全的人不多，而《酒干倘卖无》就是血气方刚的摇滚。鲍坤则把当时的侯德健比作“上帝派来的天使”。他极其聪明，英语极好，而且精通哲学，音乐天赋深刻影响了当时大陆的年轻一代音乐人。鲍昆说了几个曾经影响极大的名字，都是侯德健发现、提携过的人才。刘索拉眼中的侯德健喜欢游逛，在一个地方呆不住，看起来不安份，表面化，不功利也不会算钱，什么都不图，就是一个浪迹天涯的习性。 1984年，侯德健在大陆出版第一张专辑《新鞋子旧鞋子》，鲍昆应邀去帮他拍摄封面照片。那次他们驱车去十三陵，去天坛，最后在天坛公园内，在堆放地铁土方的小山上完成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侯德健长发、牛仔裤，脚边放着吉他和几个行李包，后面是勤政殿和远处的北京城，一副漂泊者的姿态。那天出发时，侯德健特意拿出几个包，说想用它们当道具。鲍昆当时略觉这个做作，但客随主便，拍就是了。直到侯德健后来返台，又漂泊澳洲，鲍昆才悟到了其中的深意，“看来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数”。当时的侯德健就是鲍昆眼里的新生代。《给新生代》也是侯德健的一个歌名，他把这些新生代喻为火种：你是南下求火的灯／我是北上点灯的火／点着灯火想看什么／看看怎样才能够更有希望侯德健认为，穿牛仔裤、留长头发、唱唱歌也是启蒙，歌里面的讯息，可以挡不住地传出去，“当所有的中国人看到，有这么个尖嘴猴腮儿，背个吉他在央视唱歌，他可以这样活，我们也可以。人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这就是一个启蒙。” 侯德健进入大陆时，两岸还处于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隔绝状态。孙玮芒说，公众人物投奔“敌营”，让台湾颜面尽失，多数人视侯为叛徒。他的作品从台湾媒体上消失。但在大陆，他成了身份特殊的统战对象。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分了一套位于海淀区双榆树的住房。他被安排在文化部直属的东方歌舞团，那是当时最洋气最国际化的地方，拥有程琳、郑绪岚等流行歌手。 1984年，他给女友程琳制作的专辑《新鞋子旧鞋子》卖了200多万张，每张他抽成一元人民币，很快凭版税买了一部奔驰到处跑。那时没有几人买得起汽车，他过得相当招摇，继续写歌、泡妞。在1980年代，他是娱乐圈的文化人，也是享受最高统战待遇的台湾同胞，交往复杂，圈子极广。1981年，他到香港艺术中心教书，第一次跟大陆的知识分子有接触，其中有个导演跟他很投缘，就是叶剑英之女叶向真。也恰好在这一年，叶剑英提出了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叶九条”。这为侯德健两年后的回归埋下了线索。 1983年，27岁的侯德健和70岁的杨宪益成为忘年之交。出没于杨家的还有驻京的外国记者、大使、专家，以及黄苗子、郁风、丁聪这些老朋友——1940年代他们在重庆搞了个“二流堂”，“文革”期间，堂中成员命运遭际各不相同。侯德健年轻，负责跑腿，成为新“二流堂”堂主。在统战部安排下，1983年侯德健回到巫山老家，后又到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吐鲁番各地采风，最后在石河子写完了《歌词1983》，主题还是关于历史、国族和家园：关于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关于一八四〇以及一九九七／以及关于曾经太左而太右／或者关于太右而太左／以及关于曾经瞻前而不顾后／或者关于顾后却忘了前瞻侯德健称，当时他已经认识了大陆一批有想法的人，信息量很大，也能感受到他们自己的无奈。那时侯，德健走到哪儿都是人群中的主角。鲍昆说，其实1980年代后期自己都有点主动疏远侯德健，因为他“太闹腾了，特别爱出风头”。侯德健也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1984年下半年，他跟东方歌舞团关系闹崩，此后长期扯皮，甚至诉诸法庭。安哥记得，1988年官司在佛山中院开庭，前去采访的记者塞满了一个中巴车。庭外侯德健跟对手拥抱、握手。他表现得温和潇洒，从不抱怨。在刘索拉看来，侯德健的能力其实受限了，“如果你仔细听《酒干倘卖无》，再对比他后来的作品，就会感觉他的创作太迁就大陆的局限了。” 1988年，回乡探亲时，侯德健之父侯国邦与乡亲聊天。他告诉乡亲，过去一切都是命，要往前看。供图/安哥 1988年，侯德健（右）父子回巫山县月池探亲，安哥（中）、孙冕（左）陪同。供图/安哥命数 20世纪60年代以降跟中国人相关的几件大事，侯德健知之甚深，甚至曾身处现场。他也因此比别人多了一些观察角度，直至90年代初被划上休止符，“休息休息吧，别这么累”。 1990年，侯德健回到台湾，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两年，朋友刘卓辉经常在新闻上看到他，一会儿说他被台湾当局控告非法入境﹐一会儿又说他申请难民护照到了新西兰定居。 “他不是世故之人，没有那种拼命要给自己设计形象的心计，他更个性化，心理上不愿承受的就远离。这是顺命运之势。”刘索拉说。 1992年，香港导演许鞍华为侯德健拍了部名为《归去来兮》的纪录片。片子里侯德健满满的不甘心：理想主义的献祭，为何却遭那么多误解？他对朋友表现的都是乐观和玩闹。1991年，刘索拉接到侯德健的电话，他说在学易经，还说自己做了一组响器，可以用不同音高为人医疗。这是典型的侯德建，什么也挡不住他对各种知识的种种好奇和研究。直到近几年，刘才从他夫人那里得知那时他心理的重创。侯德健解释，研究易经是为了做到“困而知之”，请上帝把大纲给他看一下。孙玮芒认为这不像当年的他，“也许他经历过生死攸关的极端场景，对命运有深刻的感受。” 1992年，侯德健和北京姑娘孙彦梅在新西兰汇合。孙现已四十多岁，但侯德健仍然会指着她称“那个小丫头”，“那是我最落魄、最低潮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家庭，也是心灵的庇护所。” 在新西兰，侯德健种菜，开车去海边烤肉、打网球，过了几年跟普通人差不多的日子。在跟孙彦梅的相处中，侯德健了解了家庭的分工和意义，这是他考零分的科目。他觉得就心智而言，太太比他更成熟，“男人是住在树上，女人住在帐篷里。女人什么时候让你进去你就进去，让你滚蛋你就滚蛋。” 侯德健称，太太是个普通、平凡的女孩，从小生活在健全的家庭，父母的婚姻也很棒。他自己的成长样本则相反。父母离异前三天一吵，五天一打。父亲侯国邦1998年去世，被子女视为反面教材。侯国邦人生一大半的时间都泡在麻将桌上，共结过7次婚，侯德健给他主婚过3次。侯国邦的童养媳是他亲舅舅的女儿。1988年陪同侯德健父子返乡的安哥介绍，土改时这个媳妇被指派在婆婆手上缠棉花，浇油点火。侯国邦返乡时不怪原配，说这都是命，都得往前看。在老家，侯家父子被乡亲们包围，侯德健坐在石块上为他爹弹奏《喂，老张》：想从前青梅竹马的姑娘／却不是明天你要娶的新娘／姑娘新娘还不都一样／前前后后都嫁给你老张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光，侯德健跟着外公外婆过。他是长孙，两老对他又宠又纵又疼又爱。外公罗秉谦1992年回老家衡阳定居，2005年死在出生的房间里，葬在家乡一个小山丘上，周围是他捐助的发电厂、水库、小学。这一年侯德健没能返回大陆。他说得知外公去世后，大白天也看不见东西，持续了将近20天。 1999年，侯德健返回台湾。这也是他看过八字命盘后的选择。他说自己1998年之前十年的大运是“厚土埋金”，金沙被厚土给埋了，是霉运。淘金的时候要用水慢慢淘洗，十年后水来了。刚开始水比较小，要慢慢筛。他回台时正好赶上经济不景气，“穷算命，富烧香”，他在电视上教人家如何维持好事业，渐成权威。回台后，他还搞了《白蛇传》的3D电影。孙玮芒去过他的工作室，看到创投基金在里面进出。这个项目只闻声响，不见成果。 2011年，他又在重庆搞了“音乐现场”。时值“唱红打黑”，此举被外界简单解读成了“侯德健唱红”。侯解释说，这是原南岸区区委书记夏泽良的招商引资项目。2012年夏被抓，项目也暂停。 “任何事情不会一帆风顺。这也符合他一贯的个性，到处点火，可能火还没起来，他就跑开来了。”刘卓辉说。 “侯德健有个本事，就是能说服金主为他投资。”孙玮芒称，“他能让人围着他团团转，结果不见得按照他的意图，他的执行力也许不如外界的预期，但他总能找到新的项目。” 侯德健经常找刘卓辉商讨音乐项目。“有的项目真的很大”，刘说。侯德健透露，他手头正在和某个电视台合作，做一个原创音乐选秀的项目，打算请鲍勃·迪伦和余光中来做评委。刘索拉称，侯德健看上去好像挺精明，喜欢说计划，谈什么音乐商业运作，也看上去喜欢出风头，但其实有点儿傻小子唐璜的意思，“便宜都不是他占的”。在孙玮芒看来，侯德健的命运就是个猴子，到处耍、到处弄，撩拨时代、见证时代。鲍昆则一再为侯的才情感到惋惜：他聪明足够，但缺少深沉的东西，他曾经特辉煌，但那些辉煌都是因为赶上了时代，是历史的临时语境，缺少持久性。他用沉默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刘索拉称，他虽然还是谈笑风生，但其实已经对很多事情在故意远离。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坠入地面，侯德健开始真正与生活短兵相接，个中情形就像他唱的：谁也赢不了/和时间的比赛/谁也输不掉/曾经付出过的爱。

国家宫，原称政府大厦，是位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苏赫巴托尔广场正北侧的一座大型公共建筑。国家大呼拉尔、总统及总理办公室、国家大呼拉尔成员办公室等均在其内。它始建于1950年代初，共4层。因外墙颜色是灰色的，所以乌兰巴托人也称其为“灰色宫殿”。2005年至2006年，该建筑经过翻修和扩建，前方（南侧）的苏赫巴托尔墓被拆毁并被一座放置成吉思汗雕像的大厅取代，雕像两侧则是其麾下大将木华黎（右）与博尔术（左）。2012年8月26日，国家宫对外开放。自此，每周六、日的11时40分，国家仪仗队的士兵会在国家宫正门前的成吉思汗雕像前举行行礼仪式。实际上，作为蒙古历史上最强大的开拓者，成吉思汗在蒙古人们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今成吉思汗的遗迹在蒙古国随处可见。成吉思汗国际机场、成吉思汗广场、成吉思汗雕像……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场所和物品数不胜数。除了乌兰巴托以东54公里处的草原上矗立着的40米高的成吉思汗骑马雕像外，不同的政府办公楼内的墙上均挂有不同大小的成吉思汗画像，学生们去成吉思汗大学上课，来往的游客住在“成吉思汗”酒店，电视台播放与成吉思汗有关的电视剧、纪录片或者音乐作品，书店里多种版本不同语言的成吉思汗传记畅销不衰，成吉思汗主题的冰箱贴、钥匙链、明信片和各种纪念品甚至不同产地的“成吉思汗牌伏特加”琳琅满目。 1936年，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一句“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气势“力压”700多年前纵横亚欧大陆的成吉思汗。而今，2014年8月21日，正是在一个百草停止生长的时节，中国元首时隔11年踏上乌兰巴托。当天，习近平偕夫人彭丽媛来到上文所提及的国家宫成吉思汗雕像前驻足点头致意。习近平那意味深长的“点头”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很值得留意。巧合的是，次日（8月22日）正是金庸先生大作《神雕英雄传》中全真教长春真人丘处机逝世792周年。而据传说，丘处机当年正是受西征中的成吉思汗之邀请，从山东启程历经数年赴今天的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拜谒成吉思汗并劝告其止戈回师的。众所周知，蒙古之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年兴起于斡难河源（即今发源肯特山的鄂嫩河）的成吉思汗及其后代振长策而御宇内，挥师南下，从此中原汉人沦落在蒙古铁蹄之下近百年，直到元顺帝北逃。（外）蒙古故地历史上不断易主，甚至也被唐代等汉人政权统治，在清朝听命于乌里雅苏台将军。但随着清朝的瓦解，中华民国建立后，虽经北洋军名将徐树铮1919年率师逼外蒙古取消自治，但最终难以阻止它1921年独立。此后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国民国在相当时期内不承认其独立地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建政半个月后即与之建交。这段密切的历史恩怨纠葛自始至终在中国学界乃至民间都争论不下，有关元朝是否应该列入中国正统王朝的争论一直不休。成吉思汗及其后人征服中原王朝究竟是民族深痛还是立下不世功勋的民族骄傲？今年7月末，朱维群还在辩驳“崖山之后无中国”。他说，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共有的大舞台，历朝历代少数民族开拓土地，守卫边疆，与中原民族共同生活，对中国疆域和中华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有巨大的贡献。离开少数民族，就没有今天中国的格局。比如，蒙古族主导的元朝结束了唐亡之后中国370多年的分裂局面（其中包括北宋，因为北宋只有一个相当局限的小一统），此后中国至今700多年再也没有发生全局性的分裂。满族主导的清朝不仅为近代中国的版图奠定基础，而且对边疆的治理比较前面任何朝代更加规范、有效。清朝至少从康熙时代起，就完全彻底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大清是“中国”的一个新朝代。最近一些人在网上热传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对国家的统一极具危害。更多的道理不说，如果把元朝、清朝排除在中国之外，那么蒙古族、满族历史上世居的土地，两个王朝开拓、巩固、管辖的辽阔边域，岂不也都不属于中国？而今，当习近平踏上蒙古时，或此或彼的民族主义观念一直挥之不去。中国民间有声音“强烈呼吁收复中国自古领土蒙古”，称蒙古对中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收复蒙古有利于巩固北方边防、凝聚民族自尊心、实现中国梦。而更也有人否认中国人成吉思汗的推崇，认为成吉思汗完全是外来蛮族入侵者，残杀汉人无数，其野蛮暴行甚于日本人。区别无非是蒙古人入侵成功而日本人最终失败。中国人敬拜成吉思汗总让人感觉奇怪。除了这些来自国内的民族主义的舆论纷争外，在蒙古国内，近年的排华风潮也暗潮汹涌。现在，蒙古产出的矿物半数以上输出中国，蒙古最富盛名的特产羊绒原毛也大量输出中国，蒙古已成为中国制造业重要的原料供给基地。也因此，中国成为蒙古民族主义者例如蒙古白色纳粹十字等极端民族组织的主要攻击目标。2005年末，以“泛蒙古运动”为名义的团体袭击了大量华人所开的超级市场和酒店。泛蒙古运动等极右团体主张排斥中国或韩国的文化及其民众，其主张的支持层广泛存在。例如，街头的广告或招牌上有汉字与蒙文并列使用，被极右团体发现便会要求取缔，甚至破坏店面。在首都乌兰巴托，汉字已几乎消失（连日本商店的汉字也改为使用假名或英文）。华人店主为避免遭袭而将店招牌换成为社会普遍容忍的蒙文与英文并列。蒙古语中对中国人尤其是汉人的蔑称是“胡扎”（伙计），此称呼在元代广泛流行。此次时隔11年，中国元首重新踏上蒙古的土地，对一个深知历史并且有深刻民族感情（借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言）的领导人而言，感情是如何复杂呢？所以，习近平夫妇8月21日中午抵达国家宫前向成吉思汗雕像“点头”的动作颇令人浮想联翩。按照外交礼节，外国领导人拜谒访问国精神象征是十分正常的，比如不久前习近平访问委内瑞拉祭拜前总统查韦斯，在哥伦比亚向玻利瓦尔献花圈，在古巴向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献花圈等，而更早前访问欧洲时也曾在俄罗斯、法国凯旋门、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向无名烈士献花圈。但是，此“点头致意”既不是拜谒也不是完全缄默回避，未知内心深处藏着怎样的波涛汹涌。其实，点头，在绝大部分人类社会中表示“是”，即赞同、接受或者理解。但是在少数文化（如保加利亚、斯里兰卡）中，点头却是表示“不”。1872年，查尔斯•达尔文在其《人类和动物如何表达感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书中对“点头”进行了初步研究。他通过与世界各地的传教士通信发现，各地文化中几乎都以“点头”表示“是”。对于这一礼节的来源并无定论，有一说认为这是出自人类婴儿期的本能，当人类婴儿寻找母亲的乳汁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做出点头动作，而当其不需要乳汁时，则会摇摆头部。另一说则认为点头是鞠躬的简化式。由此，习近平的“点头致意”暗含着的是肯定、否定、敬仰、困惑、克制还是完全无感呢？实际上，在到访之前，习近平在蒙古各大主流媒体上刊发文章，表明尊重蒙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态度。“我在会见蒙方朋友时总是强调，中国尊重蒙古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当代蒙古研究中心主任朴键一认为，习近平发表的署名文章，平常人看起来可能感觉跟此前发表的署名文章形式上差别不大，但是蒙古国人民看到后会有深刻感受。“由于历史原因，少数中国人会对蒙古有一些误解，很有伤两国感情。”此次中国也再次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并对彼此选择的发展道路给予尊重，对相互核心利益给予支持。比如，可信赖、负责任的战略伙伴，蒙古国人民会理解成中国尊重蒙古人民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对蒙古人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将习近平此行视为习近平周边外交的重要动作，一如早前“点对点”出访俄罗斯、韩国一国以体现特别的重视。但蒙古国民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以及与日本近年越来越近的“暧昧”自然令中国相当不爽。正如上文所说，中国企业的渗入力被视为一种侵犯和掠夺，但是它又不得不依赖国外力量改善民生、进行建设。另一方面，去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往蒙古，《朝日新闻》当时报道说，“蒙古是战略邻国，访问蒙古旨在遏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的增长。”今年7月，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回访日本，双方就自由贸易达成原则性协议。蒙古还表示愿意为日本就绑架人质事件与朝鲜斡旋。蒙古英文报纸《UB邮报》（UB Post）高级编辑哈什-额尔德尼（Khash-Erdene）对BBC中文网说，蒙古像三明治一般地被夹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蒙古不希望过度依赖这两个大国，因此推行“第三邻国”政策，这让蒙古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欧盟等提升战略关系。但是这显然会令中国感觉腹背受敌，尤其是与中国至今难以冰释前嫌的日本。所以，不管蒙古是否意识愿意接受现实或者奋力稀释中国的影响，中国拓展影响力可能会遭遇更多的反弹，因此必须小心谨慎，首要的是排除对方的政治不信任感。此次北京与乌兰巴托的互动大抵没有跳脱人们的意料之外。双方不仅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一举签署了包括久拖不决的铁路建设协议在内的26项文件。（之前，蒙古国有意愿成为中国最大的焦煤供应方，并建设贯通中国边境铁路线，但因为铁轨标准不同无限期搁置。）但这不表示中蒙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的不信任。此次，习近平呼吁坚持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原则，把互联互通和大项目合作作为优先方向，2020年实现双边贸易额100亿美元的目标。前路漫漫，中国的确应该把蒙古拉入上合组织、乃至丝绸之路经济带，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