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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杨尚昆都分别问过刘少奇之子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真让人哭笑不得！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彭、杨等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其实，何止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问？显然，这已成为千古之谜了！既然要坚决避免“文革”悲剧再度发生，就要深深吸取教训。必然的，非要解答、搞清“文革”的起因不可。本文选自《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作者刘源、何家栋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少奇与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在中南海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回避、掩盖这一事实，不管动机多么美好善良，无异于对历史和子孙犯罪。 “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1962年切入，重点叙述了政家学者无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连当事人也几乎噤若寒蝉的“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又山高水长，简括出两条“南辕北辙”的建国思路。这不就是毛所指责的“两条路线”？不正符合了毛所强调的“路线斗争”？无可争辩的是，没有“从不让步”的“原则问题”（毛泽东语），毛泽东决不会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和半数以上的老革命、老战友。若生前尚有被“逼宫”之虞，“响应者无几”，“我死了怎么办”（毛泽东语）？我们看到毛泽东确实是忍无可忍才“炮打司令部”。不过，历史和实践纠正了黑暗的10年中被颠倒的是非。我们正是试图提出一种“文革”起源说，讲清“来龙”。至于“去脉”，不属历史命题所关注的范围，留给读者们去想。所以，也可能是解开了许多谜团，提出了更多的爆炸性大问题。正是这些大问题，曾经启发刘少奇去探索，并引导着集体智慧，凝结出光辉的邓小平理论。仍是这些大问题，驱使我们去追求，为新一代扫清道路，朝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迅跑！1998年，尽管有下岗风潮的苦恼，又抵抗了百年洪灾，但世所公认：相比周边邻邦及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当不错。回忆、叙述、总结过去，总是要联想现实，我们会更深地感到：几千年来梦寐以求，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吃饱穿暖了；在这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国家的领导集体不也是历史上最团结稳定、少有错误的吗？看现实，又总要追寻过去：今天的一切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60年代前期，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过去，通称为“四清运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自我教育为主的运动，虽然夭折，但作为政治改革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与同时期成功的经济改革尝试一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刘少奇为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启迪后世，在历史中闪耀着光辉。然而，也留下许多疑点、谜团和重大课题，待我们去解答。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指导思想上的同异，他们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融于我们的言行。 “四清运动”的由来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文革”初期，刘源询问父亲，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 “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万家墨面，千村萧索，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出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大家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称的“西楼会议”。讨论时发现当年的预算仍有巨额赤字，５年累计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紧。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对严重的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冶局常委，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多数常委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报告草稿。鉴于前三年经济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谈农村工作时说道：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会满意的，在分散的地区有一些农户单干也应允许。会上还谈了许多有关工农业生产、内商外贸以及对外政策的问题。刘少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为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赏“冒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泽东看来，“退”就是复辟。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正好毛的秘书田家英调查回来，向刘建议搞包产到户，刘少奇叫他请毛主席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她说对了，田家英果然领会错了毛主席的意思。盛夏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云同志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就发生了前面叙述的那一幕。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长舒口气，以为雷霆已过。 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10天的预备会，讨论井然有序，富有成效。 8月6日，会议正式开幕。出人预料，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他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原定议程全部被打乱。所有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进行讨论。会议转向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毛还多次发言和插话，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将“资本主义农业专家”的大帽子扣在邓子恢同志头上，从而上纲到“资本主义复辟”，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成了搞复辟的修正主义。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种维护党员最起码权利的作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在继而的发言中，毛泽东大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住我们手里！”要坚决“反修、防修”，讲了那段著名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及斗争为纲“。刘少奇本以为在游泳池的谈话，已经平息了毛泽东的火气，取得了理解。毛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使刘大感意外。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刘在接下来的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了，同意毛的观点。他发言的有些地方，甚至比毛还有过之。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当年的现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识40年，同为世所公认的大革命家、阶级斗争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巨匠人师。而满座各级干部，几乎各个都是阶级斗争的专家和获胜的佼佼者，衷心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十分不易，难免有失落之感，新学吃力可想而知。”经济大革命“惨败，刺激和冲击是既恼火又无奈，提起阶级斗争，这些行家里手无不热血沸腾，何况振臂一呼者，是统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肯定一呼百应。当时，国际上内忧外患，相当紧张。各级负责人的神经也相当敏感，是自然的。另外，长期以来，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腐败丛生，愈演愈烈。当然，比起现今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已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在这一点上，毛刘完全一致，疾恶如仇，同仇敌忾。在场的老革命们，久沐毛刘思想理论熏染，对蜕化变质，一片喊杀，群情激昂。毛泽东选择”阶级斗争“这一题目，是任何人都无法、也不可能反驳的。历史对老一辈革命家们自然拥护阶级斗争的决策和激情，都无可厚非。作为后人，必须尊重历史。当时，刘少奇还处于两难境地：其一，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损害毛的威望和形象；其二，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如果节外生枝，把经济调整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一切皆空，或搞成第二个”庐山会议“，更遭殃了；其三，党内许多同志，害怕毛直接抓经济，又不能不确认毛的领导权。毛泽东自己对经济工作也是心灰意懒，又不能不过问。而阶级斗争正是毛的长项，使他精力专注于此，既利于抓好党风廉政，制止腐败，又利于经济调整，共渡难关。何乐不为？刘少奇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在自我批评的同时，维护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正确性。在北戴河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总结、布置传达时，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因此，只传达到１７级以上干部，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的干扰，妨碍工作。”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同意“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刘保住了“中心”工作，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毛刘总算一致了。毕竟，调整工作保了下来，纠错改过之举，付之于行，诸项政策迅速见效，经济很快好转复苏。一直坚持到“文革”前，毛确实没有再对经济工作发表多少意见，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向，是按刘少奇所说的“退”。从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现实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义秩序”。尽管远远谈不上“退够”，但作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可贵的尝试，为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经验。至今，我们仍在向“初级阶段”“退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之路上“退够”。当然，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要见诸于行动的。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这里请注意：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对象是经济领域里的腐败分子。在这次会上，毛刘共同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城市里发动“五反”，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主要是搞“四清”，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运动发展到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所谓“清”的内容，前后又有多种解释。开始，基本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缘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可避免，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带有极强的“左”倾色彩。关于其性质、目的和方法，两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看似一致，其实不同。貌合神离的合壁 1963年4月、5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回到昆明时，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已经制定出来了。文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明确指出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刘对“前十条”未表异议。早在1961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蹲点44天，对基层存在的复杂问题深有感触。尤其是不说真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靠听汇报、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而轻实效，以瞒和骗来应付差事。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得深入群众。因国务繁忙，不可能离岗，所以他就让王光美下去蹲点。他强调要“扎根串联”，“背靠背”，为的是听到真话，了解真情。后来被人指责为“不相信群众，搞神秘主义”。 1963年10月，中南海里刘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对他进行了一次批评，大家担心王光美下乡后，刘少奇的健康。因为刘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药才能人睡。如果夜间无人照料，药劲来得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对王下去，严肃地要求他接受。刘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铺，以解众忧。一直到1968年病危，刘少奇睡了5年地铺。王光美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历时5个月。地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她离京前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每月回来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义。王光美说，她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或对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不够体谅。至于如何挖上边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 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其他犯错误的干部，检讨退赔后，取得了群众谅解，都恢复了工作。证明桃园的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确实是一场教育。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毛泽东提倡蹲点，刘少奇率先行动，响应者寥寥。刘对那些借故推托不肯下去的同志十分不满。1964年夏，他指名道姓批评了许多高级干部。例如，他对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说：“你就是背起个包袱，你是老江苏，省委书记做了十多年，自以为了解江苏的情况。我就说你了解的情况比十年前少了，不是多了。因为十年前农民是个体经济，跑到乡下去，还可以听到老百姓讲话，群众的意见容易反映上来。经过十年，你对阶级斗争的情况，对群众中、社会上的情况，了解得少了。”江承认如此，刘追问：“那你为什么不下去蹲点呀？”这种单刀直入，未免使人难堪。刘还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下文：“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地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司局长。”不多日子，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位司局长都下去了。毛泽东知道后，在几个省讲：“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 根据刘少奇一贯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 他说：敌人越打越少是客观规律，老死也要死完的。如果越打越多，肯定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打错了。 1964年7月，“四清运动”大规模展开，刘少奇说：“‘四清’是阶级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如果这句话还没说清性质，那么下面的话再清楚不过了：“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四清’和‘五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这就是说，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四清”的主要目标是“四不清”干部，“对于‘四不清’的干部（他们不是敌人——原文），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解释道，“少捉人，一个不杀，矛盾不上交，处分干部在百分之一二”，而且是在“县以上范围掌握比例，不是每个公社都有百分之一二”，就是占百分之一二的这些“犯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可能改正错误，如果一时不能改，只要他不进行破坏，也可以。也还是团结的对象”。显而易见，刘少奇是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归为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不同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把敌我矛盾当作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他是把“四清”作为一场教育运动，认为“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要求广泛普遍地发动群众，经过５年在全国搞一遍，每个村一个冬春，一批一批搞。干部统统分批下去，掌握政策、指导运动、了解民情，使每个地方、每个干部都受到教育。干部和群众、领导和被领导、工作组和被检查的干部普遍自我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教育，通过教育达到团结，通过教育深入群众，防止蜕化，扫除特权，也打击了敌人，达到“防修”的目的。刘要求干部“统统上楼、个个洗澡”，人人过关，批判严一些，触及疼一些。充分发动群众，“扎根串联”，“揭深批透”。刘少奇历来主张“解决人民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许群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他提倡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建立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充分发扬民主，又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刘少奇搞的社教运动，声势浩大，要求很高。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打击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分子，要反对的是等级分化和权力异化。就是再扩大化，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通过“小民主”，达到群众和干部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尽管，刘少奇也附和了毛泽东“根子在上边”的指示，但只限于公社和县一级。同时，他又强调矛盾不上交，一切矛盾就地处理，分别化解，也可以说是矛盾下放，从而阻止了无止境地追“上面的根子”。他也坚持了毛泽东“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危言，但并不意味是指在敌人手里。他的意思更多是从党性出发。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讲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本宗旨是为劳动人民谋利。不服从工农意愿，甚至违背民意，强迫民众，这些年还办了损害群众之事，还叫共产党吗？这样的政权不是人民的政权！显然，这是指不符合或违背政权的宗旨。毛泽东“完全赞成”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并要求“迅速实行”。196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后十条”，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是反复向群众请教的结果。鼓励王光美再下去，并派他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同去一个大队。 1964年11月，王光美第二次下乡，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有枣无枣打三杆”，打击面太宽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正好安子文也由山西写来报告，批评工作队有“洪洞县里没好人”倾向。刘少奇立即批转全国：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中共中央华北局随即通知王光美在人民大会堂向各省负责同志汇报纠正“左”的倾向，解放大多数的做法。 “后十条”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这个文件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指出敌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一方面又提出“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前者是解决敌我矛盾，要夺权，后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开始时几乎完全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没有持续多久，潜在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亲密战友的分裂当初，恐怕连毛泽东和刘少奇自己也未必感到分歧有多么的严重，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似乎一夜之间突然爆发。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薄一波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议的内容记载得十分详细。本文主要根据刘少奇向刘源的简述，以及“文革”后安子文对刘源的三次回忆来论述。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在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会上会下，毛对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下，“四不清”干部都变成敌我矛盾了！刘少奇不同意这一提法，缓和地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一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至“文革”中，刘少奇依然想不通：“不错，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不是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运动。不能总要找出敌我矛盾，一棍子把人打死。” 毛刘的这一段对话，点到了分歧的本质。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上文讲及1963年决定发动社教运动的会上，正是毛泽东强调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大讲“阶级斗争”（后来证明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运动搞了一年多，此时，又是刘强调“教育”，毛大讲“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出现奇特的颠倒。仿佛一个由理性趋向狂热，一个由理性走入现实；一个升温，一个降温。太富戏剧性了！我们必须请读者搞清一个极端重要的差别：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阶级分化而来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从自觉不自觉执行新民主主义方针，反对超阶段主张，扩大到对反映基层呼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直至有意见分歧，哪怕只是积极提出善意的不同建议者，都可任意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判为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刘少奇本是在”很小规模“的会上提出不同的工作意见，却没料到真的被毛视为”政敌“了，说明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恰恰因此，他最终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自身成为他预见的典型，从反面证明了他的正确。毛泽东的错误，导致绝大多数”当权派“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冲击。揪斗夺权，罢官劳改，元勋蒙难，冤狱谝地，被侮辱迫害致死致残的千千万万……历史又证明了刘少奇的正确。这次会议原定是交流、总结经验。会前，邓小平出于好意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这使毛恼火。同刘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那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还通知王光美也参加。选举结果，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他到北京厅时，发现王光美也在场，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情很紧张。刘坐在对面，与她四目相望，不好交谈。毛泽东不满地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又转脸向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刘说：“有群众。”接着毛严厉批评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扎根串联，搞神秘化”。他老人家忘记了“工作队领导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条文是他亲自批改强调的！毛对刘严厉批道：“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又讲必须同群众见面，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前面批刘“人海战术”左了，后面又批刘右了，让人摸不着头脑。毛泽东的这通教训，是否对刘少奇纠正“左”而发，还是因别的什么反感才出尔反尔，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几年后，毛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并对美国作家斯诺讲道，正是此时，他决定打倒刘。毛刘争执，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无所适从。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缓解。陶铸、安子文也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少奇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又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矛盾继续向对抗方面发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只是此刻，毛才横下心来。综上所述，再重复概括起来，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毛强调的是打倒由阶级分化（当时生产资料已全都公有化）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派，刘强调的是消灭由等级分化（随时都有权力异化的危险）而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毛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并无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刘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毛要解决的是敌我矛盾问题，刘要解决的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多种矛盾，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毛主张针对敌人，打倒对立面，消灭对立面，孤立一小撮，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刘主张针对自己人，扩大教育面，团结教育面，解放大多数，是一场“广泛深入”的教育。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形左实右”，是针对刘搞的运动，要“割掉封建尾巴”，开展大规模教育，被毛视为“打击一大片”（形左）；而刘并不是要打倒、消灭毛认定的敌人，在毛看来，就是“保护一小撮”（实右）。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完全是南辕北辙，有天壤之别。

更多新闻请进入文学城“中纪委打虎记”专题页面王志刚原标题：一个公安局副局长的多面人生（上）王志刚：刑侦高手诗人另类… 华西都市报独家还原眉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志刚 “他就是小政府，白天在办公室干公家的事；下班后，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政府不能解决的事。” 这位知情人士最后这样总结王志刚，“能力强，但也有阴暗、狡诈的一面。踩了‘红线’，功不能抵过。” 多个消息源证实：2012年，眉山境内针对砂石和文化市场，进行了两次大的战役。针对文化市场的战役，主要打击电玩游戏领域的疯狂赌博。当时，眉山很多电玩游戏厅，实际是名副其实的赌场。这两次战役，战果辉煌。为数不少的砂石业主、电玩城老板和少数公务员，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处。其中，一些浮在面上或藏在暗处的老板以及涉案的警方公职人员，其交待与供诉的多条线索，不约而同集中指向眉山警方一名高层：时任眉山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王志刚（正县级）。刑侦高手王志刚 “这么多年，眉山境内几乎所有大案，都是他指挥破的。”“你可以上网查，侦破方向都由他定。”这位人士甚至说，眉山警方破案率高，“大都是他的功劳。” 多条线索指向王志刚，这实在有些出人意料。王志刚不仅是眉山警方高层，也是知名的刑侦高手、罪犯克星。 1962年9月出生的王志刚，是眉山当地人。1983年从四川警察学校毕业，即进入当时的眉山县公安局刑警队当民警，六年后升为刑警队副队长，三年后当队长；1995年，任眉山县公安局副局长，两年后任政委（副县级）。那时的王志刚，是“拼命三郎”。1989年，王志刚冒险到眉山监狱卧底，获取了关键线索，破获了一件重大毒品案。这一年，他荣立三等功，原因是“侦查破案工作出色”。一位警方知情人士说，很长一段时间，眉山警方“说不起话”，原因是积案太多。 2002年，王志刚升任眉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他改变了这个局面，破了很多大案要案。那是眉山警方风光的年代，全省公安很多现场会，都在眉山开。” “这么多年，眉山境内几乎所有大案，都是他指挥破的。”“你可以上网查，侦破方向都由他定。”这位人士甚至说，眉山警方破案率高，“大都是他的功劳。”这位人士专门介绍了震惊全国的“丹棱文物案”—— 2011年，眉山市丹棱县境内连续有佛像被盗，惊动了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国家文物局一位副局长，公安部、省公安厅及省文物局相关领导先后赶到案发地，督办案件。但最初线索很少，只有一个“长征”牌烟头，一把特殊的圆形錾子和几个矿泉水瓶。王志刚分析：烟头不是本地产的，本地人也不用那种錾子，结论是流窜作案。他定下侦破方向：首先从文物贩卖渠道入手，在周边特别是成都文物市场进行暗中调查。王志刚说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堵住被盗文物的流通渠道；二是只要发现目标物品，就有可能接近嫌犯，人赃并获。眉山警方缜密侦查四个多月，辗转多省并成功破案，打掉了以吴某等为首的5个盗掘文物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破获盗掘文物案100余件，追缴文物300余件。所盗文物的价格，以蒲江龙拖湾佛像为例，詹某在成都以2.8万元购入，其称修复后售价将高达三四十万。《法制日报》2012年5月3日大篇幅的报道，最后一句是：“王志刚说，保护这些民族文化瑰宝，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如何更好地保护它们，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权威渠道消息证实，王志刚查办主要案件包括：侦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洪雅县“12·26”系列盗窃保险柜案、省厅挂牌督办的仁寿县“8·21”杀人案、东坡区“7·13”和“6·7”两起特大抢劫银行储户案和仁寿“1·29”特大贩毒等重特大案件；先后组织指挥仁寿县“3·26”杀人抛尸案、东坡区“10·26”摩尔玛保安被杀案、彭山县“5·21”贩毒案、东坡区“池晓维”特大贩毒案、洪雅县“5·22”系列假币团伙犯罪案等一些列重特案件的侦破。2008年分管的“破现案挖积案、打盗抢抓逃犯”工作，获得全省一等奖。在调任眉山市公安局之前，“王志刚先后共破获了各类刑事案件600件，其中大要案件59起，抓获案犯605名，依法打击处理150名，为国家、集体、群众追回一大批被盗物资，计有彩电15台，摩托车6部，熊猫皮7张，自行车205部，鸦片7000克和有色金属物。电风扇、照相机、收音机、汽车轮胎、香烟、现金、债券等，共价值25万余元，为眉山的社会治安和稳定做出了贡献，连续四年被评为公安工作先进个人。他负责的情报工作，多次受到省、市公安机关的表扬。” 2007年，王志刚成为眉山市公安局副局长，2008年7月明确为“正县级”。那年，在全市的考核中，“公安排进前三。”2012年，王志刚再上一个台阶：任眉山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正县级）。诗人王志刚王志刚是诗人吗？“是。”“他的诗不错。”在眉山文化界，问任何一个人，都会得到肯定回答。当然，早在2001年，他自己也对此作了一番总结：先应该是活生生的人。刑侦高手王志刚，还有柔情诗意的一面。中国作家网这样介绍王志刚：“笔名茨冈。四川眉山人。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世界华人当代诗歌学会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我们》、《行者》、《把梦打开》、《茨冈短诗选》、《独自存在》、《边走边唱》等。诗集《把梦打开》获天府文学奖，作品获国家级、省级诗歌奖多项。作品选入多种选本。” 王志刚在其诗集《鱼歌子自序》中，这样自我简介：“嗜酒。善诗。精捕术。” 作为中国作协会员，王志刚的诗在当地和四川警界，“有名气。我读大学时就晓得他诗写得好，就给他写信。我们编辑的校园诗刊也寄给他，希望交流、得到指点。”11月17日上午，在眉山仁寿一个茶楼，周渔如此拉开了与华西都市报记者交谈的话题——华西都市报记者在眉山关于王志刚的无数次采访中，周渔是唯一一个愿意在报道中以真名出现的人。周渔大学毕业后进入眉山日报，工作17年后于去年辞职。“第一次见他是1998年夏天。有天，湖北一个诗人来拜访王志刚，他想了很多办法才找到我。那晚，我们吃饭、唱歌、吟诗，一直到凌晨三点。” 在后来的工作中，周渔也经常见到王志刚，“每次见面，不谈其他，先聊诗歌。2008年时，他就出版了7本诗集。” 给周渔印象深刻的是“5·12”地震后王志刚写的长诗，“我个人认为是他的扛鼎之作之一。眉山日报发表了，眉山广播电台还配乐朗诵播放，效果很好。整首诗饱含一种责任、使命，饱含深情。” 这首名为《因为你是母亲你是警察》的诗，序里说明：“当灾难来临，四川江油市公安局一位女民警几天来，轮流为地震灾区失去亲人的九名孤儿哺乳。”“当汶川在祖国的地图上成为最揪心的地方/全世界最悲怆的目光都汇集在这里的时候/有几朵稚嫩的花朵已经瘦得没有了颜色/中国的眼泪很大/是的/很大/而你却没有流泪/不是你心中没有痛啊/我分明听见你的呼吸有泪水走过……现在我无法辨认你和我母亲的不同/只是你眼中多了一滴坚毅的泪水/从今晚开始/你就是我心里永远的余震/地震可以夺去母亲/却夺不走伟大的母爱……” 周渔说，眉山文化界，“大家都公认这首诗。每次说起这首诗，王志刚情绪就上来了，反复吟唱。那场面，很感染人！” 王志刚是孝子，他的诗，很多是写给母亲、是写母爱。看到妈妈逐渐老去，他在《写给母亲》里流泪：“从你头上梳理下来的白发/全部都是我的忧伤”…… 至2012年，王志刚在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出版诗歌、摄影、画册和篆刻集共19种。最后一本诗集名《青楼》，从内容看，这是一本描写24位中国古代美女的诗。王志刚在《跋》中写道：“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今天终于写完24个雌性的节气/把24个伊装订成册页/完成24段小忧伤/突然发现我把所有伊都写成了我的妈/把我自己写成了伊们的儿子……” 王志刚是诗人吗？“是。”“他的诗不错。”在眉山文化界，问任何一个人，都会得到肯定回答。当然，早在2001年，他自己也对此作了一番总结。在《把梦打开—茨冈情诗选》后记中，王志刚写道：“写诗对我仅仅是一种心灵的寄托。我不会让诗担当过多的责任、使命……我以为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活生生的人，然后才是一个诗人……感谢诗歌这些年陪伴我度过那么多日日夜夜。我会把她珍藏在我的内心世界。在此我用我的一首诗句作为这篇后记的结束：灵魂就缠在自己指尖/让生命完成最隐秘的辉煌”…… “另类”王志刚 “第一次和他见面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他的爽快、豪爽；琴棋书画都来。”“脖子上戴大金链子，红衬衣、绿裤子；他本来有头发，却刮成光头，还戴花头巾……” 但在很多人眼里，王志刚其实有些“另类”。华西都市报记者此次在眉山采访期间，见到了张立强（应当事人要求化名）。张立强也是眉山的老警察了。他原是乐山公安局民警，1997年奉命与其他20人到眉山筹建“眉山地区公安处”，从那时起一直就在眉山警方。谈及王志刚，张立强措辞比较谨慎。“王志刚是土生土长的东坡区人，我和他工作上有不少接触。相处时称兄道弟，关系还过得去吧。”“第一次和他见面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他的爽快、豪爽；琴棋书画都来。喝酒很豪爽，酒量大，白酒可能能喝斤把（注：“斤把”为当地俗语，意即“0.5公斤左右”）。他有喝麻的时候，但从没看到他醉倒过。” 虽然觉得王志刚“干工作尽职敬业，老刑侦，业务素质高”，但张立强对王志刚的言行举止有些接受不了，甚至理解不了：“另类特征太明显了！”“穿着打扮言辞，与我们这个职业格格不入。” 我们请张立强说得具体些，他想了一下：“脖子上戴大金链子，红衬衣、绿裤子；他本来有头发，却刮成光头，还戴花头巾；有时又是拖鞋、短裤、背个黄色帆布军挎，上面有‘为人民服务’字样。” “你看到这样的王志刚，是什么感受？”张立强顿了片刻：“他那么大的领导，我们小民警不敢说，也不能说。但示范作用太差了。”张立强说，王志刚的穿着，在全省警界都有名。另有人证实：王志刚还喜欢中山装、对襟上衣、圆口布鞋。由于“性格”原因，张立强说自己不是王志刚“圈子”里的人，“我和他有区别，耍不到一起。他的圈子太杂了，三教九流都有朋友。” 一位熟悉王志刚的人士说，王的另类还表现在：“只要休假，他就到庙子里去，念经、写诗。还喜欢摄影，拍了很多庙子的照片。他拍的照片，角度、光线，都和一般人不一样，很特别，也很美。”“他抽烟只抽红河V8，喝酒只喜欢‘五粮春’，在酒吧都喝‘五粮春’，但必须加冰。见到朋友，他走过来，敬个标准的军礼，然后一口酒干了。那一杯，应该有一两左右。” “宵夜时如果遇到他，那你肯定买不成单。他会悄悄先把单买了，然后一起喝几杯。他就是这样的人，对喜欢的人，没任何局长架子。” 另一位强烈要求隐去姓名的眉山知情人士则说：“据说，有次眉山市公安局内部开大会，王志刚坐在主席台，戴着红头巾。走进会场时大家看到他穿拖鞋、短裤。”“还有一次开会，他迟到了。戴棒球帽、背着军挎，从最后一排走过去，旁若无人，走上主席台。刚哥就是不一样，他不认为这样有什么，‘那就是我，本来的我’。”王志刚笔记本电脑里有个文件夹，里面全是黄色影片，超过百部。这位知情人士透露：王志刚的坐骑号牌为“川OZ4444”，“车上一般只放哀乐CD。有朋友劝他，在车上放哀乐，让人听着不舒服，晦气也重。他听了只哈哈大笑，说怕个毛，人总有一死。” 谈到王志刚的“圈子”，这位知情人士说：“他的圈子非常杂，党政、企业，其他各行各业，包括酒店、娱乐的……都有。有一次，我和两个外县的建筑老板在远景楼喝茶。喝完后下来准备吃饭，那两个老板突然看到王志刚的车停在一边，兴奋得就像看到自己的神一样，说：看看，那是刚哥的车、那是老大的车。而且马上拿出手机打过去，说老大在哪，有安排没得？我们请您吃饭。那种崇拜和敬仰，绝对不是装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 “他就是小政府，白天在办公室干公家的事；下班后，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政府不能解决的事。”这位知情人士最后总结，“能力强，但也有阴暗、狡诈的一面。踩了‘红线’，功不能抵过。” 王志刚简历 1962年9月出生眉山人。1983年从四川警察学校毕业，进入眉山县公安局刑警队； 1989年后升为刑警队副队长，1992年后任队长； 1995年，任眉山县公安局副局长，两年后任政委（副县级）； 2002年，任眉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 2007年，任眉山市公安局副局长； 2012年，任眉山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正县级）。 “拼命三郎” 查办主要案件包括：洪雅县“12·26”系列盗窃保险柜案；仁寿县“8·21”杀人案；东坡区“7.13”和“6·7”两起特大抢劫银行储户案；仁寿“1·29”特大贩毒等重特大案件；先后组织指挥侦破：仁寿县“3·26”杀人抛尸案；东坡区“10·26”摩尔玛保安被杀案；彭山县“5·21”贩毒案；东坡区“池晓维”特大贩毒案；洪雅县“5·22”系列假币团伙犯罪案等。诗人茨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世界华人当代诗歌学会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我们》、《行者》、《把梦打开》、《茨冈短诗选》、《独自存在》、《边走边唱》等。诗集《把梦打开》获天府文学奖，作品获国家级、省级诗歌奖多项。作品选入多种选本。至2012年，在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出版诗歌、摄影、画册和篆刻集共19种。最后一本诗集名《青楼》。 “另类”圈子 “第一次和他见面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他的爽快、豪爽；琴棋书画都来。喝酒很豪爽，酒量大，白酒可能能喝斤把。他有喝麻的时候，但从没看到他醉倒过。” “脖子上戴大金链子，红衬衣、绿裤子；他本来有头发，却刮成光头，还戴花头巾；有时又是拖鞋、短裤、背个黄色帆布军挎，上面有‘为人民服务’字样。” “只要休假，他就到庙子里去，念经、写诗。还喜欢摄影，拍了很多庙子的照片。他拍的照片，角度、光线，都和一般人不一样，很特别，也很美。”“他抽烟只抽红河V8，喝酒只喜欢‘五粮春’，在酒吧都喝‘五粮春’，但必须加冰。见到朋友，他走过来，敬个标准的军礼，然后一口酒干了。那一杯，应该有一两左右。” 坐骑号牌为“川OZ4444”，“车上一般只放哀乐CD。有朋友劝他，在车上放哀乐，让人听着不舒服，晦气也重。他听了只哈哈大笑，说怕个毛，人总有一死。” “他的圈子非常杂，党政、企业，其他各行各业，包括酒店、娱乐的……都有。”“他就是小政府，白天在办公室干公家的事；下班后，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政府不能解决的事。” 2014年5月16日，青神县法院作出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王志刚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00万元；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100万元。对被告人王志刚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 11月7日，眉山市中院下达《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他写道：“面对材料纸上‘我的第一次’的标题，两行冰冷的泪水慢慢流下。”11月17日，王志刚已被解押至锦江监狱服刑。 N多“第一次” “一桌子的人从上到下都对我拍马屁，说我如何义气、如何江湖、如何仗义……”“什么原则、什么法律、什么公安干警的基本要求全忘得一干二净，变得忘乎所以了。” 2012年7月31日晚，王志刚以眉山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身份，接待攀枝花市法制考察组一行。突然，王志刚的手机响了，电话里通知说局里有急事。王志刚10分钟内就赶回了市局，在办公室里等待他的，是四川省公安厅和眉山市纪委的办案人员…… 2012年12月31日，王志刚在某间屋子里，提笔写下了《我的第一次》。这份15页A4纸打印的《我的第一次》，包括：第一次成功抓捕罪大恶极的罪犯，第一次将军功章别在胸前，第一次忐忑不安偷报加班费，第一次将刑警队接待用烟带回家，第一次把自己用于招待女朋友的餐费开成因公发票……接下来，“面对材料纸上‘我的第一次’的标题，两行冰冷的泪水慢慢流下。” 第一次偷钱。“那是大约刚上小学不久，一个炎热的夏天。生病的母亲为我做好午饭，守着我吃了以后，在病床上小睡。看着熟睡的母亲，不是想如何照顾她的体弱多病，而是伸出了肮脏的小手，取过母亲的衣服，从里面摸出一个五分、两个两分、一个一分的硬币，迅速放进自己的裤包，一溜烟跑了……” 第一次收礼。“收礼的次数太多了，多得不可计算。可追根溯源，我究竟是什么时候收礼物的呢？”“那是1985年左右，当时我还没结婚，只是眉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一名小侦查员。”一个收荒匠多次收购价值大的赃物，“受审后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敲开我家的门，说找王公安。”来人提了一大堆东西：鸡、腊肉、香肠，“母亲一把拦住我，对那中年妇女说，志刚做事为工作、为人民，是应该的，收了东西就不应该了。那妇女最后拿走了礼物。母亲事后教育我：办事，公安局给了你工资，应该够花了，不能收人家的东西。”“一周后，在我回家的路上，那个妇女拦下我的自行车，叫我收下一条烟。回去一看，烟下面还有两百元人民币。虽然只是皱巴巴的十元一张的，可这是我好几个月的工资啊。在我的不安中，我又心安地收下了。” 第一次送礼。“一个周末的晚上，见灯亮着，就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开了领导家的门……领导妻子笑着说客气，就收了……” 第一次出轨。“这真是一件难于启齿的事……1994年底，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在一个卡拉OK厅，我同年轻美丽的某某认识了……反正我知道，有了第一次出轨，就有可能以后的越轨、追尾、撞车、翻车……甚至燃烧爆炸。” 第一次投资经商办企业。“1992年，我已经30岁了。我们三个朋友合伙在眉山城里最繁华、最宽阔的街面开了第一家火锅城。”“开业收的各项礼金，具体虽然记不清了，但当时我拿着收到的礼金时说的一句话还记得：这一天，狗日的要当我十年的工资啊。” 第一次进入娱乐城。“1995年以后，因为自己职务的升迁、权力的增大，自我的私欲极度膨胀。”“秋天的一天，我被当时几个眉山社会上的老大邀请去喝酒聚会。一桌子的人从上到下都对我拍马屁，说我如何义气、如何江湖、如何仗义，又如何在公安工作上说话算数、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原则、什么法律、什么公安干警的基本要求全忘得一干二净，一个人变得忘乎所以了。”…… …… 被判15年 2013 年11 月27日，青神法院审理王志刚犯受贿罪、徇私枉法罪一案。2014年5月16日，王志刚被判十五年。11月7日，眉山市中院下达《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11月27日，眉山市青神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志刚犯受贿罪、徇私枉法罪一案。2014年5月16日，青神县法院作出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王志刚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00万元；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100万元。对被告人王志刚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 王志刚不服，上诉至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9月11日，眉山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王志刚的亲朋及关心此案的社会人士，见到了法庭上的王志刚：浅浅的短发，黑色运动背心。在整个上午和下午的庭审里，大部分时间是王志刚在陈述上诉理由。主要有：第一，一审法院审理时未通知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未审查上诉人提出验伤申请，程序违法；第二，一审判决未排除非法证据，事实认定错误；第三，上诉人王志刚在办理彭涛取保候审过程中正常履行职务，没有徇私枉法，不构成该罪。王志刚的辩护人还提出如下辩护意见：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收受袁某某160万元、梁某某40万元、陈某某40万元、李某某66万元、王某某79.95万元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第二，上诉人王志刚没有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第三，上诉人王志刚没有占有曾某某所送200克黄金的主观故意，不宜认定为受贿；第四，杨某某所送20万元，是与上诉人王志刚之间的民间借贷。 11月7日，眉山市中院下达“（2014）眉刑终字第4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做出这个结论之前，眉山中院都逐一阐述了“不予采纳”的理由。比如：上诉人王志刚的辩护人所提一审判决认定王志刚收受袁某某160万元、梁某某40万元、陈某某40万元、李某某66万元、王某某79.95万元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辩护意见。 “经查，证实以上5笔受贿事实的证据有请托人的证言，以及关于请托事由的相关书证、证人证言，且王志刚在办案机关调查过程中亲笔书写的自书材料以及2012年12月14日的供述中予以承认。虽王志刚在之后的讯问及庭审中予以否认，但不影响其以前供述的真实性。受贿犯罪较为隐蔽，行、受贿双方关于犯罪行为的供认，是据以定案的关键证据。虽王志刚的供述与请托人的证言在某些细节上不能吻合，但对于受贿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能够得到印证，一审根据在案证据作出相应事实认定，并无不当。王志刚及其辩护人的前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再如：王志刚的辩护人提出，杨某某所送20万元，是与上诉人王志刚之间的“民间借贷”。 “经查，王志刚之女于2008年购买住房，其购房款26万，是王志刚亲属用代为其保管的126万元进行支付。王志刚于2011年向杨某某‘借款’20万为其女儿购房的行为，既无借款的必要，也无使用的实际，更无归还的表示，故应认定为王志刚以借款之名行索贿之实。” 《刑事裁定书》写道：“上诉人王志刚犯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11月17日，王志刚已被解押至锦江监狱服刑。自我剖析第一次收礼。“那是1985年左右，当时我还没结婚，只是眉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一名小侦查员。” 第一次送礼。“一个周末的晚上，见灯亮着，就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开了领导家的门……” 第一次出轨、第一次投资经商办企业、第一次进入娱乐城…… “1995年以后，因为自己职务的升迁、权力的增大，自我的私欲极度膨胀。” 后记知耻后勇为荣誉而战王志刚案，给眉山警方带来的震动，几乎人人都可以想见。眉山市公安局一位领导分析：王志刚之所以受贿那么多，是因为他握有处罚权，“很多人就勾兑他。做市局副局长时他分管‘四侦’，即刑侦支队、经侦支队、技侦支队、禁毒支队，最后又加了个财务。实权很大，有时甚至‘一把手’的意见他都不理。” 目前，眉山警方以“知耻后勇”之姿态，为荣誉而战。对内高压管理——执行“两个凡是”政策：凡是涉赌场所被上一级公安机关查处一次的，辖区派出所所长诫勉谈话一次；凡是同一涉赌场所被查处两次以上的，视情况免除辖区派出所所长职务；对外高压打击——执行“三个一律”原则：对查获的电玩涉赌场所参赌人员，一律治安拘留，对开设赌场的老板一律刑事处理，对说情的党员干部一律交纪委处理。同时实施“三个必查”：有群众举报必查，有媒体报道必查，有领导批示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