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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91岁老人的葬礼！留下了一生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2020年 八月一号星期六，我和太太参加了一个葬礼。这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参加葬礼，也是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从心里讲，我不愿去葬礼，不愿去感受悲伤和痛苦，更不愿去面对死亡。事实上，我们总喜欢报喜不报忧，谈论死亡并不受欢迎，即使跟病入膏肓，来日不多的家人也避免谈起，唯恐刺激他们本以脆弱的神经，引发死亡来临的恐惧。
虽然人们在竭力逃避死亡的阴影，而且明知是人难免一死，可有多少人对死亡有清醒的认识，在死亡降临时能够内心安定，从容面对？
死者跟我非亲非故。疫情期间，各种负面的消息已经够多，我为什么还要去参加一个葬礼，增添自己心情的沉重？因为死者跟我们夫妇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他是一位我交往已久的客人，我们叫他山姆叔。移民初期，我在一家日式指压店打工时结识了他，一路下来，已经有17年了，缘份啊。
葬礼在多伦多一家殡葬馆内举行，来者不多。疫情之下，大家都戴着口罩，分散而坐。山姆叔无儿无女，他的亲戚远在爱尔兰，今天来参加葬礼的人没有一个跟他有血缘关系。另外我注意到，他是个白人，然而参加葬礼的大多数是黑人，他教堂的教友。我知道，那位坐在轮椅上的黑人——西蒙，是他的好友，来自牙买加，跟他同住在一栋公寓楼里几十年了，是他最亲近的人。
十点钟，来宾瞻仰遗容后，棺材盖合上了，死者彻底与这个世界隔绝了。在一位牧师的主持下，追悼仪式开始了。在葬礼开始前，西蒙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个相框。一星期前，西蒙打电话给我告知山姆叔去世的消息和葬礼的安排，我向他要求一张山姆叔夫妇的合影照片作为纪念。相框里，穿着冬装的山姆叔和太太站在一棵挂满彩灯的圣诞树下。我想起那是多年以前，山姆叔带我们去他的教堂参加新年活动时， 我为他们夫妇拍下的合影，后来我把照片装在那个相框里送给了他们。不想今日，昔日的相框重回我的手中，缘分啊。那张照片勾起往日的记忆，林林总总，点点滴滴，浮现眼前。
还记得当年山姆夫妇带着我们夫妻二人去逛多伦多唐人街附近的Kensington Market，我们穿行在熙熙攘攘、肤色各异的人流中，一间间风情各异的店铺里，真切地感受着这座城市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记得在一个专卖奶酪的店铺里，我望着柜台里摆放的上百种奶酪，心中充满了新鲜和好奇。逛完街，大家坐在一家咖啡店里聊天，那时我还喝不惯咖啡。坐在对面的山姆夫妇穿戴整洁讲究，神采奕奕，在午后冬日阳光的映照下，散发着一种和蔼可亲的温暖。从那天起，我们就私下称呼他为山姆叔。
山姆叔是爱尔兰人，年轻时一个人从爱尔兰来到加拿大。他瘦高个头，总戴着一顶圆布遮阳帽，鼻梁上架着眼镜，像一位儒雅的大学教授。他讲话语速相当快，思维跳跃，让你有种跟着他跑的感觉。这让本来英语就磕磕绊绊的我们感到力不从心，连听带猜，囫囵吞枣。我跟太太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我能自如地跟山姆叔聊天了，我的英语就过关了。
山姆叔的太太贝茜却是一个在加拿大出生的、血统纯正的中国人。贝茜生长在安省北部的Sudbury地区，离多伦多十多个小时的车程，地处偏僻，气候寒冷，不知道当初她的父母为什么选择那个地方移民定居。贝茜早年就离家一个人来到多伦多闯荡生活。贝茜打扮细致，一付成熟稳重的老妇人形象，她只会说英语。一次参加山姆夫妇的结婚纪念庆祝，除了我们夫妻，餐桌上的其他人都说着一口地道的英语，可是细一追究，只有贝茜是本土出生，正宗的加拿大人，其他人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有人打趣贝茜，为什么你长着一付中国面孔，却不会说中国话？她急着辩解，我是加拿大人，为什么会说中国话？
我一直好奇山姆叔和贝茜，两个不同种族、生活背景的人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在与山姆叔多年的交往中，在跟他一次次的聊天中，我终于了解了山姆叔的爱情故事。
山姆叔说，在他遇到贝茜以前，他就是个混蛋。可以想象，一个二十来岁独自闯荡异乡，没什么文化的毛头小子，会遭遇多少生活的艰难。山姆叔说，什么样的脏活累活他都干过，后来他混出来了，有了一份正经的工作，在一个生产空调的公司一直干到退休。那时他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吃喝嫖赌，放浪形骸。他没想过结婚，也不想拖累另一个人，他认为像他这样不负责、下半身支配上半身的混蛋不应该结婚。
直到他命中注定的那一天的到来。那一天他去邮局寄包裹。就像电影中的浪漫场景，当站在柜台里面、那个长着东方面孔的女人转身回眸的一瞬间，他的心被丘比特之箭射中了。那个女人就是贝茜。
然而山姆叔的爱情之路却非一帆风顺。贝茜一直在躲避、拒绝这个突然闯入她生活的白男，这不仅因为贝茜是个传统保守的东方女性，更是因为她所遭受过的心理创伤。
山姆叔说，贝茜的家庭沿袭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缺少温情，父母对子女管束严格粗暴。生长在那样的家庭环境里，贝茜埋下了心理阴影，以至于长大以后的她不信任男人，惧怕男人，害怕与男人交往，她就像一只受过伤害的小鸟，不再轻易接受别人的善意和关怀。
然而山姆叔并未知难而退。她的冷漠和拒绝反而激发出他更深的爱怜。他努力改变自我，戒掉种种不良嗜好，读书看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通情达理的好男人。她信教，他就陪她一起去教堂，在那里也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平静。他对爱的执着从未动摇过，用他的话说，此女子，吾之所爱。
终于山姆叔抱得美人归。在他家橱柜上那个旧相框的黑白照片里，穿着婚礼服的山姆和贝茜深情相望。那年贝茜年过四十，山姆叔年过五十，这是他们第一次结婚。在经历半程的人生旅途后，漂泊的浪子找到了停泊的港口，受伤的女人找到幸福的归宿。
山姆叔和贝茜并不是什么有钱人，他们是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他们无儿无女，一直租住在一栋老式公寓楼里。如果按国人看来，他们这对孤寡老人，无房无车，算是低端人口了。从物质的角度看，他们并不富有，可是他们夫妻间的恩爱却令我们羡慕。
他们有个传统，每年都邀请朋友去同一家饭店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那家饭店离他们的住所有半个小时的车程，还需要搭车前往，可他们一如既往，因为在那里曾留下他们美好的回忆。记得第一次受邀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车，我们坐地铁、乘公车辗转来到山姆叔家，然后跟他们夫妇一起挤在一位朋友的车里前往那家饭店。在我的记忆中，那是贝茜打扮得最精致漂亮的一次。山姆叔说她那蓬松的发型是花了上百元做出的。那天晚上，头上下雨，脚下湿滑，山姆把手中的雨伞尽量罩在贝茜这一边，自己的半个身子淋在雨里，他紧紧地搂着她，就像护着一件心爱的宝贝，生怕磕了碰了。这让走在后面的我们心生感慨。
结婚多年，山姆叔仍然把贝茜当作他眼中的苹果。受过苦的山姆叔是个节省的男人，可他从不吝惜把钱花在妻子的身上。他一次不无夸耀地对我说，贝茜穿的鞋子是花几百元订做的，因为她的腿脚不好。其实他自己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家了，走路腿脚也不利索，可只穿着普通的鞋子。山姆叔说，他要让贝茜的家人看看，那个曾经被轻视的女孩，现在是个受宠的公主。
相由心生, 有人说一个女人的婚姻状况都写在她的脸上。从贝茜开心的笑容和舒展的眉头，我能感受到她的心里如浴春风。与山姆叔性格相反，她是个不多言语、性情沉静的女性，可我有机会窥见她闪现出的单纯活泼的一面。在做完按摩后，贝茜会故意赖在床上不起来，说没有力气，等着山姆叔好说歹说，搂着脖子把她抱起来，低下身，为她穿上袜子。她只是咯咯地笑着，凭他摆布，如撒娇的小姑娘。山姆叔故作嗔怪，实际上满心欢喜地服侍、放任“撒泼”的妻子。看着这两位七八十岁的老奶奶、老爷爷在我面前“打情骂俏”，我有些难为情。在我的传统观念里，老要有老样，一把胡子的人，在晚辈面前，要端起架子，矜持稳重。可眼前这一幕的温情流露，让我的心中不禁涌过一道暖流。我不记得我的父母曾在我面前甜言蜜语，更不要说拥抱亲吻，在我成长的记忆里，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冷脸和粗暴。
十几年来，山姆叔的生活状况没什么变化，而我们一路脚步匆匆，经历着移民生活的各个阶段，打工、上学、工作、买房、安家。我们曾请山姆夫妇来我们的新家做客，以后虽然还保持往来，有时一年见不上一二面，更多是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他们老了，尤其贝茜，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行动迟缓，反应迟钝，有时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莫名地咯咯傻笑。然而山姆叔说话仍然如蹦豆一般快，经常是他在滔滔不绝地讲，我只是插插嘴，打打边场。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贝茜是2014年夏季的一个傍晚，在一家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里。
那一天鬼使神差，我想起好久没有跟山姆叔联系了，就打电话过去。山姆叔家的电话没有留言，晚上终于接通了电话。山姆叔说他刚从医院回来，贝茜住院了，因为她吃的越来越少，没有力气走路了。现在她从普通病房转到了临终关怀病房，因为她吃不了东西了。山姆叔说，医生认为贝茜得了老年痴呆症，不过山姆叔相信她还会好起来，她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我听了他的话，却有一种不详之感。在医院，我见过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那是一种可怕的疾病，病人的身体机能连同神智慢慢地衰退，退化回婴儿时期，不知道吃喝，不知道大小便，不认识亲人、甚至自己，最后变成病床上的一具行尸走肉。
第二天傍晚，我和太太带着鲜花去医院看望贝茜。好久不见，躺在病床上的贝茜让我大吃一惊，她形容枯槁，眼窝深陷，神情呆滞，不再是记忆中那个鲜活生动，笑容可掬的老妇人了。贝茜已经不能说话了，不过她看到我们时，眼神亮了起来。这令山姆叔很高兴，他扶着她，耐心地喂她喝果汁，可她却喝不下去了。我太太轻轻地按摩着贝茜的肩背，我坐在一旁，听着山姆叔说话。贝茜虽然卧床已久，但面庞干净，头发整齐，房间里没有一点屎尿的异味，这与山姆叔的细心照料是分不开的。山姆叔说，他通常陪护到很晚才回家休息，她今天的精神很好，你们来看她，她心里明白，不然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闭着眼睛，似睡非睡的。最后我们起身道别时，山姆叔说跟我们一起走，鉴于她今天的状况不错，他想早点回家，干些家务。
临走时，他弯下腰，抱着贝茜，用手轻轻梳理她的头发，亲吻着她干瘪的额头，喃喃地说：“亲爱的，你还是我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傍晚的余晖从窗外投照进来，山姆叔的白发和贝茜的脸都被映成了金色，他们被夕阳温馨的光辉照耀包围着，那一刻没有疾病和痛苦，那一刻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
走出医院的大门，我们跟山姆叔挥手道别，望着他孤独的身影在落日的余晖中远去，我心里不免涌起一阵的酸楚，直觉告诉我，贝茜这样的状态可能撑不了多久了，可是我不忍心告诉山姆叔，打破他生活的精神支柱。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山姆叔的电话，贝茜在凌晨去世了。他感谢我们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候来看她。他遗憾没能在最后的时候陪在她的身边，不过护士说，她走的很安详。我在电话的另一端默默地听着他哭泣地诉说，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发自心底的悲伤，不敢想象今后他如何渡过漫漫长夜。
六年后，我站在这里，望着躺在棺木里，穿戴整齐，脸被抹成像蜡像一般的山姆叔的遗体，跟他说再见。
最后一次见山姆叔是在一个秋天里。我们和他一起去吃晚饭。他的脚步明显地迟缓了，在过人行道时，我太太需要搀扶着他。我们去了他家附近，那家他喜欢的牙买加饭店。多年前，他领我来这家饭店，我第一次品尝到牙买加食物，美味的卷饼和烤鸡，令我难忘。山姆叔的嘴还是那么能讲，可他的胃口不行了，勉强吃下一个卷饼。他跟我们讲他一个人的生活，一天里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街头的咖啡店，手端一杯咖啡，看着眼前过往的、形形色色的人。他说在多伦多的街头，你会看到不同种族的结合，黑男搂着白女，黄女偎着棕男，你会听到各国语言，看到五花八门的服饰，你会感到幸运地生活在这么一个包容、多元的城市，不用坐飞机去旅行，即可享用到世界各地的美食。他的这番话，我已经听了N遍了；他说他想念贝茜，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开始想念她，他的这番话，我已经听了N遍了；临别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有一位善良可爱的妻子，像贝茜一样，你要好好待她，别发脾气，他的这番话，我已经听了N遍了，可是我做到了吗？
“尘归尘，土归土，我们终究要回到来的地方。”牧师抑扬顿挫的声音在静寂的房间里回荡。我坐在那里，望着前面鲜花团簇、油漆发亮的棺材，忽感时空恍惚。我应该为山姆叔的去世感到伤感吗？或许他的灵魂正看着我们笑呢，他正轻松地对下面神情凝重的来宾说：我活了91岁了，现在要去跟我亲爱的贝茜见面了，这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吗？
那我为什么要来参加他的葬礼，走这样的一个过场呢？他不过是我的一个客人而已，一个喜欢唠叨的老头，平凡一生，他有什么令我怀念的呢？
一个胖胖的黑人老兄正在前面发言，他回忆小时候山姆叔带着他去吃冰激凌的情景，对于缺乏父爱的他，山姆叔给他买的那只普通的冰激凌留下了多么香甜的记忆，他从小到大吃过无数的冰激凌，唯有那只冰激凌，令他记忆犹新。
望着手中山姆夫妇的合影照片，我明白了，山姆叔打动我的那只冰激凌是他对贝茜的爱，因为我是他的爱情故事17年的见证人。
从小到大，电影里小说里，我看过那么多令人倾倒的爱情故事，浪漫美好，可歌可泣，可那些象牙塔里的爱情故事落到人间凡尘，就变成了一幕幕虚伪和谎言的现实剧，昨天还在人们面前大秀恩爱的楷模夫妻，今天就会反目成仇，分道扬镳。环视周围，大多数人的婚姻不过是在一起搭伴过日子，骨头和肉不得不连在一起，左手天天麻木地握着右手。看了那么多假的，我怀疑是否还有真的存在。然而在山姆叔身上，我找到了象牙塔里的爱情故事，原来它也会藏身于平凡。
大家起身，跟着牧师一起做最后的祈祷。舒缓的音乐拖着长音在房间里萦绕，在仪式之后，山姆叔将被送入墓地埋葬。棺木、鲜花、牧师渐渐在我的眼里模糊了、轻淡了，将随风飘去，脑海中昔日重现：那一抹余晖照耀在病房床前，苍老的他俯下身，亲吻着她额头上的皱纹，喃喃地说：“亲爱的，你还是我那个漂亮的小姑娘...”
从葬礼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和太太重新看2017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片“Coco”。当看到那个场景，从亡灵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小男孩米格为唤起祖母对她爸爸的记忆，为她弹唱起那首“请记住我”的歌曲，瞬间泪崩。墨西哥的亡灵节，如果死去的亡灵没有在活人的世界里留下一张照片，被活着的人记着和怀念，那个亡灵就会永远消失掉。想一想，多少人在死后留下了自己的照片，可有多少人被活着的人真正怀念呢？
山姆叔没有儿女，可他的亡灵不会很快消失，他和贝茜的照片就摆在我的书架上，我还记着他的爱情故事，写下这个故事来怀念他。人生往事，过往烟云。从生到死，我们如同一朵朵的云在人世间飘过，如果一朵云未曾打动过另一朵云的心灵，有谁会记着广阔的天空中一朵飘走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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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