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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性治疗师朱琼如在大陆的门诊中为患者诊疗。朱琼茹也是童嵩珍“性福”团队中的一员。朱琼茹发现大陆的性治疗求诊者在吐露心事时羞羞答答，但性治疗时却很大方地袒露身体，但台湾人正相反。中国性治疗调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马斯特斯的行为治疗、伟哥、激素补充、催眠疗法、中国古代房中术……针对人们在性生活里的各种困扰，精神科医生、男科大夫、护士以及中医专家们，各自提出了一套解决办法。然而，调查发现，在中国，性治疗师尚未成为国家认可的职业，他们游走于法规与伦理的模糊地带，提供的性治疗服务也良莠不齐。尽管如此，性治疗已经悄然发展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产业。这或许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美国，自伟哥诞生以来，阳痿的诊断率就从原先的7%飙升到40%。虽然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当年在“松林诊所”接受了6周的“性瘾”治疗，但“性瘾”作为一种疾病迄今还未被主流医学界所承认。对此，社会学家认为，在“医学化”的框架下，自20世纪以来，性，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范畴，而且被极其严重地“问题化”和“污名化”了。“医学化”的认知，必然带来医学的“矫正与治疗”，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然而，社会学家的批判，阻止不了性治疗产业的发展。除了受经济利益驱动外，在中国社会的性文化从工具理性走向全然的快乐主义的过程中，即使秉承“医不叩门”的准则，人们也会为更多个人化的性烦恼而主动寻求解决之道。仓河下，是杭州市内一条僻静街道的名字。童嵩珍在这里的工作室，相距繁华的体育场路只有二三百米——这是绝对隐私与市井喧嚣之间的距离。委身于中西医结合门诊、胃肠病研究院等招摇的牌匾背后，“杭州宝善堂性福中心”，即“台湾嵩馥性健康管理中心杭州分中心”没有任何自己的标识。它用刻意的低调，尽可能为到访这里的人营造一种安全感。即使走进诊疗区，也没有文字指示这里究竟是什么科室，每个房间房门紧闭，门上都钉着一块相同的牌子——治疗室。为了避免来访者相互遇到而带来的尴尬，“看病”实行严格的预约制。因而，和普通医院里吵吵嚷嚷的情景不同，走廊里看不到任何候诊者，来访的人一到这里就“闪进”预定好的治疗室。实际上，这里根本就没有“患者”或“病人”，每一位前来寻求治疗的人，都被童嵩珍和她的同事称为——“个案”。在网络上，41岁的童嵩珍有“台湾第一性治疗师”之称。八年前，她首次在台湾新北市的广川医院开设“性福门诊”，随后又把性健康管理中心开到台北。近两年，她分别在武汉和杭州拓展性治疗业务。进入大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童嵩珍似乎已经是性学界的“圈儿里人”。2014年8月29~31日，第六届世界华人性学家学术大会暨性治疗学术论坛在杭州召开。作为承办者，童嵩珍请来了众多来自海内外的华人性学家和各路从业人员。一个隐秘的行业、一个庞杂的人群，他们在此聚首，把那些人们平时难以启齿的话题拿到讲台上讲，放在餐桌上谈。 “抓小鸟” 童嵩珍在台湾长庚医院做过12年护士。她在骨科病房里曾经看到，重伤的骨折病人打着绷带，腿被高高吊起来，就在那种情况下，还不忘和前来探视的妻子亲热。这样的情景触发了她的思考，而不是鄙视和反感。童嵩珍说，自己选择从事这项工作，“好像上天赋予我的使命”。而后，她去台湾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读了硕士学位——这是台湾唯一一家专门设立性学专业的大学。后来，童嵩珍又先后取得美国性学会(ACS)临床性学家学院、德国“谈崔(Tantra)性能开发工作坊”等机构颁发的权威执业资格认证，成为在台湾有名的性治疗师。相比在现实中的低调，性治疗师们在虚拟世界里都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在网上写博客、开微博；讲解各种各样的性知识；劝导人们注重“性健康”；结合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故事，分析各种性烦恼…… 在杭州宝善堂的网站上，“童嵩珍——台湾性治疗第一人”“最大、最权威的性治疗室”“华人性治疗领域革命性突破”等字眼在首页上来回滚动。作为一个在现实中保持隐秘的行业，性治疗从业者在网络上的高调，成为他们吸引人们前来诊治的手段。究竟什么是性治疗？童嵩珍的解释很简单：“性治疗就是指导别人如何做爱。”她接着说，“当然，治疗师并不会与患者发生性关系。而实际上，在美国，也有与患者发生性关系的性治疗师，那主要是帮助残障人士解决他们床笫间的生理需求，所以也叫做‘性替代者’。”说这番话的时候，她收起了脸上职业的笑容，神情严肃。与医院里的各种治疗手段不同，童嵩珍的性治疗不用药，也不开刀。在通常总共6次、每次1.5小时的疗程里，“个案”们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或躺在治疗床上，在女治疗师甜糯的国语引导下吐露心曲，化解心结，再接受行为治疗，以期解决自己人生中难以言说但又至关重要的困扰。当然，他们为此所花的代价也不菲——尽管童嵩珍不愿意谈及费用，但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个疗程的费用大约在3万~5万元人民币。行为治疗究竟如何进行？童嵩珍说，这是不可能让外人观摩的过程。尤其是在对“个案”进行“谘商”的时候，更是要绝对保证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连她的助手也不能在场。尽管如此，童嵩珍在《性治疗师教你好好做爱》一书里描述说：“目前，在华人世界里，只有我的团队在进行一对一‘抓小鸟’的性治疗。”对这句话的最好解释，是台湾“嵩馥”官方网页上的一张张“大尺度的”照片。对于治疗过程，童嵩珍解释说，“我们的手也会动到他，但我们是戴手套的。我会告诉他，‘现在你要专注，我们会做性感的训练，这是性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性感的集中训练。你戴着眼罩，跟你自己的想法做爱，你不是跟我，你是跟你自己的意念。’” 实际上，这样的治疗，很大一部分需要“个案”在熟悉了过程以后回到家里自己做，而不仅仅是在诊室。在另一些性治疗中心，有的治疗师遵循“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原则，只进行讲解和电视片演示，然后让顾客回去做“家庭作业”。还有一些治疗需要特殊器具，那就只能在治疗室里进行了。比如，对于女性常见的阴道痉挛，一般会在性治疗师的安抚与帮助下，尝试从小号到大号的男性器具，让受治者学会逐渐适应。在“嵩馥”的网站上，可以看到童嵩珍手拿一个布缝的男性阳具，解释如何自我按摩。自“挺进”大陆以来，童嵩珍已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300例“个案”。相比之下，面积大约只有浙江省三分之一大小的台湾，一年的接诊量就有两三百例。童嵩珍觉得，大陆的性治疗市场仍有待开发。这种性治疗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对此，外人无从知晓。有一位重庆男子曾经是童嵩珍那里的“个案”，对于自己接受治疗的经历，他说，“其实就是在她们的帮助下‘打飞机’。” 这是否超出了性治疗的范畴？对此，国内资深的性学家马晓年表示，“那位患者此前已经有两年没有勃起了，如果能够在性治疗师那里获得成功，也算是一种改善。” “伟哥革命” 杭州宝善堂的网站，把马晓年与童嵩珍的合影照片挂在首页，以此来证明这家性治疗机构的权威性。由此可见马晓年在中国性学领域的“江湖地位”。然而，如果你走进马晓年在北京玉泉医院的性医学门诊，会发现他的“老巢”和他的“地位”并不相称。这里远没有童嵩珍的治疗室“高大上”。坐在墙面油漆斑驳、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诊室里，满头白发的马晓年用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低缓声音说，“我的这个性医学科，算是没搞起来。” 1996年，51岁的马晓年自愿申请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调出，到北京西四环外的玉泉医院开设了性医学门诊。从那时到现在近20年过去了，迄今全国仍仅有两家公立医院设有性医学门诊——除了玉泉医院，还有张滨在广州主持的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不育与性医学科。马晓年介绍说，科室创建之初，作为医院的特色门诊，得到了北京市卫生局与院方的支持。但在2003年，玉泉医院被清华大学收编为附属医院，调整了发展重心，性医学被边缘化，经费也就捉襟见肘了。如今，相比北京各家“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形，只是“二甲”的玉泉医院病人不多，门庭有些冷清，性医学科更是坐上了冷板凳——加上马晓年一共只有两名医生，每天大约有两三个病人“慕名”前来。马晓年毕竟拥有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头衔，他的照片不仅出现在杭州宝善堂的网站上，也出现在北京五洲妇儿医院的出诊专家介绍里。照片下面罗列着他的博客文章，打头的一篇就是论述女性“性福”的问题。相比其他医生平均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能打发一名病人，马晓年给患者看病的时间每次至少都需要半小时。“要先问性史，找出问题，有的需要普及性知识，还有的需要心理疏导。”不过，作为一名正规医院的男科大夫，马晓年和其他性治疗师不同，他最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开药。有统计数字显示，40岁~70岁的男性，阳痿发生率高达52%，也就是说，平均每两名男性就有1人阳痿。1998年，能够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药物万艾可(伟哥)诞生，马晓年称之为“现代性学的第三座里程碑和性治疗的一场革命”。在美国，伟哥上市后的第一周，每天就开出1.5万张处方，第二周上升到每天2.5万张，第三周每天3.5万张，至第七周，达到每天27万张，创下了全球药物史上的最新纪录。生产伟哥并拥有其专利的辉瑞制药公司的股票随之暴涨。过去，美国阳痿患者的就诊率只有7%，而在伟哥上市之后很快增长到40%。 2000年，伟哥进入中国。一粒50毫克的蓝色小药丸，身价高达人民币99元，而且不在医保范围内。但它依然受到了男科医生们的青睐。截至2005年退休时，马晓年一共看过2万多病人，其中有83%是男性，在他看过的男病人中，又有90%以上都被开了药，而且大部分是伟哥。马晓年说，即使是心因性(心理因素造成的)阳痿，也需要使用伟哥来辅助治疗。“光有心理辅导不见得有用，但只要他能够在性事上成功一次，心理上的焦虑就会因此一扫而空。” 在杭州召开的世界华人性学家学术大会上，很难遇见潘绥铭。要想找到他，有一个窍门，那就是多到墙角、垃圾箱等能够自由抽烟的地方转悠——会议期间，他更多的时间是躲在一旁抽烟，而不是去和其他参会者交流。潘绥铭退休前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作为一名与实践领域相聚较远的性社会学家，潘绥铭在大会上保持的“高冷”，就像他对待伟哥的冷眼相看一样。他认为，在历史上，阳痿、早泄之所以被当作“病”，其实是因为不利于怀孕，因而损害了“性的惟生殖目的论”。而当今，则主要是因为庸医们要赚钱。潘绥铭说，阳痿早泄其实只是一个性生活不和谐的问题，靠双方的性技巧完全可以解决。可是一些医生却只“治疗”男人，根本不问女人的情况。这难道不荒谬吗？大家为什么还要给他们白白送钱呢？性治疗江湖然而，在现实中，为了性健康而“白白送钱”的人却并不少见。加拿大籍华人陈见在上海一家名叫“臻景国际再生医学中心”的医疗机构里做性健康顾问。这家机构坐落于上海最有格调酒店之一兴国宾馆，陈见说，她的工作，主要就是为高端中年人群提供定制化的性健康治疗方案。实际上，这种方案的核心，就是使用性激素。在陈见治疗的案例中，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企业老总，他没有病，但时常感到疲劳，没精神，性欲低下，妻子对他们的性生活感到不满。他慕名来到这里，先做了一个包括体内激素水平在内的详细体检。检查结果发现，他的睾酮(雄性激素)水平很低，虽然尚未达到“病”的标准，但已经接近正常值的下限。于是，没有处方权的陈见请临床医生给这位老总开出一个综合方案，包括按地中海式饮食结构饮食、加强锻炼等。其实，不论如何调整饮食起居，这种治疗最终靠的，还是补充睾酮。马晓年说，在美国，更年期以后的男性和女性，接受性激素补充治疗的比较普遍，因此，性激素治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但目前在国内还不是很多。据陈见透露，“臻景医疗”对此类治疗的收费价格非常昂贵，从5万元到百万元不等。不过，她同时也承认，“使用性激素需要十分小心，因为盲目的激素补充，会导致前列腺癌、乳腺癌与卵巢癌等。” 性治疗到底属于哪个科？有各种性烦恼的人，如果走进一家公立医院，恐怕在分诊台就会受阻——马晓年所在的北京玉泉医院几乎是仅有的例外——而在一般医院里，泌尿外科、妇产科甚至皮肤科，都和性方面的问题有关，但是又都没有针对“房事”的专科门诊和专家。那么，有了性烦恼找谁去解决？看到人们这个隐秘的需求，有不同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的人，纷纷以不同的形式加入到性治疗这个行业里来。他们甚至根据自身情况，各自为自己“定制”各式各样的头衔：性辅导专家、抗衰老专家、性教练、成人观察员、性功能康复专家、临床催眠师等等。 “一梵易高催眠工作室”，在性学家大会上，一名身材修长的中年男子递过来一张名片。“一梵”自我介绍说，前来向他寻求帮助的，主要是女性，尤其以经济条件优越但在感情婚姻方面遭遇挫折的女性为主。通过每次一个半小时面对面的催眠，他可以帮助女性提升性欲，改善性感受，甚至在催眠中达到高潮。“我只是在催眠中握着她的双手，她的身体就会开始扭动”，“一梵”强调说。据“一梵”介绍，他从中医学院毕业后，先在深圳一家高端健康会所做事，在那里专门向女性提供以改善生殖系统健康为名义的按摩服务。不过，他觉得，在会所里提供这类服务毕竟是打擦边球，存在风险，于是他就考了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自己开了一家催眠工作室。“一梵”面向全国开展业务，以出差去对方所在地上门服务为主。他每次催眠治疗的价格在几千元上下。一名与“一梵”互动颇多的性治疗师网名叫做“三悦名器女人”，她服务的主要内容则是“教导女性训练阴道肌肉”。所谓“名器”，其实就是女性阴道的雅称。在性学家大会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还遇到来自深圳武警边防医院肛肠科的医生柯玮。他自称出身中医世家，对中国古代的房中术颇有研究。除了平时行医以外，他另一项重要的兼职，就是给EMBA班的老总们讲授房中术。柯玮表示，“目前，这个市场需求非常大。” “性爱大师” 童嵩珍所提供的“行为治疗”“性感集中训练”，是可以追根溯源的：1960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妇产科教授马斯特斯与他的助手、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约翰逊女士，不顾社会偏见，一起用科学的手段研究性，获得了惊世骇俗的发现。二人根据研究结果写成了《人类性反应》一书，被称为人类性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们揭示了人类性反应的基本规律，将其分为兴奋期、平台期、高潮期与消退期。据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创出一套性感集中训练法：安排配偶双方集中接受为期两周的性治疗，让他们的注意力不再放在勃起和性高潮上，而是集中在性感感受的体验上，以努力改善具有破坏性的分离倾向或旁观观望态度。他们创造的行为治疗理念，动摇了在性治疗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故事2013年被拍成电视剧《性爱大师》，随后在中国成为热播的美剧，引起人们对性学家这个行业的兴趣。自1966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人类性反应周期并于1970年创立行为治疗学以来，性学领域还没有出现过国际公认的巨大学术成果。因而，他们迄今还被涉足这个行业的人奉为师祖——即使有些人的疗法与之并无关系。到了1974年，美国另一位性学家卡普兰提出，人类性反应的周期不只是这4个阶段，在兴奋期之前，应当还有一个性预期。也就是说，仅仅关注行为是不够的，人的心理也十分重要。她著有《新性治疗》一书，将心理分析法与行为疗法综合在一起，兼顾患者的心理与行为，称之为“卡普兰疗法”。如今，几乎所有的性治疗方法都源自卡普兰一派。 1970年代，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的时候，吴敏伦正在香港大学医学院学习，他的心理学老师正是马斯特斯的学生。后来，他去美国学习，师从卡普兰专攻性学。 1976年，学成归来的吴敏伦在香港玛丽医院(即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开设香港第一个性治疗专科。与童嵩珍手把手教人做爱不同，身为精神医生，吴敏伦主要以心理疏导的方式为患者解决性困扰。他的门诊相当火爆，想找他做性心理咨询的人，挂号排队需要等上两年才能轮得上。在香港，最好的小学中学都是教会学校。在宗教宣扬禁欲、禁止手淫的教育影响下，很多人直到结婚，都不知夫妻之事。因此，宗教对性道德的束缚反倒成为港人“性福”的一道障碍。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吴敏伦将性问题从低到高归纳为6个层面：性道德压抑；性无知；临场焦虑；双方关系不良；个人心理冲突；家庭及更多层面的问题。吴敏伦说，实际上，80%的性问题都属于前三个层面，这些问题只需心理疏导与性知识的教育就可以解决。后面几个层面的问题相对较少，但也较难解决，对性治疗师个人能力的要求非常高。总体而言，性治疗中需要用到行为治疗的其实并不多。今年68岁的吴敏伦现虽已退休，但仍在香港大学的家庭研究院帮人免费咨询家庭纠纷，希望以此来提高自己对“第6层面问题”的解决能力。吴敏伦的结论与台湾树德科技大学林燕卿团队的调查结果基本相符。根据她们的研究，台湾成年人的性问题有40%~50%都在心理层面，30%为器质性疾病(即身体器官发生病理性改变，而不仅仅是功能问题)需要就医，剩下的20%~30%是行为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性问题，还是需要打开心结。林燕卿说，“即使行为治疗这一次医好了你的问题，如果你换了伴侣，或者感情又遇到问题，可能还是会故态复萌。” 在吴敏伦看来，一个理想的性治疗师，需要有医学或心理学的学历背景，在此基础上还要再学习10年才能出师。但在实际中，这样的理想状态难以达到。现实中也不需要全是这样高层次的性治疗师。一些人通过几个月或一年的短暂培训，也可以做性治疗。不过，他再三提醒，这些人需要知晓自己的局限，只解决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问题。由于性治疗的特殊情形，治疗师最需要当心的情况就是被病人爱上。吴敏伦说，本来，精神科就最容易发生病人爱上医生的事情。在性治疗领域，病人向医生暴露的是自己身心最私密的部分，就更容易发生这一情况。 “你需要十分敏感，越早知道病人何时爱上你越好。比如，你发现，病人来看病时穿得越来越漂亮，或者她给你送一些小礼物，一开始是鲜花、巧克力，再后来是领带、内衣，那你就该知道，她已经爱上你了。”吴敏伦觉得，如何成功化解病人对性治疗师的精神依恋，也是一门需要学习的功课。对这一问题，马晓年也有自己的心得。他说，曾经也有找上门的女病人，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啊，没想到您这么大年纪了!马晓年笑着说，这说明对方对他有过度美化的幻想。马晓年开性医学门诊时已经51岁了，在这个年纪从事性治疗，会让病人有信赖感。当年，还是医学院学生的马斯特斯就曾有志于投身性学研究，但乔治·康纳尔博士劝阻了他。马晓年十分认同康纳尔说的这句话：“再等等，等你成熟了，等你在性科学之外的某些领域取得声誉时再加考虑。” “医不叩门” 著名华人性学家阮芳赋认为，性学研究目前在全世界正处于萎缩态势。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性在很多国家仍然是敏感话题，不被官方所认可。 “在全世界范围内，性学研究都还没有成规模、成体制化。一旦出现一位大师或杰出研究者，就能带动一批人，涌现一批研究机构。等这个人去世了，又往往出现退潮局面。”阮芳赋说，像金赛、马斯特斯与约翰逊等人都是如此，他们当年创立的研究中心，如今要么已形同虚设，要么早已解散。位于美国旧金山的高级性学研究院，曾经是性学界认可的最高研究机构，可授予博士学位。但如今，该机构人员流失，州政府颁发的办学执照也已经过期。林燕卿是树德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兼所长。令她颇感欣慰的是，她的这个人类性学研究，是得到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专业。林燕卿介绍说，研究所没有本科教育，只设硕士与博士学位，已经工作的社会人士也可以报名学习。从2001年以来，研究所已经有176名毕业生，但毕业后仍以从事性教育与性谘商的居多，做性治疗的人寥寥无几。在华人地区，从事性治疗仍面临着不小的社会压力与实际困难。童嵩珍曾表示，当她的父亲知道女儿从事性治疗时，曾责骂她“真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吗!” 无论在香港、台湾还是大陆，性治疗目前都不是官方认可的职业，也缺乏完善的监管制度。2007年，“中国首批性治疗师培训班”在深圳举办，主办方是中国性学会、北京大学医学部和美国玛摩利大学临床性学院。主办者当时称，这个培训班将培养出中国首批“性治疗师”。中国性学会尽管是国内性学界最权威的学术组织，但就在它举办首批性治疗师培训班的那一年，还爆出从事商业活动牟利的丑闻，受到民政部停止活动半年的处罚。中国性学会后来再也没有办过类似的培训班。尽管性学界一直试图把“性治疗师”推入正式职业序列，但这一“转正”需要经过劳动部门和卫生部门的认可，迄今没有成功。在中国大陆，想在现有体系内从事合法的性治疗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深圳市原计生委主任陶林介绍说，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目录里，有心理咨询师、生殖健康咨询师、婚姻咨询师这三个职业，其中后两个都是2007年以后才颁布的，比较新，较少为人所知。与性相关的咨询工作，可以在这三个国家认可并有注册的任何一个资质庇护下进行。在台湾，童嵩珍的治疗不涉及药物和开刀，因此可以规避医疗管理部门的介入，她的诊所是公司性质，名字也不包含“性治疗”的字眼，而是“性健康管理中心”。在大陆，童嵩珍选择与医院合作的模式运营，以此获得资质的保护。像吴敏伦那样，在公立医院里以精神科医生的身份来做性治疗，是所有人认可的眼下最为理想和安全的模式。但吴敏伦坦言，尽管他做了30多年的性治疗与研究，带了几十个学生，但却没有学术接班人。“做医生赚钱是很容易的，而做性治疗既困难，又没什么钱，难以吸引医学院的学生。所以性治疗这一行目前都是非医学人士介入比较多。” 在华人性学家大会上，同时成立了“中华性治疗协会”。该协会在台湾注册，会长是马晓年，副会长有童嵩珍等人。据马晓年透露，这个协会并非由他主导，而是由童嵩珍等人发起的。“因为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是一个纯学术的非营利性组织，不能用来赚钱。而童嵩珍他们可能想利用这个性治疗协会平台做些培训。听说注册手续还在办理中，我和阮芳赋等几位专家正在起草一个性治疗行业标准。没有标准，不规范起来，这个行业就没法发展。”马晓年说。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潘绥铭在2013年7月出版的《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里，提出了对性的“医学化”的批判。他指出，大多数西方社会在医学标准支配了大部分日常生活以后，就已经被“医学化”了，甚至是被“过度医学化”了，这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不仅个人的，而且整个社会的判定标准，都几乎完全归顺并臣服于医学。在“医学化”的框架下，自从20世纪以来，性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一个范畴，并且被极其严重地“问题化”和“污名化”了。比如，一提到性，不是“性障碍(阳痿、早泄、性冷淡等)”就是“性变态”——最新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性成瘾”。医学化的认知，必将带来医学的矫正与治疗，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比如对于同性恋、虐恋、恋物以及一切“性反常”或者“性偏离”的现象，都曾经或者正在被“医治”，不仅是心理和药物的治疗，还常常被认为应该直接动手术。说到底，医学化其实就是社会试图通过医学的理解模式与治疗手段，来规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与实践，尤其是要剿灭一切异端。然而，从事实务工作的医生和治疗师们并没有潘绥铭这样的认识高度和“愤慨”。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李宏军专长于男科疾病的诊治，谈到对性治疗的理解，他说，“我们这一行有个原则，叫做‘医不叩门’。比如，性交半分钟射精算不算早泄？如果他没有来看病，那就说明这对他不是个困扰。可是，有的人10分钟射精，他照样来找我，说要调到20分钟，那我就得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医学家们依旧满怀热情地畅想性治疗的未来。马晓年说，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虚拟性治疗”。其基本方法是，让患者戴上特制的头盔与眼镜，穿上布满传感器的紧身治疗衫，坐在能固定四肢的治疗椅上。计算机就会按事先设计好的程序运转起来并把相应的电生理信号输入头盔、眼镜和治疗衫，患者便可以接受到如同实际生活中那样的、但却是模拟的触摸刺激，这样的性刺激相当于给患者提供了舒适的爱抚，并让患者享受到充分的、甚至是超常的性感受。计算机可以让患者超越时空的限制，重新经历往昔的生活，并在关键的时刻纠正错误和过失、消除不愉快的经历，还可以实现和满足患者的一切性要求或性幻想。重要的一点是，与童嵩珍的“抓小鸟”不同，虚拟性治疗的方式，将几乎涉及不到伦理或道德方面的风险。

　　2000年~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针对中国人的性生活，做了三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丈夫的婚外性一直远多于妻子，但两者在短短10年之内都翻了一番。10年间婚外性的发生率，男性从13.2%增长到28.9%，女性从4.5%增加到9.7%。在前两次调查中，高阶层男女的婚外性发生率都更高，但是到了2010年，这种趋势已经很不明显。也就是说，婚外性的阶层差别正在日渐消失--婚外性正在走向“全民化”。　　2010年，中国的现存婚姻中，有1/5已经切切实实受到了婚外性的威胁，但这些夫妻确实没有离婚！　　25年前，当李宏军刚刚成为辽宁省计生所的一名医生时，他每天的医治对象，就是男性不育症。如今，当他坐在离天安门只有一站地的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室，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时，他发现，自己的工作早已偏离了一名男科医生的本职——他既是心理医生，又是夫妻关系调解员；他一边指导新婚夫妇如何做爱，另一边还要帮助“老少配”婚姻的男性在年轻妻子面前“重振雄风”。　　李宏军感慨地说，“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幸福的人们总是相似的，不幸（性）的人们各有各的不幸（性）。” 　　生育难的背后　　来大陆做了一年多的性治疗以后，台湾性治疗师童嵩珍感受到两岸民众对性态度的差异：在台湾，她接待的患者，大多希望提高性生活质量——说白了，就是为了获得性高潮；但是在大陆，她遇到最多的，是很多夫妻为了生育而前来寻求性治疗。在大陆人的观念里，传宗接代还是最重要的。　　童嵩珍曾接待过一对母女。女儿在一旁涨红着脸不肯说话，母亲解释说，自己的女儿结婚4年了，一直没有生育。原因是她有阴道痉挛，从来没有和丈夫做爱成功过。男方家长对此非常不满，已经提出，要是再生不出孙子，就要儿子和她离婚。这位母亲又生气又伤心地说：“丢死人了！连畜生都会做的事，我女儿竟然不会？！我也不让她工作了，现在就是要专心把这个病给治好。” 　　“这位女性是在我们诊疗室被器具‘破处’的，你说是不是很可惜？”童嵩珍这样说的时候，带着一丝惋惜。　　在中国，不仅仅只有女性不会做爱。“你听说过‘新婚阳痿’吗？”刚落座，李宏军就问道。作为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最近几年，他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刚结婚的年轻男性来看病，说自己阳痿。　　“我一检查，95%以上的求诊者都是健康的，没毛病的，都是心理因素导致的”，李宏军说。他发现，发生新婚阳痿的男性，往往没有婚前性经验。由于他们大多为独生子女，性格内向，比较“宅”，缺乏群体生活，也没有和同龄朋友谈论、交流过性方面的话题。像这样的人，如果婚后第一次性生活失败了，很容易留下心理阴影，形成阳痿。对此的治疗，只需加以性知识教育和心理疏导，顶多服用一段时间的伟哥就可以治愈。　　为了这个问题来找李宏军看病的，不仅包括新婚的小两口，还有结婚数年的夫妻。这些人由于面临生育压力，不得不“豁出去”前来就医，之后才发现竟是由于丈夫初夜的恐惧、焦虑造成的后遗症。李宏军开玩笑地说，得益于中国特色的“新婚阳痿”，他们在国际期刊上发了不少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晓年表示，由于性生活不和谐前来向他求助的，以结婚双方同时是处男处女的比较多。尽管中国现在有部分人的性观念已经非常开放，但仍有另一部分人，他们成长于管教严格的家庭里，长大以后很容易产生性困扰。这也说明中国的性教育做得并不算成功。　　生育难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复杂的家庭故事。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曾遇到一对前来咨询的夫妻。女方25岁就和对方结婚，直到31岁尚未生育。问及原因，丈夫说两人感情还好，但就是对妻子没有性欲。　　一开始，方刚以为他们只是审美疲劳所致，但在聊天中，他发现，咨询者婆媳关系紧张。而女方一旦和婆婆发生矛盾，就将怒火转嫁于丈夫身上，开始摔杯子，摔手机，甚至砸电视机。　　方刚分析说，这位妻子并没有意识到，其实她自己有家庭暴力的倾向。所谓家暴，不仅指对伴侣动武，还包括控制对方的行为，辱骂、恐吓对方等精神暴力。“面对成天怒气冲冲、动辄就摔东西的妻子，这位丈夫怎么可能提得起性欲？” 　　经过长时间的心理辅导，两人逐渐认识到了症结所在，经过调整，如今已经有了孩子。　　被忽视的女性　　内地某三线城市青年小娟（化名），今年24岁，三年前嫁了个富二代，很快就生了儿子，让思想传统的婆家高兴地合不拢嘴。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但去年的某一天，小娟偷看了丈夫的手机，发现对方偷情，并且在她怀孕期间就已开始。一怒之下，小娟决心离婚。　　离婚拉锯战闹了一年多，双方亲戚都劝她回心转意，皆无功而返。最近，在一次场面激烈的娘家会议上，小娟迫不得已吐露了一个秘密：她之所以要离婚，是因为没有自信挽回丈夫的心。而根本原因，是她患有性冷淡，婚后性生活一直不和谐，在生完小孩后，他们夫妻间的性生活更是几乎为零。这正是丈夫出轨的重要原因。　　受临床经验启发，李宏军这位以男科而出名的专家，最近也越来越关注女性的性困扰。他曾遇到过一对因丈夫阳痿寻求治疗的夫妻。在接诊结束后，患者妻子竟悄悄跑回来找他说：“李大夫，其实我刚才并没有把完整实情告诉您：我有性交疼痛，每次都是勉强成事，夫妻性生活次数也少，时间久了他就有心理阴影，所以阳痿可能与此有关。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也不敢让他知道，只好偷偷来问问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李宏军这才意识到，虽然他医治的是男性性功能障碍，但也许不能只关注男性患者，女性也要治疗。夫妻同治，是性治疗的推荐准则。　　据统计，10%的男性阳痿都是由妻子的性冷淡或性交疼痛造成的。李宏军介绍说，近些年，国际上渐渐产生一种新观点：女性也存在性功能障碍（英文简称FSD），指女性个体不能参与她所期望的性行为、在性行为过程中不能或难以得到满足，并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是一种与年龄相关、渐进性发展的严重影响女性生活质量的常见和多发疾病。　　据李宏军的查阅，由于宗教和封建意识的影响，全球对FSD的研究起步都较晚且研究较少。在有限的研究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Laumann发表的调查结果是被最广泛引用且具有权威性的。他们对年龄在18~59岁的1749名女性和1410名男性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生性功能障碍，这一数字分别是43％和31％。女性性功能障碍以性欲低下最为常见（51%），其次是性唤起障碍（33%）和性交痛（16%），且与年龄密切相关。其中，更年期与生育是导致FSD的两大高危因素。　　然而，在国内，女性的性意识仍相当保守，有待启蒙。如果不是遭遇婚变，小娟的性困扰恐怕永远都不会浮出水面。为此，她准备离婚后去医疗机构求助。　　童嵩珍也表示，在台湾，在前来求助性治疗的人中，女性大约能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大陆的就诊患者里，以男性居多，女性只有五分之一。不仅女性患者少，而且诉求单一，几乎全是阴道痉挛问题。相比之下，性冷淡这个本来是女性最普遍的问题，但却几乎没有人来咨询。“道理很简单：如果有阴道痉挛，就不能做爱，也就生不了孩子，所以就会重视。而性冷淡并不影响生活，大部分夫妻可以默默忍受。” 　　对此，马晓年也表示，时至今日，妇女的性健康问题仍然没有进入那些患者或医疗卫生保健人员的视野。具有性健康问题的大多数妇女甚至不知道她们的问题是可以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的。　　“围城”内外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当前，中国出现的婚外性现象，是对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动摇与颠覆，由此产生的问题，正是国人目前最大的性困扰。　　“现在是不是很流行‘大叔控’？”李宏军带着求证的语气问记者。原来，近两年，李宏军发现，有很多四五十岁，甚至70岁的男性来找他看病，要求改善自己的性能力。随便一聊便得知，这些经济实力不俗的“大叔”们，都新娶了比自己小很多的妻子，除了在物质上满足妻子的需求外，还力图在卧房里也展现实力。李宏军说，他的很多医生同学也都在中年离婚、再婚，还有人找他看同样的问题。　　除了“大叔”们这种“甜蜜的”性困扰，李宏军还经常在男性求诊者中遇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婚姻里可以做爱，面对婚外性时无法成事；另一种是与婚外性伴侣的性生活很和谐，但希望维持婚姻，而实际上却与妻子已经擦不出火花。不过，他感觉，因后一种困扰来求医的男人更多。　　面对这一类问题，价值观不同的医者，有不同的应对态度。　　童嵩珍表示，作为一名性治疗师，她们的职业操守就是，不干预患者的生活。对于前来求助的人，她们只负责把“性”这一部分的问题医治好，至于患者的治疗目的是要与谁发生性关系，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　　然而，李宏军却表示，他在帮患者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尽量劝对方，性不仅仅是一个生理过程，也跟感情有关，你需要调动对妻子的爱才能使性生活成功，说到底，“大脑才是人体最大的性器官”。　　马晓年也表示，他还会劝诫那些男人们，婚外性会极大地增加感染性病与艾滋病的风险。“一句话，劝和不劝离”，李宏军与马晓年不约而同都这么说。　　性治疗师们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式婚姻的最新写照。2000年~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针对中国人的性生活，做了三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丈夫的婚外性一直远多于妻子，但两者在短短10年之内都翻了一番。10年间婚外性的发生率，男性从13.2%增长到28.9%，女性从4.5%增加到9.7%。　　与此同时，研究者发现，在前两次调查中，高阶层男女的婚外性发生率都更高，但是到了2010年，这种趋势已经很不明显。也就是说，婚外性的阶层差别正在日渐消失——婚外性正在走向“全民化”。　　潘绥铭倾向于认为，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婚外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就是“婚外恋”。也就是说，婚外性的目的，既不是钱财也不是为了更好的性生活，而是为了爱情。这一点女性尤甚。　　马晓年就遇到过前来咨询的出轨女性。一名女性由于婚内感情与性生活不如意，便在外面有了情人，但又受到良心谴责，左右为难。马晓年说，对此，他只有给她分析局势，情人也有家庭，不会和她结婚，而婚外情一旦被丈夫发现的下场会怎样，最好还是斩断关系，及早收手。　　“这样的分析对她有用吗？”记者问。　　“其实这些道理她都知道。我说了也没用，如果她有决心收手，又怎么会来找我？咱们当医生的，也只能是‘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马晓年摇摇头。　　最近，一部讲述“人妻出轨”的日本电视剧《昼颜》在国内小范围走红。而这部剧的最大看点，是身为中产阶级主妇的女主角，穿着名牌内衣、开着跑车，主动寻求婚外情。她出轨的逻辑是：只有在外面有了男人，才会因为自知理亏而对丈夫和孩子更好，否则谁会甘心为男人去洗内裤呢？当日剧开始触及女性性解放的话题时，更多中国女性还在为“防小三与丈夫出轨”所困扰。　　“当前，中国出现的婚外性现象，是对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动摇与颠覆，由此产生的问题，正是国人目前最大的性困扰。”方刚指出。　　来方刚这里接受咨询的一大主流人群，是那些作为丈夫出轨受害者的妻子。在过去，遭遇此类问题的女性，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但近些年，方刚发现，各个年龄段的已婚女性都会找他问这个问题，30多岁的甚至刚结婚20多岁的也有。　　对此，方刚伸出指头，一边掰着数一边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婚姻承载了5大功能：性生活的固定配对、经济维系、共同抚养孩子、感情维系，和扩大社会联结网。我会问这些来访女性，你们的婚姻还剩下几个功能？如果只是其中一项或两项缺失了，你是否愿意离婚？” 　　在他看来，女性之所以在婚姻中感到受了伤害，是因为她们对婚姻的理解，仅限于彼此对对方保持性忠贞。但婚姻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此。　　这种想法或许有些激进。但根据潘绥铭的调查，2010年，中国的现存婚姻中，有1/5已经切切实实受到了婚外性的威胁，但这些夫妻确实没有离婚！　　基于此，潘绥铭认为，“离婚便利比离婚自由更重要”。离婚越难，“脚踏两只船”也就越多。反之，如果人们真的可以非常容易地离婚，那么一旦移情别恋，情况就会转换为：跟这个人离婚，再跟那个人结婚，那么相当多的婚外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其实人们应该想一想，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人离婚这么难？”说完这句话，潘绥铭重重地吸了一口烟。　　功夫在性外　　在临床医学里，男男女女遇到的各种性问题，可以被统称为“性障碍”或“性困扰”，李宏军强调说，这并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而只是症状学的描述。但用社会学家潘绥铭的眼光来看，他更愿意将其称作“性烦恼”。　　一些专家质疑，是否真有这么多种类的性功能紊乱存在；如果真有性功能紊乱存在的话，到底有多普遍。性功能药物的概念也被人指责为“疾病交易”：把一些行为问题定义为医学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销售药物治疗这种问题。　　潘绥铭就认为，性健康绝对是因人而异的，绝对是因地制宜的，绝对是因时而变的。极端地说：如果我妻子绝对“性冷淡”，那么我阳痿就是健康。反过来，如果我丈夫禁欲，那么我有性要求就是有病。说到底，除非是自慰，否则性只能存在于某个“关系”之中。如果脱离“关系”去讲什么“性健康”，就完全是文字游戏或者另有所图。　　在潘绥铭的三项调查里，他给男性列出了6种性烦恼：没有晨勃、性交疼痛、阳痿、早泄、疲软、难以到达性高潮。女性有4种：担心自己表现不好，阴道干涩、性交疼痛、难以到达性高潮。结果显示，在10年间，中国人的性烦恼是先增后减，成山丘形状，但总体仍呈增加趋势。　　根据潘绥铭的分析，从2000年到2006年，人们的性烦恼急遽地增加了，这应该是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加大引起的，但到了2010年又稍有缓解，这可能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的结果。　　此外，他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男性的性烦恼随年龄增长而增长——越老越多；而女性的性烦恼则随年龄增长呈稳中有降的趋势——老了就解脱了。　　这种差别很有文化意义。这说明，在中国文化中，男性对于性烦恼的敏感、担忧与恐惧，远甚于女性，而且愈老愈甚。这种心理暗示已经强烈到足以诱发现实的性烦恼的地步。反之，中国女性由于婚前受到性知识方面的严厉禁锢，所以婚后初期的性烦恼会多一些，但随着性生活逐渐习以为常，烦恼不再增加，反而出现略减趋势。　　调查还显示，上学程度越高、越是城市男性（尤其是直辖市男性）、男性职业等级越高、收入越高的，性烦恼越少。再婚的人性烦恼多于初婚与同居者。简言之，那些低文化、低职业、低收入的人们，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压力与社会压力，这潜移默化地削弱了他们全面的自信心，进而影响他们的性功能，直接增加性烦恼出现的可能性，产生“生理障碍”。与此同时，高阶层的人也会产生较大压力，他们的性的精神与情感方面的烦恼较多。　　由此可见，无论男女，“性障碍”或“性烦恼”都不是所谓单纯的生理现象，都受到共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巨大影响。反过来说，“功夫在性外”才是“性福”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