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

清朝对洋人的评价和态度经历了显著的历史演变，主要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受到国际形势、战争结果和内部政策的影响。

前期（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以“天朝上国”思想为主导，视洋人为蛮夷。 清朝统治者基于传统的朝贡体系，将自身视为世界中心，洋人则被贬称为“夷”，带有明显的优越感和歧视色彩。例如，鸦片战争前，清朝官员在官方文书中常用“夷”字称呼西方人，认为他们需接受天朝恩泽；这种态度源于对自身国力的自信和对西方文明的不了解，导致外交礼仪冲突频发，如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因跪拜礼问题引发争执。12

中期（19世纪中期至末期）：从“自大”转向“自卑”，态度因战争失败而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在列强炮舰政策下签订《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被迫给予洋人治外法权等特权，态度开始软化。尽管官方仍偶尔使用“夷”字，但私下场合逐渐避免，以迎合条约规定；此时清朝对洋人的评价出现分化：一方面因战争失利而产生恐惧，另一方面仍试图通过“怀柔”政策维持控制，例如在处理教案时，官员常因担心洋人干预而妥协。13

后期（19世纪末至灭亡）：全面“畏洋如虎”，态度趋于卑躬屈膝。 洋人地位因条约特权和军事优势大幅提升，清朝官员普遍表现出“一等洋人二等官”的倾向，对洋人唯命是从。例如，天津教案中，官员因惧怕洋人报复而严厉惩处民众，甚至牺牲自身前程；这种转变源于清朝统治者对维持权力的焦虑，如慈禧太后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政策，反映出对洋人的妥协心态。总体而言，清朝对洋人的态度从优越感演变为恐惧和依附，深刻暴露了其外交体系的僵化和衰落。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