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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越来越难以自持的尊严和坚硬的现实，一些“双非家庭”开始酝酿逃离香港，却遭遇了始料不及的难题。尊严的丧失和高昂的费用让许多“双非家庭”萌生退意，却陷入陆港两地户籍壁垒的夹缝中，一边是“退不得”，一边是“进不了”。为了让孩子从“香港中国人”转回“内地中国人”，粱楠甚至计划让孩子移民东南亚小国再移回中国，但依然碰壁。粱楠只剩下为孩子造一个“假身份”的方法，但她可能面临因为这个不存在的孩子而缴纳计划生育罚款的窘况。 2013年5月，在儿子多多当了近六年香港人后，来自湖北的梁楠和丈夫张侃，决定撤回原点——让孩子做回内地人。这意味著，他们不用再挤在香港狭窄的出租屋，也不用为高昂的生活费焦虑，更不用忍受“北佬”的污蔑。他们将在深圳一套160多平米的公寓内开始新生活。仅仅在两三年前，梁楠的这个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让孩子成为香港人”曾是众多冒著生命危险“冲关”生产的“双非家庭”（夫妻均非香港居民）动力源泉。至今，“双非婴儿”数量已超过20万。长期以来，这些极富冒险精神的父母认为，在经济更为发达的香港，他们的孩子能获得更优质的教育和更丰厚的福利，从而有更光明的前途。 2012年以来，随著“蝗虫论”等事件的爆发，陆港民间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港“双非”家庭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新移民被丑化成资源抢夺者。一股试图由香港退回内地的“离港潮”由此酝酿。2013年3月，香港入境处表示，该处接到多宗双非父母“如何取消子女的香港永久居留身份，以取得内地户口”的求助。香港媒体在一则名为《离港力》的报道中描述这些父母的困境——“我不想做香港人，可以吗？” 事与愿违的是，他们都与梁楠一样，发现退回内地比当年挤进香港还要艰难。梦想渐成鸡肋 6年前到香港“闯关”（临盆前冲产房）生子的记忆，仍时常在梁楠脑中蹿出来。混乱的脚步、人声，救护车的鸣笛，邻床的呻吟，偶尔交错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还有新生儿此起彼伏的哭声。她甚至记得接过丈夫排队等号两小时办好的婴儿出生纸时，纸张划过指尖的声音。这种惨烈赴港的记忆，在2013年5月初的一个清晨再次浮现。此时梁楠正坐在香港上环的茶餐厅里咀嚼红肠公仔面，一则升级版的“双非”闯关新闻正在电视中播报——香港政府今年落实双非“零配额”政策后，内地父母开始经从菲律宾迂回入港生子。在过去十多年里，数以万计的“双非孕妇”都前僕后继地进行著这种玩命的冒险。就在2013年3月，一位怀有双胞胎的内地孕妇冲进香港浸会医院急症室，羊水已穿且胎水浑浊，一胎头向上，另一胎头向下。穿越了生死线并诞下一个健康的男婴后，原本是职业女性的梁楠2010年辞职做全职陪读妈妈。她目标很简单：让孩子读香港最好的学校。很快，她发现这“并不简单”。她为孩子选了一所位于港岛的幼稚园，以便“更易升入优质中小学”，但代价是每年10万港币的学费和每月至少4万港币的花销。作为内地普通中产，梁楠渐感入不敷出。梁楠还发现，香港的最好教育多在国际学校，这些学校大多拒收“双非儿童”，除非买校债。“那也就是说，能接受怎样的教育，问题不在于是否港籍，归根结底还是钱。”梁楠说。 “双非”孩子的激增让这个弹丸之地不堪重负。2012年，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和多多一样3岁左右的“双非”儿童已由2003年的709急升至2.98万，9年间激增41倍。学位紧张等负面效应凸显，陆港冲突不断升级，“蝗虫”事件成为标志性高峰。排外思想正在抬头。香港人在本地论坛发帖“面对内地人不断蚕食、鲸吞，来生不做香港人”，一个国际社交网络中号召“反对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页面也获11万香港人响应。在喧闹的2012年，梁楠被一本叫《劏房小孩》（劏房：房中房）的“双非儿”自传感动得落泪。作者乐仔是来自广东清远的第一代“双非”童。他在书中倾诉了成长之路上挥之不去的卑微感——他害怕说话，担心口音；害怕坐车，坐错了也不知道怎麽回来；害怕做事，怕“不懂规矩被别人用‘大陆仔’来标签”。由于生活的重负，他从未出过香港，最想去看看的远方是朝鲜。“不知道那裡有没有歧视呢？”乐仔说，“我一度不想做香港人，却又回不去家乡。” 梁楠联想到自己儿子多多的命运，感觉当初为之追求的一切逐渐成了鸡肋。一次多多在幼儿园被伙伴欺负了，他哭著回来问梁楠：“妈妈，我到底是哪裡人？” 如此困境，即使往返深港两地跨境读书也无法化解。姚妈妈就是其中一位。 “看不下去了。宝宝每天清晨睁眼还是深圳人，舟车劳顿后变身香港人，晚上再变回来。保姆车费快贵过学费，很多港校以无供车服务为由拒收‘双非’——路上被水客抢道，步步惊心，还得谨防在幼稚园中被当成‘北佬’欺负。” 2012年2月，香港集中爆发“蝗虫论”，排斥“双非”家庭户籍壁垒、“夹肉饼”。梁楠开始为孩子铺设“退路”——让孩子以港籍返回内地读书。新难题却接踵而至。 2012年9月，深圳市落实公立小学不收港澳生的政策，向“双非”儿童关闭大门。私立学校的学位由此变得供不应求。 “录取小学生的比例是10∶1，比高考还难。”一位李姓妈妈说。她还在深圳一所私立学校见过六七岁的孩子们手持各种奖状证书排队面试，深感残酷。 2013年5月25日一场深港跨境学童论坛现场，多位“双非”父母也向南方周末表示：“以往双非孩子上公立学校，交‘赞助费’就可以，现在不行了，反而外籍或台湾籍孩子却可以。” 梁楠感到意外，她没有想到，阻拦儿子上内地学校的壁垒，竟是曾引以为豪的香港身份。这个曾经拼命以求的东西竟成累赘多馀，有人在论坛里吐槽——“就像烫手山芋，食之无味，弃之不得”。 “那就彻底退出（港籍）吧。”梁楠打算。但事情却变得更複杂，由于陆港两地实行不同的户籍制度。根据内地相关条例，一个自然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即居港权与内地户口不可兼有，一定要放弃其一。梁楠前往派出所谘询，被告知要为孩子上户口“必须放弃香港身份”。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答覆是：香港居留权的原则是“一经拥有，永不丧失”，“香港现行法例并无放弃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条款”。这成为一个难解的悖论。在香港，公民身份的确立实行“落地原则”，只要一出生就自然拥有且很难自由放弃，但内地的户籍制度又执行单一户籍原则，将这些“双非”家庭推进两难的境地。 “我们是真正的夹肉饼。”另一位家长在论坛中感歎。处于两地夹缝的“灰色地带”，“双非”父母只得铤而走险——既然需要内地户口，与之冲突的香港身份又无法放弃，为了孩子，“不如兼得鱼和熊掌，不择手段让二者并存吧。” “原来中国籍是世上最难入的” 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梁楠不约而同产生同样的想法。在“深圳房网”、“生儿育女社区”、“眼界网香港生子版”几大论坛中，双非家长们无时无刻不在热烈讨论。只是情况已悄然发生变化。以前，“香港生子攻略”、“赴港生产日记”等议题炙手可热，不少像梁楠一样抱著“香港梦”的主妇也一度从这裡获取动力。如今，她却发现另一些议题在悄然“升温”：有没有人后悔去香港，如何给孩子上内地户口，如何放弃香港身份等。即便是探讨择校问题，家长们也绕不开对户籍议题展开一番辩论。给儿子上内地户籍成为梁楠一家最大的问题。丈夫张侃是生意人，往返于北京深圳。梁楠一周七日有五天在香港陪读，剩下两日，累计一日“折腾”在往返路上，过关、查证，帮亲友捎带港货。最后一日，才能和儿子回到深圳家中。若碰巧丈夫出差，他们便与“异地”无异。 “现在我只想孩子能尽快拿到内地户籍，一家团聚，回到原点。”梁楠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梁楠的新方案迅速“出台”：第一招是买房落户，到深圳或京津地区。经过查询，梁楠发现，执行多年的购房入户政策深圳自2012年停止执行。随后，梁楠打听到，天津有允许港籍人士全款买房给予“蓝印户口”的政策，她和丈夫都很兴奋。张侃准备“咬咬牙买房，全家搬到天津”时，附加条件又如一盆冷水泼下来：限十八岁以上港人入户，“双非”孩童不可以。第二招梁楠又打上了台籍的主意。依据深圳市的规定，外籍或台籍子女不仅可以进入公立学校，在私校就读的也能获得津贴补助。她觉得这是一条两全其美的途径，起码可以以稍“正常”的方式回归内地上学和生活。通过朋友关系，梁楠花了一个月混熟了一个台商太太群。“当头一棒”随即而至。台湾朋友告诉梁楠，根据她儿子目前的情况，她最好先让儿子移民到其他国家，再以旅居海外华人申请入台籍。但也有问题，台湾男人要服兵役，多多是个男孩，梁楠又不舍得。这个时候，香港身份又一次显示了它的“顽强”。梁楠被台湾朋友告知，香港身份不会因为是否入台籍而失去。一个著名的先例是台湾籍作家龙应台，她就任台湾地区公务人员时，“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曾主动提出放弃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寄回身份证。香港方面表示“恐无机制处理”。也就是说，折腾半天还是个伪命题。”梁楠只好放弃，她觉得如果不完全撇清“香港身份”，多多回内地的其他计划都不可能。经过案头研究，梁楠发现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依据《往来办法》第十八条，港澳同胞要求回内地定居的可事先提出申请，获淮后可办理常住户口手续。然而这个条例主要“面向农村，面向小城镇”和“年老在外无依靠”。梁楠想了想，问：“年幼在外无依靠行吗？”答覆是：“不行。” 同样止步于此的还有其他年轻新移民。十馀年前持单程证入港的家伦，迫于香港的房价压力，希望回内地发展，同样遭遇这样的户籍壁垒和种种悖论。他对《明报》记者说：当年自己什麽都不知道，就被母亲带来香港，现在却丧失迁徒的自由，真是上船容易下船难！当梁楠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告知“失去香港永居身份的唯一可能，便是失去中国国籍”，她仿佛看到最后的希望。她开始转向移民中介。一条极其“烧钱”，且更为“魔幻”的路径铺在她面前。中介小姐给梁楠的建议是：作为“香港中国人”的多多要想变回“内地中国人”，可以先移民到肯尼亚、厄瓜多尔，或者菲律宾这些国家，运气好的话，取得这一国证件的同时，她向香港政府申报儿子的国籍变更，便顺理成章完成“合法取消香港身份”。这时，成为异国公民一定时间后，多多就可以申请“移民”中国内地。从原点到原点，等于兜了半个地球。然而，让她崩溃的是，就算这样兜了一大圈的“曲线”也可能无济于事。中国实行的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要说普通人，连著名影星成龙的儿子房祖名，经过多年尝试也很难由美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成龙因此曾在电视节目中感歎“原来中国籍是世上最难入的”。隐形的孩子经曆了各种折腾后，梁楠被同样是“双非”妈妈的朋友许乔兰称之“已经疯了”。“好不容易得来的香港身份，为什麽要放掉？” 明明有不少“双非”儿童在无法也不必放弃香港身份的情况下，顺利获得内地户口——儘管，都是某种灰色路径的结果。梁楠却非要艰难地寻找“正规路径”。她一一列举自己考虑过的方案，几乎构成一套“双非孩子内地身份建造指南”。尝试遍了，剩下最后一招，是梁楠最不想用，也可能最逼不得已的方案——造一个“隐形的孩子”。事实上是给多多造一个虚假的内地身份：改年龄，改名字，以及一个非香港出生的“出生证”。这个证的获得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用关系和钱找医院开，另一个是找造假证的。这与许多同样一筹莫展的“双非”家长不谋而合。有家长甚至在论坛中讨论具体的操作细节，他们形容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旦出生证被查出问题，对策也被想好了——顶多是做一遍亲子鉴定，父母是真父母，孩子也是真孩子，“即便查了也没问题”。有著良好教育背景的梁楠时常为这个做法感到不安。“我不是为了投机，为什麽要去取巧？”“当初不断逼自己去香港生，不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公正、美好的未来吗？以后怎麽和孩子解释这一切呢？” 这个最后的方法，即使能成功为孩子入户，也不得不时刻面对那个“不存在的老二”的问题。不断有父母提出后续疑问：一直用内地身份读书的孩子，未来想重新启动自己的香港身份申请留学的话——后者岂不是成了履曆完全空白的“文盲”？是否会被要求为这个“不存在的孩子”缴纳计划生育罚款？有一天被查出孩子的双重身份，难道要为其中一个身份开“死亡证明”？那麽，拿什麽来证明唯一的孩子“死了”又“活著”？有人还假想，如果孩子未来被卷入某个案件，需要“不在场证明”时，这个方案恰到好处会让孩子“被消失”。虽然这些“问题”并不会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应对双非议题的考量，一位家长却提出“问题”背后的假想：现存“双非”儿童近二十万，假如一半的父母都为其办理这样的“第二套身份”，2020年人口普查时中国岂不会因此多出十万并不存在的“虚拟人口”？梁楠没有想更多，她只是记得五岁儿子问到“妈妈，我是香港人吗”时自己不知如何作答的窘迫。自2008年夫妻二人让儿子降生香港，到如今决定让其离港“返乡”，回到原点——六年就快要过去，他们却再也“不知道原点在哪裡”。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及时行乐是应该的。及至女性知识分子开始涌入，延安的婚恋花絮增多：自由恋爱、组织分配、历尽坎坷、第三者插足、爱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刘嫁三王”，各有各的戏，各有各的故事。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作者裴毅然，原题为《延安婚恋故事》。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深感诧异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紧。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同志+性”。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祸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他们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 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 赵超构记述：被极力夸张的“同志爱”对于延安女性的恋爱与结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响。既然同志爱应该高于一切爱，那么恋爱结婚也应该以同志为第一条件了。个人爱憎的选择也只能在同志之间运用了。这正如旧式婚姻以门第为第一条件，难道不会损伤到个人的恋爱自由么？ “保证完成任务”+“挑大的嫁” 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1]1944年4月8∶1。[12]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13]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霁云拒绝过刘少奇，[14]一抗大女生拒绝林彪校长的当面求爱。[15]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只能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16]海伦·斯诺记载：“彭德怀的清教徒气质，这种态度很自然使妇女们对他发生了兴趣，她们发现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战士曾设法引诱他，遭到了他的拒绝。”[17]真正坚持“平等”，终属少数。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了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18]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19]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20]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21]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22] 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它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方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23]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婚几乎不可能。丁玲《“三八节”有感》：“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24]还有“组织分配”。1937年，二十二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岗位。邓小平与卓琳的婚恋，乃邓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这位北平大学生，留下一句“请帮忙做做工作”，组织一出面，卓琳虽嫌其矮，还是嫁了。[25]19岁姑娘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组织乱点鸳鸯谱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可是犯了大忌。不过，未婚先孕的“先行交易”，仍是免不了的风景。14岁赴延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给了“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诚恳检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26]新四军画家陈亚军，与盐城中学女生谈恋爱，开大会狠批一场。[27] 组织“乱点鸳鸯谱”，老干部窗前选美，认识24小时之内就结婚等“革命爱情”，一路“演出”不断。一些新四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等机会，直选城市女生，陈毅、粟裕、彭雪枫……都是这样抱回佳偶。八路军的聂凤智（上将）、向守志（1988年上将），也是这一时期从女学生中得偶。[28]他们再转身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红妃”张宁（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张富华（1911～1957，追授少将），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红军，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清晨出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介绍张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岁的“大洋马”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礼成。“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拼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29] 延安报纸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画《新娜拉出走》，讽刺一些青年女性为争取独立自由离家出走，到了延安又沦为大干部附庸。在社会价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安女性婚恋选择的价值多元化实为无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谢觉哉日记：“小资产阶级的恋爱神圣观，应该打倒。因为它一妨碍工作，二自找苦吃。”[30] 由于各级首长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红色女生提出反对“首长路线”，襄樊女生林颖（1920～）乃倡议人之一，一时名噪“小延安”——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四师驻地）。但林颖收到彭雪枫（1907～1944）第一封情书二十天后，自破金身，“下嫁”给这位1930年的老红军。新四军一旅老红军万海峰（1920～，1988年上将），1943年10月得娶上海护校女生赵政。[31] 历经五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婚恋自由权，就那么“高尚”地交出去了——党员结婚离婚须经组织批准。冯兰瑞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1944年才批准。三十二岁的团长高自如申请与二十九岁的鲍侃结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军团长不能与非党员结婚；1947年4月鲍侃入党，获得与爱人结婚的先决条件，可高自如已于1946年春在华北前线牺牲。[32]许多恋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止，甚至批判，闹出一幕幕自杀悲剧。1948年冀察热辽根据地，《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因与地主女儿恋爱，被批斥“包庇地主”、“接受贿赂”，韩志新十分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33] 延安还有“临时夫人”。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1892～1993），[34]分别拥有临时夫人，事先声明回国时不带走。他们向中共提出找“临时夫人”，组织便挑选说合。两位苏联人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各留下一笔钱。三八式女干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35] 江西时期，中共就为李德物色“临时夫人”肖月华（团中央粤籍姑娘）。[36]中共对干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现象，相当宽容。1948年太岳区薄书年有妻有子，参加革命后又与阎姓女子结婚，家妻携子找来，组织令薄与阎离婚，薄怀怨，杀阎与同寝室黄氏（副专员之妻），阎死黄残，仅判薄15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战夫人”的谢觉哉评论：“一人二妻，革命干部中颇多有，因战争关系，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有一方失所。”[37]意谓民若不举，官何必究？浪漫指数囿于条件，延安婚恋浪漫指数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打谷场上，油灯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长征老干部舒同（1905～1998，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女知青石澜结婚，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举行庄重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38]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也仅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新婚青年没有房子，十几孔窑洞专门辟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饭，一天五毛钱。每到周六，小俩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39]生活供给制、组织军事化、思想斗争日常化，延安人都有单位，无所谓家，夫妻在各自机关工作，每周见面一次，同一机关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人多之处，爱情亦多。陈学昭：“爱情！爱情！‘前方正酣热于炮火，后方一切还照旧继续着，人们恋爱、嫉妒、相挤……’”[40]延安婚恋花絮多多，自由恋爱、组织分配、历尽坎坷、第三者插足、爱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刘嫁三王”，各有各的戏，各有各的故事。延安和平医院王抗博医生，与张看护生下一孩，王医生不肯负责，张看护自杀于医院。“在延安，像这样的事是很平常的。”[41]也有一些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很少接触异性，抵延后，一下子就倒在第一个敢于拥抱她的男人怀里。延安屡闹爱情风波，整风前结婚率离婚率相当高。革命并未改变男尊女卑的国色。丁玲：“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42]也还有火夫们强奸并杀死女人的刑案。[43] 女性资源的缺乏，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根据最新资料，萧军与丁玲谈过恋爱，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1920～，榆中县长之女）订婚后辗转赴延，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谈起恋爱。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到会，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才把匕首收起来。[44] 禁欲主义毕竟是红色意识形态主旋律，“个人问题”终究与革命大目标有冲突——顾家难顾国、顾卿难顾党，沉溺于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组织至上，个人问题再大也是小事。也有个别反例，体现了革命时期的“自由”，胡绩伟就突破传统娶了嫡亲堂姐，且未婚生女。[45]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高干有服务员给带，或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的孩子则很难进保育院。“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46]年轻夫妇李锐、范元甄，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内战与繁忙工作，一边是麻烦日增的大肚子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两人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范元甄家书：“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47]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传统，婴孩随生随送老乡，且由组织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与陕公迁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复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48]1943年春，石澜生子，一个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49]战争年代弃婴尚可理解（贺子珍长征中弃女、张琴秋西路军时期追兵在后弃子）[50]，延安时期再保留这一“革命传统”，便带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体现了“革命高于人权”的价值逻辑，属于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乌云。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51]1949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万件。[52]亲历者浩然（1932～2008）详述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时，风光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几乎都比赛似地抢先进、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县委书记彭宏同志指责我思想“封建落后”，不舍得跟一个没文化、梳着小纂的农民媳妇打离婚的事儿。[53]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进入“火红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恋幸福度达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恋也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与此后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54]舒同与石澜结婚40年，夫妻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石澜：“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1982年，舒同震怒石澜对自己的揭发，坚决离婚。石澜在〈离婚通知书〉上悔批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55] 李南央评母：“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范元甄自评：“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56]1950年的李锐，对夫妻生活退守于“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范元甄甚至咒骂婆婆：“死，也没什么，只解放了许多人。”陈云听说李锐跪母：“这种母亲还要她作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场批斗在等着。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励。1960年范元甄离婚不久，去看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来的理解顿感释然。[57] 1994年，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栏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诉的长信，一位离休女干部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时代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恋人——留日清华生。参加革命后，她向组织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组织严肃告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只好将组织的意见信告恋人。不久，文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作媒，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干部，大她14岁，已有一孩。她说：“我不找对象。”部长：“不行！”再曰：“那我转业复员。”“也不行！”组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刚开始学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伤疤，忍受不了“战斗英雄”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 长期忧郁，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老同志。”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年年岁岁，一出长长的哑剧。改革开放后，55岁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务！”她哭诉苍天：“这是为什么？” 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院陪侍78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临终前一遍遍问：“我死了以后，你还找不找老头？”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老红军放心走了。当她得到黄宗英与80岁冯亦代的黄昏恋，再三感叹：“我没有这样的胆量。”[58] 注释： [1]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9年12月第1版，上册，页207～208。 [2]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7月初版，页66。 [3]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译书图书部1939年3月30日发行，页41。 [4]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2。 [5]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19；下册，页234。 [6]陈小津（陈丕显之子）：《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9年4月第1版，页233～234。 [7]杨尚昆：《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1945年1月31日）。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377。 [8]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版，页80。 [9]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72；下册，页180、256。 [10]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第1版，页170。 [11]王实味：〈野百合花〉，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13日、23日。 [12]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88。 [13]陈企霞：〈丘比特之箭〉（长诗），陈恭怀：《悲怆人生——陈企霞传》，作家出版社（北京）2008年7月第1版，页127。 [14]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340。 [15]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49～350。具体细节：介绍人带女生到林彪处即离开，女生并不知情，静等校长说事，林彪一开口就是“我们结婚吧？”女生楞住了，等明白校长在求爱，推门哭出：“我不干！我不干！” [16]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191。 [17]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我在中国的岁月》（My China Years），安危、杜夏译，中国新闻出版社（陕西）1986年9月第1版，页284。 [18]（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11月第1版，页259。 [19]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98。 [20]赵云升、王红晖主编：《元帅夫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2月第1版，页140。 [21]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184、186～187。 [22]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6年11月第1版，页97。 [23]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7、15、17。 [24]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25]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188～189。 [26]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7月第1版，页244。 [27]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2001年12月版，页68。 [28]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页170～198 [29]张宁：《红妃自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呼和浩特）1998年9月第1版，页4～5。 [30]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上册，页189。 [31]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页192～195、172。 [32]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232～233。 [33]李冰封：〈并非家务事〉，原载《书屋》（长沙）2001年第6期；参见李南央编着：《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页177。 [34]野坂参三(のさかさんぞう)，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1919年7月赴英考察工运，1920年加入英共，1921年被驱逐，1922年回国与片山潜等创建日共。1928年3月被捕，1930年3月出狱，1931年1月任日共中委，同年2月～1940年任莫斯科第三国际日共代表；1940年4月抵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1月回国，4月任众议员；1955年日共第一书记，1956年7月参议员，连续四次当选；1977年辞去参议员，1982年辞去日共主席，任名誉主席。1992年因共产国际时期告密陷害山本悬藏事件公开，日共第19届八中全会开除其党籍。其延安临时夫人为总政敌工部24岁的庄涛。宗道一〈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延安恋情〉，载《同舟共进》（广州）2010年第二期，页55～57。野坂参三回国后，庄涛嫁黄兴之子黄乃，旋离婚；再参见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258、517。 [35]沈容：《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页97。 [36]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1年9月第1版，第1069～1070。再参见宗道一载《同舟共进》（广州）2009年第11期，页69。肖月华（1907～1983），广东大埔人，1924年由彭湃妻蔡素屏介绍入团，1927年转党，时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手下干事，不漂亮但为人厚道，在组织磨泡下，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嫁李德，生有皮肤黝黑一子。丁玲嗤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到延安后，李德追求上海影星李丽莲，肖月华哭诉至毛泽东处，坚决要求离婚，李德即娶李丽莲。1949年后，肖月华任湖南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后返部队，大校军衔。 [37]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下册，页1264。 [38]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90。 [39]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3。 [40]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224。 [41]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4。 [42]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43]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39。 [44]黎辛口述，马驰等整理：〈“文艺座谈会主要围绕两个人”〉，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2年3月15日，第八版。 [45]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9年10月第1版，页343～354。 [46]李锐：〈我的延安经历〉，载《争鸣》（香港）2010年11月号，页69。 [47]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140。 [48]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页117。 [49]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93～97。 [50]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199。 [51]周锡瑞：〈“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原载冯崇义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页9～10。转引自岳谦厚、郝东升〈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米脂地主经济〉，载《中共党史研究》（北京）2009的第六期，页83。 [52]黄传会《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文汇出版社（上海）2004年5月第1版，页99、103、211。 [53]浩然：《我的人生》，郑实采写，华艺出版社（北京）2000年10月第1版，页96、167。 [54]丹丹：〈“送烂桔子”朋友的信〉，李南央编着《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页162。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340。 [55]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252。 [56]李南央：〈她终于解脱！〉，载《开放》（香港）2008年3月号，页70、68。 [57]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西安）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256、272、270、59。 [58]越牛：〈谁能告诉我……——一位离休女干部的辛酸情爱史〉，原载《家庭》（广州）1994年第4期。《文摘报》（北京）1999年4月10日摘转。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深感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