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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年内地与香港之间矛盾的日益突出，有香港学者认为，中港两地的互相误解主要是因内地媒体的选择性报道。 据香港媒体10月27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院丁学良教授认为，目前中港民间矛盾正处在历史上最尖锐的时期。相对于香港对内地的误解，内地对香港的误解程度更深，也更普遍，误解的来源则主要是内地媒体的选择性报道。 丁学良忆述，回归前的香港，除小部分人对中共政权尖锐批评外，大部分民众并不热中参与政治。而在民间层面，已经存在对讲普通话者的歧视。回归后，除了小部分在大陆出生和长大的人之外，大部分香港人都在摸索与内地人沟通的方法。 港人抗议内地游客来港购物 2005年，丁学良离港赴美，2008年回到香港，看到了中港矛盾的白热化，他形容为“中港关系最糟糕的时代”。丁学良说，香港对内地的敌意，主要源自内地旅客、奶粉客、孕妇、跨境学童对香港空间的挤压。他认为这些改变令那些与政治无关的人，日常也愈来愈难忍受。他表示，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歧视相比，如今香港民间对内地人情绪的表达不再隐晦，表现得更具挑衅性和攻击性。 同时，内地民众对香港的敌意也有增无减。丁学良认为，香港信息自由度高，能获得关于比较接近内地真实情况的信息，但内地所有关于香港的信息都经过严格审查，内地传媒的一些行为令他深感不解。 2013年10月，一名从港大毕业的女白领刘涵在港遭遇车祸身亡，《人民日报》在14日发表文章《内地生香港求学遇车祸死亡 千人点赞称“蝗虫”》，在内地网上广为流传，引起热议。“内地媒体背后水很深，关于香港的报道，不是你想报道就报道什么，为什么涉及香港的负面报道可以滚雪球……”丁学良表示，在内地大部分信息都是受控制的，大部分人读到这种信息，都会容易产生反感情绪，进而给香港人戴上“走狗”“汉奸”一类帽子。他说，内地读者看到的是有选择的放大矛盾的报道。 丁学良称，不清楚内地媒体是否收到指示作此类报道，“至少有些利益集团，如果把香港描绘得是殖民主义对中国主权的挑战，或把香港描绘得比实际更严重，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年轻，热衷于奢侈品，有美国大学学历，住豪华公寓，去高级餐馆，开劳斯莱斯，穿定制衣服，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或是自主创业或是继承家业，他们，是中国上海的新兴企业家。图为上海，企业家Amanda Zhang在自己家里。 企业家Dai Jun的豪宅。 Cirque le Soir夜总会。 夜总会里一名戴面具的侏儒。 南京路上开保时捷的女孩。 30岁的K.P Yue和他的女友在餐厅用餐。 Paul Hu在他公司的客厅。 Talos(右）和他的员工Max Myers（左）在下豪华版的国际象棋。 Talos在他的办公室抽雪茄。 企业家Steven Zhu的家。 汤姆森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浦东区的夜景。

  　　在第十五个“世界男性健康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第一部以关爱职场人两性生活为核心的调查报告――《性福中国蓝皮书》26日在北京发布。   　　《性福中国蓝皮书》的调查数据显示，仅有37%的男女性认为目前的性生活非常满意，而51%的人处于基本满意状态，8%的人认为只是例行公事，4%的人认为是无欲无求。 　　此次《性福中国蓝皮书》数据源于2014年年初启的全年性“性福大调查”。该调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展开，横跨22个城市，参与人数过万。蓝皮书通过有趣的数据化信息图，生动地展现了中国职场人的综合性爱数据，并在每个数据之下给出通俗易懂的专业建议。 　　调查发现，中国男性的性福危机已不容忽视。在接受调查的男性职场人中，每周性生活低于3次的高达81%。男性的性福现状也直接影响了职场女性的性福数据，超过21%的职场女性表示从未体验过性高潮。 　　中国性学会秘书长姜辉教授表示，职场人整体偏低的性福数据与较高的工作生活压力密不可分，但与个人生活习惯也有直接关系。在发现性福告急的情况下寻医问药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隐忍回避不仅错失应有的性福时光，更容易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与之不匹配的是中国两性科普教育的滞后。因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男性性功能障碍问题早已屡见不鲜，病急乱投医的悲剧也频繁出现。 　　专家指出，最终发布的《性福中国蓝皮书》虽然展现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破除部分患者的医态度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与蓝皮书同期发布的还有性福中国蓝皮书公益视频。  

警方找到被卖男婴 10月6日，一名24岁的女生来到临沂市半城派出所报警，说8月1号自己生下一个男婴，但自己一面未见，就被自己的男友卖掉，但是民警通过调查发现，这个孩子是女孩杨某和自己男友薛某一起卖掉的。 女生杨某告诉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每日新闻》的记者，孩子在未出生前，男友就与自己商量，准备孩子出生之后把他卖掉，自己最开始是不同意的，但考虑到男友拖欠太多外债，只能同意卖掉孩子。 7月份，女孩杨某以8万元的价格准备卖给一个买家，但买家没有同意，男方薛某又找了四个中介人，以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在市区工作的丁某。

人民网10月26日讯 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在此次大规模反腐运动中取得了几个西方国家的帮助。目前，一场警方国际联合行动正在展开，行动的对象是逃往澳大利亚的中国贪官。据估计，这些贪官携带的赃款高达10亿美元。 报道说，估计在几个星期之内，澳大利亚当局就会查封中方通缉的7名最重要经济逃犯的资产。 这是中国今年7月开始的“猎狐行动”的一部分。这一行动的目标是移居海外隐姓埋名的前中共官员。他们被控贪污大量公款。 澳大利亚中国市场研究集团董事总经理肖恩?莱恩（Shaun Rein）说，确实有几名伪装成富商的嫌疑人已经获准定居在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你到了悉尼之后就会发现，许多1千万、2千万、3千万的地产都是被一些和政府有关系的中国人买下了。这些人的巨额收入都不是许多澳大利亚人所能憧憬的。他们确实很腐败。他们并不是你想在自己周围见到的那种商人。” 虽然中澳之间并没有引渡条约，但是堪培拉政府可以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向中国提供协助。澳方警察相信，潜在的嫌疑人也包括一些已经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人，他们通过洗钱把这些非法所得伪装成来自中国的正当商业收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宣称，他们已成功没收了一些中国经济逃犯的非法所得。 坐落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机构专门研究非法资金流向。这个机构预估，从2002年到2011年，有1万多亿美元通过非法渠道从中国流出。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 作者：佚名，原题为：《1966年谁发出“密杀林彪令”》 1966年12月的一天，有人在江苏省公安厅的档案里，发现两封神秘信件，信是写给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让他消灭林彪。这一“密杀令”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事人、曾担任“中央文革记者”的邢文举揭露了幕后疑云。 名义上的“钦差大臣” 1966年9月，我（邢文举）被从沈阳军区借调到北京总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说，中央调部队同志参加“文化大革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做记者工作。“中央文革记者”被派到各地，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公开活动，主要任务是观察“文化大革命”，反映各地情况，向“中央文革”报告。我被分配到了南京。 “密杀令”要求消灭林彪肉体 1967年2月的一天，我在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深夜把我叫起。我来到会议室，见“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已在那里等候。 王力和戚本禹拿出两份影印件，严厉质问我：“这两封信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我紧张地接过影印件，看过之后，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这两封匿名信我在南京看过。1966年12月的一天，有人在江苏省公安厅的档案里发现两封神秘信件。信纸是老式的竖写红格宣纸，上面写着流利的毛笔字。我记得，那封信的大意是：“渭公：林彪要篡党夺权，请速派人去北京，秘见胡服（刘少奇的别名）夫人，号召一、二、四方面军，直取北京，消灭肉体后，报告周总理。” 有人说能写这封信的只有两个人 关于这封信的来历，有人似乎十分肯定地认为，能写这封信的，在江苏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江渭清的小舅子，一个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当时，我们曾将上述情况写成简报，上报“中央文革记者站”。 “密杀令”事件发生后，一些莫须有的传闻在南京上层不胫而走，比如：有人说，江渭清接到信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没有问题，但是，林彪有没有宗派情绪不一定。据江苏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高啸平说，江渭清就这一事件，曾亲自复信让转给党中央。 “密杀令”事件一直是不解之谜，直到我离开南京，也没调查清楚。

香港地少人多，垃圾处理是一大问题，而特区政府力推的“三堆一炉”方案（即扩建三个堆填区及兴建一个现代焚化设施）频频受阻，除了被市民反对，在立法会至今也只闯过第一关。日前，新一年度的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三堆一炉”议案，而约10名将军澳居民24日上午带同计划书及大型模型到中联办外请愿，要求中央及珠海政府协调，拨出香港水域以外低生态价值的孤岛，供香港兴建“垃圾岛”及“环保教育科研中心”，他们认为此举既能处理废物，也能让堆填区远离居民，并推动香港及珠三角的环保产业。  协助居民的西贡区议员方国珊指，中央早前拨出横琴岛予澳门大学及经济发展，认为港府可参考该模式，冀中央拨地予香港处理废物，“珠海一带有好多岛屿可作用垃圾岛，我哋去新加坡实地考察过，垃圾岛只需五年时间就可兴建好。” 她声称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亦认为难以在香港觅地兴建如焚化炉等设施，可建在遍远孤岛，减少社会争拗。 方国珊又批评，港府经常以“假数据”欺骗市民，令市民以为堆填区将于明年爆满，但实际上堆填区仍有五年寿命，促请港府尽快展开兴建垃圾岛的研究，并永久关闭将军澳堆区。 据观察者网查询，香港现有的3个策略性堆填区包括新界西（屯门）堆填区、新界东北（打鼓岭）堆填区和新界东南（将军澳）堆填区，预计会在6年内陆续饱和。。去年7月，香港特区政府的拨款申请在立法会被搁置。 10月24日，约10名将军澳居民带同计划书及大型模型到中联办外请愿，要求中央及珠海政府协调，拨出香港水域以外低生态价值的孤岛，供香港兴建“垃圾岛”及“环保教育科研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局资料显示，目前香港的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尚未完善，香港都市固体废物52%为堆填处理，香港的每日人均家居废物产生量为1.36公斤，显著高于亚洲城市东京的0.77公斤，汉城的0.95公斤及台北的1公斤。 今年3月28日，香港拟扩建三个垃圾堆填区和兴建石鼓洲焚化炉，在立法会成功闯过第一关，4月提交立法会工务小组委员会再作讨论，但无果而终。7月，立法会议财务委员会本个会期的会议结束，“三堆一炉”垃圾处理方案等拨款申请被要留待10月复会后、即下一个立法年度再处理。 香港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曾表示，尽管香港早于2000年已筹备兴建现代焚化设施以处理生活垃圾，经历十多年的选址、城规、环评、咨询程序，加上司法覆核及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等过程，即使今年获得拨款，最快也只可于2022年落成，换言之，整个项目耗时二十多载。其容量每天3000吨，相等于回收后本港总体末端生活垃圾量约三分一。 香港环境局估计，至2017年，每日仍有约7000至8000吨生活垃圾需堆填，另外建筑废材等亦需处理，近年建筑废料回收率逾9成，但余下每天约3000多吨建筑废料仍占用部分堆填空间，补充堆填容量委实刻不容缓。 他又表示，不少人士包括立法会议员均支持“三堆一炉”方案，认为将四个设施，放在香港的东、南、西、北四方，体现社会的共同承担。港府会继续加强与议员沟通，寻求他们的支持。 黄锦星强调，港府有完整的废物管理蓝图，从源头减废、减少厨余、支持回收和发展基建等多管齐下，期望市民理解和支持。 其实，除了香港将军澳当地居民，深受垃圾山臭味之苦的深圳居民同样对这个项目表示强烈不满。今年1月，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称，由他组织发起的“呼吁抵制香港垃圾山签名活动”得到了市民的积极回应，初步统计的人数已超过百万人。 香港居民集会反对“三堆一炉” 厨余回收拨款获通过 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24日召开两节会议，以37票赞成、 1票反对，通过拨款近16亿元兴建小蚝湾有机厨余回收中心。 本次议程于上周五已开始审议，但在泛民议员发起不合作运动下，昨日多名泛民议员接连提问，部份议员累积提问超过10次。 人民力量陈伟业、社民连梁国雄和新民主同盟范国威，合共提出40项临时动议，期间陈伟业更提出休会动议，但全部被被否决，拨款最终仍获得通过。 财委会随后开始讨论“三堆一炉”拨款申请，主席张宇人建议合并讨论“三堆一炉”，但分开表决。多名泛民议员反对，指项目具争议性，涉及的地区性问题未必相同，担心发问时间不足，要求分开讨论。 建制派议员则指，有关项目在事务委员会和工务小组已有充份讨论，赞成合并讨论。张宇人在结束会议前表示，维持合并讨论建议，下星期会交代提问时间的安排。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指对佔领运动的发展感心情沉重，指佔领人士渐渐走向激进，类似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运情况，担心最终引致悲剧。 佔领行动提出广场投票向政府施压，基本法委员会港方委员、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形容运动走向愈来愈激进，已类似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运情况，他称历史教训是「不是抗争愈久，最后得到的东西愈多」。1989年出任驻北京记者的时事评论员刘锐绍亦说，佔领人士应思考六四惨剧经验，不要被群情推到死路，要懂进退，以争取主流民意支持。 陈弘毅在商台节目《政经星期六》中说，对佔领运动的发展感到「心情比较沉重」，他说﹕「现在进行抗议活动的人士，他们做的方向有些类似89年北京的民主运动的情况，那时运动一直持续下去，而且愈来愈激进，提出绝对不愿意撤退，最后大家知道酿成悲剧。」 陈弘毅说，佔领人士争取他们的民主理想，但政治现实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不会接受他们的诉求，因为人大大常委会不会撤回8月31日的决定，特区政府也不会要求人大常委会这样做。 陈指历史证「抗争久不等于得到多」 对于示威者坚守佔领区，陈说﹕「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不是抗争愈久，最后得到的东西愈多，这不是历史或现实的情况。89年（民运）如果早些撤退，可能后来镇压和赵紫阳落台都不会出现，那麽（中国）民主可能会发展得更加快。」 以颜色革命形容佔领 陈又以颜色革命形容佔领运动，「如果香港是独立国家，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好可能要倒台，在外国相当于颜色革命……但香港不可能成功，香港不是国家，行政长官是中央任命的。政治现实上中央仍然会支持行政长官，不会因为这件事件要求他落台。」 刘锐绍说，佔领人士必须思考六四经验，「当时温和人士在群情汹涌下，慢慢被激进派取代，激进派又被更激进的一派取代」，指这是群众运动组织者经常有的盲点。他称今时今日佔领运动已有不错成果，希望决策层不要被群情推向死路，最重要是争取到主流民意支持，如果只懂进不懂退，结果只会失败。 倡调整提委会子界别增民主成分 对于出路，陈弘毅认为应想办法保证特首普选时，提名委员会提名较多市民支持的参选人，而提委会内38个子界别都有调整空间，例如增加子界别、调整子界别的委员数目、调整委员的产生方法等，如保险界是否让保险经纪也可投票，而非只得公司票。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钥机亦认为可争取扩大提名委员会的民主成分。

吴启华被曝欲离婚 吴启华一家三口 据台湾媒体报道，50岁的吴启华在《再战明天》中与徐子珊上演“叔侄恋”，现实中07年亦与内地女星石洋子打破21年代沟共结连理，第二年虽诞下女儿熙儿，年轻妻子却很快心生外骛，执意赴北京再逐星梦，又以单身姿态夜会帅哥，女儿则留长春外家，而长留香港陪父母的启华坦承夫妻正处冷静期。 2007年吴启华与内地女星石洋子完婚，第二年诞下女儿熙儿。但小21岁的年轻妻子石洋子不甘一世做平凡家庭主妇，撇下身在长春的女儿，执意赴北京再逐星梦。女儿则留在长春外婆家，长留香港陪父母的吴启华无力管束，三口分隔三地。 吴启华近日接受香港周刊专访剖白夫妻关系，坦承二人出现严重沟通问题，正处冷静期，虽表示没到最差、还有得挽救，但每当提到太太，一向温文有礼的他也按捺不住情绪。 吴启华称，“结婚前同她讲过，我要个怎么样的太太，是要全职照顾家庭，当时她说做得到，若干年后她觉得这些生活闷，觉得当日决定是错，开始犹豫，不想一辈子做家庭主妇。”他越讲越激动，双手抱头又猛力放下：“可以怎样？难道拿支枪指着她！”然后叹一口气：“好在岳母在帮忙带孩子，否则更多问题！”他坦言已做最坏打算：“最坏就是离婚！但尽量不要，现在这刻没到这地步，有得挽回，我有信心。”他深呼吸：“为女儿着想，大家会退让一步，毕竟没有第三者，问题不是这么严重。” 早年吴启华曾尝试过为太太定居北京，但因文化差异，他不喜欢北京，老婆又不喜欢香港，两个都不愿迁居，最大原因还是他想留港陪两老。 吴启华正打算安排女儿定居香港，上周一（20日）他出席无线台庆亮灯仪式，女儿熙儿也有现身电视城，一身粉红装倚在爸爸身旁相当甜美俏丽，身在香港的石洋子则未见踪影。

邓紫棋红得太快，超高的人气、各界的关注将她不时推向风口浪尖，利用此次来成都开个唱机会，华西都市报记者对话这位最真实最年轻的票房女王。 　　 　　邓紫棋演唱会花絮照 　　 　　邓紫棋（资料图） 　　10月26日报道 邓紫棋红得太快，超高的人气、各界的关注将她不时推向风口浪尖，利用此次来成都开个唱机会，华西都市报记者对话这位最真实最年轻的票房女王，看看是什么力量让她有如此震撼的号召力？ 　　10月25日下午5时，在距离演出3小时之前，在北京宇乐乐传媒集团高层人士高晓曦先生及邓紫棋的经纪人张丹先生的安排下，华西都市报记者在成体中心演员休息室，对邓紫棋进行了独家采访。 　　“您好！感谢你来采访我！”当助理李小姐将邓紫棋带到华西都市报记者面前时，邓紫棋没有个别老明星那种做作和虚伪。她说话直言直语，很有礼貌、笑脸灿烂，以一句港式普通话开始接受采访。 　　华西都市报：成都个唱票房很好，你是怎样准备的？ 　　邓紫棋：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成都。特别喜欢成都歌迷。在我没有大红时，就有许多成都歌迷卖力支持我。这一点让我特别惊讶，特别感动！到了成都，看见亲切的成都歌迷，我有回家的感觉！ 　　来成都开演唱会之前，我已在广州一口气连开三场个唱。我根本没怎么休息，就开始为成都个唱作精心准备。比如运动、游泳，我恢复体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一上飞机就要睡啊，我不喜欢把很多事情积压，那样反而会很有压力。我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这些事情又都是我的梦想，我喜欢去做的，我做起来也不会觉得累。 　　华西都市报：你有没有告诉你团队的人，不要再给你排工作了？ 　　邓紫棋：没有，那样太自私。大家都非常辛苦地为“邓紫棋”这个符号在工作，我因为个人去拒绝所有人的辛苦付出那就不对了，他们的努力也迫使我必须做得更好，我也是这个团队的一员。 　　华西都市报：你作为90后歌手，敢开个唱，你有什么特殊的音乐训练？ 　　邓紫棋：和其他歌手不一样，我是靠运动来进行音乐训练。我不仅是训练唱歌这一块，声带也是一块肌肉，我要随时随地表现得好，我不仅要体力上的训练还有睡眠指数，舞蹈上的训练，除了歌唱训练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的训练，要让自己像个运动员，同时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声带是一个对情绪很敏感的气官，有时候情绪不好，第一个反映就是在你的声带上面，所以要懂得掌控压力，要保养自己的身体，这样才会不觉得疲劳。平时游泳挺多，而且我会一边练游泳一边学唱歌，一边运动一边哼歌，保持我的声带上有血液。我也试过密集训练受过伤，我还是在找寻适合自己的训练。 　　华西都市报：作为华人女性“登上太空唱歌的第一人”，你的训练目前怎么样了？ 　　邓紫棋：结束成都个唱，我10月27日就将启程飞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太空训练，我已穿上带有中国国旗的太空训练服了，作为中国人，我无比骄傲，能为国争光，我感到高兴！ 　　从目前我的训练看，还比较顺利，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现在进行两个训练，一个是无重训练，一个是4倍地心引力训练，就是感觉到的重量就是自己体重4倍，在训练中有同学休克，但我还比较好。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体满有挑战性的，第二天训练比第一天做得好，因为我有经验了，训练还很顺利。 　　华西都市报：你平常喜欢旅游，你对成都什么印象？ 　　邓紫棋：其实我还蛮喜欢成都，两三年前来成都的时候吃过成都火锅，配料超级好吃，以前吃的火锅通常都是酱油和葱啊配料放到一锅里面蘸，可是成都火锅就油跟蒜，我就觉得很特别，我还是一个吃货，所以蛮喜欢吃成都火锅。 　　华西都市报：你是香港的90后年轻人，你对香港的未来有什么希望？你对现在的香港怎么看？ 　　邓紫棋：因为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香港年轻人，当然我相信香港，会有一个更好更美丽的未来。我希望香港的青年人做香港美好未来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将自己的前途与香港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我是真心祝愿香港更美好更美丽。 　　我已有了一些社会经验，我出道几年之后，才知道最重要的是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记得大家是一家人。国家，全部的人在一起，是一家人。我觉得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记得大家都是一家人，就没有任何东西是解决不了的。

比「歼-20」（代号威龙）还神祕的「歼-31」（代号鹘鹰）近日正进行密集试飞，将于11月11日于珠海航空展首次亮相；这代表大陆全方位隐形战斗机的技术已非常成熟，且有足够的技术储备优势。让「歼-31」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竞争的同时，使「歼-20」仍保有相对的军事优越地位。 歼-31是大陆的第五代战机第一次公开以实体的形式出现，对大陆的军武发展有著极重大意义。代表歼-31的各项参数成熟，因为珠海航展的参展方，必须要回答各种专业性问题，如果战机在研制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在航展上将面临各家厂商的挑战。 陆靠歼-31军贸大突破 而歼-31在珠海航展这样的贸易平台上公开试飞展出，意味著它将来非常有可能进入国际军贸市场；虽然大陆之前也推出过一系列的军贸产品，但是所推出的战机机型，与当时国际上的先进战机仍有一代或者两代的差距。到目前为止，大陆还没有卖出过和世界最先进战机同代的战机，这将会是大陆军贸出口的重大突破。 藉国际资金投入研发 这对大陆的航空工业的意义也同样重要。因为一个国家的航空工业不可能只靠国内的内需，军工企业的研发生产，不但要考虑投入，还需要考虑产出，仅仅靠国内资金远远不敷使用，如果大陆不能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不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资金，就不可能具备军武的持续发展力。 此外，歼-31最初并不是军方立项的产品，而是航空企业自主投资研发。如果歼-31得到解放军的认可，并在国际军贸市场有所斩获，那大陆正实施的「军民结合」策略将获得成功，摆脱完全靠大陆政府自主立项和投资的通例。

图片：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网络资料） 中国著名政论月刊《炎黄春秋》杂志在被文化部收编之前大换班。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出任社长，前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的儿子陆德任常务副社长兼法定代表人，总编辑及其他主要职位不变。该杂志社社长杜导星期五（10月24日）在编辑部会议宣布，他卸任社长一职后，改任名誉社长。 以敢言着称的政论杂志《炎黄春秋》周五（24日）中午召开全体会议，宣布有胡德平出任社长，陆德担任常务副社长兼法人代表。北京知情人士周六告诉本台：“炎黄春秋杂志社昨天中午举行全社大会，杜导正宣布退出，担任名誉社长，由胡德平（胡耀邦长子）接社长，陆定一（前总理）的儿子陆德担任常务副社长兼法定代表人”。 该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周六对本台证实上述消息。他称：“胡德平任社长”。 记者：听说陆定一的儿子担任法人代表？ 回答：对，对。 记者：您对这个变动是怎么看？ 回答：由于现在上面要收编（杂志社），杜老年纪很大，已经91岁了，我们考虑能跟上面（高层）打交道的人，就是胡德平。 记者：文化部说要收编，有没有时间表？ 回答：说是两个月，按说是到11月底。 杨继绳说，文化部承诺收编《炎黄春秋》之后，既定方针，立场不变：“杂志方针不变，出版方针不变，人事不变。胡德平接任后，还是社长负责制，社长是一把手”。 1991年创刊的《炎黄春秋》，主办者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创刊以来，以发表中共前官员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作为亮点。如五十年代的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等官方媒体不报道政治事件内幕。作者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的一些高官，如前副总理田纪云、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原中顾委委员李锐等，都曾在该杂志发表文章。 不过，该杂志大部分文章曾受到高层以“打招呼”的方式批评，直到最近传出被文化部收编的消息，令外界震惊，担心其言论受到限制。 72岁的胡德平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而与胡德平同年的陆德是前总理陆定一的儿子，1942年出生在延安，毕业于清华大学，陆德曾担任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局局长、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副院长，也曾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 一位不原透露姓名的人士说，这次是《炎黄春秋》主动邀请胡德平和陆德担任要职：“但是，是不是这两位上任以后，《炎黄春秋》会变得更开放，自由度更大呢，现在恐怕还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尤其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事实上，他们两位到位以后，杂志方向肯定不会改变，坚持这一点，大概是想要他们两位担此重任。换胡德平和陆德，正好也是红二代对红二代。上面（如果打招呼）也会因此考虑这两人的家庭背景。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到位以后，施展一些个人的关系，能够让当局改变原来通知（收编）的要求，不更改主管单位”。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认为，《炎黄春秋》主动换人是一件好事：“这样很好，《炎黄春秋》做了领导机构做不成的事情，我相信、我希望胡德平先生和陆德先生，做得跟杜导正先生一样出色，甚至于可能超过。我相信这也是杜导正先生的愿望”。

10月25日，香港青年联会主席、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英东之孙霍启刚在天津表达了对香港持续近一个月的“占领中环”行为的谴责，呼吁“占中”者回到家里，回到法治轨道。他说，这种行为已严重损害香港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地位和形象。 应天津青联邀请，霍启刚以首席团长身份率领第三届“百名港澳台青年企业家访津团”160多人赴津考察交流。25日，他们应邀与首届“于家堡杯”两岸四地及海外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的参赛者共享创新智慧，共话创业梦想。 访津团成员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多位青年社团领袖。在发言中谈及青年创业话题时，霍启刚突然“跑题”说，自己要特别指出，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依德治国重要理念，具有历史性的意义。香港是一座法治的城市，法治保障了人民的生活模式、社会的繁荣稳定，更保障了香港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声誉和竞争力，港人历来以此为荣，“法治之路才能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法治精神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特别想借今天这个机会提一下。”霍启刚说，相信大家跟自己一样，非常遗憾地看到香港的“占中”等所谓“不合作运动”。与以往表达诉求的合法游行有所不同，“占中”是明显的非法行为，发起者和参与者非法占领干道，导致交通严重堵塞，影响市民正常生活，大大小小的商铺都损失极大。他们藐视法庭，公然挑战香港的法治精神。在香港，网络上出现了互相责骂，亲友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撕裂，“这些是我们这代人前所未见的现象，也是最痛心的结果”。 霍启刚说，这种非法运动可以说已经到了“颜色革命”的调子，这恰恰是某些西方国家希望看到的一幕。香港政治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用积极的态度争取实现2017年一人一票选举行政长官。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参与者都是年轻人，“作为年轻一代，我们的目光，我希望会放远一点”。 他指出，年轻人应该彻底了解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在当今社会中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问题等。而包括政府在内，社会各界也应该让年轻人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让他们感受到希望，看到曙光。“我衷心希望大家可以携手合作，靠大家共同的力量影响我们身边的年轻人，帮助他们面对挑战，让他们在社会上发光发亮”。 在“占中”之初，包括霍启刚在内的15位香港青年社团领袖曾发表共同声明指出，内耗不息的社会只会对香港青年徒添贻害，希望青年人跳出香港思考问题、看世界，继续坚守和弘扬“香港精神”，亲手创建繁荣、自由、民主、法治之香港，续写狮子山下的精彩传奇。 今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霍启刚解释说，香港回归初期，年轻人对内地认识不太深。通过多年青年交流活动，很多人从中受益。今天，这种交流还可以“再延伸一点”。如果只是让他们到内地走一走，改变不了固有的认识。很多香港年轻人从电视上看到内地经济的增速、了解到13亿人口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些对他们来说距离较远。应该有一些项目，让他们知道国家发展对他是有帮助的。比如，他们正在实施一个香港与内地年轻人实习计划，下一步还会在创业方面搭建平台，把内地的创业机会和信息带到香港去，让香港年轻人在内地结识朋友、发展事业，甚至落地生根，产生归属感，“当你在这里有了关系、有了生意，是不一样的”。 霍启刚说，他们之前在香港举办过一次创业大赛，参与者众多。不过，很多参与者眼里看到的只是香港700万人的市场。希望通过海外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平台，把更多机遇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放眼整个中国市场。“你不能只想到香港这个小小的地方，你想把生意做大做强，光香港的市场是不够的。” 霍启刚在受访时呼吁“占中”的参与者首先回到家里，理性讨论，保障人身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他说，不管哪一派人士都清楚，“占中”终将结束，不会遥遥无期。香港当前面临房价高、创业成本高等问题，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这些问题需要一步一步解决，要从解决年轻人学业、就业、置业等问题开始慢慢解决，“让他们看到，（他们）是受关注的，他们的声音是被听到的”。 在天津访问的香港菁英会副主席、庄士集团首席营运总裁及执行董事庄家彬告诉记者，访津团113名香港成员都在讨论“占中”，基本没有人持赞成态度。自己是生意人，理想的环境是自由、法律健全、社会繁荣稳定，这是以前香港的优势。“占中”者挑战香港的法律，伤害了香港的从商环境。 庄家彬说，“占中”对香港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再过两三个月就会更加清楚。他们占领了中心地区，很多商铺没了生意，会交不起租金，会裁员，失业的问题会慢慢浮出水面。 “我希望我的声音让那些学生听到。”34岁的庄家彬说，“他们有崇高的理想，我很支持他们去发声，但是他们去做违法的事情我是不能允许的，香港人也不同意。” 今天，庄家彬所在的香港菁英会等社团在香港举行了“反占中”签名活动，到街区征集公众的签名。他告诉记者：“我们的希望是，采取一些和平理性的行动，让香港慢慢好起来。”  

作者: 琢磨先生 昨天央视财经发了这么一个帖子： 【iPhone6被曝：实际成本仅1227元！】一边是苹果公布第四财季营收为421.23亿美元，一边是消息爆出中国内地被炒到几万元的iPhone 6实际成本仅1227元。且业界还传出，富士康生产一部只赚25元，苹果利润率高达70%。有网友直指，成本这么低卖得那么贵，苹果根本就是在抢钱。 网友们脑洞大开，各种高能回复摘取如下： iOS频道：按你们的算法，一套windows系统光盘成本仅2元，竟然卖上千元甚至几千元，一部Note 4成本仅千元，竟然卖四五千块，央视十几秒的广告，成本不足万元，竟然卖几百上千万，简直是抢钱，拜托，黑得有水平点。 谢谢你的爱1999i：看完也是骂话憋了一肚子，自己国家房价不报道，医疗不报道，教育不报道反倒说iPhone6，64G的6国行6088我买了，贵不贵不说，但我觉得这钱比他妈的花600看个感冒没看好值多多了。 by-杨明豪：北京黄金地段一个房子成本就那几块砖头水泥，成本才多少？为何卖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们还疯抢？亏你还是央视财经，说这话不嫌丢人？ 基斯卡：科技不值钱吗？这么算成本我就呵呵了，小编每天码字也就费点电费，一个月给500都亏了。 巧克力炖鸡：央视十几秒的广告，成本不足万元，竟然卖几百上千万，简直是抢钱。 一个争强好胜的男孩：央视在晚上黄金时段播出十几秒的广告成本所花费如下：电费三毛，最近电费涨价，多给算一毛五，总计四毛五，但是一秒钟却要价8000元，据悉，广告公司制作一部广告仅赚2000元，而央视的利润在百分之99.9以上，，有网友指出，央视这根本已经不是抢钱了，而是剥削 路途士：你妈房子100个平方成本价30万加上人工什么的亦不过45万，卖出来来你妈一百多万！如果那是在抢钱，这是在泥马抢银行吗？ 乌托邦的花和尚：别人的研发费用，知识产权，专利等等都是钱。自己做不出就算了，有这BB的能耐，除了抄袭，你倒是能做一个优良的产品来啊，做出来我肯定买。就这酸葡萄心理，啥时候才能有所发展？ 个人知识管理：一直没想通为何会写、会传播这些对读者一点价格都没有的负面文章。如果不懂得识别，设计好的陷阱就在不远处。iPhone=设计+硬件+软件+其它组成。设计不要钱？软件不要钱？物流不钱？营销不要钱？税不要钱？猪，根本就无法计算出‌‌“设计要多少钱‌‌”、‌‌“所含操作系统、软件要多少钱‌‌” 葛小正：呵呵，据说工商银行赢利超过了苹果。不知道它有什么。 SYSING：惊天秘密！100元人民币实际成本仅2毛！ 还能不能愉快的上微薄了：按销售价5000算，增值税726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一共87元。不算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就按你们说的成本1227算，还要再交740元的企业所得税。看到了吗？税一共1553元，比成本还高哩。文科生记者，咱来算账玩儿呗？ 柚子井：麻烦下次把‌‌‘有网友直指‌’改成‌‌‘有我们杜撰的网友直指‌’或者‌‌‘有我们央视员工假扮的网友直指‌’或者‌‌‘有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位脑子不好用的网友直指‌’ 赤魔君：小编赶紧查查艺术市场那些高价油画吧，抛去框子，颜料画布什么的成本不到2000，一张画都能卖上千万了！ 麦田里的丝柏树：一个消灭知识分子的国家从来都不认为知识是生产力，只有苦力是生产力，因此只产苦力，并以此为荣。

1/4 随着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理性回归及地方债务风险剧增，那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新城”或“新区”也很快被“鬼城”与“空城”所替代。天津人口中的“温泉城”，也是早年天津宝坻区规划的京津新城所在,今年以来楼市交易量明显下滑。按照最初的设想，这里要再造一个“曼哈顿”，但随着天津滨海新区规划出炉，京津新城的处境日益尴尬。2014年4月15日，天津，响螺湾商务区在建设方面，已开工建设的41栋楼宇中，26栋已完成主体工程，但多数则就此封盘，上万柱工程桩被打入这块松软的盐碱地，近20栋摩天大楼修葺落成。然而，即使白天，这里依然人烟稀少。图为商务区内，一名建筑工人正在路中央拖动施工用的防雨布。 2/4 2014年4月15日，天津，响螺湾商务区在建设方面，已开工建设的41栋楼宇中，26栋已完成主体工程，但多数则就此封盘，上万柱工程桩被打入这块松软的盐碱地，近20栋摩天大楼修葺落成。然而，即使白天，这里依然人烟稀少。图为一名妇女从未建成的大楼边走过。 3/4 2014年7月11日，走在夜间的天津响螺湾商务区如同走进了“黑森林”，一座座黑色的庞然大物如同一座古老的雕塑矗立在道路两边，空灵寂静街道，整洁的道路上除了路灯亮的便是一片漆黑寂静，人也稀少。除了富力大厦让然还在施工外，其他的几十座楼宇基本漆黑一片。偶尔会有工地看门的大爷听到有动静，便会从一座乌黑的楼宇里出来在马路上看看。除了主干道偶尔有车经过，周围的干道几乎看不到人，安静漆黑的楼宇得如同这个世界抽离了。图为商务区主干道上成排的路灯，林立的楼盘只有零星的灯光闪烁。 4/4 2014年7月6日，在北京和天津两座特大型城市之间，一座号称是“亚洲最大别墅区”的京津新城开盘十年仅有一成的入住率，三千套别墅九成空置，成为当之无愧的“鬼城”。当日，记者用手机记录下这里的一切，在麦田和树林的包围中，耸立着一片欧式建筑。大门造型类似凯旋门，约可供10辆车并排同行。路旁绿树裹以红布，通向绿树掩映下的各个别墅小区。多个小区无一户入住，保安亭空无一人，许多别墅大门敞开，院子里的野草已齐腰高，除了鸟鸣声和偶尔经过的车流声，小区里没有任何声音。图为新城内的多个新建别墅楼盘处在停工的状态，周边的人工河蜿蜒而过，岸边半人高的杂草丛生。

10月25日，参加晚会的市民表达支持警察的心声。当日，香港“蓝丝带运动”“撑警大联盟”等组织在尖沙咀码头广场举办“祝福香港”烛光晚会，不少市民参与并表达祝福香港，支持警方的心声。新华社记者 秦晴摄　　 10月25日，参加晚会的市民表达支持警察的心声。当日，香港“蓝丝带运动”“撑警大联盟”等组织在尖沙咀码头广场举办“祝福香港”烛光晚会，不少市民参与并表达祝福香港，支持警方的心声。新华社记者 秦晴摄　　 10月25日，参加晚会的市民表达支持警察的心声。当日，香港“蓝丝带运动”“撑警大联盟”等组织在尖沙咀码头广场举办“祝福香港”烛光晚会，不少市民参与并表达祝福香港，支持警方的心声。新华社记者 秦晴摄　　 10月25日，参加晚会的市民表达支持警察的心声。当日，香港“蓝丝带运动”“撑警大联盟”等组织在尖沙咀码头广场举办“祝福香港”烛光晚会，不少市民参与并表达祝福香港，支持警方的心声。新华社记者 秦晴摄

10月24日，香港“占领中环”非法集会进入第27天，零售业损失惨重。图为旺角弥敦道一商铺打出五折，店内仍未见顾客。 10月24日，香港“占领中环”非法集会进入第27天。图为非法集会者在旺角弥敦道摆放路障无底线。 10月24日，香港“占领中环”非法集会进入第27天。图为香港旺角弥顿道和亚皆老街交界处，一名“反占中”市民手持两面五星红旗。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10月24日，香港“占领中环”非法集会进入第27天。图为香港旺角弥顿道和亚皆老街交界处，“反占中”市民拆除障碍受阻。 10月24日，香港“占领中环”非法集会进入第27天。图为香港旺角弥顿道和亚皆老街交界处，“反占中”市民（左）与“占中”非法集会者“对话”。 10月24日，香港“占领中环”非法集会进入第27天。图为香港旺角弥顿道现场，装扮美国电影角色的非法集会者被警察带走。 10月24日，香港“占领中环”非法集会进入第27天。图为香港旺角弥顿道现场，一名警察高举双手大声制止“占领中环”非法集会者制造冲突。 10月24日下午，有香港市民手持国旗前往旺角劝离非法集会者，在弥敦道及山东街路口被集会者包围，并遭到不断挑衅、谩骂，最终发生推撞。图为“反占中”市民被包围谩骂。 10月24日下午，有香港市民前往旺角劝离非法集会者，在弥敦道及山东街路口被集会者包围，并遭到不断挑衅、谩骂，最终发生推撞。图为“反占中”市民手举国旗，遭到集会者抢夺。 10月24日下午，有香港市民前往旺角劝离非法集会者，在弥敦道及山东街路口被集会者包围，并遭到不断挑衅、谩骂，最终发生推撞。图为“反占中”市民被集会者不断推撞。 10月24日下午，有香港市民前往旺角劝离非法集会者，在弥敦道及山东街路口被集会者包围，并遭到不断挑衅、谩骂，最终发生推撞。图为一名非法集会者站在高处，用扩音器煽动集会者包围“反占中”市民。 10月24日下午，有香港市民前往旺角劝离非法集会者，在弥敦道及山东街路口被集会者包围，并遭到不断挑衅、谩骂，最终发生推撞。图为一名非法集会者挑衅“反占中”市民，多次称“你过来！”，但当推撞冲突发生时，他已撤到人群边缘。 10月24日下午，有香港市民前往旺角劝离非法集会者，在弥敦道及山东街路口被集会者包围，并遭到不断挑衅、谩骂，最终发生推撞。图为一名外国集会者手握雨伞、戴头盔、手套活跃在冲突现场。 10月24日下午，有香港市民前往旺角劝离非法集会者，在弥敦道及山东街路口被集会者包围，并遭到不断挑衅、谩骂，最终发生推撞。图为非法集会者自己举起双手，表示没有使用武力，但后面的集会者却将他推向“反占中”市民。 10月24日下午，有香港市民前往旺角劝离非法集会者，在弥敦道及山东街路口被集会者包围，并遭到不断挑衅、谩骂，最终发生推撞。图为“反占中”市民携带的国旗因被推撞而脱手，落在非法集会者周边，十分钟后，警员赶来将国旗举起。 香港10月25日电 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许镇德25日表示，非法霸占路面行为其实才是各种冲突场面的根源。旺角地区被“占中”示威人士非法占据道路，每日都会发生冲突及罪案，形势险峻，大型冲突更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许镇德介绍，有持强烈不同意见人士24日再度在旺角发生冲突，双方在街上口角、肢体推撞及互相追逐，场面非常混乱。现场警务人员随即分隔双方，劝喻双方保持克制和冷静，避免冲突事件进一步恶化。 许镇德表示，旺角非法集会地点25日中午后，发生了5宗普通袭击，警方共拘捕了6名男子，年龄介于32岁至51岁。警方强调，用大型障碍物堵塞及霸占路面犯法，示威者非法霸占路面行为其实才是各种冲突场面的根源。 然而，有示威者指责警方没有即时处理及执法，许镇德表示，这对日以继夜，紧守岗位的前线警务人员绝不公平、绝不合理。连日来，警方已调派适当警力驻守在旺角维持公共安全和秩序，防范任何暴力事件发生。 许镇德指出，在旺角，非法集结人士事实上早已完全背离所谓“和平非暴力”，示威者不单违法和破坏公共秩序，更冲击警方，阻挠警方执行职务。非法霸路者一方面要求警方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但另一方面又阻挠警方执行职务，甚至单方面要求警方拘捕持相反意见的涉嫌违法人士。然而，当警方拘捕 “占中”违法人士时，非法“占中”者却围堵辱骂警员，冲击警员，甚至高呼“放人”。许镇德强调，这种只求一己目的，却拒绝承担法律责任的自私行为，与他们声称所谓“公民抗命”愿意承担后果的做法完全不符。 许镇德指出，旺角被示威人士非法占据道路属非法集结，形势险峻，每日都会发生冲突及罪案，大型的冲突更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仍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深夜在旺角流连、仍有家长带同儿童到高风险地区

  10月24日，王岐山与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握手。中新社发 廖攀 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23人。 全会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对纪检监察系统落实全会精神进行部署，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有力保证。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讲话。 王岐山指出，四中全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作重要讲话，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做好当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迅速行动起来，原原本本学习全会文件，深刻领会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贯彻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融会贯通，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的部署上来。思想认识的提高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加强对四中全会精神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王岐山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最本质特征就是党的领导，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在党领导下取得的；解决13亿人民温饱问题和初步建成小康社会，也是在党领导下实现的。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和文明，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无可替代，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宪法确立党的执政地位，赋予党治国理政的责任和使命。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以执政党纲领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党把自己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成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引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王岐山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的奋斗目标越宏伟、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严字当头、从严治党。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党员是有着特殊政治职责的公民。入了党，就意味着多尽一份义务，就要在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坚持从严治党，就要以严的标准要求党员、严的措施管住干部。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受到党章党规党纪的刚性约束，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王岐山强调，党的事业发展，既要求管好党、治好党，又要求建设好党。拥有一套完整的党内法规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党规党纪体现着党的理想信念宗旨、组织保障、行为准则和纪律约束。要认真总结我们党93年、无产阶级政党100多年、世界政党300多年制度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统筹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确保到建党100周年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规党纪要实现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着重规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做到要义明确、简明易懂、便于执行。要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实践成果固化为制度，不断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相关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 王岐山指出，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法律法规再健全、体系再完备，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党员干部一旦在德上出问题，必然纲纪松弛、法令不行。现在，有的党员干部不学党规党纪，不知法律法规，无视规矩、不讲廉耻，毫无戒惧之心。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应心存敬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德治礼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传统，把握文化根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汲取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发挥礼序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规依纪管党治党提供文化营养。 王岐山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决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要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查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王岐山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党中央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意志品质顽强、领导坚强有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新成效提振了全党的信心，增强了党的威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四风”病根未除，防止反弹任务艰巨；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我们必须始终做到冷静清醒，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信心决心。要持之以恒纠正“四风”、驰而不息正风肃纪，使作风建设落地生根、成为新常态。谁在这样的形势下仍敢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就要为党改进作风付出代价！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治病树、拔烂树，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加大治本力度，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王岐山要求，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中心任务，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央纪委委员不是荣誉，是职务、更是责任担当，要干干净净做人、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纪检监察干部要心存敬畏和戒惧，做遵纪守法的表率。要强化自身监督，以铁的纪律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 全会选举刘金国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逗留在肯德基的失恋女。（图／翻摄自新浪网） 每个人对失恋都有不同的面对方式，近日大陆四川就有一位女孩，她在肯德基足足待了一个礼拜都不肯离去，后来她表示自己「失恋了」，不想待在充满和男友过去回忆的家中，所以「想在外面逛一逛」。其实女孩有一些精神问题，经各界协助已和母亲会面。 根据陆媒报导，这位谭姓女子现年26岁，她虽然是山东青岛人，但却在18日被网友爆料，说她待在成都火车北站的肯德基已经一个礼拜了。这位谭小姐表示自己失恋了，也拒绝旁人跟警方的协助，如果有记者前往询问，她要不是不说话，不然就是回答「不用你管」。看来女子疗情伤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 报导中提到，在媒体以及成都共青团的帮助下，女孩的妈妈李女士赶到成都，两人才顺利见面。这位着急的母亲表示，其实女儿有一定的精神问题，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之前女儿就已经在湖南的一间医院里治疗了。 后来这位小姐又再度走失了，还好在警察和车站的帮忙下，列车上的人员已经在火车上找到她，并且进行特殊照顾，担心的李女士表示，下了火车后，这位小姐可能又会走失了，希望到时候能有好心人照顾女儿。 ▼她虽然一直待在那里，不过也没影响其他人。

  重庆谈判 编者按：近日，《红岩春秋》发表文章《杨天石谈》。文中记述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重庆谈判前后对毛泽东态度的变化，摘编如下。 蒋介石打了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他对毛泽东来渝的态度，我认为经过了3个180度的变化，即“诚恳忍耐、拘留审判、授勋礼送”。 蒋最初决定的接待方针是“诚恳忍耐”。蒋表示要诚恳地接待毛泽东。蒋估计到时毛会提出比较高的要求，所以他说要忍耐。毛泽东到了重庆以后，中共提出的条件有些蒋介石是赞成的。比如第一条，中共表示要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第二条，承认蒋委员长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但是他不接受军队的改编数字。抗战胜利以后，当时全国的军队编制是100个师，中共提出要48个师的编制，蒋介石觉得太多，称顶多给你12个师。蒋介石在日记里就是这么说的。后来蒋介石作出退让，表示可以给中共20个师的编制。中共还提出一个要求，即山西、陕西等5省的省政府要由中共来组织，天津等市的副市长由中共党员来担任。蒋介石认为毛要求太高，所以马上转变方针变成了“拘留审判”。 蒋介石想把毛泽东扣下来，然后交给法庭审判，蒋在日记里已经开始起草中共的所谓罪状，列了十几条。他还说：“如果我不拘留毛泽东，不加以审判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先烈。”但是他又担心，如果把毛泽东拘留审判，美国和苏联不会赞成。美国大使赫尔利对毛泽东的安全作了保证的，并且亲自到延安去迎接毛泽东。蒋估计反应最强烈的是苏联，可能会采取两个行动，一是拒绝交还东北。抗战胜利前夕，苏联红军打败了日本关东军，占据着中国的东三省；二是苏联可能会从新疆过来打中国。蒋介石反复掂量，最后决定了新的方针。我概括成4个字：第一，“授勋”。抗战胜利了，国民党、国民政府给抗战有功人员每人颁发一枚“抗日战争胜利勋章”。蒋介石决定给毛泽东也授一枚抗战胜利勋章；第二“礼送”。在毛泽东离开重庆的时候，蒋介石派张治中、陈诚为代表，客客气气地一直把毛泽东送回延安。这就是毛泽东在重庆停留的几十天里，蒋介石对他的3次态度转变。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放走毛泽东？按照蒋的说法，他是希望用这个方式来感动中共、感动毛泽东。但更重要的，我想是因为蒋介石担心苏联和美国的反应。还有，蒋担心中共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去重庆之前是做了准备的，他告诉党内同志：我到了重庆有可能会坐班房，也好，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读点书。毛还跟刘伯承、邓小平讲，你们给我好好地打，你们在战场上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毛的布置蒋介石当然不知道，但是中共已经拥有180多万的军事力量，这个蒋介石是明白的。如果把毛泽东扣下来，那不是逼着中共跟自己较量吗？ 把毛泽东送走的当天，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官邸散步，他想，把毛放走了，这个事情究竟对还是不对？然后他在日记里写了两段话。他说：毛泽东这个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不好对付。后面又说：我料定毛这个人不能成事，他终究不可能逃出我的“一捂”。“一捂”是他的原话，也就是说蒋介石有这个准备，将来会用战争解决问题，毛最终不会逃出他的掌心（当时蒋介石有350多万军队）。 蒋介石后来失败了，他后悔没有呢？蒋介石是个喜欢反省的人，他每周有《本周反省录》，每月有《本月反省录》，每年有《本年反省录》。蒋介石在大陆兵败以后，当然要反思为什么会失败。他在1950年的日记里面列举了13条原因，认为就是这13个方面做错了。他讲到了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失败的原因。最后一条原因，他说，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宣传和贯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让他多少悟出了问题的本质，这是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最大的原因。当然，蒋介石知道自己很独断。他不是“独裁”是“独断”。但他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没有很好地贯彻民生主义，说明蒋介石是一个高度自信的人，也可以说蒋介石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人。

复旦校花龚叶轩曾是清纯宅男女神，大胸及胸前痣成为其标志。近日，其再次在微博晒出性感私房照，让不少网友感叹女神不再清纯！ 　　 　　 　　 　　 　　 　　 　　 　　 　　 　　 　　 　　 　　 　　 　　 　　 　　 　　 　　 　　 　　 　　 　　 　　 　　 　　 　　 　　 　　 　　 　　 　　 　　 　　 　　 　　 　　 　　 　　 　　 　　 　　 　　 　　 　　 　　 　　 　　 　　 　　 　　 　　

民国四大美男指：汪精卫、周恩来、梅兰芳、张学良是民国时代最负盛名的四个美男子。今天小编不仅要为大家盘点这四位美男子，更要奉献更多民国时期的帅哥们，快来一睹帅哥风采吧。 汪精卫（1883年－1944年），祖籍浙江山阴（原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 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 NO.1 汪精卫 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NO.1 汪精卫 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 NO.1 汪精卫 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NO.2 梅兰芳 梅兰芳，（1894年10月22日一1961年8月8日）男，北京人，祖籍江苏泰州，名澜，又名鹤鸣，乳名裙姊，字畹华，别署缀玉轩主人，艺名兰芳。清光绪二十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梨园世家。 NO.2 梅兰芳 梅兰芳八岁学艺，11岁登台。梅兰芳是近代杰出的京昆旦行演员，“四大名旦”之首，“梅派”艺术创始人；同时也是享有国际盛誉的表演艺术大师，其表演被推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 NO.2 梅兰芳 在西方人的眼中，梅兰芳就是京剧的代名词，他的代表剧目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昆曲有《游园惊梦》、《断桥》等。 NO.2 梅兰芳 所著论文编为《梅兰芳文集》，演出剧目编为《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 NO.2 梅兰芳 在1918年，梅兰芳移居上海，这是他戏剧炉火纯青的巅峰时代。 NO.3 张灵甫 张灵甫（1903—1947），男，汉族，陕西省长安县人（现西安市长安区）。 NO.3 张灵甫 原名张钟麟，字灵甫，后因杀妻案改名张灵甫，字钟麟。 NO.3 张灵甫 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中将军衔，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NO.3 张灵甫 曾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 NO.3 张灵甫 1947年5月16日，阵亡于孟良崮战役，终年44岁。 NO.4 周恩来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NO.4 周恩来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NO.4 周恩来 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timg": "http://img4.cache.netease.com/photo/0026/2014-10-17/t_A8P9K9IE43AJ0026.jpg"/> NO.4 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NO.4 周恩来 NO.5 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颀，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徽州绩溪人。 NO.5 胡适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 NO.5 胡适 胡适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虽与陈独秀政见不合，但与其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NO.5 胡适 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NO.5 胡适 著有《中国旧小说考证》《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书 。 NO.6 蒋纬国 蒋纬国（1916年10月6日—1997年9月23日），幼名建镐，号念堂，蒋介石次子（后证实为其养子，实际生父为戴季陶，其生母为日本护士重松金子）。 NO.6 蒋纬国 历任国民党装甲兵部队处长、战车团团长、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司令，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副校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对于军事战略研究颇有成果，被军方奉为“军事战略学家”。 NO.6 蒋纬国 著有《军事基本原理》、《国家战略概论》、《大战略概况》、《柔性攻势》、《国防体制概论》等。1997年9月23日，在台湾去世。 NO.6 蒋纬国 NO.6 蒋纬国 NO.7 蒋介石 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 NO.7 蒋介石 祖籍江苏宜兴，生於浙江奉化，逝世於台北士林官邸。 NO.7 蒋介石 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NO.7 蒋介石 蒋中正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於民国政坛，在孙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其於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於军政核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二次大战，行宪后又连续担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长达27年，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 NO.7 蒋介石 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NO.8 蒋孝勇 蒋孝勇出生于上海，蒋经国与蒋方良的第三个儿子。 NO.8 蒋孝勇 自小深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疼爱。 NO.8 蒋孝勇 长大后入读军校，后插班进入台湾大学就读。 NO.8 蒋孝勇 1973年7月23日与方智怡结婚。婚后，两人育有3个儿子：蒋友柏、蒋友常和蒋友青。后将全家迁往加拿大定居。 NO.8 蒋孝勇 几年后加入加拿大国籍，1996年，蒋孝勇因患癌症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 NO.9 袁克文 袁克文（1889－1931），字豹岑，号寒云，河南项城人，昆曲名家，民国四公子之一。 NO.9 袁克文 素有民国时期“天津青帮帮主”之称，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次子，由其三姨太金氏生于朝鲜汉城，长兄袁克定。号称\"南有黄金荣、杜月笙，北有津北帮主袁寒云”。 NO.9 袁克文 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画，喜好诗词歌赋，还极喜收藏书画、古玩等。 NO.9 袁克文 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生活放浪不羁，妻妾成群，触怒其父，逃往上海，加入青帮，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香堂广收门徒。 NO.9 袁克文 1931年病逝于天津。葬于杨村，方地山为其撰写碑文：才华横溢君薄命，一世英明是鬼雄。 NO.10 徐志摩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 NO.10 徐志摩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同年，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 NO.10 徐志摩 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 NO.10 徐志摩 1923年成立新月社。192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1930年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再度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NO.10 徐志摩 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罹难。代表作品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 "timg": "http://img3.cache.netease.com/photo/0026/2014-10-17/t_A8P9KP8F43AJ0026.jpg"/> NO.11 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汉族，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政治家、军事家。 NO.11 张学良 1920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他继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NO.11 张学良 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后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起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 NO.11 张学良 张学良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曾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NO.11 张学良 另外，他风流倜傥，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人称“少帅”，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成为一段佳话。 NO.12 邵洵美 邵洵美（1906—1968），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上海，出身官宦世家。新月派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 NO.12 邵洵美 1923年初毕业于上海南洋路矿学校，同年东赴欧洲留学。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NO.12 邵洵美 1927年回国，与盛佩玉结婚。1928年开办金屋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1930年11月“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任会计，1933年编辑《十日谈》杂志，并发表第一篇小说名为《贵族区》。1934年编辑《人言》杂志。 NO.12 邵洵美 1936年3月至1937年8月主持《论语》半月刊编务。 NO.12 邵洵美 晚年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译有马克·吐温、雪莱、泰戈尔等人的作品。其诗集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 NO.13 程谦谋 程谦谋（1919-1949.11），原名程济贤，又名程寄萍、程茜蒙。重庆长寿县灵山乡柳马沟湾人。 NO.13 程谦谋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大后方重庆从事爱国、民主、进步的戏剧演出宣传活动。 NO.13 程谦谋 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先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共产党，继任重庆地下党刊物《挺进报》主编和《解放》的编辑。 NO.13 程谦谋 不幸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监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 NO.13 程谦谋 在1949年重庆“11·27大屠杀”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NO.14 杨骚 杨骚（1900-1957），祖籍漳州华安县丰山镇人，生于芗城区，著名诗人、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 NO.14 杨骚 1938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9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抗日前线访问，被誉为“抗战诗星”。 NO.14 杨骚 “皖南事变”后在新加坡主编闽侨总会的刊物《民潮》，开展抗日宣传。杨骚一生著述甚丰，出版书籍22种。 NO.14 杨骚 其中有抒情诗集《受难者的短曲》、《春的感伤》等；剧本集《迷雏》、《他的天使》；诗剧集《记忆之都》；评论、随笔集《急就篇》。 NO.14 杨骚 译作有《铁流》、《十月》、《没钱的犹太人》、《异样的恋》、《痴人之爱》、《心》等· NO.15 刘国志 刘国鋕(1921—1949），曾任中共重庆地下党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革命烈士，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 NO.15 刘国志 刘国鋕是四川泸州人，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 NO.15 刘国志 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由于直接上级冉益智的叛变出卖，于1948年4月19日，在荣昌落入特务魔掌。 NO.15 刘国志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在走向刑场的路上，刘国鋕从容不迫，高声吟诵了自己的就义诗“同鋕们，听吧，象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NO.15 刘国志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这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生命最后一刻，向人民、向组织、向祖国发出的最后呐喊！牺牲时年仅28岁！ NO.16 顾维钧 顾维钧，字少川（英文名：Vi Kyuin \"Wellington\" Koo，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 NO.16 顾维钧 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NO.16 顾维钧 1972年，出席联大的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 NO.16 顾维钧 198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吊唁； NO.16 顾维钧 顾维钧口述的600余万字的人物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编者按：中共开国中将邱会作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1969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林彪事件将他推向了政治深渊。儿子程光（邱承光）受到株连，两次被关押，历经艰辛。2011年2月，《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在香港由北星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了邱会作与儿子程光多年来回顾谈论文化大革命及以后的生涯。邱会作和儿子谈的，既有当事人亲历的史实和第一手资料，也有日后的分析、反思和感受，让读者不仅理解那段历史的走向，也揭示了文化革命发动、二月逆流、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事件、专案审查、两案公审等重大事件的真相、背景和幕后的故事。从他们父子敞开心扉的谈话中，将知道文化大革命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会看到那些活跃于彼时的真实历史人物，可听到当事者清醒反思的肺腑之言。本文摘自《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一书。文中的父即父亲邱会作，子即儿子程光。 邱会作（1914—2002） 父：1972年5月初向我宣布了审查意见以后，到76年年底，近五年时间里无人问津，我只能苦闷地消磨日子，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子：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几年。毛泽东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浪一浪接连而来，上至国家总理周恩来，下至普通平民百姓，无数的人被卷进政治漩涡，遭到批判和整肃。 父：紧张的提审突然停下来，开始我还不适应，脑子里想的东西特别多，时间一久，就理出头绪了。当然，我反复思索的还是“九一三事件”。 子：“九一三”很复杂，你主要考虑些什么？ 父：林彪是否有谋害毛主席和阴谋武装政变是“九一三”的核心。 子：这两件事被官方说成是“两谋”。 父：我考虑了很多，现在也还时常想，“两谋”令人难以置信呀！我提出的证据和理由很多： 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1958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是最年轻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合法、程序化地继承政权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毛主席年近八十岁，身体不好，亲自视事最多不过几年，外人对此不知，林彪完全了解，他有必要那么急不可待吗？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没必要武装政变，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 子：还有周恩来总理在北京。 父：对这个我就不予评论了。什么张春桥、姚文元呀，用几个警卫员就够了。当然，林彪若这样做也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总比武装政变的风险小多了。 第三，林彪没有非分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抽象地说，毛主席威信更高，但林彪毕竟和军队近得多，不是说“解放军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吗？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不动用军区司令员呢？至少也要动用一个军长或师长吧！可是都没有啊！林彪信任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际又不动用？ 指挥解放军有程序，只要一动，我们就会知道，可是没见到林彪一点动静。 子：指挥军队的程序，难道绕不过去吗？ 父：绝对不可逾越。细节就不说了，那是国家机密。要政变，不找军委办事组“办事”根本不可能！把1969年军委下达的预防苏军突袭的战备“一号令”说成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变是隐蔽性、突发性极强的行动。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政变前还要“预演”一下，事先打“广告”的。连这种事也列作林彪政变的主要证据，岂不成了笑话。 第四，林彪是沉稳、从不轻举妄动的人。林彪一生带兵，深知军事手段的厉害。政变是特殊的军事战斗，这个利害关系，他能不知道？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我根本不知道有武装政变，林彪没有通知我，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做好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武器准备。黄永胜也没有通知任何部队做准备。政变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搞得了的呀！手里没有部队，没有周密的组织指挥，搞什么政变？那不是胡扯？林彪会放着军委办事组不用，反而让林立果找来几个毫无军事指挥常识的空军机关政工人员和秘书去搞政变，那不是胡闹吗？林彪是个打仗、办事无十分把握不行动的人，他能不顾一切地做出如此荒唐之举吗？ 第五，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9月12日是“政变”关键的日子吧？那是个星期天，黄、吴、李和我被说成政变的关键人物，都在家中休息，像是要政变的样子吗？我知道林彪从北戴河走了，是13日早上听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除了北戴河林彪那儿发生的事，全国都很平静，没有响过枪，没有部队动，哪里像是发生过了武装政变啊？！如果发生了，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军事行动吧！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第六，事后也没有政变流产的骚动。9月13日后十天里，各地的军情公文是呈军委办事组报中央的，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部队相关的报告，就像没那回事儿一样。9月14日，我们根据中央指示，下令陆军管制空军。全国所有的机场，陆军都住入一个连或营。不是说空军参加武装政变了吗？还说有什么使用轰炸机之类的事！但是他们受到陆军的管制，也是乖乖的！没有任何反应嘛！ 子：中央公布的材料说，林彪是武装政变失败后外逃的，否则为什么跑呢？说他“政变”失败后外逃，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推导。 父：我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负责任。这么定罪，会害多少人啊！ 既然说到这儿，那我就再说第七个不可能有“两谋”的考虑，指责林彪武装政变失败后才“外逃”，不能那样推导。 林彪真要“外逃”，应该早于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那才合乎逻辑，但相反，他“外逃”恰恰晚于毛主席回到北京十几个钟头。 面对毛主席南巡中咄咄逼人先发制人，林彪可以找到出路。林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定要出走？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毛主席和林彪的分歧是什么？以前说林彪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现在给林彪定的罪名反而说他要搞文化大革命。真若如此，那么毛、林之间就没有根本分歧了，那么说，不就前后自相矛盾了嘛！退一万步讲，即使林彪怕别人抓他什么把柄，也不需要出走，积极的出路是和毛谈一谈，消极的就是一言不发呆在那儿，看毛怎么办。林彪和苏联毫无关系，也没有任何联系，可能贸然行动吗？即使他萌发了出走之心，之前下几个命令，使国家乱上一阵，可以起到掩护作用，可是林彪并没有那么做。 第八，也是很重要的理由，至今我没有看到公布任何真凭实据的武装政变证据。从1971年到1981年公审，是十年，到现在，又二十年过去了，都三十年了，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如果有，那可是打林彪的“原子弹”，对他是致命打击呀！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是“反动政治纲领”，是为政变服务的，这也算“证据”？完全不能成立嘛！ 以上那些道理，我都能想明白，毛主席、周恩来那么聪明睿智，经历过那么多沧桑世故，对林彪又那么了解，他们就更明白了。 子：你提出八条理由，很有说服力。 我再为你补充一个理由，“九一三”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都表示响应中央号召和林彪划清界线，要深入揭发，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揭出有“政变”的事。那么多人在林彪和你们身边，总会看出蛛丝马迹吧？可是一点也没有。专案组叫黄永胜的警卫员费四金揭发“九一三”事发前的晚上，黄永胜曾于“九一三”前一天在北京和林立果见过面。 父：是小费呀，他可是和黄永胜寸步不离的警卫参谋，有什么事他最清楚。 子：哪怕是纪登奎亲自审讯“动员”，小费也说没有那回事儿。只要他说“有”，后半生会荣华富贵，否则就要倒霉一生了。可是他坚持说，没有那回事儿！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揭发，林彪上了汽车后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它被作为林彪有预谋地外逃的证据。我听和李文普一起受审查的人说，是他得到中央承诺对其保留军籍和待遇等条件后才那么说的。 父：林彪不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儿？笑话！我们办公地方挂的大幅地图上明确地标志着，那里是苏军远东军事指挥中枢，林彪经常考虑的就是那儿，交待我们防止苏军突袭，关注的就是那儿。林彪会问李文普那个话吗？再说只有李文普一个人那样“揭发”，李有贴身保卫林彪的责任，可是他“玩忽职守”了。他那么说，有推卸责任的动机…… 子：我向法学专家请教，这在法律上被称作“污点证人”。李文普被关押多时之后才说，且与他本人利益相关，又是死无对证的“孤证”，从法理上讲，不应被采信。说到这儿我想，别人会不会认为你也是利益相关者，才说出以上那些理由？ 父：我敢说我就敢负责。我不能说我说的百分之百都正确，可能有说误的，包括以前和你说的“九一三事件”，特别是时间、地点、人名字，可能有记错说错的。如果有，我负责。但是事件大的方面我没说错，专案组翻箱倒柜也找不出来我有意捏造的嘛。 我是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不偏袒毛主席，也不偏袒林彪，面对历史说话。我对林彪的错误，毫不遮掩，对毛主席的错误，也毫不保留。但我不反对他，不骂他呀！我不反毛泽东！ 子：中央指责你们，说在这场毛泽东和林彪的斗争中，你们站在了林一边，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志。 父：那可是冤枉我们了。我不否认我们是拥护林彪的，但我们是根据毛主席对林彪的重用而拥护他的。我们中央红军出身的干部历来都听毛泽东的！过去，毛泽东相信朱德，和他合伙干，那我们就拥护朱德；以后他把朱德摆在一边，用彭德怀了，我们拥护彭德怀，听他的指挥；后来，毛泽东又不相信彭德怀了，把他打倒，用林彪了，我们听毛主席的，拥护林彪，跟着他干工作。如果毛主席不把林彪当成“接班人”、“亲密战友”，我们又怎么去拥护他呢？我对林彪的拥护同毛主席对他的重用是一致的。再说，我的拥护是有条件的，就是林彪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拥护他。如果他不拥护党中央毛主席了，我也就不拥护他了。 子：如果之前林彪和毛泽东公开反目了，你会站在哪边？ 父：我从来没有想过背叛党，背叛毛主席。 子：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为你们定“政变”罪呢？其它罪名也可以把你们打倒嘛。 父：毛主席为我们定这个“罪”，是为了能随心所欲地处理林彪问题。把我们关起来，不是依法处理，而是要用“活人”的口供证实林彪“弥天大罪”的存在，毛主席就好名正言顺地处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我们几个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那林彪不就罪该万死了！毛主席听到林彪的死讯后不是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吗？他心里完全明白呀！不为林彪定这个罪，毛主席就没办法推卸自己好多事了，对人民和历史就不好交待了嘛！ 子：也就是说，这和毛泽东为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的道理一样，如果不那样为刘定罪名，就不好处理他了。 父：是这个理，但还有更多的内涵，如果不为林彪定这个罪，岂不是说林彪就是被毛主席逼走的，那可不得了啦！还有，毛主席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那么久，那么密切，如何解释？不定这个罪，那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嘛！ 到了这一步，对“九一三”已经不是要搞清事件本身的真相了，而是各派政治人物都在利用这个“政治素材”做文章。毛主席用它来做“林彪帮一个大忙”的文章，周恩来用它来做“划清界限”的文章，上海帮用它来做“争取成为接班人”的文章，汪东兴他们用它来做“掩饰自己”的文章，还有一些人用它来做“东山再起”的文章……对“九一三”的审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办的事了，必需有一个“反革命政变”，才能让各方的不同政治需要能够实现。 子：作为政治家，他们那样作，不失为一个应急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父：林彪死了，无法说话了，我们又被封了口，这种手段在一定时间内是起作用的。但是，假的总是假的，特别是我们这一批人还活着，是懂得内幕的人嘛！相关的证据也不可能全部毁掉吧！总有存留下来的嘛，否则封锁得那么死干什么？所以，用隐瞒手段不能长期起作用，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 子：中央专案组在“两谋”上的认定，没有直接抓林彪，抓的是林立果。 父：林立果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获释后才在中央发的材料里，在社会流行的书刊上看到，林立果和几个心腹发泄过对毛的不满，有的话很露骨。 子：抓住了林立果的那几句话，可以为林彪定罪吗？ 父：还是要用事实说话呀，只凭别人揭发的林立果的那些话，就为林彪定罪，恐怕不行吧！那时社会上就有私下议论和诽谤毛主席的事，我从公安的内控报告上知道，是一种社会现象嘛。何况那又不是林彪本人的，林立果的话也是事后从在押人犯嘴里搞出来的口供，还是孤证。那些人嘴上说说，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是两回事。 退一步讲，林彪同他的家人是否搞了什么名堂，我不清楚。我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中央专案组抓的“把柄”，那是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暗中搞的贼路鼠道的名堂。要说是林彪在指示他们搞，或是知道他们搞，从现在公布的材料看，我看没有什么说服力。 子：林立衡说，毛泽东自庐山会议后整林彪，整解放军，林立果不满。他曾和心腹的几人关起门来议论，只是自说自话和乱涂写几句而已，形同儿戏，一出房间就没那回事儿了。何况，他们的这种议论话，对林彪是绝对保密的。 父：犯罪主要是看行动，而不是看你怎么想。 子：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九一三”的研究，只是在间接情节，在涉嫌小事上考虑，甚至拿个别人在事发很久后“交代”出来的“孤证”定案。而没有从大局上，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错误路线政策的根本原因上去考虑，结果只能是“剪不断，理更乱”。 父：现在人们说的多是“九一三”的表面过程，背后的东西还没有亮出来。 子：可是林彪走了是事实。林彪这一走，事情就复杂化了，被说成是“叛国投敌”。 父：按照汪东兴回忆，毛主席是在林彪“外逃”前十几个小时回到北京的。如果毛主席要是知道林彪要“外逃”，十个林彪也跑不了啊！ 林彪究竟是怎么走的，先不管他。但无论如何，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走的。林彪要同毛主席面谈，毛不接受，反而在南巡中讲了一路，杀气腾腾。林彪怎么办？找毛主席谈不行，别的办法一时又没有，总得找条活路吧？应当说，林彪是毛主席逼走的，没有毛主席南巡谈话发难，就不会有林彪的出走。 子：有历史学家认为，是毛泽东引起了“九一三事件”，甚至是制造了“九一三事件”，实质上和毛泽东整垮彭德怀、刘少奇一样。彭德怀对毛泽东是申辩反驳，刘少奇是和平主义反抗，而林彪是离开避祸。 当然，也有一种议论，任你毛泽东逼，林彪要是不走，就不会那样了。 父：那是一个假设。但我认为，毛主席对林彪，不是林彪检讨不检讨，走不走的问题，而是毛主席的思想意识问题，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批陈整风”会议前，毛主席不只一次说问题已经处理完了。还不到四个月，他反悔了，开始南巡，逼出了“九一三”，这就是毛泽东啊！ 我再强调，毛主席对林彪，简单来说是他“要不要林彪”的问题。他要林彪，是一种处理办法，不要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主要矛盾在毛主席方面。 子：迄今中国没有公布“九一三”案情原始材料。甚至规定，相关材料一律绝密，不受《保密法》三十年后解冻的约束，轻易不许外人查阅，如一定要看，须经中央批准……我想，对这些材料一反常规不许披露，肯定它是不支持官方的立场和观点的，否则早就公布了，那样就把林彪“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平息了不绝于耳的非议。 父：指责我们参与政变，也没拿出证据，如果有，那也是一颗“原子弹”，威力大呀！把我们参与政变揭穿了，林彪的罪也就定了，可就是不见他们拿出来。 子： “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进驻林彪的家，把每一个纸片，每一个线头，都翻过了。对黄、吴、李、邱等人的办公室和家也反复地仔细清查了，居然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政变痕迹。他们对我们家搜查，把棉衣的里子拆开看，皮箱的衬布撕下查；把小妹妹的作业本、我的大学课本、笔记本，都一页一页地编号，查过后盖上“验乞”的专案组公章，真可谓一针一线一纸一物都不放过。 父：从侦察学来说，这就是没有证据。因为你只要犯了罪，就会留下痕迹，更不用说谋害毛主席这样大的事了。 子：专案组从林彪家找出一些学习卡片，当作政变的证据，说什么林彪“尊孔尊儒”，提倡“克己复礼”。更有甚者，中共中央还转发了个《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孔孟思想的继承者，让人民把孔子思想当作“反革命”的源头批判。除了批判林彪的思想外，还对他的历史进行清算，说他反对毛泽东，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井冈山斗争和红军长征途中，以证明林彪的“两谋”是历史的必然。 父：专案审查，过多地在林彪的思想见解和历史问题上搞，是对现实问题缺乏证据的无奈！要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和林彪进行斗争，根本不是那个历史。我很早就亲身感受了毛主席和林彪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调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管中央纵队的军务行政和生活保障，就和毛主席在一起了。我们四渡赤水，过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经历了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我到职后发现，红一军团长林彪经常给毛主席送吃的用的东西和战利品，科里的人对我说，长久以来林彪一直那样作。红军过草地之前，林彪派他的管理员牵上他自己骑的驯良的骡子给毛主席用。毛主席不善骑马，一直没有合意的牲口，那林彪就解决了他的难处嘛！林彪还派了八名身强体壮、政治可靠的战士为毛主席抬担架，他想得多周到！我到红一军团二师把他们领回中央纵队时，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代表林彪送给毛主席二十几斤青稞面的干饼子和十几斤牦牛肉干，那可是珍贵的东西。他们说，林军团长交待，只能给毛主席用。那时毛泽东不是最高领导人，在他之上或差不多的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好几个嘛，可是林彪关心的就是毛泽东。后来，中央纵队在草地上遭敌人骑兵袭击，到了陕北铁边城又被敌人冲散遇了险，都是林彪派的那个担架班抬着毛主席跑，才脱险！ 说的再早些，在江西时毛泽东受王明路线打击，生了大病，心情非常压抑。在毛主席人生最不得意，很少被人理睬的时候，林彪对他一往情深，暗中保护着他。那些是我听说的，而长征中的事，我亲眼所见。现在为了把“军事政变”说得像那么回事，就把毛泽东和林彪亲密的历史关系说成是激烈斗争的样子，扯谎！ 子：有的材料被销毁或灭失了，但中央文档里还存留一些。许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虽然受纪律和意识形态的约束，有人看过一些原始资料后，对我说，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是怎么搞出来的，无需你们去辩解，只要把档案公布就真相大白了。在毛泽东和党犯了长达十年的全局性路线错误的历史条件下，让在军队一线主持具体工作三年多的黄、吴、李、邱个人去承担那么多责任，有失公允。 父：既然拿不出证据，那就把你搞“臭”吧！ 总后勤部在我们家里搞了个丑化我的“展览会”，影响很大。周恩来闻讯后，派王洪文去看了一下。周恩来听取汇报以后说，在高级干部家里办展览会，过去没有过，是个新创造。对犯错误的人为什么总要“算老账”、“挖祖坟”？添建的房子质量高了一点，那是作为总后战时临时指挥所建的。国务院、军委和各省市都建了这样的房子，大家都在里面住着，拿邱某住的办展览，不是对其他人的挖苦吗？周下令展览立即停下来，说“脑子发热，总是办不好事的。” 子：我仔细梳理了一遍，要说“九一三”直接涉及到你们的“物证”，只有那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或许它是对你们实事求是的一个障碍。 父：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政治局会上展示那封信，我就对它怀疑，除了字迹以外，也不符合林彪的办事风格嘛。林彪和黄永胜有事，都是面商或是由机要人员转达。林彪从来没给黄永胜写过个人的信，为什么这么关键的事上，莫名其妙地写上了那一封含糊不清的信？ 子：那封信和从周宇驰那儿搜查出来的字条，是当作林彪下达政变的“手令”，说什么“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有学者质疑，“盼”和“命令”两个用词很矛盾。既然是“命令”，就必须绝对执行。军事科学院保存着林彪所写的大量命令，从来没有说过“盼”的。何况同样内容的“林彪手令”居然有两个，一个字是横着写的，一个是竖着写的。 父：那你还能说它是真的？！ 子：为林彪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一个关键的证据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它的名字用了“武装起义”的谐音。 父：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1981年我出来后，看到了，觉得以它为主要证据，蹊跷的地方很多。 子：它是以影印件的形式在全国公布。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部队传达以后，批判林彪的运动就如排山倒海之势。 《五七一工程纪要》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大胆地否定了毛泽东不健康的东西，也否定了当时许多错误政策。它针对文化大革命推行的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如学生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知识分子遭受打击、党内残酷斗争、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等问题进行了鲜明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纪要》里说的这些都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解决了。“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在描述林彪的书中，凡提及、引用、附录《纪要》的，都把它对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内容删掉了。只是把里面要除掉上海帮“兵谏”毛泽东的设想，当作了反革命政变的证据。 父：在我看来，那不像是久经沙场的林彪所言，反倒是像没有指挥过军队的狂妄书生写的东西。 在政治生活中，在共产党内采用暴力手段，我不同意。毛泽东是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的领袖，他开创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这面旗帜不能砍倒，尽管他不公正地对待了我和其他许多人，思想中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尽管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子：毛泽东的错误是那个时代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造成的，但他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历史面前，人们可以指点评论。 父：《五七一工程纪要》不是林彪的手迹，也不是林立果、叶群的手迹，栽在林彪头上缺乏法律根据。仅从《纪要》的思想和文字风格上看，我说那绝不是林彪的。林彪的思想是中国式的、传统的，他的语言比较“土”，实在、古板，甚至有些涩口。 子：《纪要》完全是西式的，现代的，词藻华丽、流畅，情绪化的东西很多。 父：熟悉林彪的人看了那个《纪要》，都不会说它是林彪的“杰作”。 子：《纪要》的发现颇为“离奇”。“九一三”后清理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待过的一个地点，打扫卫生时无意中发现一个丢在那的活页拉练本里写着些东西，二十多天以后交了上去，就是后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至今没有证据说明林彪知道它。 父：这让人感到荒唐。《纪要》如果是个军事行动计划，应该简明扼要，为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的政治话、废话、骂人话，说了很多和军事行动不相干的话？ 子：这些年来，研究“九一三”的人很多，最近有举证，说林彪乘的飞机已经飞近了苏联边境，然后又调过头来向中国飞回。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公开了那天飞机的航行图，林彪的座机空难时是在由北朝南飞的，向着祖国的方向。 父：我当时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很快就被关了起来。但我可以肯定，苏军的雷达昼夜监视着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会有记录。中苏两国敌对，对于对方的活动，特别是异常活动都有严密的监视。 子：邓小平复出后，1980年11月15日在回答美国记者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那架飞机驾驶员潘景寅的妻子向中央提出申诉，之后给家属送来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称：“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并按潘景寅原来副师级干部级别补发了抚恤金。当时正是公审林彪集团的政治环境，在一片严惩喊杀声中，如果没有对潘景寅有利的证据，不可能对他那样善后。这里有什么内幕，不得而知。 父：说有“两谋”的证言证物纰漏很多，如同当初找刘少奇的把柄一样，更像是人为地在做文章。 当然，以上那些所谓的“证据”对我们从严处理起到很大的作用。毛主席是驾驭全局能力很强的老练政治家，对于重要人物的处理，如果不是极为必要和影响大局，他总是喜欢放一放，挂在那一段时间再说。对于我们几个人，有了那几个“证据”也是不够的，不能马上就下断言涉入“两谋”。为什么毛主席采用了极端手段处理我们，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在关押我的日子里，有不少征候和传言供我判断，1981年公审后我和王洪文同监居住，他讲的情况有助于揭开我心头的一些“谜”。王洪文说的事，发生在他到北京参加中央办公前的，是张春桥、汪东兴、李德生、纪登奎向他讲的，以后的则是王洪文亲身经历和经办的，主要的事情有这么几件： 1971年9月24日凌晨，毛主席批准把我们四个人暂时隔离，有三条指示：“1、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处理他们；2、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3、时间要短，只能几天，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后来为什么对我们采取了专政措施，关起来不放了？王洪文说，康生、江青看毛主席有些犹豫，生怕他对你们宽大了，联合汪东兴等人把你们搞成了专政式监护。 毛主席起初很慎重，说：“林彪的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影响都大，要是处理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人，会伤了党的元气。”他还问了周恩来一句，“林彪坏还是叶群坏？”周答，“从老婆专政这条来说，叶群是最坏的。”毛主席没有反对周恩来的话，默认了。“九一三”后不短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不同意以“集团案”来追究林彪的老部下，说：“按人头来办。只要一搞集团，好多人就会搞进去了。”但是汪东兴提出：“不给他们几个人起个名字，叫起来很麻烦，横竖林彪人已经死了，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由此，“死党”这个俗语就成了我们一大批干部的“专用词”了。 子：“林彪死党”和文革初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样，毫无法律依据和界定标准，只会造成“扩大化”。 父：王洪文还说：毛主席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主席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主席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 子：恐怕他们各有各的目的。 父：叶剑英他们主要是从军队工作出发，不把我们搬开，别人就不好放手开展工作。汪东兴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的，不“封口”不放心。 王洪文说：在中央内部，毛主席比较冷静，周恩来很谨慎，但是其他人在严惩你们上是一致的。审查1972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周恩来提过三个方案：1、处理吴法宪一个人；2、处理黄、吴两人，李、邱不作组织处理；3、把四个人继续放一放再说。毛主席倾向于只处理一个人。 子：若从为首的来说，要处理黄永胜。 父：王洪文说，在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说了话：“黄永胜没有民愤，吴法宪民愤大。”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想只处理吴法宪一个，风趣地说：“这是个以少换多的办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们，以及叶剑英、汪东兴都不同意这么办，事情就拖了下来，维持着把你们关在卫戍区的原状。 子：周恩来对你们与人为善，以至于毛泽东有了感觉，曾说他“对刘（少奇）的人太左，对林（彪）的人太右”。这个，我只是听说，还没证实。“九一三”以后周恩来日子非常难过，毛泽东有几次整人是对着他的。 1972年“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又像延安整风时那样向毛泽东亮出他的“底牌”，以自我诋毁的语言，用数个晚上向与会者讲自己的历史错误和罪过，沉痛地检讨，几乎是痛哭流涕。 父：周恩来不会只是单纯的检讨，他会有内涵的。 子：周恩来借此机会向大家说明了“伍豪自首”问题，防止有人在这上对他出手。从那以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就比较公开了，他对外交部一个文件批示，批评周“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报……”1974年江青到天津地区活动，在小靳庄要一名姓周的女社员改名“周克周”，说用我们这个周，克他（周恩来）那个“周”。更有甚者，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借评论《水浒传》说：“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全国开始了批宋江的运动，影射周恩来是“投降派”。周恩来在1975年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又一次在反驳“伍豪自首”的材料上签字，防止日后别人借此“做文章”，并悲愤地大声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父：周恩来有软弱的一面，他悲戚呀。 子：周恩来是中央专案负责人，对明显错案的李雪峰、郑维山，都不敢为他们说话，更不用说对你们了。 父：周恩来把我们的事拖着，是好心，却给了让人整死我们的机会。1973年党的“十大”要召开、要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不处理我们是不可能了。 我听王洪文说，“十大”前，处理我们的事又提到日程上来，康生等人向中央提出了严惩我们的建议，但是毛主席仍然不同意对黄、吴、李、邱、李雪峰立即处理，说还是再放一个时期比较好。 子：可以看到的与此相关的资料很少，但可以查到，1973年5月25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关于批林整风，他强调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犯了错误允许改过，暂时未认识到错误的可以等待。 父：王洪文说他是“十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这个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发动上海等省市提意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李雪峰，并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没什么定论的批示。按当时的办事原则，对这样重大的问题要毛主席明确写上结论性的断语才行。 子：我对能查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检索，查了所有能找到的，有的还是权威性的。但是，凡是记载到了这儿，就闪烁其词，回避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决策都有毛泽东的批示，唯独这件事，却看不到他批写的文字。这样的大事“稀里糊涂”，一般不可能。 父：对高级干部处理，有开中央全会进行决议的制度。因为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对其处理，应当由中央全会来办。 子：建国以来，对高岗的处理是七届五中全会，对彭德怀是八届八中全会，对刘少奇是八届十二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后对“四人帮”的处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唯独对林案，处理政治局委员人数最多的这一次（一名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常委，八名政治局成员）却没有开中央全会，这个必须履行的组织手续，一反常规没有作。 父：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最后毛主席很生气地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林彪的雷厉风行容易出乱子、出毛病！官僚主义并不见得都坏，官僚主义有两重性！” 子：毛泽东是指：对你们的处理，官僚主义式地拖下去有好处！ 父：是呀！那天在场的人怕毛主席要发脾气、大发雷霆，大家都紧张得很，害怕了，因此王洪文记得特别清楚。 子：1973年7月，中央专案组提出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建议中央：1、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2、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3、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4，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个文件，由中共中央于1973年8月20日做出的决议，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的报告。”这里的说的“中央中央”是中央政治局新工作班子，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王洪文、华国锋、吴德等十一人，其中纪、李、汪是候补委员，而王洪文等三人连政治局成员都还不是，有效票不到政治局正式额定人数21人的一半。五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工作机构开除包括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和其他八名政治局委员，可以吗？ 父：对刘少奇定性处理，是周恩来组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办的，他们完全清楚法定程序该如何做。 子：而这一次却没开中央全会，合理的解释就是要绕过毛泽东。于8月24日至28日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公报上，只明确了开除了林彪、陈伯达两人，对其他的人，含混地说同意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公开的地方看不到开除你们的字句，让人感到好像在用“障眼法”。 按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的东西，以后只有在同样的大会上才能否定，但是九年后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李雪峰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恢复李雪峰的党籍。”轻易地否定了以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父：开除我们的组织手续疑问很多，必须要当事人回忆或到档案中核查才能了解真实情况。 子：而中央现在对此封死不露，好像忌讳什么。 父：就算是开除了党籍也没有说我们是反革命，毛主席还是要把我们养起来，每月二百元钱生活费算是饭钱，住房、看病、水电杂费公家要包下来，不用自己花钱，这相当于省级高级干部的待遇。1973年10月，卫戍区里的看守人员忙碌起来为我打点行装，说是中央安置我到南方某城市居住，说好像是湖南岳阳。卫戍区看房子的人都回来了，说很快就走。可是过了很久又没有行动，耽搁了下来。看管人员对我说，公安部长李震不明不白地死在公安部办公大楼地下室里了。汪东兴提出了他的死可能与黄、吴、李、邱有关，要等李震的案子搞清楚再说，事情就拖了下来。 子：李震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李震是中国公安部长，国家专政机器的头。谁能够置他于死地，不是很明白吗？一个是他的上头（中央），一个就是他自己（自杀）。无论哪种死法，李震都是林彪案“扩大化”的牺牲品。 父：1973年的国庆期间，警三师师长问我：“你为什么没有过去那么胖，面色也不好。是否营养不够？”看管组的人代我回答：“他的饭量不大，吃的东西也不够丰富多样。” 师长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出去……”他要说的话大概是“这样出去了不好看”，说到一半就停口了。师长向看管组交待：“你们明天派个人跟我到师农场去。” 第二天他们抓回来一笼子活鸡。晚饭打来了一碗鸡汤和适量的鸡肉，说：“多吃一点，长胖一点。”那天我没在意，以后每天都有一碗鸡汤，我就奇怪了，问看守人员，他们说：“我们师长在为你改善伙食。要把你的身体搞好。师长最近到中央去开过会，布置你们出去的问题。周总理有指示，要注意你们的生活，人不要搞得样子很难看。”喝鸡汤原来是要放我们出去安置的准备工作之一。 1974年元旦刚过，安置我去外地的事又忙了起来。春节前五天，看守组去外地接洽的人赶回来了，通知我做马上启程的准备。师里宣布我的看管组全体人员阴历二十九可以回去，放假一个月回家过年，他们这几年从没有离开过我。我一走，他们就“解放”了，一个个喜气洋洋，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但是，对我的安置突然停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要把我们放出去“养起来”。但是上海帮和汪东兴等人抵触，说：“不能暗着走，要明着走”。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周恩来自顾不暇，没落实。据说，那一次安排出去“养起来”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我、李雪峰、陆定一等人。 子：你所说的逐步把对你们的惩治升级的情况可靠吗？ 父：我没有准确的材料，细微之处难说，但大的轮廓是可信的。对以上说的那些事，我考虑基本是真实的，依据主要有二个： 第一，王洪文后来和我在狱中同住在一起几个月，我详细地问了他。王洪文“九一三”以后到北京参加了政治局办公，“十大”当了中央副主席、主持过中央日常工作，许多事情是他办的或知道的。 第二，我的感觉和政治判断。我们的行为，是高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台上执政时带有普遍性的典型。我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讨厌上海帮，就是那么多事情，拿起来千斤重，放下去半两轻。毛主席对此非常清楚，他生前并没有对我们几个把事情做绝，留有很大余地。 在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上，让哪些人在台上，让哪些人下台，让哪些人“坐冷板凳”靠边站，是毛主席的谋略和指掌之中的事。我们毕竟很早就追随毛泽东，是他从江西中央苏区带出来的一手提拔重用的人。哪一天毛主席想到这，或者他再要打别的什么集团要利用我们搞平衡，说不定会放了我们（当然不是像原来那样的重用）。毛主席用人之道很奇特，不太讲究名分。毛泽东最痛恨的人首先要数王明，周恩来曾在王明那边，毛却放手大胆地用周。邓小平很早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人，却两次被毛打倒了。但邓小平耐心地等待，遭受磨难，终于等到了出头的一天。我们也在等待着，等着可能会有些宽松，等着有个较好的安置，哪怕是落实毛主席说的“养起来”也好，但是毛主席病重了，无暇顾及了。

　　新华社星期六（25日）发表英文署名文章，点名指多名香港富商至今没有对香港“占领中环”抗议行动表态。 　　文章说，“占中”开始前一周，前特首董建华率领香港工商专业界代表团访问北京，受到习近平的接见。 　　文章说，董建华是公开表示反对“占中”的少数几个香港富豪. 　　新华社文章说，坐在董建华旁边的长实主席李嘉诚10月15日发表声明，呼吁占中抗议者回家，并表示“不要让今天的热情成为明天懊悔。” 　　文章指，这位亚洲首富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赞同抗议者的诉求。 　　文章还指出，恒地主席李兆基、九仓主席吴光正、以及“糖王”郭鹤年至今仍对“占中”保持沉默。 　　文章说，上月在北京获习近平接见的香港工商专业界代表团，除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外，没有人公开表态支持行政长官梁振英，以及警方处理示威的手法。 　　文章还提到，自由党党魁田北俊是第一位要求梁振英考虑下台的建制派成员。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虽然已经过了一周，周小平仍然是本周中国大陆民间舆论的热点，虽然民间舆论恶评如潮，但官方仍然坚决力挺。几天来，网信办下重手全网封杀了撰文批评周小平文章低级错误的“方舟子”，几天来，官方的《环球时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海外版都刊发文章力挺周小平，今天甚至有传言称，新华社将刊发长达八千字的周小平专访。 有包括吴稼祥之类的亲体制自由派曾猜测，周小平是宣传系统安排觐见习近平的地雷，并不体现习的意志，但几天来的发展可以用“打脸”来形容。 律师张庆方撰文分析了这一争议,五岳散人等认为：周小平与花千芳，无非是宣传部门的某些人根据自己的口味上供给习总的政治“花瓶”，而习对这两位的入选事先并不知情。 依据是新华社的报道原文：在讲到互联网文学时习停下来问：“听说今天来了两位网络作家，是哪两位啊？” 而花千芳本人接受采访时，却对当时的场景给出了另一个版本：他当时正在讲到网络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性，然后突然想起来我们俩。他当时的原话是：“我们的会上还来了两位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在哪儿坐着呢？”点了我俩的名，然后我就先站起来了，周小平也站起来了。 对此，媒体人东步亮评论如下：以我多年媒体工作经验，对中共官媒的了解，官媒在处理习近平的直接引语时，隐掉周小平和花千芳的名字，是非常可能的。而花千芳的文章表示他和周小平是首先直接“被总书记点名”，二人才站起来。 从一般逻辑上来说，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习只说“网络作家”而不点他们的名字，周、花二人除非事先看过72人的名单，“网络作家”只有他们二人。综合种种情况判断，我选择相信花千芳对当时细节的描述，即：是习近平首先点了周、花的名。 这意味着，习事先是知道周、花二人的。至于习是在开这个座谈会之前临时从下属或身边人处主动或被动地知道的，还是在此之前即已经知道，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情况说明，习经过了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了解并接受了这两个“爱国网络作家”及他们的作品，而并非“临时起意”，被人“黑”了。 张庆方说，上述新华社的报道，花千芳的陈述，以及五岳散人和东步亮的评论，你相信谁？做出不同选择的人可能都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并能够讲出“充分”的理由。但我可以肯定地说，相信新华社和五岳散人的，都不适合做出庭律师。 张庆方的观点得到了莫之许的赞同。 莫之许认为，“带鱼（周小平）乃包子钦点，已无疑问，今日人民日报专访带鱼，连日来官媒官网密集轰炸，都足以证明。” 也有人认为，周小平如此不堪，成为负资产后，可能会被抛弃，但这个也是想当然了，钦点带鱼，进而动用体制宣传机器所进行的，其实是定向轰炸，即其试图作用人群，恰恰是非自由化新兴社会阶层的底层民众和体制内人群，自由化群体的负面评价，并不在体制考虑范围之内，也因此，就不存在什么负资产之说。 莫之许认为，“自由化人士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党国早就不在乎这群人的想法了，也没有想过要争取这群人了，如果还在乎，还想争取，还抓什么浦志强、郭玉闪？” 学者赵楚认为，“过去有过张铁生、黄帅，今天有周小平、花千芳。对此不必作外宾般惊诧。并不是这两位小混混多大本事，他们只是权力随手捏造的泥偶而已，目的是借他们的丑陋向社会宣示权力无所不能的自我幻觉，不过事实上彻底证实了权力自身无文、无耻、无聊和无格调的本色。” 网 友西门不暗的观点与莫之许类似，他认为，“党选择了周小平，不是一招臭棋，当然是精心挑选的。用周小平，是精准的，分众的营销，它针对的是低智商低收入视 野窄的这部分受众，会质疑的人已经被它自动过滤了。在营销模式上，类似福建安溪的诈骗信息，把有基本智力和判断力的人自动过滤了。有质疑能力的这拨人，党 是放弃了改造，影响力小的就让你在微博蹦哒，影响力大的，有组织能力的，就寻衅滋事。” 律师张雪忠则认为，“周小平这种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俨然被当局树为宣教工作的典型。其实，他和文革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完全是同一类型的意识形态现象：政治上的个人集权和崇拜，总是需要营造一种愚昧、蛮横和下作的智识氛围。” 但在他看来，周小平被主政者选为意识形态的新标兵，当然是出于反西方、反普世价值的政治需要。至于为何选中这样一个不堪的人，并不是因为刻意为之的所谓 “精准的、分众的营销”，而是因为主政者恰好就是这种水平和品味。认为一种大张旗鼓的宣传，是专门针对缺乏正常智商的人群，这种解读显然太过于新奇了。 网友梁剑锋则认为，“对于资讯发达地区的民众，周的文字无法愚弄我们这类人和我们的孩子。需要警惕的不是周或某篇文章，而是表象背后中央对“统治基础”的选定---不是中产阶层精英，仍然是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情况下，中产阶层将有可能在社会矛盾激化时成为“阶级敌人”，丧失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