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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福山和相依为命的老伴符福山手持当年那份改变自己命运的文件原标题：三女生当年揭发老“奸污” 自己40年后承认“诬告” 三女生当年揭发老师“奸污”自己，四十年后齐出面澄清“诬告”替师求平反。81岁的符福山期盼在有生之年能查清真相文/羊城晚报记者罗坪温建敏图/艾修煜 12月4日，国家首个宪法日，海南省文昌市下了一场清冷小雨。 81岁的符福山，在家接到文昌法院的电话，欲了解海南省高院转发的“强奸冤案”信访案。他穿好雨衣挥别妻子出门，准备等法院了解完案情，再次到市委组织部、政法委等部门信访。从1974年到2014年——40年来，符福山辗转政府各部门，接连就所谓的“强奸冤案”信访达数百余次。这是一个耗尽耐心的故事——1973年，一桩“奸污”谜案，将符福山的人生划成了对等的两半：前40年，他是人民教师；后40年，他被三女生揭发奸污，遭除名并一生背负辱名。符福山声称是“冤案”，四处申诉平反，至今40年无果。符福山40年不懈的行动，终唤起当年3个“被奸污”女学生的良心回归。如今，她们齐齐作证：为能被推荐上高中，当年3人受人蛊惑，作伪证诬告“遭奸污”。她们期待法治与真相的归来，希望官方还原事实，给予老师平反。对此，文昌市政法委表示：当年调查程序不规范，结论有失实之处。但现3名“受害女生”的新证词，不足以推翻原案。一起“奸污”谜案，久拖四十年未决，真相何以如此遥远？为此，羊城晚报记者两赴海南调查。 A 揭发被指“奸污”3名女生 81岁的符福山，家住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泰山村。造访其家，需绕行重重弯道，一条崭新的水泥路从他家门前经过。身为地道农民的符福山，肤色黧黑身形消瘦，皱纹如沟壑爬满脸庞。如今他育有三子，但都不怎么识字，站在他身后的妻子，俯身驮背，说一口外人听不懂的方言。符福山出现在记者镜头前时，穿着一套老式军绿色中山装，头发修剪得甚是整洁。走进他居住的低矮厢房，一幅彩色、崭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合影油画，映入眼帘。符福山说，那是他从镇上油画店买的。符是村里为数不多能写能画的老人，40年前，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人民教师。因被揭发“奸污”3名女学生，1973年符福山遭组织部除名，40年时间里，他一直头顶“强奸犯”的辱名，为乡邻所鄙夷。同时，因多达数百次的“申冤信访”，他也为众人所同情。2010年，文昌市政法委一纸措辞委婉的《涉法涉诉协议》，让符福山成了一个彻底的老上访户。事情，还需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海南行政区划隶属广东，设有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 1962年，符福山从海南文昌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文昌县当时的抱罗公社任教。其先是在梅桂山小学（当时为立新小学）任教，负责学校的文艺、思想宣传，1969年下半年他被调到东风小学。据其回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此前任教的梅桂山小学，存在两个派系：一个是学校领导符某和陈某组成的“旗派”，一个是他参与的“联派”。据符福山称，因卷入派系斗争，一场搜集他材料罗列其“罪名”的行动，在梅桂山小学展开。一个特殊的背景是，符福山先后在梅桂山小学和东风小学任教，均担任文娱老师。据其称，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派性之间的互相攻击，使他成为牺牲品。 “1968年到1970年里，校方旗派的人说我在校任文娱教师期间，先后奸污了学校里的3名女学生，而且还有她们的亲笔检举信。”令他倍感震惊的是，3名检举的女生分别为林晴、林会群，林庆菊。这3名女生，正是他身为学校文娱老师名下思想宣传队的队员；还有一名指控与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叫林秋梅，是他早年表白遭拒的对象，并非学生身份。符福山表示，1970年7月25日，“旗派”的人员将他关进了公社一间不到3平方米的小屋子，开始轮流审讯，并采取暴力让其承认强奸女学生。“我当时坚决不承认，他们没有办法，后来就叫来了我母亲，逼迫我承认。为了避免连累家人以及家破人亡，我只好承认了同她们通奸，并且摁上了手印。” 1972年10月，抱罗学区专案小组在红旗小学召开全体教师大会，会上由抱罗公社文教助理何一洲，宣布将符福山开除出教师队伍。从此，符福山被遣回到了老家文昌市头苑办事处造福管区泰山村，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 B 除名受尽歧视屡次“申冤” 被指多次奸污多名女学生的符福山，在遭学校口头宣布开除教师队伍后，并没有接到相关部门的正式文件通知。羊城晚报记者调阅当年的原始档案发现，时隔一年之后，即在1973年10月17日，文昌县委组织部才正式做出（73）107号处分决定文件。这份迟到一年之久的官方决定文件，保存在如今的文昌市委组织部《文化大革命审查报告》中。该原件已经泛黄，文件内容如是——符福山系有妇之夫，由于道德品质败坏，作风恶劣，在当教师期间，先后奸污女学生3名，戏弄3名——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符在抱罗公社立新小学在任教期间，乘“文化大革命”派性斗争之机，拉拢一些男、女学生到符房间睡觉。该文称称，符福山多次奸污女学生，决定给予开除教师队伍。 “既然认定我奸污3名女学生，当时为什么不判我流氓罪名，拉去枪毙？”符福山称即使在今天，强奸幼女也是犯罪，更何况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据此，他表示，当时由于对方“捏造”的证据不足，故没有办法“法办”自己，仅是给予开除教师队伍的决定。从一名人民教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身负辱名的农民，符福山称自己在乡亲们中开始了忍辱负重的生活。符福山透露，从最初村民对他的尊敬，到后来“我说什么话他们都认为是假的，成了一个不可信的人。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到过申冤，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哪有条件去申诉？” 符福山的大儿子称，父亲被除名返回老家后，因其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他和两个弟弟生活、学业均受到严重影响。三兄弟在学校上学时，同学们都对其大肆嘲笑，称他们是强奸犯的儿子，最终，兄弟三人都没有顺利小学毕业，便返家务农了。符福山表示，因违心承认奸污女学生，对自己和家庭造成了严重影响，大约从1974年起他开始了申诉之路。“1977年，我连续上访后，案件曾出现一线转机。”符福山称，当年文昌县教育局通知他，可到县组织部领取复职介绍信，但前提是“要承认奸污一名女生，才可恢复工作”。 1978年，符福山通过书面形式承认在“文革”时，与13岁的女学生林晴发生了性关系。“过去承认，现在承认，将来承认，入土后也承认。”这份承认说明书，同样在原始档案中被保留下来。但事后符福山并未恢复教职，事情真相的调查被耽搁下来，直至改革开放。 1982年前后，不少事情都得到了平反。此时，符福山想及自己的事情也应该给个清白，遂开始向文昌市教育局等部门继续信访，然而因1978年签下书面承认书，他并未等来结果。从此，他胸前常挂一个要求平反的牌子，经常出入政府部门。后来，又做了一个牌子安在了单车上，天天上街申冤，希望能得到平反。 C 澄清三女生齐称系“诬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既然符福山已经多年上访，该案为何没有进入调查视野？对此，时任文昌县教育局办公室一位陈姓主任曾透露：类似符福山这种事情，“文革”时期在文昌曾经发生很多起。 1978年，文昌教育局成立了专门的平反机构，做了一些平反工作。由于当年教育局找不到揭发的那3名女生，该案未能展开全面调查，真相的彻查也就被耽搁。不过符福山另称，原来学校的领导、派系的对方在改革开放后调入教育局工作，也致使他的案件无法正常进行调查。对此，文昌教育局及组织部，均否认此说法。事情的再一次转机，出现在2004年。符福山称，他当年的学生符积炳在听说其信访遭遇后，深为同情，开始替他寻找当事人。2005年2月12日，符积炳致电符福山，让他到文昌市城区的某一个茶馆见一个人。到了茶馆后，符福山看到了符积炳和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在等他，“那个女人就是林会群，30多年没有见面的学生了，我根本认不出来。” “林会群见到我，显得有些拘谨。后来，她说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听了以后简直是难以置信。原来是当时学校的领导教唆女学生，以推荐升学为由，让学生编造被我强奸的罪行，陷害我。”符福山称，当他听闻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到既震惊又愤怒。从2005年开始，在符积炳的帮助下，当年称“被强奸”的三个女学生被逐一找到。她们分别为：林晴、林会群、林庆菊。符福山和3人见面后获知，当时被诬陷的经过几乎一致：“由学校当时一位老师写好揭发材料，然后再由学生抄写一遍，摁上手印，就成了老师奸污学生的罪状”。 12月4日，羊城晚报记者经由符积炳，联系上了案发当事人。谈及具体“揭发”原因，林晴和林会群均称：“文革”爆发后，当时的中学并没有正规的高中招录考试。为能被推荐上高中，她们听从派系头头潘某的“教导”，抄材料揭发符福山奸污自己，以换取上高中的机会。 “当时，我们都只有13岁，对性的概念不像现在的学生那么清楚。”林会群回忆，当时她们正读初中二年级（当时小学为五年制，初中、高中均为两年制），上高中需“推荐”。林会群澄清称，当被告知整黑材料，揭发符福山才有机会上高中，两人没多想后果，便参与了“揭发”。1969年，在参与揭发后，林会群称自己和林晴都如愿升上高中。但之后，她们两人均背上了被奸污、乱搞男女关系的坏名声，自己也成了这个事件的受害者。七十年代末，林晴与林会群两人分别远嫁到乐东黎族自治县和昌江黎族自治县。 30余年过去，两人都已嫁为人妻生儿育女。2006年，当听闻符福山还活着，并为“奸污”一案信访达三十余年，林会群和林晴均表示愿意站出来说出“真相”。羊城晚报记者梳理该案发现，从2005年开始，符福山被指“奸污”女学生求申冤平反的新闻开始受到当地媒体的关注，随后，林晴与林会群分别写证词，寄到文昌教育局，希望重启调查。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在文昌县委组织部发出的（73）107号处分决定文件中，3名被指遭符福山奸污的“女学生”中，除林晴、林会群、林庆菊外，还有林秋梅。不过林秋梅公开回应称，自己并非学生，她因年龄和符福山相仿，符曾经向她求过婚，遭拒后就再也没有发生来往过。在这份组织部发文的文件中，她是被以学生的名义牵扯进来，自己并不知情。 D 官方当年调查结论有失实真相调查得以推进的转机，再一次出现是在2007年3月。记者梳理该案看到，这年的3月，海南当地的主流媒体，以大篇幅的报道对符福山之遭遇予以披露。随后，文昌市委组织部、教育局回应称：会找到“澄清事实”的3名女生，彻底调查事情真相。此后的调查，持续了两年之久。12月5日，羊城晚报记者在文昌市通过调阅组织部现保存的原始档案获悉：符福山涉嫌“奸污3名女生”的文革遗案，主要由当地政法委牵头，于2009年联同文昌市公安局法制股、文昌市检察院犯罪预防科、文昌市法院立案庭、文昌市教育局等多个部门，进行了联合调查。 2009年8月，文昌市政法委回复协查符福山历史问题的函，称：一、符福山1967-1969年在抱罗梅桂山小学当教师期间，已是有妇之夫，与该校女学生林晴（林少琳，当年仅13岁）发生男女两性关系是事实。二、符福山原不是我们司法机关处理，应有组织部门处理。同时官方还在相关的函件中，否认了符福山在“文革”中因卷入派系斗争遭陷害的说法。令人玩味的是，该份真相复查的函件，认定了符福山与林晴发生两性关系，但并未提及符福山“奸污”的另外两名女生林会群、林庆菊。这是否意味着，林会群、林庆菊40年后的翻供言词，确实为真？对此，12月5日，羊城晚报记者就此疑问向文昌市政法委求证。政法委执法监督科一工作人员称，真相的彻查已过去多年，领导也换了多批，如今的政法委的工作人员，无一人能对此做出回应。事情并未就此沉寂。在得到调查部门给出如此的答复后，在官方眼中“性格偏执”的符福山又选择了信访、申诉之路。记者获悉，符先后向海南省委组织部、国家教育部递交过申诉材料，内容包括3名“被奸污”女生的最新证词。记者查询原始档案获悉，海南省委组织部在2009年琼组函（2009）11号文中，向文昌市委组织部表达如下了意见：应先由有权处理遗留案件的职能部门据案复查，再有组织部进行复审。对此，文昌市委组织部干部科一工作人员表示：直至今天，组织部对该案的定性，仍以2009年8月文昌政法委认定的“结论”为准。因当年参与真相调查的部门较多，组织部不可能单独对该案做出“新的结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当事双方提交的新证据，仍不足以推翻原定性。”依据何在？相关人员表示，因当事人符福山当年自己曾书面承认过与林晴发生过关系，其原话为：过去承认，现在承认，将来承认，入土后也承认。 2010年8月，在符福山坚持信访多达数百次之后，文昌市政法委与符福山签订了一份《涉法涉诉救助协议》。该协议书写明：2009年12月，经政法委主要领导批示对该案再次调查、研究讨论，认为：1973年（文昌）县委保卫组（负责政法工作）的调查程序不规范，结论有失实之处。1973年县委组织部据此做出的“处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由此导致符福山多次申诉，政法部门负有一定责任。根据协议内容，政法委在考虑符福山生活艰辛后，决定一次性救助其5万元。但前提条件为：符福山承诺今后不再以同一理由向任何部门上访、申诉、控告，也不得提出国家赔偿，协议一旦生效有关部门将不再受理符的申诉。对此，文昌市委组织部一工作人员表示，市政法委的这一协议，事后让政府感到“很尴尬”：其出发点可能是息访，但要求当事人放弃申诉权利，显然违背法治精神。 E 期盼在有生之年查清真相符福山为何当时选择领取5万元救助，而据协议临时放弃了申诉？其称，当时自己得了重病，需要一笔医疗费，做出此举实属无奈。如今自己选择重新申诉，要求官方再次调查真相，是要还自己一生的清白。一位不愿透明姓名、当时参与复查的法制干部向羊城晚报记者透露，2009年复查符案时，文昌政法委连同多个部门调查，即使这样查起来也很是头疼。“案子发生在动荡的年代，当时根本没有公、检、法机构，仅由保卫组代行所有职能，这样做出的证据链条，有多少可以采信？很难办。” 记者在查阅符案的原始档案看到：1968年4月13日文昌县成立了文昌革命委员会。其下设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和保卫组，各组又下设了多个办公室，当年此四大组取代文昌县委各大机构。其中，保卫组第五办公室负责审理、批捕、起诉、判刑，揽下了当时司法体制下的公、检、法职能。符福山涉“奸污”一案，正是在“文革”爆发中由该办公室负责审查。如今的符福山，是文昌市头苑办事处造福管区泰山村一个普通的农民，40年前的那件事彻底改变了他及家人一生的命运。“我已经81岁了，还能活多少年呢？一生背负着强奸犯的辱名，让我抬不起头。”符称，现在他并不责怪林晴、林会群两个参与“揭发”的女生，更怪不上知情的林秋梅。相反他倒感激她们在有家室儿女的情况下，愿意站出来澄清当年的“真相”。直至今天，该谜案的真相调查进展，仍卡在1978年“符曾承认与林晴发生性关系”这一环节上。记者从最早的卷宗中获悉，符被指在“山林里先后强奸林晴十八次之多，直到1969年下半年，符调出学校后才断绝关系。”对此，如今反过来替师求平反的当事人林晴表示，当年的揭发全是“诬告”。她称七年前，相关部门只找到她了解过一次情况，此后再无下文。 “我那个时候小，不懂事，是受别人的指使才那样做，很对不起符老师，害了他一辈子。”面对记者，林晴称，她现在愿意等由司法机关牵头，重新调查该案。而对符福山而言，他表示自己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司法部门、教育部门在他有生之年，查清真相。如今，符福山仍保持着几乎每天买一份报纸的习惯，他选择性地阅读每天的法治新闻，并将有涉及类似案情的新闻报道，剪切下来予以保存。文昌市委组织部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看到符福山长年累月地上访，相关部门其实亦表示深为同情。事已至此，在组织部单方无法得出真相结论的情况下，其建议符福山本人聘请律师进行跟进。只是符福山并不知道，这条真相之路，他还要走多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晴、林会群、林庆菊、林秋梅均为化名) 符福山“奸污案”时间表 1962年，符福山从文昌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文昌县当时的抱罗公社梅挂山小学任教。 1969年，符福山调入东风小学，担任文娱教师，指导林晴、林会群等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 1970年—1972年，符福山被林晴、林会群等揭发“奸污”自己，遭学校除名。 1973年，文昌县委组织部正式发文，宣布将符福山开除教师队伍，林晴、林会群升入高中。 1974年——1978年，符福山接连上访“申冤”，于1978年写承认书，承认“奸污”林晴。 1979年——2006年，继续到各部门上访，次数达300余次。 2006年年底，3名“揭发”女生被逐一找到，写证词澄清当年“诬告”，希望调查真相。 2007年——2008年，政法委连同多个部门启动调查，认定“符与林晴发生性关系”属实。 2009年——2010年，符福山再次向海南省组织部、国家教育部上访，要求“平反”。 2010年8月，符与文昌政法委签订《涉法涉诉救助协议》：政法委承认当年调查结论有失实之处，符上访政法委负有一定责任；符同时领取5万元救助，承诺不再上访。 2010——2014年，符福山与“揭发”女生林晴、林会群等，要求再次调查真相，予以平反。相关链接邢诒学的雪冤之路邢诒学，海南文昌人，原为海口市第十三小学教师。 2005年全国公安系统大接访，7月18日在海口市公安局设的接访点，65岁的邢诒学向接待他的海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彭晓敏反映，1966年1月17日晚，海口市公安局与市教育局联合宣布：邢诒学强奸了一位女学生，已被划为“坏分子”，清除出队（教师队伍），勒令其次日回文昌老家。从此，邢诒学“沉冤”40载，与三尺讲台无缘，被遣送回老家文昌卖药为生。2005年7月21日，彭晓敏批示海口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教育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邢诒学反映的人和事进行调查。从当时海口市教育局保存的邢诒学“无头档案”中可以看到，反映邢诒学“强奸”事实为一张登记表。这张表上关于邢诒学的“一贯表现”，用了“品德败坏、流氓成性”这样的词语。据复查办案人员透露，当时海南开展“打击流氓运动”，主要由公安部门派员调查，并成立了“打击流氓运动”办公室，从各党支部抽调专人配合调查。邢被指强奸学生后，对于是学生自己揭发，还是有关人员找学生来作的材料，他均不知情。对于当时办案，为什么落实“罪行”后没有对所谓的“流氓分子”进行更为严厉的刑罚，而只是开除公职、划为“坏分子”并驱逐回家？相关人员解释称，对“打击流氓运动”中揪出的人员，当时普遍采取这一处理办法。 2005年8月31日，经过对16人的调查，联合调查组得出结论：邢诒学“强奸”女学生没有事实依据。随后，海口教育部门为邢诒学落实政策给予其退休待遇。2005年年底，邢诒学拿到了他盼望39年的一封文书———《海口市教育局关于对邢诒学同志落实政策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66岁的邢诒学被落实了政策。2006年3月18日，邢诒学领到了每月1533元的退休工资，并流下了眼泪。

战功赫赫的中共开国中将王近山，与年轻漂亮的小姨子韩秀荣传出绯闻，当小姨子被妇联带走并从人间蒸发后，坚决同结发妻子韩岫岩离婚，受到严厉处分，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降职到河南省一个条件艰苦的农场任副场长，成为轰动一时的“铡美案”典型。出人意料的是，王近山下放河南时，女勤务员黄慎荣跟随当保姆，几个月后两人结婚，并先后生下两个孩子。王近山的婚变，曾轰动全国、震惊中央，真正内情却鲜为人知。几十年后，王近山与韩岫岩的女儿王媛媛，在《解放军生活》杂志2010年4月刊首次向世人揭开了这起“铡美案”的真相。全文如下。王近山（1915-1978）看过《亮剑》的人，一定会为李云龙打仗和追求爱情的那股“疯”劲而动容，尤其是他和女护士田雨那惊涛骇浪般的爱情，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殊不知，作为李云龙的原型，我的父亲王近山的情感经历，其实比电视剧更精彩、更传奇。母亲就像一只刺猬，深爱着父亲却总在不经意间将他刺得遍体鳞伤父亲与母亲的相识，缘于父亲的一次受伤。那是父亲在神头岭战斗中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碰巧是母亲负责护理。父亲一眼就看中了漂亮的母亲，母亲对父亲也是一见钟情。一同住院的陈锡联将军，一看两人郎才女貌，便暗中牵线搭桥。一年后，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结婚那天，父亲骑着大红马来到医院，把母亲拉上马就接走了。当时，年轻护士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说母亲是去结婚的。父亲毫不掩饰对母亲的爱，甚至有些漂亮的仗还是为保护母亲所打。一次，父亲率部赶去延安，途中忽然听说后勤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其中包括母亲所在的医院。这还得了！父亲立刻率部返回解救，正巧遇上日本鬼子的"战地观摩团"。当时通讯设备落后，请示上级已经来不及了。眼见一块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的道理？父亲果断部署了战斗，就像神兵天降打得小鬼子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一战，不但重创了小鬼子观摩团，也解救了被围的后勤部队和母亲。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父亲却总是带着当军医的母亲出征，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母亲为此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即使怀了孕，也得挺着大肚子跟着东奔西跑，但她从无怨言。有一次，怀孕的母亲随部队转移爬山，一不留神从山上滚下来，母亲受伤，孩子也不幸流产。为此，父亲心痛极了，发誓再也不让母亲受到伤害。父亲想了个绝妙的方法，为母亲设计了“豪华”的交通工具——一辆骡子拉着的平板车。为了遮风避雨，他又在板车四周搭起了棉布帘子，乍一看，就像农村娶亲用的大花轿呢！那段时间，母亲就坐着这辆“山寨”版的大花轿，很是“招摇”地跟着父亲南征北战。后来，刘伯承元帅在路上碰到了，正要为这如此打眼的“大花轿”发脾气，可一听说里面坐的是“王疯子”的媳妇，说了声“哦，原来是王夫人”，就笑着打马走了。母亲对父亲，也是爱得死去活来。其实母亲原名叫韩秀兰，就因为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山”字，她便冥思苦想把名字改成了韩岫岩。也真为难她，居然一下改出了两个“山”。可不曾想多年后，母亲竟成为压在父亲头上的“大山”！ 1953年初冬，母亲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也就是我。为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父亲给我取名王援援。虽然我已是母亲所生的第六个孩子，但母亲却仍像刚生下第一个孩子那样兴奋，因为我长得特别像大姐苏红。苏红是父母结婚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却不幸于5岁时生病夭折，是母亲心中最大的痛。一开始，父亲开心地打量可爱的我，却很快变得心事重重，沉吟良久才尴尬地说：“这个孩子，我已答应送给老朱了！” 原来，在朝鲜战场，父亲的司机朱铁民多次冒死保护父亲，父亲十分感动，便对因妻子患肾病没有生育的司机许诺：回国后再生的第一个孩子就送给他。母亲一听惊呆了，满脸喜悦之情顿时消失，继而大发雷霆，坚决不允：“谁让你自作主张把孩子送人啦？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父亲咬着牙，一声不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再提起此事。大家都以为父亲忘记了此事，其实一诺千金的父亲却又怎会忘了自己的承诺？于是，在我两岁刚上幼儿园的时候，父亲将我交给了司机朱铁民：“孩子给你了，可以让她跟你姓朱，我每月给你40元钱做她的生活费。” 从此，我多了一个爸爸，并改名叫“朱元”。为了区分两个爸爸，我把他们分别叫做司机爸爸、司令爸爸。后来我的司机爸爸说，当时父亲催他抱我走时，他都有点不敢相信，回首时，看见一向坚毅的父亲眼里竟含着泪水。现在想来，父亲当时一定也经过了极其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后和母亲也一定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虽说我被送给司机爸爸做女儿，但其实我和父母并没有分开，因为大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司机爸爸住前院，父母住后院。对于父亲将我送人，我也没有一点儿恨。因为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对我宠爱备至，总是给我穿最好的、吃最好的，可以说，我得到了其他兄弟姐妹们没有的另一种宠爱。但是，在母亲的心里却埋下了对父亲不可原谅的恨，从此两人之间摩擦不断。据兄弟姐妹们说，为了表示对父亲将我送人的怨恨，母亲和父亲开始不停地争吵、赌气，母亲发誓再也不生孩子了，又是吃麝香又是用麝香，因为她听说麝香可以避孕。父亲和母亲都是个性很强的人，争吵起来总是互不相让，越吵越厉害，脾气暴躁的父亲常常气得在家里“噼里啪啦”地摔东西……夫妻感情发生裂痕时，总是很难心平气和地交流，怀疑与猜忌也会像毒蛇一样缠上身来。父亲喜欢跳交谊舞，母亲也曾是他最好的舞伴，但闹矛盾后母亲就不再陪他去跳舞了。母亲不跟父亲去，可她又不甘心别的女人跟他跳，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把我小姨接到家里，由她陪我父亲跳舞。小姨韩秀荣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对年轻的将军父亲十分崇拜。父亲因为与母亲闹别扭，身边也没个说心里话的人，活泼开朗的小姨就像是沉闷的天空射进的一缕阳光，给父亲带来了光明和快乐。可母亲看到父亲和小姨一到周末就出双入对地去跳舞，平日里两人也谈笑风生，竟开始怀疑父亲与小姨好上了，越来越厌恶父亲跳舞。她说：“一男一女搂抱在一起，不跳出毛病才怪呢？” 父亲负过七次伤，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骨折过，他穿的皮鞋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5厘米，这样才能正常走路。母亲竟拿此来讽刺父亲：“别看他腿瘸，一跳舞就不瘸了。”母亲误解了父亲和小姨，她更伤心，恨自己最爱的两个亲人如此对不起她。母亲越来越不信任父亲，不论他去上班还是开会，都要严加盘问，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母亲就像一只刺猬，深爱着父亲，却总是在不经意间将他刺得遍体鳞伤，最后竟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父亲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一点也没有解恨的快感其实，父亲一开始并没有离婚的打算，毕竟是结发夫妻，又有了那么多的儿女，谁家没有点磕磕碰碰呀？可是母亲不顾及父亲的感受，她固执而暴躁的做法使事态进一步升级。母亲使用了当时最典型的做法：发动亲友声讨、找组织、去妇联。姥姥、姥爷一直特别疼爱母亲，对母亲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于是全家人对父亲和小姨群起而攻之。没过多久，在母亲的投诉下，小姨也被妇联的同志带走，被发落到遥远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医院工作。而且“上级”有指示：韩秀荣不能再回北京的家了，也不能在北京、天津等地工作（因为离父亲太近），越远越好！对于自己的遭遇，小姨也曾经疑惑过，还给父亲写过信，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到回音。倔强的小姨没有怨恨，没有哀求，孤身一人带着一叠沉重的 “生活作风问题”档案，去了偏远的边疆，并在那里扎根成家。可想而知，那是一种怎样的磨难！从此，年轻漂亮的小姨像是从人间蒸发了。几十年来，我们兄弟姐妹甚至都不知道小姨是否还在人世。直到2007年母亲去世，她再次回到北京，和大舅一起向母亲遗体告别，我们才再次见到她，到这时，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这一别，竟是整整50年！而事实上，小姨的离开，不仅没能缓和父母的矛盾，反而使事态迅速激化。父亲见母亲如此对待自己的妹妹，气愤地提出离婚。母亲更不服气了，她希望引起组织、直至中央领导的重视，用最激烈、最强硬的手法征服父亲、解决问题。母亲天真地以为，利用组织来施加压力，就能使父亲回心转意，屈服于她。于是，母亲一级级上访，一级级投诉，本来只是两个人的争执，逐渐延伸到北京军区直至中央，最后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又亲自指定刘少奇出面处理。应该说，如果父亲当时能退一步的话，也许能“海阔天空”，起码职务、地位和家庭都能保住。而且，婚姻问题对于夫妻来讲，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关键是如何处理。然而，母亲的极端做法，却将父亲伤得体无完肤。王近山是谁啊？那可是死都不怕、出了名的“疯子”将军，他怎么可能容忍如此伤他的自尊心？于是，他坚定地把一纸“离婚诉讼状”送上了中央！父亲的离婚案，一时间引起了全军乃至全国的一片哗然。当时，有不少高级干部厌倦了原配夫人，换老婆现象比较严重。党中央为严厉打击这种不正之风，对很多干部进行了严厉处分，人们称之为“铡美案”。被母亲一闹，父亲也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竟成了“铡美案”典型。父亲的老战友以及很多中央领导人找父亲谈话，希望父亲不要离婚，有人甚至暗示说，离婚的话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只要不离婚哪怕是维持现状也行啊！但父亲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离婚我铁定了，组织爱咋办就咋办！”就这样，母亲“挽回”父亲的种种努力，最终换回的却是一纸离婚书。1964年初，父亲和母亲离婚了。父亲和母亲离婚后，中央的处分也很快下来了：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离婚案，最终搞成了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还闹到了毛主席那里。可怜的父亲，没有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千军万马打倒，却因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离婚事件被搞得身败名裂。他曾经的显赫战功被人们忽略了，却落下了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坏名声！很快，父亲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负责上千亩苹果园的种植、养护。父亲没有申辩、抗争，义无反顾地接受组织安排，到河南农场当他的副场长去了。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就这么散了。父亲离开北京之前，孩子们都还在上学。父亲坚持说：“河南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你们不要跟着我去了。”于是，母亲带着除我之外的7个子女，搬到了王府井一个叫帅府园的一栋高干住宅楼里。7个孩子每人每月的抚养费是40元，由父亲供给，母亲掌管。父亲毅然决然地离婚，让母亲恨到了骨子里。可父亲遭到组织严厉的处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一点 “解恨”的快感也没有。看着父亲寂寥地离去，母亲的眼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苍凉和失落。我们兄弟姐妹们甚至觉得，母亲嘴上虽然没说，但她心里肯定还在希望着有一天与父亲重归于好…… 就在父亲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时，曾当过父亲勤务员的黄慎荣阿姨来看他。看到父亲的窘境，温文善良的小黄阿姨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跟着父亲去农场给他当保姆，照顾他的生活。多亏有小黄阿姨无微不至的照顾，曾经身体多处负重伤的父亲才能艰难地度过在黄泛区的漫长岁月。患难中，父亲和小黄阿姨产生了感情，这年10月初，父亲和小黄阿姨结了婚，成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并先后生下两个孩子。听到父亲与小黄阿姨结婚的消息，母亲的脸色“刷”地一下子白了，喃喃地念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其实，母亲当时才40岁出头，完全可以再找合适的对象，但她却始终放不下对父亲的爱与恨，一辈子没有再婚。虽然身在农场，但父亲魂牵梦萦的还是他深爱的部队。在父亲的老部下、时任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的建议下，1968年底，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坦承了自己的“错误”并恳请回部队工作。第二年春，“九大”在京召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父亲的信面呈给毛主席。不久，中央军委批示，恢复父亲6级（副兵团级）待遇，担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父亲重新“出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母亲那里，母亲高兴得像小孩子过年一样。那天，我正准备到学校参加动员去生产建设兵团的学习班。突然，母亲带着大姐和二姐过来了。母亲的眼神异常明亮，一进门就高兴地对我说：“小元儿，你爸爸‘解放’了，在南京军区当副参谋长。他让你们都去南京当兵哪！” 很快，在母亲的安排下，我们兄弟姐妹都陆续来到父亲身边，我到了父亲管辖下的合肥某师医院当女兵。当兵调档案时，母亲出面将我的名字从“朱元”改了回来。对我改名，司机爸爸十分宽容，表示理解。可母亲非但如此，还将“援援”改成了“瑗瑗”，以示我永远是王家的孩子。直到此时我才明白，母亲对父亲将我送人心中有着多深的怨恨啊！虽然母亲和父亲曾相互深深伤害，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的爱永远是那么刻骨铭心父亲回到南京军区后不久，不幸渐感身体不适。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护士经常一大早赶到家里，趁他还在被窝里的时候为他打针，并做一些简单的检查。但是，一到钟点儿，不管完了没有，也不管你如何劝说，父亲都会立刻上车去军区上班。父亲生病的消息传到了母亲那里，母亲心急如焚，毕竟曾是结发夫妻，心中永远抹不去那番惦记。母亲给南京打电话，要求来看望父亲。父亲的秘书接到电话，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能来！首长说了，他就是死也不愿意再见到你！”母亲很伤心，却又费尽心思从北京调到了上海，因为这样她就离父亲能近一点。母亲张罗着为父亲寻医问药，却没有人愿意理会她。母亲始终不甘心，硬是来到了南京，和肖永银叔叔联系要求见父亲。母亲的执著感动了肖叔叔，肖叔叔也希望他们能摒弃前嫌，于是，好心安排了一次让父亲和母亲见面的机会。那是在南京军区大礼堂观看演出，父亲带着小黄阿姨正准备入座，一位“了解内幕”的叔叔过来悄悄地告诉父亲：“韩岫岩也来了！”父亲先是感到震惊，随后掉头而去。父亲回到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我妹妹就在他的身边，父亲说他的心脏病犯了，妹妹赶紧递水送药，等到好了一些，才听他说出了事情的经过。父亲痛苦万分地说：“幸亏我今天没见着，否则，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当时就会昏过去了！”其实，在父亲的内心深处，虽然母亲深深地伤害过他，但父亲对母亲那刻骨铭心的爱却一直不曾淡去。父亲单独跟我们聊天时，经常把母亲挂嘴边，他总是说，你们的母亲如何的好，并告诫我们：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能选择的，也是永远不能背叛的，那就是你们的祖国和母亲！有一天，父亲在卧室里跟我们一起聊家常，氛围舒适且温馨。忽然，不记得父亲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就冲着在阳台上休息的小黄阿姨大叫一声：“韩岫岩……”这一声忘情的呼喊，把我们都惊呆了！当时只觉得空气都凝固了，所有人都呆在了那里，不知所措。父亲意识到自己喊错了名字，就像犯错的小孩子一样，红着脸、低下了头。我从来没见过他眼神那么呆滞，静静地停在那里，半天不再吭声。是啊，这个父亲念叨了几十年的名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却又一直封存和深深地埋藏在父亲的心底。猛然听到父亲呼喊它，怎能不令人震惊啊！经历过一次失败婚姻的磨砺，父亲的性情也似乎变好了很多，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他和小黄阿姨发生争吵。唯一的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小黄阿姨惹恼了父亲，他们在楼上激烈地争吵起来。父亲的暴脾气上来了，我们听到摔东西的声音。我赶紧冲了上去，只见他脱下一只鞋子冲着小黄阿姨扔了过去，小黄阿姨委屈地抽泣着。我赶紧拦住了父亲，真诚地跟父亲说：“爸爸，别生气了！小黄阿姨也挺不容易的，你就多念她的好吧！”父亲居然一下子温和了许多，马上停止发火。这一幕令我动容。父亲已吸取了与母亲婚姻悲剧的教训，学会了宽容和隐忍。就在我们跟着父亲生活得和和美美之际，父亲的病情却开始变得严重。南京军区总医院决定对父亲实行手术检查，腹腔一打开，发现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他的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1978年5月10日，一代将星陨落，年仅63岁的父亲英年早逝。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等送来了花圈，邓小平亲自审定悼词，对父亲的一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央军委补发了父亲担任南京军区顾问的任命。父亲病故后，母亲悲痛欲绝，她非常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却被告知遵照父亲的遗愿不许她参加，母亲因此一度精神恍惚，整日以泪洗面。后来，父亲的骨灰被安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了能经常去陪父亲“说话”，母亲又从上海调回北京海军总医院。我也复员回到北京，在商务部上班，又与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住到了一起。母亲见我年纪老大不小了，却还没有结婚，便四处张罗给我物色对象。在母亲亲自把关下，我与北京某机关的一位干部相恋并迎来了幸福的婚姻。此时的母亲，性情比当年变化了很多，好强的她，开始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每次我和丈夫闹点小别扭，母亲虽然很疼爱我却从不袒护我，总是劝我想开一点，宽容一点。我丈夫总是说，怎么也想不通这样一个慈母，当年竟会和父亲闹得那样惨烈。我想，这大概是几十年来母亲对自己婚姻的深刻反思、吸取教训的结果吧。 1980年，我怀孕了。当时是高龄产妇，又高度妊娠中毒，整个过程十分痛苦，不堪回首。有一段时间，我出现了流产先兆，当时在海军总院当副院长的母亲把我接过去休养、调理，天天带着我看医生，陪着我打针、吃药、保胎。产后第三天，护士把孩子抱过来，我看了一眼孩子，整个心就全被她占满了。有了做妈妈的感受，我真正体会到母亲反对父亲将我送人的那种心情，那是一种连带着筋、穿透神经的骨肉之痛啊！当年，母亲为了争夺我，一度对我的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十分怨恨，更是极少与他们来往。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后，母亲也大彻大悟了，不再怨恨他们，还和司机爸爸、美卿妈妈一起照顾我，帮我带孩子。母亲还说她的房子大，让我和司机爸爸、美卿妈妈都过去住。于是，我们全都住到母亲家里，组成了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在大家的呵护下，我的女儿渐渐长大，顺利升入大学，并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模特。母亲一天天地老去，1986年，母亲从海军总医院离休。母亲的时间宽裕多了，就经常将我们兄弟姐妹叫到身边，絮絮叨叨地跟我们讲过去她和父亲的点点滴滴。母亲常常流露出懊恼，后悔当时的固执和冲动，她始终不承认她跟父亲离了婚，还说她从来就没见过他们的离婚证书。母亲的家里，一直都挂着父亲的那张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的彩色大照片。母亲还将自己一张彩照放大到和父亲照片一样大，并排挂在客厅的墙上。每逢过年的晚上，母亲都要做上一大堆好吃的饭菜，摆在父亲大照片下面的桌子上，点上一炉香，再摆上一副给父亲专用的碗筷和酒杯，絮絮叨叨地跟父亲说上一阵儿悄悄话，才开始吃年夜饭，年年如此！有一次，母亲和我们正在山南海北地聊着天，忽然就犯糊涂了，说道：“不跟你们说了，我该给你爸爸做饭去了。”还有一次，母亲听说王家列了祖宗牌位，她便说她是父亲明媒正娶的老婆，要大哥去把她排在王家的牌位里。大哥被她缠得没了办法，只好敷衍说已经给她排了位，她这才安静下来。 2007年6月，母亲的病情恶化。临终前一周，母亲挣扎着要到父亲墓前去祭拜。我们兄弟姐妹怎么劝阻都拦不住，最后只得开车将母亲送到了八宝山。下了车，母亲的情绪特别好，竟不让我们搀扶，自己走到父亲墓前。母亲给父亲献上鲜花，一手轻轻地摩挲着父亲的墓碑，深情地喊着父亲的名字：“近山，近山，我最亲密的朋友，我马上来陪你了。” 母亲去世的前一天，二哥陪着她有说有笑，还趁她老人家高兴拍了几张照片。母亲忽然铿锵有力地说：“王近山是我的好朋友、好战友，我要去找我的好朋友王近山去了！”这是母亲所说的最后的话，作为子女，母亲的这句话，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感慨和震撼啊！ 6月的一个凌晨，母亲静静地走了，终年86岁。听闻噩耗，我和二哥冲进病房，抱头痛哭……母亲去世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父亲的墓紧紧相邻。每年的清明和父母祭日，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拜祭。母亲去世两周年的祭日，我们兄弟姐妹又来到父母的陵墓前悼念父母。看着母亲和父亲紧挨着的墓碑，我顿觉百感交集：母亲和父亲前半生爱得轰轰烈烈，后半生却因爱生罅隙以至反目。如果当初多一些宽容，也许他们就不会分离！现在，他们终于在天国团聚，历经了人生风雨，他们一定更加珍惜了…… 王近山（1915-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