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渣是怎么练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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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于丽埃特(Juliette Sade),在她的书《人渣革命》(The Residue Revolution)中借用了精神分析学家拉康·雅克(Jacques Lacan)关于描述作为“人”这个主体,剥离了所有外在属性之后,所剩余的“人渣”这个本体概念,来描绘了关于被统一教育制度所奴役的人,应当如何去反抗这样的监牢,以及预言了这座监牢的崩塌:

 

“那些受大规模教育流水线和标准模式下所铸造出来的人们,当被这些刻板知识,规训与惩罚,质量管理的考试,以及被出厂合格标签所打上烙印之后,去除掉这些灌入大脑的铅毒,他们作为人,还能剩下些什么?剩下的就是人渣。而未来的革命,就是关于人渣的革命。”

 

在美国恐怖小说大师爱伦·坡的《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和洛夫克拉夫特的《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中都描写了一个拥有数百年基业的家族最后消亡的故事。它们就算堡垒再坚固,无疑都拥有着诅咒或世代遗传的悲剧血脉,最终都倒塌在砖残瓦碎的末日里。而如今一座数百年的,从屋顶到墙根,看似坚固的高墙,却布满弯弯曲曲裂缝,就要崩裂为碎片的堡垒,它的名字叫做“现代教育制度”。

之所以称之为“现代”,只因它的年龄不过数百岁,诞生于普鲁士的黑森林。从它降生的那一刻起,它便是社会主义式的,由国家母体所操控的,关于人的生产工业化。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

 

早上八点进入课堂,每堂课统一时长,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校服,上课手背在身后,坐端正,回答问题先举手,老师如长官,按铃声统一所有时间段的功能性分配,统一学龄制,统一考试,统一惩戒与奖赏。

19 世纪法国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作息规章制度条款中,就有着类似于普鲁士教育制度的模式,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就举过这座巴黎少管所的例子。所有的时间分割由固定时间的鼓声决定,以规训少年犯们的每日作息,细致到吃饭、睡觉、起床、穿衣、祷告、洗手、劳动、学习等:

 

“第21条:进餐。犯人在10点钟暂停工作,到食堂就餐。他们必须先在各自院子里洗手,然后分组进餐。午餐后休息到10点40分。第22条:学习。10点40分,随着击鼓声,犯人列队分组到教室。上课时间为2小时,交替学习读写、绘画和算术。第23条:12点40分,犯人以组为单位离开教室,回到各自院内休息。12点55分,随着击鼓声,犯人按劳动小组集合 ......”

 

事实上,在当今学校中所习以为常的电铃声,替代了曾经昏暗少管所里的手动鼓声,一切变得更加具有自动化和工业化,如每个未成年人的大脑中安上了一根发条橙子,正如库布里克的同名电影中所示:人的行为模式是可以被强制习惯性所操控的。这种强制性,自普鲁士时期到今天,都被称之为“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的最初概念,来自于 16 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今德国)时期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用来对抗天主教所把控的教育垄断权。这项提议后来受到军政府重视,随后在 17 世纪出现了《魏玛学校章程》和《学校指南》,规定入学年龄为 5 岁,要求:“所有儿童直至学完所应学的全部知识,并经当局审查合格,方得离校”,并形成法规:第一次缺席时,每缺课一节,罚家长 1 便士,依次递增,至每节课罚金 6 便士为最高额。

 

这项由反垄断初衷建立起来的制度,很快成为了新的教育垄断。推行军国主义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创建 1800 所学校,制造了“一个被训练得服从政府、敬畏上帝、勤奋和节俭的人民”的帝国。而到了 1794 年,腓特烈大帝掌握了全普鲁士境内所有孩童的教育控制权,在《普鲁士民法典》中宣布:

 

“凡普通学校与大学,都是国家机构。只有得到国家认可和批准,才能开办学校。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应该接受国家的监管,随时接受其考核和检查”。

 

普鲁士的崛起和战争为整个欧洲带来巨大的震惊和冲击,各国开始纷纷效仿普鲁士教育体系,正如法国在学校里教导孩子不要忘记,那些在地图上用黑色标示的迷失的省份“黑色污点”。

 

自此,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全面在西方世界全面开花,为德国的共产主义埋下了理论实践的伏笔。该观点认为,社会是可控制且可计划的,在某种“良性”的顶层设计中,社会资源将会得到更有利的调配,从而实现国家层面上的宏大梦想和千年计划。

 

在这一思潮的驱使下,统一步伐依赖于统一思想,统一思想依赖于统一教育,于是,自由之花便会被扼杀。在最严格贯彻这一要求的普鲁士,便出现了它应该拥有的症状。在德国学者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所撰写的剖析德国民族性格的一书《铁血与音符》(How to Treat the Germans)中,就讲述了其专制教育对国民思想的摧残。

那些在德国历史上曾经重要的思想之智者们,大多不属于普鲁士地区。施瓦本的开普勒、巴伐利亚的丢勒、荷尔拜因、歌德、席勒、巴赫、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舒曼、瓦格纳、约翰·斯特劳斯、布莱尼茨、叔本华、黑格尔、格林兄弟、尼采,全都来自于萨克森或奥地利的南德人。

 

除此之外,贝多芬和康德是混血,门德尔松、海涅、马克思则是犹太人,而普鲁士则盛产军事强人,如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俾斯麦。埃米尔·路德维希把这一现象归结为:地区间的社会性差异。正如二战后,普鲁士所在的东德地区,习惯性地拥抱了带有超强纪律意识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埃米尔·路德维希看来,德国陷入国家社会主义的黑色纳粹风暴的漩涡中,不是没有历史车轮的悲剧。诗人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说:

 

“德国有工匠、有神甫、有思想家,有主人和仆人,有年轻人和老人,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我们首先要是一个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德国人。”

 

德国知识分子痛恨本土现代教育体制下的集权社会国民的奴性,甚至期望于境外势力对德国的解放,贝多芬为拿破仑写歌,认为德国被拿破仑征服也比本国暗无天日的专制世界更好,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更是宣称:

 

“日耳曼人简直就是一群掉了队的人。他们打乱了欧洲文化的历史进程。在拿破仑企图解放我们的时候,德国人竟然还作出抵抗行为。”

 

在被战争所席卷的欧洲,普鲁士教育所带来的强国模式,为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借鉴,让每一个人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在战争年代,组织化的社会比散漫的社会具有更强的力量,为了追求并纯化这种力量,甚至演变出了社会达尔文式的反人类政策。

 

如一种病毒,从欧洲蔓延到美洲,再到亚洲,随着各国对本国教育体系的改革,拉通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系统教育模式,主宰了人类自孩童到成年近  20 年的漫长时间,这种现代教育体系便统治了整个地球,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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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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