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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42年前一桩大案。1972年5月18日凌晨，时任63军副军长余洪信打死曹步墀（63军政治委员）爱人邢玉荣，又打伤杨兆魁（63军副政治委员）等，携双枪外逃，最后余洪信在山西省榆次郊外的麦地自杀。这起特大案件，凶手是副军职枪杀军一级的干部，在“文革”时期，无疑成为政治事件。自然而然引起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北京军区首长的高度重视，立即军内通报，并由公安部全国通缉。严防余洪信继续作案，并偷渡出境。余洪信（1925－1972），河北省武强县孙庄乡西五祖寺人，著名战斗英雄。他侦察兵出身，高大、黑胖，很有威风，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百发百中，善打硬仗恶仗。看过电影《平原游击队》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位手执双枪、驰骋在敌人心脏的游击队长李向阳，他带着永不言败的微笑，神出鬼没，足智多谋，余洪信就是李向阳式的传奇人物。石家庄是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电影《解放石家庄》攻城的镜头中就有余洪信在枪林弹雨中冲锋。抗美援朝金城战役中，有人说余洪信是奇袭白虎团的尖刀营长，在2小时40分内，穿插营在敌人心脏穿插前进9公里，战斗10余次，直捣白虎团团部。战后“白虎团”因丢失军旗被解散。 50年代末期，余洪信已经是187师559团团长了，60年代提升较快，187师副师长，187师参谋长，1966年12月以后提升为187师师长。余洪信作为军人是称职的，他身经百战，战功赫赫，也多次负伤。通缉令中有一段话：“（余洪信）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内有弹片），喉咙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痕，右肩有伤痕，比左肩低。”余洪信头部的弹片始终未能取出，每逢阴天下雨就会头疼。英雄的骄傲和弹片的折磨，或许加重了他性格中的刚烈和暴躁。余洪信在抗战干部中是进步较快的，他是军事主官，聪明肯干，抓工作稳准狠，干脆利索。但他看不起政工干部，对同级和下级都毫不客气，说一不二，轻则训斥，动辄责骂，颇有军阀作风，许多人都怕他三分。巴彦淖尔盟的前指总指挥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全面备战，战争颇有一触即发之感。1969年7月，时任63军187师师长的余洪信率187师开赴内蒙古集宁，为防止苏联入侵，执行紧急战备任务，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0月28日，毛泽东签发调防命令，63军从河北移防山西，接替69军的防区，第187师的驻地榆次。1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任命来了，宋双来、刘信被任命为63军副政委委员，余洪信被任命为63军副军长，此时余洪信44岁。 1970年3月，63军奉命开赴内蒙古，执行历时5个月的战备支边任务。军主力作大纵深的梯次配备，并担任包头市及巴盟的军管任务。余洪信并没有等来让他大显身手的战争，却等来了他完全不熟悉的军管。 “文化大革命”严重停滞了内蒙古的工农业生产。到1969年11月，内蒙古境内积压了两千多辆火车车皮，商业网点瘫痪。12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内蒙古“前指”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后为尤太忠）坐镇，巴盟、包头由63军负责，巴盟“前指”主要负责人是63军副政治委员田荫东。可能是因为战争的空气越来越浓厚，1970年春63军副军长余洪信接替田荫东，同时他还出任张家口一带的北方边界总指挥。余洪信大权在握，他铁面无私，工作不能说不努力。但他从来没有当过“父母官”，把地方当军队一样管理，举手投足仍是百分之百的“军阀作风”。巴盟流传着余洪信的几个段子。他在县百货商店看到手表不错，二话不说戴到手腕上，转身就走。第二天经理正在着急，余洪信派警卫员把钱如数送来了。 1970年7月底，石家庄地市代表团到巴盟慰问解放军。临河县没有组织好欢迎，余洪信在火车站当着上千群众的面把革委会主任、武装部政委张兴旺骂得狗血喷头，谁也不敢阻拦。大家越害怕，余洪信越肆无忌惮。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军队进入一级战备，余洪信的长处就是带兵打仗，越难打的仗越显示他的能力，但是部队却迟迟没有来替换他。虽说巴盟也算前线，但总不能让他指挥“锅碗瓢盆”啊，英雄无用武之地，余洪信越来越焦躁不安。10月9日，63军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九一三事件。余洪信不是林彪部下，也与九一三事件毫无牵连，但他是武将，他崇拜元帅林彪。四野的“八路军”好几个都授了少将，如果他在林彪手下，授个少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林彪怎么跑了呢？看来和平年代舞枪耍棒十八般武艺吃不开了。是不是从这时余洪信就堕落下去？不得而知，反正他是更加暴躁。他到五原县复兴公社，看见办公室几个人正在打扑克，顿时大怒：“上班竟敢打扑克，谁给你们的胆子？都给我捆起来！”连闻讯赶来的公社领导也不由分说，统统被押进县城大牢，成了囚犯，小县城一时轰动。余洪信的脾气越来越大，他不仅当众辱骂地方党政领导，甚至还非法捆绑扣押、打骂群众，甚至强奸、污辱妇女。对余洪信的种种恶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197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6月底前撤销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除参加地方“三结合”的人员外，其他军管人员一律返回部队。本来矛盾可能不激化的余洪信刚离开巴盟，告状信就寄到了周恩来那里。反映余洪信生活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强奸、侮辱33名妇女的种种劣迹。63军核查后，报请北京军区批准，要求余洪信停职检查。 63军政治委员曹步墀是1971年7月13日任的职，1966年7月他在63军任副军长兼司令部参谋长。他是陕西人，和余洪信资历相当，余洪信提升副军长时，曹步墀也是副军长，只不过排在余洪信前面罢了，余洪信看不起他。但余洪信自知理亏，在曹步墀主持的多次常委会他虚心接受批评，表示给他什么处分都可以，只希望保留党籍。63军常委会充分考虑了余洪信的意见，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撤销副军长职务，从12级降到17级。余洪信表示同意这样的处理，没有更多的意见。 63军常委会将处理意见上报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批示：此人错误严重，检讨不深刻。司令员李德生画了一个圈，退回了63军。李德生1971年1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1972年3月兼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历史上北京军区这两位现任主官都与北京军区和北京军区的老部队63军无缘。余洪信这时体会到“山头主义”的好处了，如果北京军区是杨成武、郑维山等老首长坐镇，或许会对这位战斗英雄网开一面？他们是看着余洪信成长起来的，可惜他们在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都被打倒，如今不知被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63军军长阎同茂是河北深县人，与余洪信是老乡。他1966年7月任63军副军长，1970年12月任63军军长，和余洪信共事时间比较长，对余洪信的历史和性格都比较熟悉。但也许正因为此，他更不敢替余洪信说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63军正副书记曹步墀、阎同茂传看了北京军区的批示，通了气，然后召开常委会。叫来余洪信，把纪登奎的批示念给他听，让他再作进一步的深刻检讨。然后叫他离开，继续召开常委会。63军副政委宋双来参加了这次常委会。宋双来回忆：曹步墀说：“看来老余的问题上边看得很严重，我们两位书记研究了一下，老余的问题下一步各位常委就不要插手了，由我们两位书记负责，有事我们直接找他。”曹步墀一连说了几遍不要插手。宋双来认为：我们都是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如果发动我们常委都来做一做余洪信的工作，可能他也不会走极端。会后，惴惴不安的余洪信找宋双来，也找了另一位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李立。余洪信反复问：“我的错误这样处理还不行吗？难道还要判我的刑吗？军区领导是不是还有其他批示？”余洪信之所以第一个找宋双来，因为宋双来也是63军著名的战斗英雄，彼此关系不错。宋双来注意到余洪信的脸色很不好看，但因为曹步墀明确交代不让其他常委管，所以宋双来等几位常委对余洪信都没敢更多的劝解。宋双来坦率地告诉余洪信：“上边的批示内容就那么多，别的问题没有。”希望他把检讨再写深刻一些。要相信组织，着重是提高对错误的认识。没想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63军军部大院的半夜枪声 5月17日早晨，余洪信注意到军部小招待所的战士在打扫高级房间，得知是为北京军区张（正光）副政委准备的。此时余洪信非常敏感，他心想张副政委来军里干什么？一定与处理他的事情有关，会把他怎么样？没准会宣布判他的刑？这些天余洪信真成了丧家犬，走到哪里都成了议论对象，家里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平时言听计从的老婆、女儿也都爱搭不理，余洪信心中的落差可想而知。 5月17日晚上，部队文工团在军部礼堂演出样板戏《白毛女》。余洪信以前忙得四脚朝天，哪有时间看这类节目，现在他没事干，又心里烦闷，便跟老婆一道去消磨时间。他清楚，他老婆已经被组织上安排秘密监视他，所以走哪跟哪。偏偏这天演出《白毛女》，余洪信心情复杂极了。按说他也是大春式的英雄人物，怎么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黄世仁呢？余洪信这个晚上根本睡不着觉，越想越没有出路，决定孤注一掷。5月18日凌晨2点多钟，他乘老婆熟睡，从家中跑出来，到了军直侦察连。哨兵见是副军长，以为他查哨，给他敬了一个礼，就专心站岗了。余洪信径直走进手枪班，从挂在墙上的手枪中抓了两支往腰里一插，拔腿就走。他老婆慌慌张张追来了，看见他腰里的枪，急问：“老余，枪是哪来的？”余洪信厉声喝住她：“别问！”说完继续往家里走。他老婆怕出意外，大喊起来：“来人哪，老余偷手枪了！老余偷手枪了！”这时余洪信进了家门，把房门关上了，他老婆更起劲地喊叫，余洪信砸碎玻璃窗，冲他老婆就是一枪。他老婆吓得把头一抱，边跑边喊：“余洪信要杀人啦！余洪信要杀人啦！”另一种说法是余洪信老婆在家中睡觉，看见余洪信手里多了两支枪。问“你的枪不是被收回了吗？”余洪信没有回答朝他老婆就开了枪，被他小女儿拦了一下，子弹打偏了。余洪信喜欢小女儿，所以没有再开枪，他老婆拣了一条命。不管哪一种说法，余洪信盗了枪又返回家中，或许他还不想立即杀人？但这两只上满子弹的手枪肯定不是吃素的。他老婆的喊叫，让余洪信开了杀戒，随后他提着枪从家中跑出来，直奔63军军长阎同茂家，敲门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开灯。余洪信等了一会，转身又去敲63军政治委员曹步墀的家门。曹步墀爱人邢玉荣不知道怎么回事，坐起来一把拉开了灯。余洪信冲着亮着灯的窗户连打九枪，曹步墀爱人邢玉荣当场死亡。正在床上睡觉的曹步墀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抗美援朝立过特等功，他见事不妙，一骨碌滚到床下躲藏起来，毫发未伤。余洪信没敢恋战，他沿着平房西边大步往外走，迎面撞上副政委杨兆魁。杨兆魁住在曹步墀家后边，他听见枪声出来查看。可惜他高度近视，黑乎乎根本没有看清楚，问“哪里打枪”？余洪信二话不说连开两枪，杨副政委当即被打趴下了。好在只是肩部穿了个眼，没有什么大碍。此时63军军部大乱，余洪信又打伤了正在打电话报告情况的通信员张彦平。负责首长小院保卫的保卫干事循着枪声跑过来，问“谁啊”？话音未落，余洪信的枪就响了，没有打到。保卫干事是最后一个看见余洪信的人。 63军军部大院的一位女孩回忆：余洪信家的后门离我家前门大约10米，他小女儿是我同学。出事那天半夜妈妈从里屋出来问我奶奶听见喊声了吗？奶奶说听到了，是不是老余两口子又闹起来了？要不你过去看看……我被惊醒，妈妈和奶奶说话时，又传来“救命……救命”的嚷叫声，紧接着就听到“叭叭”的枪声。妈妈赶紧到客厅给宋双来副政委打电话，没说两句话，妈妈就放下电话说“快把灯关掉！”我悄悄扒着窗户往外看，院子里站满持枪的战士。奶奶对我说：“别看了，睡觉！”第二天早晨我打开门，我家前门站着两个持枪的战士，西边靠路边也站着两个战士。余洪信案暴露了军队诸多问题。经毛泽东批准，当年中央召开警卫工作座谈会。总政保卫部部长蒋润观说：“1970年12月，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谭甫仁同志被害，而警卫员贪生怕死，听到凶犯开枪，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今年5月，63军副军长余洪信行凶，打伤该军副政委杨兆魁同志，打死该军政治委员的爱人。余犯行凶持续20分钟左右，打了十几枪，当即有人报告警卫分队，竟无一人出来捉拿凶犯，甚至慌乱一团，有的吓得跳窗逃命，有的吓得趴倒在地。这两起案件是我军历史上没有过的。” 余洪信杀人后，居然能从容地从戒备森严的63军军部大院逃走，有人说余洪信是带着枪跳墙跑了。究竟他是怎么逃跑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国家公安部发出全国通缉令总政治部接到北京军区的紧急报告后，将余洪信案通报公安部。搜寻到第12天，余洪信仍踪迹全无，国家公安部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查缉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通缉令（第二号）》。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军管会：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二时许，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余犯现年四十七岁，男，身高约1.8米，身体肥胖，留短发，黑红长圆脸，肉泡眼皮，厚嘴唇；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内有弹片），左右上眼皮留有做倒睫手术的伤疤，但不明显；上门牙中间镶有白色塑料牙缝（套）；喉头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疤；右或左鬓角下有不明显的伤疤；右肩有伤疤，比左肩低。余犯操河北省武强县口音。潜逃时，着旧草绿色单军衣一身，戴一号新军帽，佩戴领章、帽微（注意余犯化装），内着天蓝色府绸衬衣，驼色毛背心，浅鱼肚白色秋裤，穿黑色松紧口四眼鞋和驼色尼龙袜。携带“54”式手枪两支（枪号：后三码360、639），子弹若干发，以及电镀钢笔式手电。会开汽车、摩托。各单位接此通缉令后，立即传达到所有工人、贫下中农、干部、职工、学生、居民及解放军指战员，并熟悉其特征。在车站、码头、边防口岸等地布置查找，发现后将其拘留，严防行凶、自杀、逃跑。并速告我部。查缉余犯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保证落实，各边防口岸必须严密控制，严防外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由于余洪信曾在内蒙古巴盟前指任总指挥，对巴盟边界一带非常熟悉，怕他从巴盟越界逃到蒙古，巴盟地区尤其加强了边境戒严。乌国庆接手的第一个大案余洪信案交给了公安部的乌国庆。乌国庆，蒙古族人，1936年出生在内蒙宁城汐子镇八楞罐牧场，1950年14岁时进承德医专少数民族班学习战场救护。因为计划改变没有去抗美援朝，在承德学了5年医。1955年8月，他被选送上海司法部法医研究所法医专业，第二年考入司法部办的研究生班，1960年分配到司法鉴定研究所，1962年调公安部，是当时公安部少数具有高学历的刑侦专家，出任过公安部刑事侦察局大要案处处长、刑事技术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及中国刑警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凡公安部挂号的大案他几乎都参与过侦破。 1969年，乌国庆下放到黑龙江佳木斯笔架山劳动三年。1972年西安人民大厦发生一起跳楼自杀案，经总理亲自批文，乌国庆回到北京。两个月后他被抽去搞余洪信案，这是他的第一个案子。案件重大、绝无仅有，中央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时真有点草木皆兵，全国到处都是线索，纷纷报告发现了余洪信。只要有重要线索乌国庆就要赶去查看。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的解放军战士从望远镜里发现一辆军车走走停停，怀疑余洪信要越界逃跑。上级指示，必要时可将其击毙。汽车还没有靠近，就被打成了筛子眼。原来是空军雷达站的一辆汽车修理后试车，好在没有伤到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某连听说余洪信逃到他们连前面的沙地，于是全连齐出动，折腾了半宿，一无所获。有人报告黄河老牛湾漂着一具尸体，头上有疤。乌国庆等人飞赴现场，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好几圈，一降落就被部队和群众包围了。那时全国都在全力缉拿余洪信，社会上传余洪信不仅会开车还会开飞机（可能把余洪信当林立果了），所以当地驻军以为直升机是余洪信驾驶的。乌国庆解释是中央派来办余洪信案的，一问老牛湾，战士说飞过几十公里了。乌国庆等人坐汽车往回返，同路的有北京军区的两个人，其中一个胖战士。那时到处设卡，说胖战士是余洪信，又被查住了。再往沙漠走，汽车走不动了，乌国庆等人在沙漠走了半夜，又走了半个白天，终于走到现场，确认尸体不是余洪信。在不远的麦地里双枪自杀 1972年6月，余洪信仍无影无踪。整整一个月，为捉拿余洪信，63军军部“人仰马翻”。各级成立抓捕班子，北京军区特别加强内蒙古边界巡逻。山西境内的大小山沟、山洞基本上搜了一遍。终于有一天，太原铁路局的两名工人在山西榆次南郊七八公里的麦地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压倒了一小片麦子，旁边有两把枪。不敢延迟，县上报省里，省派人查看，觉得没问题，就是余洪信。63军军长阎同茂看后也说是余洪信。公安部报告中央，中央批：“不能说就是，得拿证据说话，首先要弄清是不是余洪信。如果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 于是乌国庆来到山西榆次南郊的麦田。这是第几次验明余洪信的正身，他已经记不清了。乌国庆仔细核对枪号，两只枪的枪号与63军报的枪号相符。再看死者头上的帽子，帽内写有余洪信的名字。死者头部有疤，与余洪信的特征一致。血型和余洪信档案里的血型一致。死者身上的一串钥匙，有的能打开余洪信的家门，有的能打开余洪信办公室的门。余洪信老婆证实，死者身上的毛衣是我给他织的。尸体腐败的程度，与余洪信出逃的时间也相吻合。看来余洪信根本没有跑远，可能在出逃当天就自杀身亡了。乌国庆确认这具尸体是余洪信无疑。那么，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查明余洪信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乌国庆注意到死者头部的两侧太阳穴同时有接触射击的射入口和射出口，看来他怕自己不死，同时举起了两只枪。乌国庆鉴定余洪信为自杀。余洪信之死的反思 1972年11月8日，63军党委决定，将余洪信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军籍。时任63军副政委宋双来回忆：同时把余洪信的军衣也全部收缴了。对余洪信老婆和孩子的处理上，也有不妥之处。军里派人把余洪信的老婆直接送回农村老家，又派人到余洪信两个孩子当兵的单位，叫人家复员处理。两个孩子的单位都表示：孩子表现不错，不要牵连孩子，如何处理是我们党委的事，你们63军就别管了。现在反思，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首先要搞清余洪信犯的是什么错误，这是个性质问题。可以肯定地是，余洪信行凶杀人又畏罪自杀这件事，已经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完全走到人民对立面去了，这是可以肯定的。可是必须是这个结局吗？我常想：我们这个常委班子成员，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起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相互之间很有感情，某个人犯了错误，我们常委一班人，不论从工作角度，还是感情角度，都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正确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帮助他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如果能发动军里各位常委主动帮助他，会使他认识到，虽然自己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同志们还是如此不遗余力地帮助、挽救他，他是会接受这次教训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去做，反而两位书记说“其他常委不要插手”，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在军区首长批示后，本身他的思想压力就更大了，这时更需要大家的帮助和教育，反而没人管了，使他胡思乱想，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容全堂）

林牧（1927－2006），浙江义乌人。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期间曾受到长达12年的政治迫害，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8年劳改。1989年因支持学生运动被开除党籍解除一切职务。本文选自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作者林牧。 1980年春，习仲勋与胡耀邦在广州机场早在1935年，朱理志、徐海东、郭洪涛在陕北进行极左的肃反斗争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就被逮捕，几乎活埋了，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习仲勋又受了十五年沉重的打击，1978年才解放出来，在广东省委做了几年第一书记。1981年到1986年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度还是常务书记。在这几年中，习仲勋坚决支持胡耀邦的全面改革的路线，抵制了几股逆风，保持了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这里讲几件大事。同万里一起粉碎了一次未遂政变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提出：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时间的具体任务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耀邦在这次代表大会及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由胡耀邦提出，经十二大通过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同以前和以后的党代表大会相比，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全面开创……新局面”。这里所提的全面，就是，不仅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不仅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而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就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同时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为了实现“全面开创新局面”的目的，就要进行全面改革。为此，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耀邦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要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强调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今天已经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讲到的“三个有利于”，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耀邦1983年1月的讲话中已经定型了。假如耀邦的上述讲话能够公开发表，并且付诸实行，不仅当时的城市体制改革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也将不失时机的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后来畸形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就可以少走弯路，大大提前。可是，“左”倾保守主义分子深知耀邦这个讲话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由胡乔木出面反对发表和下发耀邦的讲话，耀邦迁就胡乔木，请他修改后再发表，他置之不理。习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二百余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会形成一片空白，怎么给后人交待呢？胡乔木仍然坚持不许发。不仅如此，2月16日，胡乔木还把人民日报主编秦川和主编王若水叫到他的家里，狂妄地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关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政治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耀邦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就在后来一两天的下午，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联席会，陈云一人发言，系统、异常尖锐地批评胡耀邦。批评的内容，一是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当时耀邦主张工业产值增长7%，陈云坚持4%，可是后来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7%，二是反对改革，陈云不赞成城市改革，当然更不赞成“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陈云愤慨地说：“连一五都要改？”可见，他认为“一五”期间的政策和做法是“拨乱反正”的极限。三是，批评耀邦不懂经济工作，他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的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陈云发言以后，借故离开会场，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后来胡乔木竟然对耀邦谈话说：“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极。”邓小平没有讲什么意见，只是说：“到此为止。” 可是，“左”倾阴谋家并没有“到此为止”，邓力群先后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和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把陈云抨击胡耀邦的讲话传达了。听了邓力群传达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年，当晚就把讲话纪录整理出来送给习仲勋。上海等几个省、市当晚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询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接替胡绩伟的人民日报新任总编辑秦川又把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听取邓力群讲话的记录原本送给习仲勋。在那次批胡的会议上，胡乔木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其它政治局委员均未表态，会议当然没有做出开会的决定。可是，胡乔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后找习仲勋询问，习仲勋说，他不知道，习又找胡启立来问，胡启立也说不知道。在总书记、常务书记和中办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有人私自发出召开要总书记下台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的法纪都不能允许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做了工作，邓小平表示：“胡赵格局不能变。”一场未遂政变流产了，但是，发动政变的人，丝毫没有受到追查和批评。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未有的。抵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发明人是邓力群。他在1983年6月4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最早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语，用以指责那些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接着，加上胡绩伟的新闻工作人民性问题；8月，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带领一批人为“清污”准备文件时点名批评了徐迟、李陀等作家和《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一批作品。后来，“精神污染”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理论、新闻、文艺战线以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的问题，他们诬蔑特区是“租界”。邓力群等人的阴谋得到邓小平支持，他于9月7日找邓力群等极左分子谈话，提出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陈云在全会外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式通知：邓、陈的讲话“何时发表，由中央决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势擅自发表。”但是，10月下旬，邓力群掌握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却把邓、陈的讲话和胡乔木、邓力群关于“清污”的发言，下发到县级以上党委和干部。同时，北京和各省、市的报刊和电视台，有组织地发表知名人士拥护“清污”的报道和文章。这种“清污”已经超出理论和文艺的范围。在农村，发家致富、长途贩运受到攻击。在军队，把退伍战士申请补助，干部战士在城市找对象，战士收藏美术摄影作品，以至女朋友的照片，都说成是“精神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女性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养花、养鸟都受到干涉。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只演了28天就受到中央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人的抵制：万里表示“农村不搞清污”；赵表示：“经济工作领域不搞清污”；方毅表示：“科技战线不搞清污”；习仲勋找贺敬之谈话，批评“你们在文艺界搞了一场小文革？”1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耀邦、赵都讲了话，对所谓“精神污染”划出了严格的界限。一场“清污运动”才中途夭折。特别是胡耀邦在12月13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一针见血，非常深刻。抵制反对“自由化” 1983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支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一步制定整党方案时，胡乔木提出：“这次整党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胡耀邦打断胡乔木的话说：“你说的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胡乔木说：“我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而讲的。”接着，他就举出方励之的观点，并说：“整党不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邓力群同胡乔木密切配合，大骂方励之，并说：“像方励之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少数，而是有一批人。”“像这样的人，我也主张作为整党的对象。”耀邦说：“首先我申明一点，我绝不赞成方励之的观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如果连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容不下，还谈得上实现共产主义吗？”习仲勋紧接着说：“我赞成耀邦同志的观点。干什么工作也得有个重点，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清理三种人，通过清理他们达到从组织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胡启立、万里、陈丕显都表示赞成耀邦、仲勋的意见。正当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抓住大案、要案整顿党风，清理“三种人”的时候，“左”倾保守分子欲利用“文革余孽”王力出来搅局。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通过邓力群致书中共中央，建议取消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邓小平看信后指派邓力群征求王力的意见。王力说：“八四年初从上到下有一股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我觉得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显然，王力指责的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对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视不够，对‘清除精神污染’抓得不够狠，应当注意纠正。”王力还说：“整党的提法也不科学，应该叫整风。今天我们通过整风应该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内团结，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样，一切任务都可以迎刃而解。”请注意“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这个话语的发明人是“文革余孽”王力，对于“文革余孽”，陈云比邓小平立场坚定，他看到材料马上给胡耀邦打电话说：“王力是什么东西？竟允许他对我们党的各种大事指手划脚？他的目的不纯，是想搞政治投机，我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他的当！”万里也说：王力在文化革命中干尽了坏事。建议中央两案办公室对王力问题进行审查，拿出结论性的意见来，报中央书记处审查。 1984年2月9日，书记处开会讨论王力问题。习仲勋愤慨地的说：“王力要不是‘三种人’，那我们党内就没有‘三种人’了。我认为清理‘三种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是，有些领导人对于保过自己和支持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多方保护，而对于反对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却总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隐蔽下来的‘三种人’，他们伪装自己，似乎‘表现很好’、‘很听话’，骗得了某些领导人的欢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这样。这一回，如果让王力漏了网，那我们中央机关的整党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习仲勋的发言，对邓小平和邓力群是诛心之论，他们利用王力之流，就像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后利用岗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一样。书记处异口同声，都主张将王力开除出党，邓力群看到众怒难犯，也不敢坚持，他只是说：“小平同志认为王力同志还是能够为党做一些工作的。究竟怎样处理他，还是由大家定吧。” 在一次讨论干部工作的会议上，邓力群突然离开议题，介绍首钢和第二汽车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验，并且说“这是小平同志近几年来反复强调的”。在返回中南海的路上，习仲勋忧虑而又愤慨地对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耀邦对他的亲密战友也流露出真情实感。他叹了一口气说：“为什么我们一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也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要节外生枝？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世界上本来没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象真有鬼了。其实，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道中国真的形成’舆论一律‘才叫社会主义？我看不见得。” 1985年9月18日，正当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北京一批高等学校学生冲上街头，发动了一场争取民主改革的学生运动。北大校园贴出的标语和大字报是：“中国要向何处去？唯有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我们不要一党专制，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繁荣的中国”，“邓小平的大家长封建制该休矣，结束那拉氏垂帘听政的时代，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到来！”“胡耀邦是当代的光绪，傀儡政权必须垮台”。学生在游行示威中呼喊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胡耀邦！”“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胡、邓、赵、李、陈（这是中共法定的排名次序）五位常委开会讨论如何对待这次学生运动。邓小平起先满面笑容地说：“我看学生闹事是好事，说明了我们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时。”胡耀邦笑嘻嘻地说：“充其量不过是学生们游行示威喊口号嘛，没有什么了不起。”邓小平沉不住气了。他指着耀邦说：“人们说我是西太后，你是光绪，这种语言是侮辱性的，是敌对分子的挑拨。”耀邦说：“对于流传在社会上的各种无稽之谈，我们大可不必太认真，关键是我们要把自身搞正确。”邓小平说：“不采取断然措施不行，对闹事的首恶分子要抓，要处理！”李先念接着说：“我们宪法上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学生上街就给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据呀！”陈云说：“有必要根据国内一些地域内的情况由地方人大制定必要的法规和制度，比如：宪法允许游行示威，但对游行示威要有必要的限制呀！”最后，邓小平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法律化的问题……我建议由北京市人大就群众游行、示威通过一个地方性法规，条文还是由书记处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义搞。” 在书记处讨论学潮问题时，邓力群、胡乔木都是杀气腾腾，他们主张“一定要对组织、策划这起事件的后台老板或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习仲勋打断胡乔木的话，作了一个水平远远高于邓、陈和胡乔木的精彩的发言，他说：“不可这样！我对大学生游行的事情从心上不赞成，但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历史的回顾：匈牙利的卡达尔为何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原因是他总结了酿成事件的教训，采取了疏导、教育的方法。卡达尔制约官僚主义，采用了人民选举的方法，让那些得不到基本群众拥护的的官僚主义者自动淘汰。我们从建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认封建的东西仍然遍布于整个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所要教育的，是应该让他们懂得，民主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民主是一个过程，一是需要整个文化素质的提高，二是必须有极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保障。” 一个领导人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当民众起来反对你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在1985年9月那次学生运动中，胡耀邦、赵、习仲勋、万里、李先念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合格的领导人。和胡耀邦一起，要求邓退下来邓小平同胡耀邦之间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实行民主和法治；可是，导致邓小平废黜胡耀邦的直接原因则是，胡耀邦希望邓小平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本来，这是胡、赵、万、习的共同意见；但是，在最后关头，支持胡耀邦最坚决的是习仲勋。 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省一些老干部谈话时，提出了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大胆倡议。他说：“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们党将要如期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我们必须下决心解决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将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将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同志中将有80%到90%是五十岁上下。另外，我们应该让一些年龄在35岁到40岁的更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我快70岁了，也到退休的年龄了，那些已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有没有全局观念，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来了。”这个讲话传到各级党组织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胡乔木认为他再一次倒胡树邓的时机已到，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说：“我们党内像小平同志这样经验丰富、资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们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党的领导人，而小平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我不反对民主政治，但民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 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在发言中支持胡乔木的意见。接着，胡耀邦发表了一篇坦荡、明快、无私、无畏的意见。他说：“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 耀邦发言以后，邓小平纹丝不动。聂荣臻说：“小平同志都要退下来，我还留在中央干什么？我也要求退下来。我们这些老同志应该在我国完善政治民主、法制的各项制度和程序中再立新功。如果我们能推动这些成果早日实现，那实在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习仲勋发表了一篇充满现代民主意识、毫无党腔党调的精辟见解的意见。他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管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 讲到这里，王震激动地说：“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万里说：“王老啊，你不要激动啊！”“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想纠正一下，现在要树立的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最高的权威。”接着发言的，杨得志、乌兰夫、倪志福赞成邓退下来；彭真提出了上了年纪的都退，只留邓小平一人当代表，陈云、宋任穷赞成彭真的意见。邓小平眼睛盯着赵指明要他表态，紫阳只好说了几句违心的话，胡乔木又趁机起哄。这时，习仲勋措词尖锐地指责邓小平：“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地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革命，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实行退休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又立一次大功。” 邓小平冷冷地说：“说穿了，你们是不希望我再过问中央的事，嫌我干涉你们的工作了是不是？那好，我可以不干，一退到底。”习仲勋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耀邦和我没有嫌小平过多干涉我们工作的意思。我只是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出发来讲这番话的，同时也考虑到小平的健康。周恩来同志由于工作太劳累，活了76岁，就过早地离开我们，毛泽东同志虽然活了82岁，但有几年一直害病，未能很好地行使领导职能，所以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啊！” 会议在没有达成一致决议的情况下不欢而散。可是，邓小平要把胡耀邦拉下马的决心已经下了。据说：就在这次会后，王震对邓小平说：“谁让你下台，就让他下台。”邓小平点点头说：“那些做梦都想让我下台的人，矛头必然要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即使流血也值得。” 在耀邦被拉下台时，痛斥“逼宫” 1986年11月中旬，设立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掀起了“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12月下旬，这个运动扩展到上海、北京。12月30日，胡耀邦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准备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于当前时局的意见。邓小平发脾气、摔电话，不许开常委会，并命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谈话。邓认为学运的发生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他质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耀邦表示“我保留我的意见。”邓蛮横地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越说火气越大，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 就在邓小平这次讲话的两天之后，1987年元旦，北京市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邓小平家里，彭真、陈云、王震、薄一波已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宫廷政变。胡耀邦还被蒙在鼓里。 1986年9月已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离开了中共书记处的习仲勋凭他的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乘新年探问之机，提醒耀邦：“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耀邦不在意地说：“我嘛，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 当天夜里，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持续的、执着的响起来，是赵的声音。赵问：“耀邦，你现在干什么？”耀邦说：“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寻找一种更稳妥的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赵急了：“我劝你先别忙着干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讨什么？”赵更急了：“耀邦同志，现在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应该尽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最后，赵提醒说：“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 外界有些人夸大耀邦和赵之间的矛盾。其实，他们两人的不同只是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一个着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一个着重从经济上考虑问题，性格不同，一个执着一些，一个灵活一些。但是，在价值取向和治国方略上，他们是殊途同归的；在灾难临头时，他们是互相关心、互相提醒的。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赵的建议，主动求见邓小平。邓小平先为胡耀邦评功摆好大讲成绩；谈到分歧，邓小平摆摆手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胡耀邦临走时，同邓小平长时间地紧紧地握手。这是两位曾经相互支持又在最后八年中产生多次分歧、最后分道扬镳的两位政治家的最后一次握手。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开所谓生活会。并不是所有中顾委常委都接到通知，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中央军委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耀邦只讲了一两分钟，彭真就打断了他的话，批判耀邦同自由化的几个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冰雁、王若望打得火热。接着，杨尚昆说：“如果你想亡党王国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说：“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 第二次所谓生活会，在两天以后召开。政治局又有几个人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习仲勋、乔石、李鹏、胡启立，李鹏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手软‘的指示，学潮渐渐平息下去了。许多上当受骗的学生表示，他们都是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充当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政权进行渗透的工具。由于耀邦同志放松思想领域里的领导权，导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滥。”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辞职，王震认为彭、薄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想法。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仲勋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仲勋暂时保持沉默。李鹏继续批评耀邦，他说：他兼任国家教委主任以来，胡耀邦没有给过他一条对高校学生要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做思想工作的指示，相反的向他推荐了大批自由化思想十分严重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相当一批人，被他坚决的顶回来了，其中就有方励之和王若望。邓小平板着面孔对习仲勋进行反击。他说：“我当然不是说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生活会上要讨论耀邦同志总书记职务的去留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但是，难道不可以在生活会上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吗？近些年来，耀邦，也包括仲勋同志大讲特讲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今天在党的生活会上一波、彭真同志提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民主都没有了呢？所以我历来讲，那些越是口头上讲民主的人，其实并不想真正给大家民主，而只是允许他自己搞民主和自由。我看这种’自由化‘只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就是这个道理。”但后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过是走走过场，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而且，政治局也无权罢免总书记，因为总书记是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呀！习仲勋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虽然无力阻止邓小平倒行逆施的淫威，但是，仲勋在群魔乱舞中如傲霜的玉树挺身而出，代表了中国亿万人民和中共党内有良知的广大党员的意志，代表了中华民族爱憎分明、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他的高风亮节将载入史册，由后人加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