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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钱钟书(往事追记--钱钟书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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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仙逝已经整整20年了,他的身后毁誉相伴,互联网上曾经好不热闹。但“大家”终归是“大家”,维基百科中“钱钟书”词条称其为:“集古今中外学问之智慧熔炉。”往者已矣,可真正读懂他的人又有多少?他追求的是““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但往生后没能真正做到。赞者不惜笔墨把他捧为文曲星或文学研究之大成者,而毁者竭尽能事地讥讽、质疑。真正的他在我看来,其实很悲剧。
如今,我也老矣,恐难应付上帝之手,破戒把我所知道的告诉读者。本来和他有过约定,不会写,但最终还是违规了。因为我希望后人在研究他时,能够更公平,更全面些。不想就这样带走秘密。

他,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不是当学者,而是当作家!

那是1985年4月,我刚从北京的一家报社调任到另一家报社工作。这家报社刚组建,我负责文娱版的编辑工作,报社主编要我找名家约稿。我按要求约了一批文化名人的稿件,但当总编特别强调要钱钟书的稿件时,我双眉紧锁,犯了大难。因为早听说钱先生最难请,生性高傲,学贯东西,他不但几乎从不写应景之作,甚至也敢给英美学者吃闭门羹。我有何德何能让他屈尊呢?但还是要硬着头皮想办法。为此,我找了过去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于先生。她丈夫是钱先生的弟子,他们答应帮忙,但不敢打保票成功。我很幸运,就这样,在一个明媚的中午,叩开了钱先生坐落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门。也就是那天始,我认识了与人们口传不太一样的钱钟书。
初见到他,非常忐忑,有些不知所措。钱先生笑了,“我像虎吗?”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直视着我,我开始放松,“您不是虎,是龙。”我想起了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外文系“龙虎狗三杰”的传说。
“那是很久之前了。”他又笑。
当时,《围城》很火,我就和他聊《围城》。他静静的听,没有打断我。然后突然说:“《围城》不是我的得意之作,而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只是小试牛刀,有相当多的地方不满意,有些还很粗糙。人物关系设计得不算好,修辞也只能算尚可,够不上精彩。……没有想到后来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真正用心写的是《百合心》。”说时,他在镜片后面闪烁的眼睛忽儿亮了,“小说起名的立意取自法文成语(le coeur d' artichaut)”,……这部作品始笔于香港,每次写时怕人看,经常躲着人。然后,把写好的东西偷偷藏起来。“想写得真正令我满意。”他说得很认真。谈到得意处竟背诵了一段“圆圆在阁楼二层里与猫玩耍和对话的有趣情节。

语调铿锵,神采飞扬,那段写的极其妙也,生动,也很幽默……我想象着年青时代的钱钟书,与一个多小时前坐在我面前的老学究,真的对不上。

没想到,他这么有趣!我暗自猜测:恐怕就因为当初这个“藏”,才使那部呕心沥血写好的近4万字的宝贝手稿遗失掉了吧!看得出《百合心》未能面世是他的最大遗憾。

我问他“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没再写?”
他的神色凝重起来,讲到48年至49年从香港到上海,又辗转北京的颠沛,讲到后来不能安心创作的苦恼。他,人一到北京,就被指定英译《毛泽东选集》。我知道他也曾为蒋介石英译过《中国之命运》。
他说:“可能没人知道,我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不是当学者,而是当作家!幼时我就喜欢在无锡的小书摊借书看,我的启蒙就是小说。……《围城》之后,我写《百合心》,《百合心》如果能出版,我可能就真的称得上是一名作家了,而不是学者。我会继续写下去,我一直准备着。那时,我年轻,极有热忱,对写小说有自信。”
我说:“您已经是作家了,那么出名。”
他摇摇头,“算不上,哪里有一部作品的作家。”语调有些诙谐,但我分明看到了他的无奈和落寞。
我说:“您不写小说,但成了大学问家,《管锥篇》、《谈艺录》都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佳作。”他道:“研究古典文学的风险比写小说小。这也是我后来不写的一个原因。”
词句不多,却蕴含着隐痛。我似乎领略了一个文人的悲哀!他接着讲:“后来,时间久了,长久不写,激情不在,也就放下了。”                                                                  
(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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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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