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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手迹长期以来，关于“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除了民间说法、学者观点之外，历史当事人如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忆、分析和检讨。张学良参加过国共内战，由于特殊的经历，出于对国共两党的深刻了解，他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对这一问题作了有异于一般学者和其他当事人的总结。这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文本为主要材料来梳理张学良的相关认识。这一文本所述内容广泛，涉及领域颇多，将岁月抽打过的个人记忆叙述得声情并茂，将长期反复推敲过的思考结论讲得既清楚又深刻。细细研磨，虽然也可以发现有被所处政治生态和群体记忆扭曲的痕迹，但总体上不掩其率性纯真和一语破的的特色。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人们尽管对战略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但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无人忽略，那就是判断、手段和目的。简言之，战略要解决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过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的重大问题。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共产党您‘剿’不完！” 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除了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第三，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所以，前线军队有令不从。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剿共”前线总指挥、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西北军。他说：“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一个前线总指挥，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儿媳妇一样，我怎么做？没法做了。你没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把张学良在口述中围绕的战略基本要素拼接起来，可以看出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张学良在口述中没有提到“战略”一词，有的人认为他的口述通篇表述“乱七八糟”，所述内容“七零八落”，更有甚者说他纯是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笔者认为，张学良口述方式虽然有失科学，但不失艺术；表述虽然有失语言规范，但不失具体生动；观点虽然有失系统，甚至像火花一样，一闪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只要认真研读，就能发现有条逻辑链条贯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后。以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一问题为例，就会发现他的回忆和分析基本上是围绕战略基本要素而展开的，把这些“崩豆”式的叙述拼接起来，就会发现一位军事家的系统思想在零乱中跃然纸上。战略首先着眼于长远问题。那什么是长远问题呢？当然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国家战略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利益。而张学良对国民党军事失败原因的分析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家战略是由政府官员参与制定的，由不是为了国家的一群人制定出的战略还能是国家至上的战略吗？更不用指望它能解决国家长远问题。长远的问题要靠深思熟虑来解决，战争年代难得聚到一起的国民党将军们竞相以低级打油诗来消磨会议时间，这样的会议怎能有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出笼呢。战略的第二个特点是全局性。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不可能是简单界定的准则，它是一种思想方法，要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机问题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全局性问题，而不是以前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对国民党政权构成的威胁”。这是当时的形势，如果“排列优先”，抗日一定是第一位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显然不是“最有效的行动路线”。所以张学良说：“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宁可叛变。”国民党放弃全局性问题，将可以动员的所有战争资源都用在内战战场，使本来有限的抗日有生力量在内战中被不断地消耗。这样的战略无疑是错误的。战略的第三个特点是高层次重大问题。什么是高层次重大问题？张学良首先强调的是产生战略的基础——思想信仰，指出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导致正确战略不能产生。接着他指出官员的腐败，因为任何战略计划都是要由人来把它变成现实，军政官员的腐败、具体政策的错误，不仅瘫痪了政府，也瘫痪了前线指挥机关。张学良特别强调人心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强调国民党军队不择手段寻求胜利的愚蠢。这两个问题张学良阐述得十分清楚而且生动具体，国民党军队因为不择手段地欺压百姓导致战场上的四面楚歌，又因为得不到百姓支持而对百姓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越是四面楚歌，越是对百姓肆无忌惮，结果百姓“都被逼得当共产党了”，因此红军“越‘剿’越多”，红军越多，国民党求胜之心越切。“而假使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胜利之上，而不考虑其他任何后果，则你可能将国力耗尽，而再也不能获致和平。” 按照张学良的分析，战略本身如同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的底部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民心，而政府和军队统帅位于金字塔顶端，党和军队是支撑战略金字塔存在的中间部分，维系金字塔结构不散的则是思想信仰。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使战略金字塔在搭建之初就失去了重心，政府政治的腐朽和军队统帅的昏庸使党心涣散、军心动摇，最终，民心的丧失使金字塔失去了依托，这才是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作者为温州大学教授）阅读延伸 “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五十余年。张学良解禁后，多家媒体和出版机构先后出版了一些名为张学良口述的文章和书籍。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是张学良一生所做的口述回忆中时间最长、工程最为浩大、最有系统的。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为使这一口述历史资料发挥应有的作用，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授权，圣智学习集团和日本雄松堂联合当代中国出版社整理和出版这一口述历史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为此聘请十余位民国史和张学良研究专家、学者组成了“‘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整理与编辑委员会”。历经6年多的整理、编辑，2014年8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终于问世。

12月11日，曲周县安寨镇西马连固村，来自越南的妻子出走后，袁迎宾坐在婚床前发呆。2014年11月21日前后，邯郸市曲周、肥乡、广平等地农村发生“越南新娘”集体消失事件。因越南“新娘”集体失踪事件上了新闻，不时有一些当地村民来到“媒人”吴美玉新修的房屋前“参观”。袁新强手机中，还保存着“越南新娘”出走前一天用越语发给他的短信。今年11月底，河北邯郸市曲周县多位村民报案，称他们花高价“娶”进门不到半年的越南籍女子在同一天集体消失，当初收钱作保的“媒人”、越南妇女吴美玉也不知去向。事发后，曲周警方立案侦查并成立专案组，经统计有20余受害者向吴美玉支付了数万元不等的“彩礼”，初步认定“越南新娘”集体失踪涉嫌婚姻诈骗。目前，警方已将三名骨干成员控制，吴美玉也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新京报记者近日赴当地调查发现，在河北邯郸市曲周、肥乡、广平等地农村，由于男多女少，娶妻动辄20多万的彩礼正逐年攀高。经介绍花几万到十几万娶越南媳妇，成为许多大龄男青年的选择。而人财两空的现实，让身在不同村子的“丈夫”们意识到，平日时常借外出聚会彼此联系的“越南新娘”们，或许早已在吴美玉等人的组织下，设下了这个涉外婚姻的骗局。 11月21日下午两点，曲周县安寨镇赵庄村村口路西，美玉理发店门口的人越聚越多。在附近厂房里做彩钢网的袁新强停下了手里的活。还有3个多小时，他才能下班往西马连固村的家里赶，除了父母，还有来自越南、未过门的媳妇蓝蓝等着他吃晚饭。见回家还早，袁新强往理发店走去瞧热闹。沿途，他听到人们议论，有人从理发店领回去的越南媳妇找不到了。袁新强的神经突然紧绷起来，他往家拨了个电话，父亲袁爱民语气着急，“好多人到咱家找媳妇，蓝蓝也没回来。”挂了电话，袁新强又按下妻子的号码，关机的提示音让他心跳加速。2个月前，袁新强一家花了10万元“彩礼”，从理发店领回了“越南新娘”蓝蓝。此时，临近的肥乡县、广平县的很多农村小伙和家人们正陆续往赵庄赶来。天擦黑时，袁新强看见，理发店院里院外已经聚集了近百人，和他一样，都在等一个叫吴美玉的女人寻他们的媳妇。她是这家理发店的老板，也是收高价给当地农村男青年介绍越南媳妇的媒人。当天，围在人群中的并非吴美玉，而是她的女儿。她在众人的骂喊中拨通母亲的电话，大伙才得知，吴美玉回了越南老家。此后，吴的电话时通时断，直至关机。在美玉理发店等待的同时，聚集在一起的村民们，一起勾勒出这些越南媳妇失踪前后的轨迹。没有征兆的失踪多名“越南新娘”同日出走；平时姐妹相称，常相互串门袁新强想得头疼，也没回忆出蓝蓝消失前的征兆。11月21日早上9点多，蓝蓝像往常一样，骑着家里的紫色电动车出门。临走前，她用流利的普通话告诉公婆，要去姐姐家玩。这在袁新强看来并不反常，媳妇进他家前后，周边村镇的三四个年轻人都花钱领回了“越南新娘”。她们之间以姐妹相称，经常相互走动串门。袁新强从不管束，“离家在外，语言不通，有些老乡在一起，说说话也不孤单。”每次出门前，蓝蓝都会给袁新强打电话告知回家的时间。同时失踪的“越南新娘”，还有袁新强邻居袁迎宾的妻子云江。也是在2个多月前，袁迎宾给了吴美玉10.5万元的“彩礼”，带回云江当老婆。不过在最近一个多星期，云江出门前的打扮让袁迎宾觉得奇怪，“戴着她从集市上买回的墨镜，围脖裹得老高，说要到吴美玉家玩”。差不多同一时间，肥乡县北口村村民钱龙飞的越南媳妇吴小红也出了门，理由是参加老乡孩子的生日会。多名受访者证实，当天上午9点左右，很多人家的越南媳妇都出了门，有人还结伴出行。当天下午3点左右，袁新强和至少有7、8个找寻越南媳妇的乡亲，在安寨镇的街角、门店旁，找回了自家被媳妇们骑走并遗弃的电动车。镇上有人告诉他，当天上午，三四辆面包车曾停在街上，很多女人上了车，往曲周县城方向走去。直到后来得知村里丢了越南媳妇，曲周县城的出租车司机赵志阳才猛然想起，21日，他也曾拉过一个“大活”。当天，两个女人拦他的车要去郑州，“个子不高，俩人嘀嘀咕咕说了一阵我听不懂的话。”到达郑州后，对方大方地付给他1000元现金后离开。人们曾在“美玉理发店”外登记过两次丢失媳妇的家庭信息，袁迎宾记得，一张纸上，人名、电话写了上百个，有人将这份名单送去了安寨镇派出所。对此，安寨镇派出所工作人员称，此案已移交曲周县公安局。 “媒人”吴美玉落户20余年的越南媳妇；说媒收介绍费后“新娘”失踪作为“媒人”，49岁的美玉理发店老板吴美玉，成为寻找失踪“越南新娘”仅有的线索。 25年前，邻村的范玉琴，比妯娌吴美玉早嫁进赵庄村两个月。“大哥赵国盛老实、本分，岁数大了一直未能成家，公婆便做主从邻村买回个越南女人给他当老婆。” 范玉琴回忆，个头不到1.5米的吴美玉刚进门时，一句汉语不会说，家里从不让她下地干农活，做饭时还为爱吃稻米的她开小灶。吴美玉学会中国话后告诉赵国盛，自己是被卖到广西又被骗来邯郸的。范玉琴说，生了大女儿后，吴美玉闹着要回越南，最后还闹到了公安局，“当年有政策，想回国的越南人，公安局可以给送回去”。但吴美玉回去没过几个月，家里人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她又被卖到广西了，想回家，公公借了钱带着亲戚，坐了几天的火车把她接回来。” 在赵庄，上了年纪的人提起吴美玉，大多用“聪明”来评价这个户籍已落户赵庄的外国女人，“站在人群里看人打纸牌，一会儿就学会了”。十年前，赵国盛外出打工。为了让儿媳妇安心生活，公婆出钱为吴美玉开了理发店，吴美玉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剪头的手艺。村民称，开张后，理发店里生意不错，十里八乡的村民都到她店里剪头发。但最近几年理发店时关时开，“门前安个喇叭，喇叭里如果放音乐，就知道她开张了，喇叭几天不响，肯定又出去了。” 今年下半年，邻居老赵曾看见吴美玉屋里有越南男女出入，后来索性住在屋里。范玉琴知道，大嫂又开始说媒了。“几年前就给人说媒，收介绍费，后来介绍的女的都跑了”，范玉琴说，当时牵涉的人和钱都不多，也就不了了之了。理发店内“相亲” “相亲”活动涉及多村；提出办结婚手续被“媒人”推诿此次集体失踪的新娘中，很多人都是在吴美玉的理发店里与男方见面。袁新强在店里相中了蓝蓝。担心是拐骗人口，袁新强交钱时提出要看证件，吴美玉让蓝蓝带着证件跟袁回了家。“没几天又把证件要走了，说要拿回越南办签证，回来再办户口。” 很多相亲村民称，带回家的媳妇，要不没证件，有证件的都被吴美玉收走。袁新强不止一遍催过吴美玉赶紧办手续，他计划年底好和蓝蓝领证、宴客。吴美玉总指着理发店后正在装修的房子称，“最近忙，马上办。”不少村民据此推测，收走证件可能是这些越南新娘策划集体出逃中的一步。多位找吴美玉介绍越南媳妇的村民回忆，在此过程中，每当他们提出疑虑时，吴美玉就说“我在这生活这么多年，生了两个女儿，咋可能跑？”吴美玉还把自己作为越南女人嫁入赵庄、融入农村生活的“样本”来推广。记者调查发现，相亲的地点除了赵庄的理发店，有人发现，吴美玉也常在曲周县朱庄和肥乡县北口村走动。袁迎宾在朱庄一名叫张东爱的越南女人家相中了云江，钱龙飞则在北口村名叫吴丽丽的女人家，支付10万元“彩礼”后领走了吴小红。相亲的地点不同，相同的是，每到交钱、领人时，吴美玉一定在现场，“她就像个老板，负责谈价、收钱。” 11月21日，刚嫁到本地不久的吴丽丽一同失踪。12月初，朱庄村支书宋女士证实，嫁到本地近20年的曲周户籍越南女子张东爱被警方带走。失踪事件发生后，曲周警方成立“11.26”专案组立案侦查，初步认定“越南新娘”集体失踪涉嫌婚姻诈骗。12月12日警方通报，经初步查明，今年3月以来，嫌疑人吴美玉等5人在曲周、肥乡、广平等地收取每人数万元不等“彩礼”，介绍28名女子与当地村民成婚。目前，警方已将三名骨干成员控制，其中一人为吴美玉在广西的联络人。吴美玉和另一名嫌疑人李某已被列入网上追逃的对象。被捧着的“越南新娘” 丈夫担心“留不住”；越南同乡聚会语言障碍外人难加入相比本地媳妇，10多万“彩礼”领进门的越南新娘，在婆家更被善待。 “本地媳妇刚进门的一个月可能不咋干活，之后都会帮着家里务农，但我家从来不让媳妇干农活。”袁新强一家怜恤蓝蓝离家在外，倒是刚进门的蓝蓝，在今年秋收时抢着帮父母下地掰棒子、收高粱，这让袁新强更加疼爱媳妇。袁新强说，每天蓝蓝出门时，都会给她100多元的零花钱，新衣服、新鞋，蓝蓝张嘴要买什么东西，自己也从不拒绝。在袁迎宾家，云江脾气大，自己买的橘子不让丈夫碰，为了让老实而不善言谈的儿子守住儿媳，一家人也都尽量忍让。至今，云江留在袁迎宾脑子里的总是一对睁圆的怒目，“她总给外面打电话，我也听不懂，凑上去听时，她就瞪着我说，‘听啥听，你又听不懂！’我也就随她说去，不和她吵架。” 在娶进越南媳妇的农村家庭中，寄予她们最大宽容度的是对这些女孩“早出晚归”的习惯，“这在本地媳妇中比较少见，除非你是出去上班”，袁迎宾心里也曾打鼓，担心他的媳妇不安分、留不住，他跟着媳妇和她的同乡聚会过几次，也有其他家的丈夫在场，但由于媳妇们都是用越南话交流，丈夫们也听不懂，他们也就渐渐不去。不久前，云江告诉婆婆她怀孕了，家人高兴之余想带她到医院检查，被云江拒绝，“你们难道不相信我？” 之后，袁迎宾的姐姐买来早孕试纸，让弟弟偷偷在便盆中测验，被云江发现，“她生气了，把盆直接摔在了院里。”试纸上的表明怀孕的两条红线让袁家安了心，但他们没想到，一家人终究没守住这个媳妇。人财两空后的期待当地男多女少造成结婚困局，无力承担彩礼大龄男青睐“越南新娘” 在所有丢失“新娘”的村民中，钱龙飞算是幸运的。11月22日凌晨，他接到了妻子吴小红的电话，称她人在邯郸，让家人赶紧来接。钱龙飞和父亲骑着电动车，沿着邯郸的大街小巷寻找，最终在邯郸汽车站见到了身体虚弱的吴小红，随后家人报警。吴小红曾对媒体称，21日上午，她受邀参加老乡儿子的生日会，在饭店被人迷晕，醒来后发现自己在一间黑屋里。 12月13日，吴小红坐在丈夫身边，不愿讲述那天发生的事。钱龙飞说，由于语言障碍，他不知道妻子是怎么跑出来的，他并非没有怀疑妻子的话，但觉得人回来了便不想苛求。避开妻子时，钱龙飞悄悄说，“娶越南媳妇实在太冲动，想想也觉得后怕，要是再跑了怎么办。” 父亲钱明亮低着头，“不娶，就找不上媳妇。”钱明亮说，儿子从18岁就开始相亲，但女方一听他是家中独子，便不愿继续交往，“人家觉得一个孩子供养老人负担重。” 钱龙飞的情况，也是当地一些男青年选择“越南新娘”的原因。“越南新娘”集体失踪后，丢了儿媳的父母们探讨过，吴美玉可能就是看准了“农村小子不好找对象”的现状，才动了“做媒”的脑筋。据安寨镇一名不愿具名的村支书称，上世纪80年代，在曲周、肥乡、广平等地的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村人受传宗接代影响，都想生男孩，“孕妇一旦通过一些途径知道怀了女孩，很多都选择打掉。”男多女少的现状让有女孩的人家成了“香饽饽”，独生子、家中兄弟多、岁数大都可能成为婚姻障碍。袁新强的父亲袁爱民称，他曾因干农活摔伤右腿，如今走路一瘸一拐，老伴儿时发烧导致右手骨骼变形，全家人年收入只有3万元左右，两个老人的残疾也成了儿子结婚的阻碍，“相了一个又一个，都嫌弃我们老两口是残疾。” 在领回云江的一年前，袁迎宾好不容易和一个本地姑娘订了婚，两人拍婚纱照时，由于他没和影楼讲价，被未婚妻批评为“不会办事”而退了婚。更多娶不了妻的农村单身汉是因为彩礼太高，“光彩礼就20万，女方还要求有汽车，有新房。” 蓝蓝失踪的半个多月里，袁新强将她留下的衣服全部打包收进衣柜，眼不见为净。但他一闭上眼，都是她齐耳短发的样子。每次手机响起时，袁新强总是迫不及待地看屏幕上的号码，他期待有一天能接到蓝蓝的电话。对于这场始料未及的分离，袁新强将愤怒的矛头对准吴美玉，“她拆散了我们。”袁新强始终不认为蓝蓝骗了她，在他印象中，蓝蓝乖巧、懂事。上个月，蓝蓝去赶集，回来时给袁新强的妈妈买了上衣，给爸爸买了裤子，这让老两口高兴地直向邻居夸耀，不住嘱咐儿子要对儿媳好点。而对父亲袁爱民来说，自己可能又会回到被儿子相亲对象嫌弃的起点，更让他忧愁的是，和亲戚借的几万块钱什么时候能还完。（文中赵志阳、范玉琴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