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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克鲁格曼又到中国唱中国崩溃论了，尽管在今天(1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的演讲中，他以一个笑话回应了中国学者对他2011年有关中国崩溃论的质疑。　　自打成功预言1997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保罗·克鲁格曼一直很忙。虽然未能再次预见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他不断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搏斗，支持奥巴马的医改政策，批判共和党失去了灵魂，每周在纽约时报撰写专栏，为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呼吁，批评金融业占据了太多资源，撰写6篇书评称赞皮克迪《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揭露全球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资本完全压过劳动报酬的事实…… 　　为了向美国精英统治者揭露普通人都知道的危机，克鲁格曼也是蛮拼的。2011年12月，他在《中国经济会崩溃吗？》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因房价飞涨而大热的基础建设，政府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占新增贷款比例大幅增长，“由此引起的泡沫开始破灭，金融经济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今天，2015年1月24日上午，克鲁格曼出现在了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作为主角出席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和中华金融学会联合举办的“名家讲堂”，演讲主题是《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的机会和挑战》。　　这是他第二次公开来中国演讲。第一次是2009年，与多名中国经济学家激烈争论美国国债、人民币汇率以及碳排放问题。巧合的是，地点也在上海交大文治堂。据观察者网了解，文治堂在2013年4月刚刚重新装修一新，难怪今天克鲁格曼先生一落座就四处看了看，不知道故地重游的他有没有新发现。这五年来，中国尤其是上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克鲁格曼先生多次预告的中国经济危机并未出现。今天他再次告诉大家，尽管他的预言没有兑现，但危机一旦开始，将比你想像得要来得快。　　这是保罗·克鲁格曼此次到中国的唯一一场演讲。一如既往地，克鲁格曼先对全球经济进行了有趣的点评。克鲁格曼从他上大学开始讲起，当时的经济学家没有料想到全球经济会在90年代以来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那时候他和现在的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一起在MIT的研究生院读书。他说那时候学到的主要是文化决定经济的观念，认为儒家文化或者印度的文化都会阻碍经济增长。他说“所有的人（主流经济学家）在七十年代的时候都上过MIT或者哈佛”，但所有这些人当时都没想到，后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故事都被改写了。　　在演讲中，克鲁格曼对全球经济的判断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全球经济还未走出困境。美国在复苏但是也会有问题，最让他担忧的是欧洲和中国。他说外面的人都不相信中国2014年的GDP增长达到7.4%，认为这是科幻。他也没有说出什么样的数字才是他能接受的。　　说到中国经济的隐患，他重点提出了投资占比过高和土地财政问题。他的美国同行、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教授、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Engle教授两个月前刚刚来到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名家讲堂”演讲，主题是危机监控，重点强调中国的地方债危机隐患很大。　　有趣的是，今天克鲁格曼谈到中国时说道：“我要发表一个免责声明，我不是中国专家，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听别人说的。”“这是我听别人说的”的后缀他提到数次，至少体现出他的谨慎。他说：我不是唱衰中国，十五年后，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中国经济会很好，但是五年内则不一定。　　一个小时的演讲之后，互动环节相当精彩，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和金融学教授钱军、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行长曹彤、上海城投控股总裁安红军以及学员代表作为嘉宾参与了交流。李克强总理刚刚在达沃斯的发言也成为交流的材料。尽管将克鲁格曼奉为贵宾，但学者们也毫不客气，将他11年有关中国经济崩溃的短也扒出提问。显然，中国学者和业界对中国的未来比克鲁德曼要自信的多。　　以下是克鲁格曼先生演讲全文《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的机会和挑战》　　　　6年了，全球经济竟然还没有从危机中复苏　　目前全球处于相当不同寻常的经济困难期，因为经济困难很大，而且经济困难已经持续了这么久，当我在2009年来到中国内地的时候，世界经济危机刚刚开始了一年，那个时候我不觉得很多的人不会想像到，甚至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像到，六年之后我们还没有从经济危机当中复苏过来，过了这么长的时间，2008年的一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伤心的话题。但是，即便全球进程放缓，我们依然有很多理由可以保持乐观态度：我们已经掌握了现代技术，以及懂得进一步推广这些先进技术，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我们能够继续利用技术推动我们长足的发展，当然增速肯定会放缓，中产阶级崛起的进程会越来越慢，最后像中国这样的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会和发达国家趋同，中国是不是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呢？我觉得的确会的。当然，印度在未来也有可能会赶超。　　除了这些好消息之外，可以看到一些负面的消息。我们在2008年进入了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市场崩溃了，但是问题要比我们想像的更严重，个人消费在某些发达国家基本出现了崩盘，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美国和欧洲出现了重大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私营部门的债务高企，泡沫崩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经济运行中资金流是一个环路，你的支出就是我的收入，如果你的支出少了我的收入就会变少，我的收入变少了你的支出也会进一步降低。全球的经济萎缩是因为美国的房地产崩盘引起的，但迅速扩大到了全球，虽然金融危机本身是受到了遏制，银行也得到了挽救，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崩盘带来的重大影响和后果。　　我这里有一张表显示了2007年发达国家实际GDP的数字，另一个表是2007年10月份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应该说是对未来比较合理的传统预测。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应该可以保持在2%左右，谁知金融危机后经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下滑。后来的确有所复苏，增长有所恢复，但是我们不仅没有收复失地，之后的增速都比我们的预期要低得多。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比人们2007年的预期有一个大幅的萎缩。　　那么新兴经济体是不是有更好的表现呢？的确如此，中国很大程度上是避免了经济的大后退，现在也在日渐走强，但同样的预测和实际的对比也是让人感觉有些惊讶的。　　的的确确，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要快于发达国家，但是同样相较于当时的预期，增速也要远远差于预期，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危机蔓延或者溢出到了发展中国家，也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面，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避开让发达国家遭受重创的问题。　　现在全球经济总体上还是比较疲软的，美国是有一些利好，但只是暂时性的，其它的经济体也有一些好消息，我刚刚从印度过来，他们的经济也在改善，但总体上还是比较疲软的。　　我们可以在原材料或者大宗商品的价格当中看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就是油价，我们看到油价大幅下跌，包括铜、铁矿石的价格都在下跌。我们知道铁矿石和铜的价格驱动因素都有哪些，当然是中国了。随着中国经济的走弱，大宗商品的价格还会进一步下滑。　　2008年我们因为金融危机陷入了困境，现在六年之多了，我们还根本就没有真正摆脱这个问题，甚至全球经济出现了第二轮疲弱，我们还没有从这种危机当中充分复苏。　　　　欧洲：经济很难走出通缩　　现在全球的一个很重要的薄弱环节或者很大的问题就出在欧洲，我们也可以用价格指数来进行判断，比如德国十年期的债券利率真的非常的低。德拉吉公布了欧洲量化宽松的政策后，德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达到了历史低点，法国也不到百分之六，应该说是法国债券历史上两百年来最低的一个收益率和利率的水平。　　人们认为欧洲央行设定的这个利率将会在长时间内保持非常低的水平，因为欧洲的经济预期会保持比较疲弱，德国五年期的债券几天前还只是正的，而瑞士的十年期的债券其实是负的，从金融和宏观经济的角度而言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关注，说明他们的经济碰到了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欧洲人什么事都做错了，但他们有些基本面上的问题，人口的问题很大，生育率非常的低，而且工作年龄的人口越来越少。所谓的工作年龄就是六十五岁以下的人口，过去五年一直在收缩，而现在如果要让欧洲加大投资，考虑到这样的人口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的紧缩政策又打压了需求。欧洲央行又犯了重大的货币政策错误，就是在2011年升息。　　欧洲央行现在正在努力，德拉吉在尽最大的能力在力挽狂澜，前两天的QE成功影响了市场，但影响的幅度有多大呢？看起来德拉吉成功地提高了欧洲预期的通胀率0.01%，听上去挺大，但是还不够，他们需要至少五倍才能脱离困境。　　人们可能会问欧洲有没有可能出现长期通缩？就像日本那样，这个问题问错了，应该问的是欧洲有没有可能不进入通缩？因为如果欧洲已经进入通缩，走出通缩就很难看到了。　　欧洲可能还会发生政治危机，如果经济政策总是不灵，负责经济政策的人能维持多久自己的合法性？也许很快就会看到现在非主流的政党上台。明天希腊就要大选了，很可能左翼政党会胜出，他们不是坏人，但如果他们胜出也会给市场造成重大的冲击。你们得好好想一想，如果甘地成为法国的总统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这个世界要更开放、更全球化，但是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开放和全球化都会收缩。　　　中国的GDP统计数据科幻成分更大　　接下来我们总得讲到中国了吧？我不喜欢分析中国经济，这不是因为我反对中国，但的确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所有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都有点像科幻小说，你们都同意我的话吧？在美国，GDP的统计也是科幻小说，但是有的统计数据比其它的统计数据科幻的成分更大。　　中国的统计数据我就不说了，外面针对你们的GDP数据是有很多讨论的，我们的圈子里都在在问，为什么政府决定公布这样一个GDP增长率？7.4%是政府认为值得公布的数据吗？这本身就值得经济学家做一番分析，我也想透过迷雾看现象，我试图和更多的“中国通”交流。我自己不是一个中国通，问题是这些中国通之间的意见也不合，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说你想听的话的中国通。　　这是IMF给的数据，投资占GDP的比例到底是50%还是45%？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济模型的确是引人注目，因为这个经济模型的投资占比极高，在市场经济体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高的投资占比，也许是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有这样的占比，但别的市场里面是没有的。　　正常情况下高速的生产投资很快就会衰竭，但是中国的投资占比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经济增长真的像官方数据那么高的情况下，投资占比高就是可能的了。不过这样一种快速的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的。　　中国是一个经典的双重经济，它的制造业已经现代化了，但是农业经济还是相当的落后，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大部分已经流进了城市，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还有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工作年龄的人口也开始在走高之后持平。　　不管你们怎么展望未来，中国的GDP增长未来都是个位数的，这就意味着投资的占比不可能继续这么高，不可能再占到GDP的50%。　　现在是50%的投资和30%的消费，这个比例应该扭转过来，怎么做呢？投资占比下降倒是容易的，但是消费的拉升该怎么做呢？这是很难做到的，你必须有让工人有更大的安全感，也就是说在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好的情况下，工人们有信心将更大部分的收入用来消费。　　中国的政府了解这一点，政府有没有能力快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呢？从中国以外局外人士的眼光来看，中国很可能会碰到很大的麻烦。我们一直在追踪亚洲，我们觉得中国的情况和日本九十年代末很相似，很高的经济投资、房地产的泡沫，特别是有经济模型的变革需求，但是时间又很紧迫。　　每次听到有人说中国的官员很聪明，过去他们这么成功，接下来他们要做的我们也应该相信。当然，中国比日本比起来要穷得多，中国和日本两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一样，当时对日本政府的治理能力，局外人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地方让我担心，一个是欧洲，另一个就是中国。毫无疑问，如果再过十五年你们再请我回来演讲，希望那个时候我还在人间，那个时候我们还会讲中国成功，不过如果你们五年就请我回来，我可能就不会讲中国成功了，因为短期内中国会有一点困难。　　　　美国：经济恢复的很好，不是人为的经济增长。　　最后我们来讲一讲美国，我们对美国的感觉挺好的，美国经济恢复花了很长时间，但目前的确在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也是很让人兴奋的，这不是什么人为的经济增长。其实美国有两个关键点：我们的确也有过房地产的泡沫，不过这个泡沫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到现在已经快九年了，这九年来我们新建的房屋很少，而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住房，住房市场已经开始回暖了，这是你们要知道美国的一点。另外一点就是美国的家庭债务，以前是高涨过，现在已经控制到了收入以下，所以美国经济的状态要比以前好多了。　　这其实是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好了，就有更多的人能够就业、能够买房了，又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这次的复苏不可能带来经济繁盛，也不会是奥巴马所说的美国经济危机，但至少还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恢复。　　不是说美国经济不会再有任何大问题。其实美元已经升值了很久，升值得再多就会削弱到美国的出口，也许还会有其它的一些美国特别的挑战。就算我们看到了美国经济复苏的好消息，市场上的人还是相信，还有来自外国很多的威胁，所以我也在担心。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升息的，美联储是计划今年某个时候升息，我一直建议他们别这样做，我觉得风险还是很大的。　　这个世界真是困难重重，如果你后退一步看一看，你可能会很乐观，从人类长期的发展角度来说，过去的二十五年我们看到了人类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过去六年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比人们的想像要糟糕得多。有一位我很喜欢的经济学家曾经说过：长期来说，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去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得面对困难。（完）　　以下是问答环节：　　　　美国失业率真的在下降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张春：关于美国经济，您说长期来说我们都会死去，但是经济危机之前就有一个通行的观点，就是美国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就有2%-3%。现在美国大家都在辩论，美国经济的复苏道路有多强劲？中国观众真的也很想知道美国的经济复苏到底会有多强劲，他们也想知道经济复苏的长期影响。　　克鲁格曼：大部分人都已经下调了他们对美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期，这样说好了，首先我们要看美国的人口状况，在整个西方世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都下降了，而在欧洲甚至是负增长的，即使是在美国也是每年能够下降百分之一左右，所有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的自然经济增长率都会下降。　　除此之外，要问生产率的提高能有多快，我们有一段时间生产率的提高只有1%，后来变成了2%，展望未来，技术对生产力的提高有多大作用呢？这是可以无尽争论下去的一个问题，包括技术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有多大，或者说技术往往给我们带来失败？我自己也是在这两种观点当中摇摆不定，硅谷的创业家Peter Chill说过，我们得到了会飞的汽车，但是没想到Twitter最后只能发140个字符，这就是期望和现实。　　美国的经济增长在1.5%到2%之间，这是对未来的预期，现在失业率是下调了很多，主要问题就是很多人不再寻找工作了。过去的六个月倒不是如此，现在我们看到了失业率的真实下降，我们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每个月大概有二十万左右的新工作岗位，这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　　　　中国5年前的刺激计划应该用到社会保障上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张春：您说中国经济当中投资占GDP比例太高，不可持续，但是之前我们也有过私下的交流，2009年的时候您支持中国政府的干预政策，而中国GDP投资占比这么大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刺激政策，当时您是支持政府干预的，现在又说高投资占比不可持续，这两点怎么解释得通呢？　　克鲁格曼：我还是认为投资的刺激政策在当时是对的，在2009年的情境下政府需要出手推动经济的增长，世界各地也都是如此，这样才能避免一个更严重的经济下滑。　　五六年前我没有想明白的一点是，你们真的需要刺激计划支持政府拉动消费，这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经济当中投资占比比较低，基础设施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好好改造过了，而在中国很多政府投资都投到了一些令人质疑的项目当中，比如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展望未来，我认为中国真正应该鼓励的是可持续的消费增长。　　中国如果允许经济在2009年崩盘会不会比现在更好呢？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提出这样的观点，也许六年前他们应该用这些钱来加强中国的社会保障，在美国也是这样，人们抱怨我们医疗卫生的福利和退休的福利，这的的确确是中国应该推动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讲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是听说的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钱军：我们知道投资拉动型和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您讲到中国现在像日本的九十年代一样，我也认同您的观点，短期内的的确确是有一些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可能给中国构成一个比较巨大的挑战，在您看来哪些事件可能会发生？您觉得这些事件会发生在哪些领域？是在银行领域吗？会不会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导致中国经济的下滑？换言之，哪些关键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国硬着陆或者崩溃？　　相较于日本，我对中国是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这种投资拉动模式的确是不可持续的，但我对中国的个人消费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金融体系很大的一个问题点就在银行，银行最大的股东就是政府，这也产生了效率低下的问题，不过在这样的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时代和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相对美国而言可以更有作为，帮助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如果要推动民间私营部门参与，怎么避免美国曾经发生过的银行危机？　　克鲁格曼：首先要做一个免责声明，我不是中国专家，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听别人说的。您讲的很对，中国应该采取措施避免出现银行的崩溃，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这样。在美国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银行体系的崩溃，还有影子银行体系的崩溃，这些没有纳入正式银行体系的服务提供商也崩溃了。　　在欧洲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也比较类似，零售银行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批发银行的确是参与了，而且受到了重大的冲击。很多人告诉我，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也非常的大，虽然性质和其它国家不太一样，也有人说问题不会很大，因为规模不够庞大。　　各个国家各有其问题，美国在2008年9月份到2009年5月份银行业的很多指标的确很糟糕，但是之后有所复苏，经济也在复苏，但是欧洲的指标没有好转，经济也没有好转，各个国家的银行体系是不完全一样的。日本的情况又完全不一样，即使给这些银行进行了资本重组，日本经济仍然非常糟糕。　　拉低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债务融资，在美国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中国的情况同样是不同的，中国这些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地方政府也面临着压力。过去的一个月让我看到了一件令人不够乐观的事，中国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的财政收入是来自于土地的出让，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有政府指令的因素。另外还有北京中央做的一些决定，地方上不一定完全的落实，这也是我听别人说的。　　日本的秩序是比较严谨的，他们在落实政策方面问题可能会比较小一些，也可以参照日本的例子来拉动消费，鼓励真正的私营部门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基督教圣人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也非常疯狂，他曾经向上帝祈祷让他变成一个贞洁的人，所以还是要去落实。　　　　中国没发生危机我挺惊讶的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公司董事长安红军：学校让我提犀利一点的问题，您对中国的经济一直是非常谨慎的，在2011年《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经济主要是靠房价快速上涨和过热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同时伴随着大量的信贷增加，这些信贷增加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信贷，而是影子银行，而影子银行的信贷缺少政府的监管，也没有政府担保，所以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由此带来的泡沫也在破碎，说中国出现金融经济危机也不是危言耸听。　　过去了四年，中国政府肯定也看到了您的这篇文章，从前年就开始在挤泡沫，从房地产泡沫开始挤，去年也开始挤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泡沫。尤其是在十八大习大大上台以后带着中国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习李新政”，包括简政放权、去杠杆去库存、自贸区建设，还有“一路一带”，鼓励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对于这一系列的措施，您从经济学的角度判断，中国的经济危机风险是降低了还是增加了？“习李新政”对于未来中国的经济会起到什么作用？　　克鲁格曼：的确如此，对于中国可能会有危机的警告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一个著名的说法是我以前的老师Richard，他是一个危机的专家，他说危机发生的时间比我们想像的要长，等到危机一旦发生要比我们想像的速度更快。　　我想很多的人都认为中国将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困难，以前人们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到现在没有进行经济模型的转型，也没有进入经济困难期，我是挺惊讶的，但是一旦经济危机要爆发会比你想像的速度快得多。　　中国现任的政府很有智慧，试图阻碍泡沫的生成，现在的危险在于要戳破泡沫又会带来人们恐惧的事情。另外我们有一个笑话，一个司机在街上撞倒了一个行人，他对行人说对不起，让我来纠正一下，于是倒车再从这个行人身上碾过去，我想两次碾过一个人在经济当中就不用了吧。　　　　想要欧美货币政策考虑小国利益太天真了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钱军：看起来所有的发达国家市场都已经有了量化宽松，欧洲央行也在大规模出手，您提到QE政策出台上没有一个国家敢落后，这样一来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又会出现新问题，目前出现了很多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指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采取QE等政策，向市场注入巨额流动性并将策利率降低到零），您不觉得各个国家的非传统货币政策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协调吗？　　克鲁格曼：我不觉得未来会有新问题，我们回退一步看看整个世界的情况，整个世界都有通缩的压力，世界的货币政策整体来说还是太紧缩，所以任何国家如果能够更积极地扩张货币政策的话，都会引导世界经济走向正确的方向。　　但有的国家出于某些原因不希望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他们会抱怨别的国家的扩张政策让我们受苦，事实上正是这些国家不采用量化宽松的政策才使得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　　其实每个国家都应该采取一些宽松的政策，是不是这样做就把问题推到了更晚的时候来发生呢？要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又膨胀会导致什么新问题呢？如果他们卖掉这些资产会有损失，不过损失都是纸面上的，如果现在不想购买长期的资产，还有其它的一些方面，也许我讲的技术性太强。　　不管怎么说，央行可以提高利率，卖掉一部分的投资组合当中的资产。有人捏造出了很多不进行量化宽松的理由，但是我对这些理由并不担心，如果你真的预期欧美的货币政策会考虑到更小国家的利益，这样想真是太天真了，我祝你好运，德拉吉和耶伦都有自己国内的问题要担心了　　　中国去年GDP增长7.4% 这不是真的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公司董事长安红军：刚刚在瑞士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在致辞当中说过这样一段话：2014年中国的GDP增长是7.4%，城镇新增就业是1332万个，超过了上年，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就业是不减反增的，我们的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都是下降的，CPI也仅仅上涨了2%，这低于我们年初预期的目标，事实证明，我们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改革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我想从经济学的角度请教一下，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新增就业不减反增的，CPI也控制得很好。而且去年我们M2也增幅也比较大，光银行就是十五万亿左右，加上信托和保险就是几十万亿，钱都去哪了？是政府的调控水平很高还是其它的经济学原因？　　克鲁格曼：跟我交流过的人没有一个相信你们的GDP增长真有7.4%，我说的那些人是在密切关注其它指标的人，中国经济增长的确是给人印象深刻的，但7.4%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真实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谁都不知道，中国经济显然是在放缓的。　　讲到通胀在控制目标之下，这不是好消息，如果说通缩了城市就业率还在增长是好事，如果是真实数字的话就更好了，但我们还是不能肯定。　　我们的就业市场不是特别景气，所以需要一些更有用的统计数据，谁都不会否认中国已经有严重的经济衰退，如果你看过去五年前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值得世界其它国家嫉妒的。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现在是不是房地产的泡沫真的崩裂了？中国是不是进入了通缩？中国有没有工具应对通缩和泡沫？答案既有是也有否，有的人说中国是有困难，但并不是特别的难，我不是唱衰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记录真的是不错，过去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值得称赞，但我还是要指出中国经济需要以更多的消费拉动为主，这个转型还需要加大力度，但是中国的经济的确是在这几年好过欧美。展望未来，二十年后我是看好的，五年内我还是比较担心的。

　　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大婚。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婚礼，也是日后注定要被过度阐释的婚礼。《纽约时报》发布了蒋介石与孙夫人的妹妹结婚的消息，并称一位英国裁缝正在替蒋介石赶制礼服。　　为了给宋家三小姐一个风光正当的婚礼。在蒋介石赴日向宋母面见求婚之际，1927年9月28、29、30日，在上海《申报》，连续三天刊登了题为“蒋中正启事”的单身申明，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蒋介石、宋美龄正式在上海结婚，新郎实岁四十，新娘三十岁。结婚典礼先按基督教方式在宋宅进行，证婚人是中华基督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证婚人是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　　当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详细描述了宋美龄的婚纱，“新娘穿一件漂亮的银色旗袍，白色的乔其纱用一小枝橙色的花别着，轻轻地斜披在身上，看上去非常迷人。她那美丽的挑花透孔面纱上，还戴着一个由橙黄色花蕾编成的小花冠。饰以银线的白色软缎拖裙从她的肩上垂下来，再配上那件长而飘垂的轻纱。她穿着银白色的鞋和长袜，捧着一束用白色和银色缎带系着的淡红色麝香石竹花和棕榈叶子。” 　　新式婚礼现场，台上置有孙中山画像，边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中间悬挂“福”“寿”两字。婚礼由白俄管弦乐队奏乐。蒋介石与宋美龄入场时，蒋着西式礼服，宋穿白色长裙婚纱。新人向孙中山像及来宾行三鞠躬礼。　　当时有报道称婚礼费银30万元，据其时上海《时报》采访主任金雄白说：在戈登路的大华饭店，那是上海最豪华的西式大饭店。当时米价还是每担3元的时候，大华饭店一碟牛排，就取价4元了。李宗仁回忆当时亲眼见到的情形是：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了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当时为蒋掌管婚事财务的奉化人孙鹤皋则说：婚礼热闹隆重，所接受的财礼大大超过婚礼费用。　　不过，蒋宋在婚礼前宣布将当日婚礼所收礼钱，用来做慈善事业，建立荣军院照顾在北伐中受伤的军人。　　蒋介石当日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文章称：“今日得与最敬爱之美龄结婚，为有生来最光荣、最愉快之一日。”彼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末归结于今日结婚实为建筑彼二人革命事业基础。　　但蒋氏这番言论，却惹得当时公论力十足的《大公报》之报人张季鸾大为反感，张乃撰文于大公报，大论《蒋介石之人生观》。文章直斥蒋介石：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联哉? 　　但如此一针见血的评论，对其时的蒋介石来说，则全顾不上，他正为自己的新娘所倾倒。“从礼堂出来，见吾妻姗姗而来，如雾中仙子，美奂美轮，如仙子之下凡也、腾云驾雾而来。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地矣……”蒋宋结婚当天，蒋的日记极为文学抒情化，这对一向严谨而古板的蒋来说，极为少见。对于三度结婚的蒋介石来说，此事之新鲜度当在于新娘别具一格。　　据《蒋宋情与爱》作者、东华大学教授陈进金考证，“12月1号结婚，结果12月2号他整天都在新房没有出来，蛮有意思的，他甚至在他的日记上写说：乃知新婚之甜蜜，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拟的。” 　　“我的机会很好” 　　根据多位蒋介石、孙中山研究专家以及多本中外传记的记载证实：蒋宋初次见面在上海，宋子文在上海莫礼哀路孙中山家里举办社区基督教晚会，蒋介石首次见到了宋美龄。宋美龄的美丽、大方、出众的谈吐和绰约风姿，给蒋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但蒋决定对这位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展开追求，则在1922年或1923年，孙中山蒙难广州后，蒋介石亲往支持，其后宋美龄应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之邀来广州玩，蒋遂开始对宋美龄展开追求。　　从1917年到1927年，归国十年间，上海名媛宋美龄一直待字闺中。尽管有过与刘纪文若有若无的婚约，但宋美龄却一直未下决心。宋家两位大姐的婚事，及美国式教育的影响，足以吊高美龄对未来夫婿的期望值。　　直到蒋介石出现，宋家小妹的婚姻之路才峰回路转。　　从宋家兄妹谈述此事的记录可知，蒋介石向三小姐求婚事，宋家曾召开家庭会议，讨论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倪太夫人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不信耶稣基督，且结过婚;宋家另两个反对派是庆龄和子文，庆龄认为蒋是有婚之人，而掌管国民党财权的宋子文则与蒋时有摩擦，他们并不看好蒋介石。不过，宋霭龄则积极推动婚事，她力排众议，坚信蒋的前途不可限量。　　从始至终，这桩婚姻既有两人你情我愿的互动，也有各自所属阵营的认可与推动，但主动权握在未婚者宋美龄手中，据宋美龄秘书张紫葛所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透露，张曾当面述诸种流言以询问宋美龄之婚姻真相，宋美龄说：“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 　　宋美龄为什么会选择蒋介石? 　　在1934年，蒋宋婚后第七年，一个七年之痒的关键期。宋美龄在写给美国一本杂志的文章中，部分吐露出其隐藏的抱负及其婚姻选择。她说：“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 　　她不经意的道出了心中的秘密。嫁给蒋介石，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个可以满足现代女性改变社会的最佳路径。　　美龄描述了之前自己的困境，“我觉得人生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沧海一粟。有时我自己对自己道：“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吗?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她极为含蓄地加了个注解说，“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丈夫说过。” 　　在一个混乱而复杂的时世中，一个接受了美国贵族式教育的女性，会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　　那时的宋美龄，不仅期望过着美国式的上流社会生活，而且希望做一个现代女性，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能量。这一点，即便连旁观者都洞若观火，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蒋宋婚礼时，特地分析了此时的宋三小姐，称：“三小姐宋美龄，威尔斯里学院1915级毕业生。她和担任汉口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一样，与汉口国民政府立场相当一致。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他不再引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 　　蒋宋联姻被视为政治婚姻在所难免，蒋通过婚约接通江浙财团，并遥控其已成羽翼的黄埔系，其手握军、财两权足以让主政者侧目。　　在两人双手交握的那一刻，民国史上的黄金搭档诞生了。　　美国《时代》周刊如此评价这桩婚姻：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　　其时的另一家报纸则在标题上一语双关的写道：中美合作。　　“改造”蒋介石　　“到中国来游历的人，他们脑海里总特别保留着两种不同的中国女性的图画，一种是刚进中国口岸时所看见的许多以船为家的妇女，她们使着劲，淌着汗，驾了一叶小舟，做我们所谓的“摇橹”工作;另一幅是登岸后看见的现代女性，她们礼貌娴雅，不仅服饰美好，还能在社交场中，应对得宜，使满座生辉。侨居我国的外人，都有他们现实的观念，他们目睹中国的女性挣脱了古旧习惯的严酷羁勒，不仅从家庭的牢笼中走了出来，并且带着她们的才干和勇敢，进入了以前只有男性效力的，职业与经济的圈子。” 　　在宋美龄的一篇文章里，清楚地表述了她对现代中国女性，或者说对她自己的清晰的自画像。　　在嫁给蒋介石很长一段时间内，宋美龄都没有出来正式工作。　　这位宋家小妹，并非要潜心当家庭主妇。她有着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改造蒋介石。　　信仰的改造首当其冲，“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宋美龄后来自己总结道，她的最大作用在于引导蒋介石。　　让信仰佛教、儒教、三民主义的蒋介石转而信仰基督教并非易事。最初蒋介石为娶到宋美龄，答应宋母研究《圣经》，但是直到1930年方悟道受洗。有记载称，最终促成蒋转信基督教的因素相当偶然。蒋在中原大战中曾被困于开封附近，四面都被包围。在全然失望之境，蒋介石跪求上帝解救，并决心在得救后立即信仰基督为主。之后居然天降大雪，同时援军也自南京赶到，侥幸脱险的蒋认为自己祷告起了作用，于是转而受洗。　　实用主义者蒋介石的信仰情结，和民间之求神拜佛并无不同。虽然如此，宋美龄强迫他接受的宗教信仰还是让美国人对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亲切感，而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也使蒋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所改进。　　在生活方式及文明礼仪方面的改造则一直持续到蒋介石去世，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氏日记有大量关于宋美龄的记录，显示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1930年 12月4日，婚后三年，蒋在日记中记录称：“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16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幼年失怙的蒋介石，从小在母亲管教下长大，蒋母以严著称，蒋氏所受女性之关怀甚少，其日记中自云“恋母”情结，显系真情流露，从中也可以窥到蒋氏夫妇婚后之感情。　　他对宋美龄“劝进”颇为认可，其日记云：“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彼之为余牺牲幸福，亦诚不少，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又云：“三妹待我之笃，而我不能改变凶暴之习，任性发露，使其难堪。” 诸如此类者甚多。　　曾强烈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宋庆龄，1940年在香港时，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一句颇为公允的话，她直言蒋和宋的婚姻，“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地爱她，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糕。” 　　推动社会改造　　除了“改造”蒋介石本人，宋美龄更热心的另一工作，则是社会改造。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避暑时，有传教士建言，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应该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外人对蒋政权有好印象。美国正推行“新政”，中国应该也有改造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一点就通的宋美龄将此转述给蒋介石。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　　之后“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则为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人。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1333个。　　“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当时简称为‘新运’)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成就感。初期的“新生活运动”除开展整齐、清洁两项中心工作以外，还开展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三十多项活动，这些健康、文明的社会活动在提高公民素质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1940年“新运”畅行之际，宋美龄曾连续撰文给重庆的《中央日报》，集中而相当醒目地表明自己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观念。在“妇女与家庭”一文中，宋美龄直言中国女性“尽管她们只是在最近才确定了她们自己的地位，并证明她们的价值不仅限于家庭范围以内的事务，但她们是人，是公民，也是妇女。” 　　这位第一夫人显然是以一种进步的观念宣扬一种新女性主义，宋美龄举出了妇女觉醒的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新思潮在中国——其开始各阶段即较西方各国为有革命性——如有实行可能，中国人常会一反其显然保守的心理，而迅速有效的予以采纳。　　第二、因为中国妇女久受环境和习俗的强制约束及囿居，已懂得运用其天赋及由环境养成的柔顺及平易之性格，使其才能足以适应常变的社会条件。　　真实生活中的宋美龄，与她所提倡的运动仍有差距，知行并未合一。　　曾任过宋美龄秘书的张紫葛，在其回忆录中曾记有郭沫若在“新生活运动”中的一次演讲，郭一开始大赞“蒋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将促进我们民族发愤图强，从东亚病夫一跃而为东亚强人……”末了举例说明“简单朴素”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一路广征博引从汉文帝的宠姬慎夫人裙不委地，说到宋美龄。“你们看到的，我们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蒋夫人，身穿阴丹士林布的旗袍，足履布鞋。这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元首夫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蒋夫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从简单朴素做起，执行新生活运动……” 　　演讲后，宋美龄招待郭沫若等人吃饭，饭毕宋美龄说：“郭先生，你今天的演讲很精彩。只是不该拿我做材料。说的太…嗯，太过分了……”郭沫若走后，陈纪彝对宋美龄说：“你太叫郭沫若先生下不了台了。”宋美龄：“嗯，是有一点儿。”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做其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最初，这一运动曾对国民生活的改变起了推动作用，但随着形式化、官僚化、表面化，并没有在实际上促动社会变化，也无法根治基本社会问题，最终在15年后无疾而终。　　一次著名的演讲　　宋美龄的另一次作为主角登场，则是在1943年访美期间所制造的“东方旋风”。　　45岁的宋美龄风华正茂，当她出现在华盛顿国会山庄，以典雅流利的南方口音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五百多位议员演说，叙述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在没有友邦协助的困苦情况之下，独立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苦撑了有近六年之久的状况。其不卑不亢的姿态显示中国政府的决心和努力，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来求助的人。　　她柔弱的身姿暗合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想象，但她铿锵的声音却显示了一个国家的尊严，美国国会精英们闻之动容，演讲后竟全体起立掌声雷动。若干年后回放电影纪录片，人们都会重睹宋美龄无法阻挡的光芒。　　那一刻，她的确代表着中国。　　在演讲结束时，美龄斩钉截铁地说：“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众院议事厅爆出了历久不歇的掌声，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勃罗姆说：“蒋夫人演讲时态度之优雅，揭示世界局势之透彻，运用英语之流利灵巧，不但使每一听众能了解其意义，且能与其抱取同一见解，莅美外宾之影响美国民众者，从无若蒋夫人之甚!”议员凡登堡被宋美龄的演说感动得流下眼泪，并说：“蒋夫人在参议院之即席演讲，为本人列席国会17年以来最佳之演讲词，预料国会必能实际援华，不徒以空言塞责。” 　　这场演说通过美国的四大广播网现场直播，估计有25万人收听了这次演讲。美国各大报纸则全文刊出，在美国公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纽约时报》的评论则称，“宋美龄是地球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这场演讲的成功使宋美龄收到了更多的邀请，她前往美国各州进行了多次演讲，所到之处无不爆满。唯一的不和谐之音来自胡适的日记。这位刚刚卸任的驻美大使在3月2日去旁听了一场宋美龄的演说，在其日记中记称：“晚上到麦迪逊广场听蒋夫人的演说，到者约有两万人，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演说家胡适或许指出了宋的演讲缺点，但同时也难免杂有自己去职时的怨气。　　这或许是苛求，此时宋美龄的“东方秀”已经足以打动美国人。　　在宋美龄出访美国前，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上尚无“第一夫人”软性外交的先例。是以，当《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卢斯之前劝说蒋介石，美龄访美的作用可抵得上 40个师时，蒋介石仍半信半疑。但在宋美龄出访一年后，美国援华空军飞机超过500架，通过“驼峰”的来华美援物质每月达到46600余吨。　　1943年访美归国后，甚至连《新华日报》都评论称：“她为国家为民族赢得了无限的光荣盛誉，使中国六年抗战，为世界和平和民主而奋斗的光辉战绩，在国际之间更加显著，国际地位因此高扬，外援因此广泛地开展，直接有助于中国的抗战，有助于中国与盟邦的相互了解。这些功绩，对抗战的帮助是不可计量的。” 　　民国“统战部长” 　　“人生实很简单，是我们把它弄得如此纷乱而复杂。”宋美龄后来讲到自己面对政治生活时的态度，以中国旧式绘画来比喻：每幅画只有一个主要题材，譬如花卉画轴，其中只有一朵花是主体，其余不过衬托辅助而已。　　在确定要做蒋氏的绿叶时，宋美龄确乎倾尽其力。以宋美龄八面玲珑、善于交友的特点，在蒋介石刚性统治时期下的民国，她无疑是最佳的柔合剂，她以个人的风格成为蒋氏内政、外交上不折不扣的“统战部长”。　　但是这种个人魅力也最容易失去信任。这位未授头衔的“统战部长”凭个人魅力可以赢得达官贵人、社交名流、甚至其时的大学生们的喜欢，却不足以挽救整个国民党人心的丧失，而在庇护其家族方面的负面效应，则更要远远超出她所付出的正面努力。　　一手将宋美龄带上世界顶峰的罗斯福夫妇原本热情款待宋美龄，后来却转为厌恶。罗斯福夫人回忆录中说，宋美龄“谈起民主头头是道，其实根本不知何谓民主”。民主在她口中几乎就是“反共”“抗日”的同义字。有一次白宫晚宴，谈到工会罢工，有人问宋美龄：“在贵国将如何处理?”罗斯福夫人回忆：“她一语不发，举起美丽小手，在喉间比了一个优美的‘咔嚓’姿势。”这种东方式的优雅暴力的确让人震惊。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于罗斯福夫妇的“由爱生厌”，有极生动的描述：“蒋夫人虽是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其表现却俨如桀骜不驯的公主。”“听她说话，好像舞台上装腔作势的女演员，摆出贵妇姿势，似乎很有教养，其实一举一动刻意做作。” 　　宋美龄从30岁随蒋介石步入中国的权力中心，在蒋氏执政中国的22 年中，以其特殊的交际才干、身体力行的风格，不仅参与社会运动宣布演说，而且深入到基层，深入到战争火线，即便有做秀的痕迹，但仍开启了一个极其鲜明的现代女性的参政模式。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与蒋氏夫妇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了1972年，这位曾与蒋氏夫妇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的总统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蒋夫人的作用远远不止是丈夫的翻译。人们往往低估领导者妻子的历史作用和个人作用，因为她们的名望完全得自于她们的婚姻。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领导者的妻子们经常发挥的幕后作用，而且低估了她们经常具有的品质和个性。我认为蒋夫人凭她的智慧、口才和精神力量，也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人。” 　　人们对半个世纪前第一家庭的评价，总是截然相反：有人认为他们只是权与钱的结合，有人却认为他们有着真正的爱情。但无论敌友，都承认在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婚姻中，他们彼此的结合都改变对方，甚至影响着中国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