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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很多知识青年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试图寻找救国和人生理想，其中青年女性占到近乎一半。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美女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这些美女中尤以“延安十美”最为闻名。作为当时延安的焦点人物，她们最终嫁给了谁，又有怎样的人生遭遇？本组图集精选那些年“延安十美”所留下的珍贵照片，并揭秘其最终结局。图为马海德与苏菲在他们的延安窑洞前与苏联医生阿洛夫合影。 01 苏菲，被称鲁艺校花。她原名周素珍，浙江定海人。15岁那年，她与江青、赵丹在上海同台演出《大雷雨》，江青扮演女主角卡塞琳娜，赵丹饰演卡塞琳娜的丈夫奇虹，苏菲扮演的是卡塞琳娜的侍女。那一年，苏菲还出演了电影《海葬》。图为1944年，苏菲与马海德在延安枣园合影。 02 文革期间，“延安整风”中曾定性为“特嫌”的马海德以及苏菲也受到冲击，被抄家关押。但两人一直坚守着爱情，相守终身。图为1950年代初的马海德、苏菲和儿子幼马。 03 浦安修，1918年生于北京，上海嘉定人。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毕业。“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分子。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和刘志兰、杨慧洁的高中同学、同窗好友。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浦安修去延安，嫁给彭德怀时只有20岁，两人年龄差距悬殊。1949年后，浦安修曾任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后，浦安修的精神陷于极度的迷惘甚至近乎崩溃，她经常痛哭，她本能地害怕。她写信埋怨和责备丈夫“鲁莽，是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人家林彪却“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她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写信，决定离婚。彭德怀平反后，在追悼会的准备期间，彭梅魁等人坚决反对浦安修以“夫人”的身份参加追悼活动。最终中央以离婚报告未批准为由，还是认定浦安修是彭德怀夫人。1991年5月2日，浦安修因乳腺癌在北京去世。图为彭德怀和浦安修。 04 曾宪植（公元1910—1989），湖南湘乡（今双峰）人，叶剑英元帅夫人。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参加北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日本留学。1941年去延安。1946年在重庆、南京任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秘书。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副秘书长，妇联第三届书记处书记，第四届执委会副主席。还任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10月11日在北京病逝。图为叶剑英前任夫人曾宪植。 05 曾宪植来延安时，早在1928年春不满十八岁的她已嫁给了大她近二十岁的叶剑英。接下来曾氏曾被派往海工作，就读于华南大学，不久即被捕。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惧于国内形势险恶，只身前往日本留学。此时却逢日本政府清查在日中国革命党人，不幸再次被捕。好在其家庭出身委实显赫，曾宪植系曾国藩胞弟曾国荃七世孙。日本人对曾国藩的后代居然另眼相待，这才逃此一劫。1938年初，曾氏怀了叶选宁后三进香港，于当年十月在香港生下了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1941年，曾宪植再赴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来根据党组织的分配做过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图为1938年曾宪植和爱子叶选宁在香港。 06 当年李德在延安时，曾见证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的一场争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37年1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为其充当秘书兼翻译的是位美貌的中国女子，叫吴光伟。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亲密往来，终于引发了夫人贺子珍的强烈反应。一次，毛与史、吴二人在窑洞里亲热交谈时，贺子珍忽然闯进来，并与吴光伟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件事当年被称作“吴光伟”事件。最终，吴光伟、贺子珍均先后离开延安。图为吴光伟和毛泽东等人的合影。 07 吴光伟又名吴莉莉，她自幼就读教会学校，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戏剧学校学表演。她思想活跃，会写诗，演过话剧，读书时就参加学潮，后从西北救国联合会投身延安抗大。曾在延安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这样描述吴光伟的风采：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26岁芳龄，……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1930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后随丈夫去了台湾，吴光伟结局不详。图为延安第一美人吴光伟。 08 孙维世，1921年生，其父孙炳文早年跟随朱德到德国，经周恩来介绍，两人在德国加入共产党。1925年孙炳文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广东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教官，曾参加北伐的筹备工作。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女儿孙维世才5岁。14岁，孙维世随母亲到上海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的进步演出活动，曾在龚秋霞主演的电影《压岁钱》里演出。1936年任天一影片公司演员，在《王先生奇侠传》等影片中扮演角色。1937年在联华影业公司主演《镀金的城》。1937年，随兄长孙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遂认孙维世为义女。1938年，孙维世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随周恩来到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人称“红色公主”。图为1930年代的孙维世(中)。 09 1939年，周恩来带孙维世到莫斯科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攻读戏剧。1946年回国后，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工作，随军在晋陕冀一带活动。孙维世与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冯风鸣、张醒芳、郭兰英被誉为“延安四大美女”。1949年12月，随同毛泽东出访苏联。在莫斯科学习时，林彪曾追求过孙维世，但未得到回应。后来孙维世嫁给了著名演员金山。文革期间，孙维世遭到残酷批斗，连周恩来都无法保护。1968年终遭迫害而死，年仅47岁。图为孙维世与周恩来夫妇。 010 刘志兰和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好友，当年，刘志兰为许多异性所爱慕。到延安之后在中共北方局妇委工作，并任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1939年4月16日同左权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婚后一年就为年已35岁的左权生下女儿左太北。1940年在延安保育院工作。1942年才25岁的她，在与左权婚后仅仅相处了一年多就永别了。她当时伤心欲绝，后在朱德一再安慰鼓励下而强忍悲痛，并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纪念左权。左权牺牲6年后，31岁的刘志兰重组家庭。当得知左权曾被污陷为“托派”，并戴“罪”作战10余年之后。刘兰志四处奔走、多次写信，中央终于为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并取消了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1992年，刘兰志逝世。图为左权妻子刘志兰。 011 薛明1916年生于河北霸县一户贫苦农家，原名王爱真，因母亲姓薛后改为薛明。1936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奔赴延安。1942年8月1日，薛明与贺龙结婚。之后她便随贺龙转战南北，长期在军队任职，曾任西南局妇联福利部部长、总参办公厅党委委员，曾当选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常委、中共十二大代表。薛明因病于2011年8月31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她是新中国开国十大元帅夫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老人，中国从此再无元帅夫人。图为贺龙与夫人薛明。 012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被捕脱离党组织。1937年秋到延安，江青奔赴延安，将名字从蓝苹改为江青。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到鲁艺任教。这期间，江青与毛泽东渐渐相识并最终恋爱。毛泽东与江青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当时的中共江省委等等，纷纷联名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陈述史实，力谏劝阻这场婚姻，但毛泽东仍旧与江青结了婚并生下了女儿李讷。1966年5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图为毛泽东夫妇与女儿李讷。 013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最严重的损失。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图为毛泽东与江青。 014 范元甄曾和江青、叶群、孙维世并称“延安四大美女”，其起落的人生，在女儿李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有详尽描述。范元甄在学生运动时就深得王明赞誉；在延安马列学院，连毛泽东都知道她的名字，路上遇到，都会说一声：“小范你先走”。1939年，范元甄与李锐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婚后不久，两人同去延安。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说：“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派去抢救她的。”随后李锐与范元甄离婚，但在李锐出狱后又复婚。再随后，二度离婚。在接下来的各种运动中，范元甄疯狂揭发李锐、揭发亲人，她似乎变得只有党性，而没有了人性，最终众叛亲离。范元甄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图为李南央8岁时与母亲范元甄合影。 015 1938年4月，北师大附中毕业的叶静宜到达延安。薛明、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到达延安（1939年即随周恩来去苏联）。这样，蓝苹、刘志兰、叶静宜、浦安修就成了1938年版“延安四大美女”。叶静宜，福建闽侯人。父亲叶君琦是国民党少将。1935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刘志兰、杨洁慧、浦安修的师姐。1938年到达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叶静宜嫁给了林彪，因为林彪的前妻叫王静宜，叶静宜遂将其名改为“叶群”。林彪与叶群相识，是从苏联回国后。林彪回延安后继续任抗大校长。叶群是延安“八大美女”之一，这一点林彪似乎也有耳闻。但林彪更看中的是在别人都去娱乐时，叶群却在看书。林彪后来曾写过六个字形容叶群：“温文，豪放，理智。”但他当时还没发现，这位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女性也有虚荣的一面。最后，叶群在出逃中与林彪一同摔死。图为林彪与叶群的合影。 016

　编者按：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获得中央警卫部队领导汪东兴的支持后，分别拘留了“四人帮”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及其支持者，如毛远新、马天水等人，继而隔离审查，这一大事件也被世人当作“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后世学者、作家谈及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习惯性的侧重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卓越表现，而对被迫参与此事件的另一方——“四人帮”却很少全面记述。他们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政治生命如同一块陨石，急速坠地后，再无翻身之日；从天而降的强大冲击力，又在中共历史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细细回味这段历史，许多细节似乎被我们忽略：毛泽东撒手人寰之际，“四人帮”都做了什么；手握重权、深受毛泽东信任的他们为何会在数小时之内即被“一举粉碎”；倘若时光倒流，“四人帮”是否真的有机会翻盘？作家欧阳龙门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通俗易懂的比喻，为读者讲述“四人帮”不为人知的往事。　　本文选自《华夏文摘增刊》第六六二期，作者欧阳龙门，原题《雨后送伞谈“四人”》，以下为全文摘录。　　　　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从左至右）手挽手在毛泽东遗体前　　“四人”者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谓也。今人常曰“四人帮”，似乎含有贬义。其实也不尽然，软件设计业的朋友们大都知道，写出经典着作“设计模式”（Design 　　Patterns）的四位作者，也被同行戏称为“四人帮”（GoF，或称四人组）。　　“四人”似乎属于中性。将近二十年前，我们见到海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派的共产党人使用此语称呼。此处“四人”、“四人帮”两者等同兼用，均无褒贬之意，希望争取站在一个尽量中性的、尽量客观的立场上，以历史的而非政治的角度，来和大家摆一摆“四人”的龙门阵。　　我们在《事后诸葛说老华》的龙门阵里曾将“四人”的政治斗争水平定位为“业余水平”，既然是业余水平，那还有什么可评点之处呢？不然。尽管“四人”是业余水平，他们的教练老毛却是超一流的大师。超一流的大师指点多年，徒弟却始终处在业余水平，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大家摆一摆的龙门阵吗？　　所以，尽管是雨后送伞，事后诸葛亮还是提出一些话题来臧否一番，看看“四人帮”是不是有可能不被“一举粉碎”。　　（一）危急存亡之秋，“四人”做了什么？　　老毛去世以后，“四人”所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危急存亡之秋”。因为“四人”这支球队一下子没有了教练的，于是一切都指望业余水平的队长江青了。从老毛去世，到“四人帮”被粉碎，其间不到一个月。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我们姑且称之为“三人组”。　　我们来看看，在这段时间里“四人帮”和“三人组”分别干了些什么，分别给对方和他人留下了什么印象：　　“四人帮”的做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雷声大、雨点小”。　　九月九日，老毛去世。九月十一日，王洪文绕开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地，有问题及时与王洪文的秘书联系。结果，被下面的人报告了华国锋，华国峰立即制止。以后这件事被认为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罪证。　　王洪文的边锋偷袭，被华国峰一个大脚破坏。　　接下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纷纷有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不论是这些人是自发的，还是上头布置的，这个账肯定是算在“四人”头上。中国历史上这类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少数几个球迷的起哄，影响不了大局，反而使“三人组”提高了警惕。　　接着，在接管老毛的文件、毛远新的工作安排、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等等问题上，江青都在政治局会议中与“三人组”意见相左，争论不休，“三人组”认识到开会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一阵的中场混战，暂时不见胜负。　　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提出了老毛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以后，各报纷纷响应，发表呼应文章。以后这件事被指控为“伪造圣旨”的弥天大罪。中国历史上这类故事也不少。　　九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告诉上海来汇报的人说：“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九月二十三日，王洪文给上海通电话时说：“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人给上海捎口信说：“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这段时间，报刊、杂志、电台天天讲要斗争“还在走的走资派”。　　这些话、这么大的雷声，“三人组”不可能无动于衷。如果“还在走的走资派”就是指的他们的话，那么这些“走资派”该往哪里走呢？　　“三人组”的做法是：“暗中策划，蓄势待发”。　　以后我们看到的材料说：　　陈云、邓颖超向叶剑英表达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期望；徐向前、聂荣臻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要他赶紧拿主意；华国锋同李先念、汪东兴多次交换意见，并派李先念去同叶剑英商谈；叶剑英同华国锋当面认真磋商，形成了决策。　　由于汪东兴的靠拢，实施决策的技术问题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另外，吴德、陈锡联、吴忠都起了作用，只是官方现在不怎么提起。　　十月二日，华国锋制止了“按既定方针办”的说法，指出老毛的真正说法是“按过去方针办”。“既定”也好，“过去”也好，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是权力斗争的表述，表明了“三人组”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与“四人帮”摊牌。此时，抓捕“四人帮”的决策已经传达到中央警卫部队的张耀祠、武建华等人、并且开始拟定具体方案了。　　“四人帮”对此毫无所知，继续在唱他们的老调子，继续加大雷声。　　十月三日，王洪文还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谁来打倒，怎么打到，一句空话。　　十月四日，“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以《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为题发表文章，指出“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　　这时，“四人帮”与华国峰之间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既定”与“过去”的对立，必然使“矫诏”的罪名落在失败者的头上。那么“四人帮”有些什么具体行动呢？说来可怜，也就是在上海发了七万多支枪、三百门炮，每天有一万民兵、二百辆汽车待命而已。所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他们忘记了老话说的什么“会咬人的狗不叫”、“闷声发大财”、“沉默是金”等等。　　十月六日…… 　　“三人组”在最后的几秒钟里一举破门定胜负。接着是球场保安队队长汪东兴带领球场保安冲进球场，将“四人帮”球员抓捕入狱，球队解散，使“四人帮”从此再没有参赛的机会。　　（二）十年文革之际，“四人”做了什么？　　可以说“没有老毛就没有‘四人帮’”，老毛作为这支球队的教练，在遴选队员、组队参赛、奖惩赏罚，各个方面都花费了极大的心力。连“四人帮”这个队名都是老毛给起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四人帮”队和其他球队的比赛中，老毛还兼任着总裁判，同时又是球场的老板。　　由某一个参赛队的教练当裁判，这不是有些荒唐吗？这能保证“费厄泼赖”（Fair 　　Play中文音译）吗？然而，这就是当时的游戏规则，不是说“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吗？这个总裁判时不时地会吹黑哨，做出有利于自己队的判决。这就给“四人帮”队的胜出带来莫大的便利。　　不过，一个黑哨裁判，再怎么黑，也不能场场都帮着自己的球队吹黑哨。否则比赛就玩不下去了，就没有观众了。比如林彪就中场逃跑，使比赛突然中断。于是，老毛在保证自己这支球队不输、或者小输一点的情况下，也会有秉公判球的时候，至少要给参赛各方以及观众一个秉公的印象。　　“四人帮”队的前身是“中央文革小组”，老毛亲自挑选队员组队，江青在其中担任实质上的组长。其第一场重大的比赛是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队的对抗。“五十多天”的较量下来，老毛作出裁判：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要“统统驱逐之”。而“文革小组倒是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于是，刘、周、邓联队解散，周恩来队留用，刘少奇队、邓小平队降级。从此，“中央文革”队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打遍天下，名声大振，直踢得周队穷于应付，踢得刘队、邓队认输出局。其间，老毛也批评过“中央文革小组”，例如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给担当组长虚名的陈伯达亮过一次黄牌警告，捎带批评一下实质上的组长江青。　　下一轮比赛是反击“二月逆流”。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因不满“中央文革”队的屡屡犯规，临时组队上场，与“中央文革小组”对抗。几个回合下来，老毛吹哨了：“你们就是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大获全胜，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主的“碰头会”取代了政治局。　　接着，文化大革命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了“武化大革命”，“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眼看球赛就没法玩了，球场也要关门了。作为球场老板，老毛当然是不愿意的。于是就有了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王力、关峰、戚本禹红牌罚下场这一幕，以此告知世人是这些“小爬虫”在犯规、在破坏比赛规则，比赛还是要按规矩进行的。以后，球场上的乱局渐渐平静，直到“团结、胜利”的中共“九大”。　　可没曾想才过了一年多，以江青为首的这支队又和以林彪为首的那支队在庐山正面交锋了。这回林彪队盯住了张春桥防守的区域猛攻，引得场上场下一片喝彩，喝彩最起劲的居然包括陈毅、钱学森、郭沫若、汪东兴，以至于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等人也跃跃欲试，想上场参赛。　　老毛一见大事不好，立即将比赛叫停。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老毛认识到，林彪这支队太厉害了，关键是还有那么多球迷跟着起哄，大有炸平球场、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于是，直接出场，以裁判的身份指责林队严重犯规，要全体球员包括林彪检讨认输。而林彪则拒不检讨，因为刘少奇、彭德怀的先例摆在那里：检讨过后就是罚下场，罚下场还不算完，直到终生监禁、性命不保。　　出乎老毛预料的是：林彪连夜逃出球场，再也不同老毛玩这游戏。林队瓦解以后，江队大获全胜。中共十大后，“四人”队的格局形成，1974年，这支队被老毛正式命名为“四人帮”。　　林队瓦解以后球场上多少显得有些冷清，于是老毛又重新起用邓小平队来维持球场的局面。开始邓小平队和“四人帮”队踢来踢去，各有输赢。老毛也还是从球场的大局出发，没有让“四人帮”独胜，也还是让邓小平进了几个球。　　1975年，邓小平搞起了球场整顿，要改变球场规则，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局面，其后果完全有可能否定文化大革命。老毛不能容忍，邓队再次被罚下场禁赛。当然，老毛也没有让“四人帮”队独霸球场，又引进了华国峰来陪“四人帮”队练球。　　从以上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四人帮”队及其前身打败过刘、周、邓联队；打败过“二月逆流”队；打败过林彪队；又打败了再次出场的邓小平队。其中主要的因素当然是其超一流的大师教练老毛的战略战术高超，无与伦比，“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同时也有老毛担任裁判、吹黑哨的因素。　　可是等到老毛不在了，又没有教练指点，又没有裁判帮忙吹黑哨，“四人帮”队便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优势。再看对手那一边，华国峰勾结了球场保安队队长汪东兴，以前刘、周、邓联队队的人都集结在叶剑英名下来支持他。这就使“四人帮”队处在了非常不利的地位。　　然而，业余水平的队长江青根本看不到局势的险恶，或者看到了一点，也不拿不出应有的对策，结果就是被“一举粉碎”。　　（三）“四人帮”能不能不被“一举粉碎”？　　现在，我们来看看“四人帮”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事后诸葛亮认为：不求胜出，保个和局，不被“一举粉碎”，是有可能的。　　当时的局面是：“四人帮”队面临两支对手：以华国峰为首的“三七”队和以叶剑英为首的“元老”队。汪东兴只是球场保安，不能算一支球队。　　何谓“三七”队？与华国峰有相同的利害关系的政治局委员吴德、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革初期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以后又被老毛启用、提升。所以这一派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可以说是真正地拥护“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之说的。　　“元老”队以“二月逆流”队的人马和复出后的邓小平队为班底，集结了以前刘、周、邓联队的余部，在利益上与“四人帮”是两极。这些人在文革受到的打击比“三七”队更为严重，以后虽然受到启用，但同时也受到压抑。这一派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复出的邓小平曾是这一派的代表，在老毛去世前已被再次打倒，叶剑英临时成为这支队的代理队长。　　针对这种局面，事后诸葛亮给“四人”送的这把伞是：在老毛去世以后，暂时停止“斗走资派”的叫嚣，改唱“全党团结，共度难关”的调子，拥戴华国锋，稳住汪东兴，中立叶剑英，对其他人，甚至对邓小平，都表示出一定的善意，缓和一下矛盾。这样，便可以稳住局势，进一步过渡到下一轮的党内斗争。至于下一轮的斗争谁胜谁负，那就要看事态的发展了。　　第一，拥戴华国锋　　老毛去世时，华国峰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排名第一。不论老毛是想真的想让华来接班，还是为了平衡各派势力暂时选个过渡的人，总之华国峰是名以上的第一把手。在《事后诸葛说老华》中，我们从华国锋的角度来看问题，得到的结论是：“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的被迫的明智之举。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被迫”，被“四人帮”所迫。　　其实“四人帮”当时完全应该采取“拥戴”的策略，“拥戴”可以是真拥戴，也可以是假拥戴，可以是“团结在以华国峰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下”；也可以是“团结在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下”，口头上给华国峰一些示好；还可以加上但书“只要他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为以后的斗争埋下伏笔。　　尤其重要的是要强调“三七”队与“四人”队的共同利益，强调“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仅符合老毛的教导，也符合“三七队”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让华国峰感到“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暗示自己，有自己有被打倒的危险。然而，“四人帮”当时可能认为“元老”队已经是“死老虎”，对自己不构成威胁，而华国峰才是自己一派掌权的最后障碍，于是对是华国峰是“打”而不是“拉”，更不是拥戴，屡屡与华作对，最后将华推上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路子。这是“四人帮”被粉碎的最关键的一点。　　第二，稳住汪东兴　　汪东兴占有关键的地位，握有别人无法取代的权力，类似于球场的保安队队长。他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独的一派，他注定要依附于某一派，或者保持中立。按说，球场保安应该保持中立，但是老毛作为球场老板自己坏了规矩，也曾自己充当裁判，也曾指使球场保安抓捕别人，所以当老毛去世以后，别人也可以照样办理。　　从我们后来得到的信息看，“四人帮”拉拢汪东兴的机会几乎没有，而且“四人帮”也未作此想。江青与汪东兴在文革前就结下了怨仇，文革中矛盾大大加深。“四人帮”和汪东兴双方都认识到：一旦“四人帮”掌权，撤掉汪东兴是必然的。所以这就迫使汪东兴加紧靠拢华国锋，使华国峰粉碎“四人帮”的技术问题一下子得到解决。　　其实“四人帮”可以用不同方式向汪东兴表示一定的信任、许诺，稳住汪东兴。至少不要咄咄逼人，不要使汪东兴感到非要马上行动不可，这一点是做得到的。在《事后诸葛说老华》中，我们说过：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个人，江青但凡能在其中拉上一个，“四人帮”就不会那么快被“一举粉碎”。然而“四人”却是一个都没有拉住。甚至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拉”的证据。　　第三，中立叶剑英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元老”和“四人”这两个集团势不两立，只是由于老毛的巨大压力，才使矛盾被压住，没有酿成灾难性的爆发。老毛撒手，必有公开的较量。这一点，老毛和叶剑英均有表述。例如，当王震向叶提议解决“四人帮”时，叶做手势表示要等大拇指倒下之后。老毛甚至说到：“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 　　这一派的潜在能量是巨大的，以前被击溃的刘少奇的人马、林彪的人马，在思想意识上和自身利益上都和这一派有共同点，不论这些人之间以前有些什么恩怨和矛盾，他们都对“四人帮”实际也就是对老毛和文化大革命不满。　　这一派不太可能与“四人帮”合作。而“四人帮”视这些人为“走资派”，而且还在走。但是，在老毛去世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候，“四人帮”当时大可不必对这些人穷追猛打，完全可以先放人家一马，先巩固自己的力量然后再做计较。甚至对邓小平都可以表现出一种“给出路”的政策。当然，“元老”和“四人”的矛盾终究是不可调和的。但是，首先应该渡过“危急存亡之秋”，然后再做计较。　　老毛去世的时期是中共历史上的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必须要有非常的对策。这在中共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业余水平的“四人帮”看不到这一点，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依旧“按既定方针办”，依旧高叫“斗走资派”的老调，最终落得个被“一举粉碎”。事后诸葛亮的这个主意，不一定能保证“四人”赢球，但是可以让“四人”踢成平局，保存实力，以后再战。至少不至于一次输光出局。可惜事后诸葛亮送这把伞的时候，“粉碎四人帮”那场雨已经下过三十多年了。　　（四）“四人帮”为什么会被“一举粉碎”？　　三十年前，如果“四人帮”用了事后诸葛亮的那把伞，他们有可能躲过“一举粉碎”的大雨造成的灭顶之灾。对此，事后诸葛亮有较大的信心。如果是那样的话，“四人”队就有可能和其他队一起进入下一轮的党内斗争。其斗争模式可以参看列宁、斯大林去世后的苏共，还可以参看孙中山去世以后的国民党。　　那么“四人帮”有没有可能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获胜呢？事后诸葛亮不抱乐观的态度。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就专门来摆一摆这个龙门阵。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四人帮”为什么会被“一举粉碎”的问题。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老毛建立起了巨大的功绩、威望和实力。再加上以后中共领导层对他的神化和个人崇拜，使他的地位无可动摇。他既是球场的奠基人、老板，也是比赛的总裁判，既是某队的教练，也可以是某队的队长。而且他的这种特殊地位有着巨大的惯性，一直延续终生。　　“四人帮”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崛起，是由于老毛提拔重用、大力支持。这一点是“四人”队最大的资源和强项。　　“四人帮”还有一个强项就是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极端性。也就是说，这支球队具有猛冲猛打的战斗意志。这一点既是老毛赏识的，也是对手惧怕和反感的。作为一个革命的、造反的、激进的组织、团体、势力，其中极端的、极左的派别往往容易压倒别的、较为温和的派别，获得主导权。对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历史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宗教派别中的极端派、原教旨主义的思潮。　　在一定的时间里、一定的条件下，“四人帮”的一些做法也曾与大众的利益相吻合，至少符合其中不少人的利益。这也成为“四人帮”的一个资本。例如，在文革初期驱赶“工作组”的一场比赛中，“四人”的表现得到了相当多观众的喝彩，因为“工作组”此前制造了许多对立面，将许多反对自己的、还有一些并没有反对自己人打成“反革命”、“右派”。这一点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起来造反，为什么文革中的“造反”一度得到那么多的人的支持。　　以上的这些强项使得“四人”队得以在文革中驰骋球场十余年。　　现在老毛去世了，“四人”队的强项开始消失。　　首先是“四人”队没有了教练，没有了帮自己吹黑哨的裁判，这就失去了最大的优势。当然，老毛的威望、宠信仍然有一定的惯性，但是“四人帮”显然过高估计了这种惯性的作用，更没有想到这种惯性还会为别人所利用，成为压倒自己的力量。　　其次，到老毛去世时中共执政已有二十七年了，执政、建设与革命、造反不同，需要务实、需要稳定、需要秩序。激进、极左的危害已经在“大跃进”、在文革中为人们所认识到。其他各球队和观众们已经厌烦了“天下大乱”，而希望“安定团结”、“天下大治”，这时“四人”的激进、极左已经成了他们的弱项了。　　文化大革命到头来伤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人们对当局、对老毛的怨气越来越大。在老毛的巨大的惯性还存在的情况下，当朝的“四人帮”正好成了人们的出气筒，为老毛背上了大黑锅。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可为一例。　　现在，“四人”队的弱项开始凸显。　　第一，“四人帮”失去了“党心”。什么是“党心”？实际上就是“党员之心”，首先是“干部之心”，更重要的是“高级干部之心”。　　文化大革命的主题就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这就使相当多的共产党干部成为批判、打倒的对象。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下至工厂里的车间主任、班组长，农村里的大队书记、生产队长，学校里的校长，以至于街道上的居民委员会主任，中间有个省、各县、各个级别，大大小小的当权派，绝大多数都受到冲击、批斗，不少的人遭到毒打、虐待，有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以后他们当中的多数又被“解放”出来，恢复了职务，但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正如老毛说的“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潜意识中他们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老毛不满，但是表述出来则是对“四人帮”不满。　　这一集团中的个别人也许会投向“四人”，那还得看“四人”是否接纳，接纳以后往往还得卑躬屈膝地听候使唤。老毛在，大多数人出于无奈，与江青虚与委蛇。老毛一死，绝大多数人与江青闹翻都是迟早的事。对于这一点，“四人帮”的总教练老毛看得很清楚，他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然而，江青在这一点上就是没有长进，始终处在业余水平。　　现在看到的，描述这一派的人在“粉碎‘四人帮’”时候的表现，无疑有些溢美夸大之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能够“粉碎‘四人帮’”，他们是求之不得的。尽管在当时有的人愿意挺身而起，有的人暂时看风使舵，指望他人出头。　　所以这一派不太可能与“四人帮”合作。而“四人帮”视这些人为“走资派”，而且还在走。　　这些人的力量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和执政二十七年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这些人的斗争经验也是丰富的，我们在《事后诸葛说老华》中说过邓小平是八、九段高手，叶剑英、李先念是六、七段水平，业余水平的“四人帮”根本不是对手。　　第二，“四人帮”失去了“军心”。什么是军心？实际上就是对军队的控制权。在中国要想掌权首先要掌握对军队的控制权。即使是业余水平的“四人帮”也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是没有一点行动，但终归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中共的军队和党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失去了“党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军心”。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的许多高级干部受到的打击也是非常重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区别是这种打击较少波及到下级单位，而且在党、政机构被打垮、瘫痪之时，军队的组织机构还保留着。　　执政党的军队，从其本身机构的利益来讲就是要维护秩序，维护稳定。解放军在文革中也正是起这样一种作用。这就直接与扮演造反角色的“四人帮”在机构利益上直接相冲突，矛盾难以调和。　　再加上军队从来讲究资历、战功，不会仅仅因为你坐在一个高位上就服你，“四人”及其同党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老毛尽管可以任命张春桥当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任命毛远新当沈阳军区政委，用陈锡联来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但是到关键时刻仍然是调不动部队，说话没人听。　　没有了以上两条，“四人帮”的地位便岌岌可危。如果“四人”是斗争的高手，如果“四人”用了事后诸葛亮的计策，没有被“一举粉碎”，那么假以时日，事情也许还有可为。但是由于“四人”是业余水平，即使用了事后诸葛亮的计策，侥幸躲过一关，以后的路也是凶多吉少。　　第三，“四人帮”失去了“民心”。“民心”是否重要呢？事后诸葛亮认为也重要也不重要，从长远的观点看是重要的，从眼前的观点看有时也许就不那么重要。那么多长的时间是“长远”呢？这又不好说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清王朝内外交困，又是帝国主义列强，又是洪秀全、孙中山的造反，也还是维系了70多年。　　但是任何一个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政权都会打出“民心”来做招牌。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让共产党大大地丢失了民心，这笔帐后来全部推到了“四人帮”头上。但是在老毛去世的当时，“四人帮”也的确成了许多人怨恨的对象。这一点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后面我们还要回头来摆这个龙门阵。　　此外还有一点，人们在谈论“四人帮”的时候常常忽视，那就是国际势力的影响。　　中共执政以后，采取了对苏联、东欧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关闭了对西方的交流之门。1960年代以后，中苏交恶，中共又关闭了对苏联集团的交流之门。在这样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社会里，以老毛那一套左的东西得以盛行。在这样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球场里，老毛又当老板、又当裁判、又当教练、又当队长，“四人”队得以横行，其他的球队和观众也没得话说。　　进入1970年代，老毛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采取了“联美反苏”的战略，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开始了同美国、日本、西欧的来往。　　这么一来，人们逐渐了解了人家那边的球场：人家那边球场上裁判不能兼教练；人家那边球场上裁判有任期，不是终身制；人家那边球场上裁判吹黑哨，观众会起哄，报纸电台会揭露；人家那边球场上保安不能因为观众议论裁判就抓人；人家那边球场上… 　　随着经济、技术、文化、人员等等交流越来越多，人们的思想开始改变，以往的统治方式开始慢慢动摇，以至于有人针对“四人帮”和老毛公开喊出了“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以上的几点可以看作是事后诸葛亮对“四人帮”为什么会被“一举粉碎”的解释，也说明了事后诸葛亮为什么对“四人”的前途不抱乐观态度。　　（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为什么没有人“起来造反”？　　老毛生前多次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起来造反”，然而等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时候，却不见了动静。上海曾经有点苗头，结果也归于烟消云散。这是为什么呢？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老毛自身，在于老毛自己的“无法无天”，在于老毛自己的“全面专政”。　　这里，老毛其实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么建立一套规则、一套客观标准，定义好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走资派”，当“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该怎么办，对“走资派”应该用什么程序和方式来“打倒”。这样做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和可操作的规则；即使有了制度规则，老毛自己要不要遵守。老毛显然是不愿意遵守规则的，如果遵守规则的话，“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法发动起来。老毛愿意的是自己“无法无天”。老毛自己当球场老板，自己当总裁判，自己当“四人”队的教练，自己直接调动球场保安队。谁是“修正主义”，谁是“走资派”并没有一个可应用的客观标准，一切由自己说了算，真是方便得很，惬意得很。　　但接下来又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自己不在了，继任的老板便可以依样画葫芦。他说谁是修正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只要他能调动球场保安，他就可以抓捕任何球队，宣布比赛结束、自己胜利。而恰恰这个继任老板不是“四人帮”而是“三人组”。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有了制度保障，“四人”就可以有正当的权利而不会被“一举粉碎”，但是有了制度保障，严格遵循规则，老毛也不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四人”队的横行；老毛就是不愿受制度约束，才组建“四人”队，发动文化大革命，让自己和“四人”队“无法无天”地横冲直撞。但是，别人当了老板也可以照样办理，招来球场保安，将“四人”队抓捕入狱，还要扣上“反对毛主席”、搞“修正主义”的大帽子。　　对此老毛并非没有认识，他只是没有办法解开这个两难的死结，衡量诸多因素，他还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威”为第一选择。所以他说：“林彪一伙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岂止是林彪，在老毛的权威体制之下，随便谁上台，随便搞什么主义都是不难的。于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起来造反”便成了一句空话。　　“四人帮”也不是没有一两个死党，也不是没有一点权力基础，上海就有几个人提出过“四人”被抓是“右派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并且计划过施行武装暴动。也有人提出过：即使失败了，“也可以像巴黎公社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　　当时上海真要是有“武装暴动”，其结局当然是被镇压，同时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不幸。但这未必不是“四人”和老毛希望的。然而终归还是纸上谈兵，墙上画虎。　　事后诸葛亮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在老毛：老毛一方面号召“造反有理”、号召“反潮流”、号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起来造反”，但是另一方面推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党是领导一切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其中的“造反”“反潮流”就必须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于是培养出来的干部就只能是听从上级指示，而不能像巴黎公社的烈士那样能为自己心中的真理牺牲。上海那几个有条件当烈士、为文革牺牲的人，也就是在等这个下命令、等那个发指示的罗罗嗦嗦之中被缴了械的。　　对于老毛和“四人”来说这是不幸，对上海人民来说却是免遭血和火的大幸。　　（六）“四人”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没有？　　“四人”队被球场保安抓捕之时，球场内外曾是一片欢呼。这就说明，“四人”不仅得罪了球场的代理老板华国峰、球场保安汪东兴、对立的球队“元老队”、“三七队”，也得罪了大多数的观众和球迷。这一点在老毛去世之前的“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中就已显现端倪。其实“四人”不过是为老毛、为老毛的“文化大革命”背了口大黑锅。　　老毛自己也说过：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老毛知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　　不论文化大革命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论、多么美妙动听的理想，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伤害的人太多、面太广，所以在“四人”被抓捕、文革被否定的时候有不少人拍手称快。正如列宁曾经引用过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与此同时，事后诸葛亮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给多少人带来多少利益，所以当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时，也没有什么人站出来扞卫它。　　文化大革命使“当权派”中的多数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前面已经说过。这使得“四人帮”失去了“党心”“军心”。即使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得到升迁，他们也都在文革的不同时期遭受过打击，所以并不是完全满意，例如华国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等。像“四人”那样的纯粹受益者是少之又少。　　知识分子整体被看作“臭老九”，受到歧视。其中的中上层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二打击对象，受到迫害的程度较之第一打击对象“走资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的教师群体受到的打击尤烈，使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师道尊严”荡然无存。　　文革中青年学生，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的煽动下起来造当权派的反，组成了各种不同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首先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类，在保守派被打垮的地方，造反派又分裂成不同的派别。随着运动的反复，翻来覆去，今日这派得势，明日那派掌权，保守派得势的时候打击造反派，造反派掌权的时候加倍打击保守派，也打击不同派别的造反派。斗争从文斗搞到武斗，从拳头棍棒搞到坦克大炮，直把个文化大革命搞成了武化大革命。今天整人的明天被整，明天被整的后天加倍整人，整来整去大家都是输家，没有一家满意。　　尤其是青年学生，最后到头来落的是“上山下乡”。这些人的怨气是可想而知的。　　就算是被捧为“领导阶级”“领导一切”的工人，得到了什么实惠呢？工资几乎十年没涨，住房长期紧张，尤其是子女的“上山下乡”成为家家户户头痛之事。农民和历朝历代一样，照旧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贫穷地区很多人缺吃少穿，难以温饱。　　当然，以上这些有可能是局势所然，不完全是“四人”能掌控的。　　但是，也有一些较大的利益集团本可能成为“四人帮”群众基础，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扞卫力量，却被“四人帮”和老毛自己削弱：　　造反派：文革动乱的高潮时期，人们“咸与造反”，形成众多的群众组织，不论其动机如何，总之是与文化大革命休戚相关。其中的一些头头如蒯大富、聂元梓、翁森鹤等等成为全国知名的造反派，进入革命委员会担任负责人，其中最突出者当然是上海的王洪文。然而，在文革高潮之后的多次运动，诸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之中，受到维护秩序的军方和重新上台的“走资派”的毁灭性的打击，纷纷被整肃，以致下狱。而老毛或者为向军方和“走资派”妥协、或者因记恨这些造反者在文革中的失控，竟未加以援手，江青等人也是听之任之，令其自生自灭。于是其中绝大多数人心灰意冷，觉得是被人利用。日后仍然赞成文化大革命的是少之又少。此乃老毛与“四人”之一大败笔也。否则今日为文化大革命叫好的人还要多得多。　　工农兵学员：文化大革命废除了高考制度，大学三年没有招生。等到大乱过去，老毛用推荐制度选拔学生入学。以老毛和“四人”的逻辑，这些人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应该像“百卷英雄”张铁生那样，可能成为“四人”的群众基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一，这些人当中学习成绩好的，并不一定对文化大革命真心拥护，反而认为自己早就该上大学了，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自己；第二，老毛的“推荐”制度搞来搞去，搞成了“后门”制度、“关系”制度，包括老毛自己本人就通过后门送了几个女生入学，这些人只领“后门”“关系”的人情，也不对文化大革命感恩戴德。于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出现了：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不少的工农兵学员成了反对“四人”的力量。　　要说“四人”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没有，事后诸葛亮认为：“四人”的败落成为一个例证，说明任何政治势力没有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利益集团为其群众基础都是站不住脚的。正如球队需要广大的球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