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四年前的2010年，中国GDP比日本54742亿美元多出4044亿美元，正式成为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中国人为此着实亢奋了一阵子。随后，英国《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将在2021年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时代》周刊在一篇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中甚至声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成既定事实，21世纪注定是中国的世纪。美国花旗银行一份最新的报告则预测印度将在2050年超过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我们将很快发现，GDP总量世界第二将有可能是当代中国昙花一现的一个巅峰，它完全有可能迅速从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开启一个相当长期的大衰退旅程。站在2014的时间窗口上向未来眺望，也许英国《经济学家》和美国《时代周刊》当年的结论都得改写，因为中国的国企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城市化创新红利等已经显而易见地呈现颓势，它们正在全线消失甚至越来越成为未来发展的陷阱，不仅过往的发展速度难以维系，而且我们从决策层到社会各界普遍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和危机的存在，许多人仍然沉浸在大国美梦中不可自拔。随着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波城市化浪潮在20年后结束，中国这头沉睡了百年一直没有真正甦醒的狮子将有可能永远沉沉睡去。最迟20年，中国将要面临的是全线大衰退。这是有别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真正的失去！因为在过往岁月里，我们的自然环境、社会的基础保障、教育的自由、人口增长等等，都已失去太多。不论走到哪里，中国人都堪称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但再怎麽勤劳，也抵不住国内不合理制度安排对人口资源、对人的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美国这样的超发达国家，GDP增速不可能像发展中国家那样快，一般维持在2%左右，有时2%都不到。中国过去几十年GDP增速平均每年将近两位数，但若以此来计算未来多少年中国GDP总量将赶超美国成世界第一，无疑只是在做一个简单幼稚的小学算术题。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许多变量，这些变量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以往我们津津乐道自以为豪的「中国模式」，事实上正在遭遇戛然而止的短路风险。中国过去用降低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用政府投资砸出来的GDP不值得夸耀甚至必将成为今后的包袱。在GDP总量突飞猛进的同时，是人均GDP排在全球105位的靠后位置，而且，我国货币供给（M2）平均增速将近GDP的2倍，于无声处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其不仅造成国进民退、官富民贫的格局，扼杀了国家创新力，而且「做大做强」的往往是一批扶不起的阿斗。目前美、中两国GDP分别是167997亿美元和91813亿美元（2013年世界银行统计数字），美国要高出中国近一半。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消息显示：美国2013年人均GDP为51248美元，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2014美国人均收入是43017万美元，中国为7476美元。差距依然巨大。而在国企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城市化创新红利等全线衰退之下，未来中国GDP真实增长率将长期处在7%不保的状态。国企红利消失。中国国企红利过去16年以来一直佔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1998年开始，朱镕基通过大幅度「抓大放小、减员增效」裁员近半、两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注资补贴和剥离不良债务、行政力量维护垄断地位等形式，迅速「做大做强」国企。但它终于难逃腐败低效的公地悲剧命运。信力建《中国赶超美国究竟需要多少年？》蒐集的一组数字可堪玩味：「9月1日人民网报道：世界500强公司在2013年间，共有50家公司出现亏损，其中中国大陆16家公司跻身其中，亏损总额高达人民币377亿元。这16家公司全为国企。9月3日传媒网站报道：中国企业家协会资料显示：中国500强企业中，有43家出现严重亏损现象（有19家亏损超过19亿元）。其中42家是国企，只有一家是民企。9月1日，人民网刊出《上半年2030家上市公司获政府补贴，中石油蝉联补贴王》，文中透露：截至2014年4月3日，中国共有1934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3年报，其中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司有1350家，佔比高达70%，补贴总额为716亿元。其中中石油又一次以51.74亿元的天量补贴，雄踞十大补贴榜首位，而中石化获得的补贴为7.9亿元，位居第四。近十年，「两桶油」共获得政府财政补贴1258.83亿元。更严峻的现实在于：政府补贴上市公司的数额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在递增：2010年为400亿元，2011年为470亿元，2012年为564亿元，2013年为716亿元。当今中国，世界500强和中国企业500强亏损排行榜中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国企；长期靠政府补贴过日子的「补贴王」，绝大多数也是国企。例如：2013年政府补贴额最大的10家企业，有7家为国有控股企业。2012年A股十大补贴王中，国企佔8家。」长期以来，我们的国企原来是不断通过垄断价格、财政补贴敲骨吸髓民脂民膏的吸血鬼。也许只有彻底揭穿其「官僚资本」的本质，才能加深全社会对它的认识和警醒。制度红利消失。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奇蹟」的「秘密武器」其实就是政府公司化，各地方通过降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招商引资，以此支撑起了巨大的投资浪潮。同时政府直接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常常因为过度投资和腐败推高成本而使GDP增量的「奇蹟」单更加鲜艳。但是，接踵而至的产能严重过剩、环境污染与破坏和类似高铁3.4万亿元滚雪球似的巨额债务将长期困扰中国。我们不选择佔地和投资十分之一于高铁的飞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一个遗祸千秋的错误决策。并且这样的错误还在坚持：截至2014年6月底，铁总背负各类债务3.43万亿元，资产负债率超64%。全国铁路投资额仅达年度计划三成左右，开工情况并不乐观。人口红利消失。上世纪50至80年代初的中国人口生育高峰，带来了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但是今天，1980年计划生育第一代出生的孩子都已经34岁了，接下来进入职场的都是农村二胎城市独生子女一代。高盛集团哈继铭日前指出，根据他们的测算，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就在2015年，2015年是中国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会中的佔比达到最高点，达到73%，比当年的日本还要高，但是由于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早期的光荣母亲政策会使得中国老龄化到来得非常的剧烈、非常的迅猛，劳动力大幅下降，所以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很大的挑战。人口是一切财富之源头和归宿。人口学是经济学最重要、最基本问题之一。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在计划生育、城市化导致生养成本大幅度提高、个人主义、女性独立、不承认城市贫民窟、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权利得不到保障等政策、法律、社会、文化多重因素「十面埋伏」下，中国人口生育率已处在世界最低行列而且仍在下降，远远达不到2.2的世代更替水平。照此下去，80、90、00后的晚年会非常悲惨！据梁建章、黄文政先生的文章介绍，在过去200年里，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佔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别是35.0%、21.8%、22.1%和19.0%，且仍在大幅下降。虽然中国人口现在佔世界的19.0%，但中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仅佔世界12.0%。在2.2的正常更替水平下，现有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现行「单独二胎」政策杯水车薪，因为在城市化背景下，人们的生育意愿迅速下降。截至2014年5月31日，虽然绝大部分省市区都已经实施「单独两孩」超过2个月以上，但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只有27.16万对，已批准了24.13万对，仅佔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妻数量的2.5%。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什麽？日本就是前车之鑑。日本在20世纪50至8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连续30年GDP的平均增长超过8%，在1990年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一。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口结构老化，日本企业的创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滞。相对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日本企业显得保守而迟钝。先是半导体，后是软件、通信行业，最近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行业，日本企业在一个又一个新领域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日本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20几位。美国二战以后的婴儿潮和大规模高等教育投入，使其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培育了庞大的高素质年轻人口。这些年轻人创造了像微软、苹果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高科技企业，美国经济发展速度从90年代开始反超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先锋。（梁建章《中国人可以多生——反思中国人口政策》） 199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曾经高于美国20%左右，现在低10%左右，按购买力计算和香港差不多。日本最大经贸团体研究所认为日本可能在2050年前退出先进国家行列，原因是孩子太少了。计划生育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二胎政策不论在城市和农村推行，都有可能加剧第二胎的生男现象并有可能因此强化性别比失调。现代科技水平对鑑别生男生女的能力已经非常简单成熟而且廉价。茅于轼先生说：「在香港的朝圣山学会上，一位英国学者Andrea Den Boer研究中国人口中的性别比。由于重男轻女，女婴被打胎，下一代中严重缺乏女性。到2020-30年将有五分之一的中国男人终身不可能结婚。研究说明，男性每有1%找不到对象，暴力犯罪将增加3.7%。这将是中国无法克服的大难题。印度和我们差不多，也是男人太多。」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恶性强姦现象非常出名。女性的独立对生育率也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女性越独立，生育率越低。一来她不要通过生育确立自己在家庭乃至家族中的地位；二来她也不靠生育来养儿防老；三来她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人类传宗接代的事业。城市化和女性独立都会大大降低生育率。因此我们事实上已经到了需要像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补贴生育甚至需要由国家提供把孩子养到18岁的经济支持的时候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中国大陆人口生育率不可避免地下降的同时，是现有青壮年人口尤其是精英人群的海外大移民。薛涌在《中国的海外移民大潮》一文中写道：《华尔街日报》最近在一篇关于中国移民的长篇报道中引用香港一位移民专家的话说，到2020年，离开中国的人累计将有两亿！《华尔街日报》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发人深省的问题：在历史上，崛起的大国从来是吸引外来移民的磁石。中国怎麽越是崛起人口越外流？《华尔街日报》采访了若干中国企业家和有关专家，得出这麽一条结论：法制不健全，企业家发家，可钻的空子很多。但是，一旦发起来后，过去让自己受益的制度，就成了对自身利益的威胁。一是这种制度保护不了自己的权益；但更重要的是，从第一桶金就不干净，呆下来还是夜长梦多。但总体而言，投资移民海外的仍佔少数，佔绝对多数的是留学移民。中国大陆缺乏自由、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大学教育又严重缺乏自由思想——正常的教育和学术活动，兼容并包百家齐放是基本要求，非如此无以掌握全局视野，非如此无以培养理性思考能力。但65年来独尊马列的灌输式而非启发式教育模式，已经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丧失了起码的思考能力。大学充塞着连一篇文章逻辑都整不清楚的马列教授，溷乱的思维让阶级斗争和阴谋论支配着人们的灵魂、蒙蔽着人们的心智。因此，家庭较有经济能力并具备一定学习能力的孩子，纷纷选择出国留学。虽然其中将会有三成多一点的学成归国，但大部分还是会长期滞留国外。这部分人群，恰恰是最具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知识和财富精英。城市化红利消失。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严厉的反城市化政策，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知青下乡、大小三线建设等，这一切使得1978年改革开放逐步释放民众自由尤其是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后，中国城市化迎来井喷和补课效应。由此带动的住房、家电和家具等耐用消费品支出，是支撑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奇蹟」的第二大因素。但同样因为过去城市化主要由政府主导，导致中国大地上城市面积扩张远大于人口扩张的局面难以遏制，城市化红利因此有变成城市化陷阱的风险，包括大量高铁沿线建设的「高铁新城」，相当多都有沦为鬼城、空城的危险。2014年全国楼市普遍陷入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滞销局面，银行惜贷是一个方面原因，相当多中小城市的过量供应则是更为本质的原因。城市化创新红利衰退。城市化带来的创新能力为什麽要从城市化红利中单独提出来？因为它对一个国家的未来起着生死攸关的决定性作用。本来，一个国家在正常的城市化时代，随着年轻人口大量进城，伴随着的往往都是人口聚集带来的创造力爆发，创新能力往往像核聚变一样不可遏止。这是产业由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关键。但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化65年来一直都是不正常的，到今天还是不正常的，因为政府做出的往往都是逆城市化的干预行动。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年轻人口下降，超大城市对外来人口排斥导致年轻一代不敢多生育、同时过多时间和精力被迫用于担心和解决下一代的上学问题、导致他们无心无力安心创新，缺乏思想自由的大学教育对新一代创新能力的扼杀，精英外流，四位一体，共同窒息着中国城市化的创新能力。它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将是非常致命的。北京在2014年拒绝了上万名外来人口子女上中小学（没有招满也坚决不让招）以后，继续把控人关口前移，2014年9月8日传媒报道，北京再掀「黑幼儿园」关停潮。像这样只顾短期个人政绩和迎合上峰旨意、不顾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做法，古今中外非常罕见。以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作为生育政策不能放松和大城市拒绝外来人口子女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公报，1992年全国小学有71.3万所，到2013则减少至21.35万所，减幅达70%以上。大幅度缩减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比如，从1995年到2012年，由于外来人口涌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从1070万增长到2069万，而北京小学数量却从2867所锐减到1081所。为了控人，北京严厉打击黑幼儿园、严厉禁止民办中小学招收「五证不全」的外来人口子女，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蹟」走的都是粗放、高能耗、高腐败、高投入、高污染、高度两极分化、低效、低工资、低附加值的不归路，创新水平和能力极低。诚如信力建《中国赶超美国究竟需要多少年？》所言：2014年有260家制造业企业跻身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合计23万亿元，但净利润总计仅为4623亿元。利润极高的高科技数码电子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方面，中国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西方许多国家，甚至被韩国远甩在后面。而美国则以世界4.5%的人口，创造了全世界近45%的经济生产力以及40%高科技产品。美国这一切，惟自由、平等、博爱可以解释。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流动，平等的权利，天下一家的博爱情怀，才会有永恆的创造和奇蹟。否则，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昙花一现。早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就断言：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好好地利用城市化红利，反而由于一系列不科学、不合理、不自由、不平等的城市化决策，导致了我们红利变陷阱，机遇变挑战。如果一切不改弦更张，彻底回到更自由更平等更市场更法治的发展道路上来，我们将不得不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大衰退。而且最为悲催的是，我们的80、90、00、10后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将被迫承受这种大衰退的后果，但他们却没有力量来参与和改变今天的决策。我们将许以中国一个怎样的未来？我们这些50后、60后、70后，都准备好了吗？（作者童大焕独立学者）

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两个，一个是自己感到萌萌哒，这个要不得，我们的弹药就够打几个大仗。第二个敌人是不能一说中国的负债率200%多就惊慌失措。”9月11日，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新领军者年会）“重塑中国金融业”分论坛上如此表示。刘明康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些放缓，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现在中国已经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和外面的开放度是完全相关的，外面的需求在下降，我们国内又有一个改革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大家都知道，过剩产能在许多行业里比较明显，所以中央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压缩过剩产能；第二要减少污染，这是群众呼声很高的。刘明康还表示，新的一场金融危机是很难避免的。“目前在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陷阱’以及QE的后果和影响还没被彻底了解。此外，美国利率的上升会导致大量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和欧洲市场。”刘明康表示。值得一提的是，主持人分别在辩论会前后就“新的一轮金融危机是否无法避免”做了现场调查，其中近70%的现场嘉宾认为“新的金融危机是无法避免的”。 “在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面前，我认为我们还很有可能会面对另一场金融危机，可能规模、时间、内容不一样，但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记得前车之鉴。“刘明康认为，在对待金融危机的态度上，政府的监管一直落后于实际情况的发展速度。以下为刘明康部分讲话实录：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些放缓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整个外部相关，现在中国已经跟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不一样了，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和外面的开放度是完全相关的，外面的需求在下降，国内又有改革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大家都知道过剩产能在许多行业里比较明显，所以中央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把过剩产能压缩。第二要减少污染，这是群众呼声很高的。所以，节能减排减少污染和压缩过剩产能以及国有企业的改制，进一步改革我觉得对金融业长期来讲是好的，但中短期来讲它的影响会使得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最近很多人问我们说看到了数字好像在上升，我说这个不奇怪，原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都很低，这个在经济放缓30%左右，2010年的时候我们是两位数的增长，三年后我们已经是在7.5左右了，这个降了30%，这个情况水落石出对银行业会有影响。但是我刚刚讲过，银行业现在还有足够的呆坏帐准备金，有3万亿，资本充足率现在比较好。资本金有10万亿，加上要发行的还是何以足够地消化过剩产能当中的一些困难，以及一些房地产的调整，排污节能等等这方面都有。但我们讲这句话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骄傲和自满，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两个，一个是自己感到萌萌哒，这个要不得，我们的弹药就够打几个大仗，如果持续地做还是还是要做。所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非常地重要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我举双手赞成，要快而且要改得深才有好前途。第二个敌人，就是惊慌失措。说中国的负债率200%多，而且不良率翻一番，从0.68变成了1点几，甚至于会更高，这个也不要惊慌失措。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做事很坚决方向很明确，但讲究一步一步地来，饭一口口地吃，这个对。我觉得只要我们克服这两种倾向，不要看见人家做什么我头上就长草，这也不行，咱们得加快自己，做好自己的功课，我相信还来得及，因为市场大还是可以很好地做好。回答你的问题，是有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也就给我们带来了压力，这个压力促生了改革的动力。另一场金融危机难以避免我要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们很难避免另外一场金融危机。我们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第一，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他所含有的不确定性，他还有很多缺陷和隐患，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还有很多国家高度依赖美元，他们陷入了美元陷阱，还有这些不确定性和相关的创新措施目前是不相配的。还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后果和影响还没有被彻底地了解。美国的利率上升会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向流出新兴市场，还有欧洲市场。在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面前，我认为我们还很有可能会面对另一场金融危机，可能规模、时间、内容不一样，但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记得人们的记忆非常地短。政府的监管一直落后于情况的发展速度。金融机构要对基础设施进行创新一些金融机构他们还是不能对他们的基础设施进行更进一步的创新，我们在上一次的危机中学到的就是你所销售的产品，必须是人们充分了解的，而且应该是透明的。但你会发现市场上销售的金融产品里，还是暗含着很多的杠杆、期权等等，所以你还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影子银行，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其他的银行，比如说移动的银行。所以文化在不断地变化，我们过去建立起这100多年的金融历史如果不保护好的话，可能在瞬间就会坍塌。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担心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Hellen说的不能再发生了。 DM和EM我看不出来有多大的区别，因为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在未来不是一个全球的危机了，哪怕是一个地区性的危机都会有很大的溢出效应会影响到很多的国家。比如说在2003到2006年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联邦利率就会发现，那个实际上在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在那一段时间达到了很长时间以来的最低。这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担心。如果要是能源的价格急剧上升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更不要说如果是地缘政治发生变化会怎么样了。我们现在还属于宽松政策当中，它是不是给我们形成了一个陷阱？现在我们都在谈自动化、信息化、创新等等，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准备？对于自动化的趋势准备好了没有？因为自动化肯定就是会摧毁几百万个就业的机会，大家要想想看，在新兴市场当中几百万个就业的机会，它就会产生这种负面的效应，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中国和印度这么庞大的市场，如果他们出现了问题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发达国家，就更别说出现危机之后的传播性和传染性了。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在1994的时候出现了亚洲经济危机，03年到06年的时候在美国利率的基点提高了将近20个，这种情况下它的渗透的效应也影响到了供应方的市场。要健全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确，我们的目标是清楚的，现在我们正在朝着目标在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肯定是在这个方向上会取得一些进展。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现实一点，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不同的银行自己的记录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是不是愿意来分享这些信息。愿不愿意彼此之间分享，这种意愿还是有限的。很多年前马克·吐温曾经说过，银行家想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就给你把伞在下雨的时候就把伞收走了。现在如果能分享信息就会很好了，这定很好。但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其实这不是央行想这么做的，这是政治使命告诉他们必须要这样，他们有自己的抉择，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跟以前有一个不同是我们有更多的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和武器都是越来打以前的战役，可能在未来的金融大战中是用不着的。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老问题了，我们现在的工具只能用于打过去的战争而不能打未来的战争，我们有更多的枪和子弹，但这些武器不适合未来面对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要健全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而这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进步。也许是我们对未来的危机没有够清晰的问题。若地方债积累到18万亿以上风险就相当大中国金融改革有几个大的方面正在考虑，也正在建设。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过去讲政企要分开，我觉得财经要分开，财政和银行业，金融业一定要分开，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负债现在决定要阳光化，应该由自己去负责任，根据自己的收支平衡，根据自己的资金用途、现金流量，然后面向市场去发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地方政府平台还是不断的往上累，从11万亿跑到18万亿再往上走，这里面大部分还是银行的负债，这个就是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的预算法非常高兴，正在紧锣密鼓的新的预算法正在考虑。并且对地方负债有阳光的政策，有了一个纪律和透明度的要求，有一个监督机制，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现在我们要继续重视对资本市场上的规范和发展，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的市场，也是没有办法来帮助新时代、新时期的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有一些VC和PE，所以在中国找一个响当当的机制来做一些兼并收购，来做一些国有企业的改制，来帮助过剩产能的消化，好像还力不从心，有高质量的机构投资人以及上市的制度现在正在变化，沪港通要走得更快，更坚决。第三个我觉得银行要继续交，想想深、搞搞好。我觉得我们银行的战略转型，银行业实际上第一应该聚焦于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这是创新的来源、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来源，到不去说税收和就业，这是个很根本的，怎么把小微企业融资解决了。中国进口就是两万亿美元，出口有两万亿美元，有谁能里离开这么大的市场，没有一个国家准备接受这么大的市场份额，所以贸易的融资和贸易的结算亟待改善。光亚洲地区的贸易融资和贸易结算潜力都是无比的。就是我们是固定资产投资最大的国度，可是项目融资做的不多，怎么样把银行和项目发起人、项目法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分工合作，用世界上比较好的一种模式做好项目融资，我觉得这个要考虑。第四个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有一定要强调要压缩过剩产生要用资金做推手，就互换财税和金融的支持，就应当使得收购企业压缩过剩产能的母公司，国内的和国际上的都应该允许他们亏损，就是说现金流是亏损，我的投资、我的融资应当允许在今后的利润前面做列支、作为坏帐准备来提取，金融要有许多手段。当然，很深层次的还是要坚持不懈的做好公司治理文化的培育，我们缺的还是这个，中国不缺人，我们有13亿人，精英很多，人才很多，体制机制如果要改善，能够吸引好的新鲜血液，留住这些人，把公司治理和先进文化武装起来，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是为客户的利益服务，这个不容易，一定要转过来。最后一点就是，监管体系的改革一定要呼唤。过去咱们分业经营，大家可以分开来监管，现在许多东西都开始混了，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法规、我们解释的一致性，对违法违规后果的这种可预见性，就显得格外重要，否则红吓坏投资者、吓退投资者。我想这几条做到的话，重建中国金融业是不困难的，保险业的前景非常大，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精心培育下一代和孝顺老人完全走到了一个市场化的阶段，这一方面保险市场是非常灿烂的，这里也呼唤了体制机制的转变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每逢佳节现在是人满为患，跑到香港去买保险了，如果我们这个市场能够做的更好的话，我相信中国明天金融业会更美好。图为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论坛发言。全国170多家众筹跑路没必要大惊小怪互联网金融我觉得还是有他的生命力的，如果要管得好、自己做得好，有一个自己的价值观，有一个很好的战略，因为他有三个优点，他可以利用这个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的界面，还有可能在必要的时候使用云计算，来帮助他解决一个什么呢，就是三大优点，第一个，和客户是零距离；第二个，低成本，因为中间没有中介什么的，可以做成一个低成本，大家都可以找到资金的供应方和需求方；第三个，就是民主的参与，使得金融的创新会有很大的动力。这三个是业界天生的一个长处和优点，要把这个长处和优点维护好，同时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些客观规律，那就是要做的小，单笔风险暴露要小。第二个，风险要分散，要散。第三个，就是要简单，你的服务和产品要简单、要透明，小、散、简单，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能做到折算的话，其实你的成本是不高的，风险不大成本就不高，因此相应的监管可以有，但是就可以区别对待，否则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中国有这个互联网金融时间不是很长，现在发展的很快，在全国1000多家吧，做众筹的有200多家，做现金池的更多一点，跑路的大概有170多家，最厉害的是上午10点钟上线，下午就她2亿多钱走了。当然这个我们也不因为有几个失败就有些大惊小怪，没有必要。我们现在总的来描述这个业态的发展，就跟比赛一样，是个热身运动的时期，热身，但是热身以后就应该先有比赛规则，然后再进行比赛，而不是边比赛边产生规则，或者比赛以后再产生规则，那整个赛场就乱了。所以现在是到了应该想一想，怎么样有区别的来引导这个业态科学发展和有区别来制定相关的监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