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警方突然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儿。

作为首都，北京每天都会接待大量外来者，到这儿的人无论什么奇葩理由都有，甚至不乏单纯被骗子骗来“领奖”的。

对此，警方早已见怪不怪，可进入4月以来，尤其是鸟巢周边开始聚集大量人群，人山人海浩浩荡荡，最多时估摸着竟有几万人。一问，这些人表示自己是来分“民族资产”的。

警方立马意识到这是场规模庞大的骗局，很快便将发起者缉拿归案。谁料对方竟表示：过几天国务院就会下通知，到时你们得乖乖放人。

最初，就连见多识广的专家也想象不到，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同时把数万人骗到北京。

众所周知，在我国，未经相关部门批准便大规模聚集是违法行为；一旦出了乱子可不是闹着玩的。好在此案本身并不复杂，经过简单询问，警方便得知这些围在鸟巢附近的人都来自一个名叫“慈善富民总部”的组织，该组织内有负责人，负责人头顶还有领导，乍看像模像样。

“领导”说，眼下有一批数额庞大的“民族资产”需要解冻，凡是参与者，到时都能分到5万元。人们表示，自己当初就是被这句承诺吸引来的。

您听着是不是有些耳熟？没错，这就好像您跑到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告诉他你是秦始皇转世，当年埋了一批财宝如今挖不出来。倘若对方能给个万把块的帮帮忙，转头就封他做大将军。

这骗术如此低级，恐怕话说不了两句就会被人骂跑，怎料这“慈善富民总会”的信徒甚众，事后经清点竟有多达300余万人。

做到这一步，有个名叫陈玉英的大妈和未出面德上级居功至伟。

据说在前几年，提起陈大妈，诈骗圈的人都肃然起敬，几乎要把她当神仙膜拜；而从资料看，陈玉英的所作所为，恐怕还真得用“奇迹”来形容。

陈玉英是天津市大港区（今滨海新区大港街）人，早年在大港油田当工人。2012年退休后，她发挥余热，先后在几家公司当销售，做中介。

2016年8月，陈玉英开始创建微信群，以“解冻民族资产”的名义拉人。谁承想，不到一年时间，她发展的下线竟已突破百万人。案发落网时，警方发现陈玉英统管着2000多个微信群，总成员多达三四百万。

这是什么概念？就算从每人手里骗1块钱，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上当，那也能在一些偏小的城市凑够一套房的首付了。另外，一般人加十个工作群，恐怕就会被折腾得焦头烂额，陈玉英却能靠着寥寥几人的小团队，把两千个群打理得井井有条。

案情清晰证据确凿，警方初步判断，仅凭陈玉英一人绝无可能发挥如此之大的能量；她背后十有八九有个高明的犯罪团伙，顺着这个方向调查，警方却一无所获，反倒是陈玉英连连喊冤，事实上背后犯罪团伙早已身居海外。

面对铁证，她坚称自己没有骗人，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解冻民族资产”，带领大家分钱致富。审讯员试图晓之以理，让她主动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便问她有没有见过所谓的“民族资产”，哪知陈玉英反倒振振有词：几千亿的民族资产，那肯定是机密，怎么可能随便让外人看？

她倒也不慌，告诉警察用不了几天，国务院就会下通知放人，搞得在场众人哭笑不得。

就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案情发生了巨大的、极具戏剧性的转折

没多久，警方就查到了陈玉英的“上线”。

其中一人名叫杨华兴，广西凌云县人，经营着一个家具店，手里有正当买卖却仍嫌钱不够花。2016年，杨华兴通过团伙中另外一名成员杨昌禹认识了陈玉英。值得注意的是，杨兴华接触陈玉英的目的并非为发展团伙成员，而是只想敲一笔。

在说明来意后，杨兴华将伪造的国家红头文件发送给了陈玉英，同时对陈展开狂轰乱炸。后者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便接触了至少40个声称能接触到所谓“被冻结民族资产”的组织或个人。老实巴交的陈玉英哪儿见过这种场面？很快，她便对此深信不疑。

骗子说，一旦众人出资帮助国家讨回了冻结在外国银行中的资产，其中六成收归国库，剩余四成则赠与出资者；末了还算了一笔账：多达千亿的巨额资产，即便有数十甚至上百万人来分，每人少说也能拿个几万元。

陈玉英认为这是件好事，应当广而告之，造福更多的人。

事实上，“解冻民族资产”的骗局由来已久，而“慈善富民总会”也并非因陈玉英而生。在此之前，发展下线的工作主要由一个名叫张南的男子负责，此人于2016年8月因诈骗罪在厦门被捕。陈玉英接手后，立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立专项团队，疯狂建群拉人。

她按时将机构领导（会长、总监等）的指示复制到群里，工作效率之高、态度之严谨让人叹服；领导让她组织活动捞钱，她也总能超额完成任务。

杨兴华被捕后交代，起初他跟同伙并不对身为下岗工人的陈玉英抱有多少希望，而是本着“能骗一个算一个”的原则把她拉入局的。他们打算检验一下陈玉英的“工作成果”，便于2017年4月19日借口即将举办“民族资产解冻启动仪式”，要为进京参加大会的会员制作胸牌，收取10元费用。结果，陈玉英竟一次性时筹到90余万元，先收集到其私人账户上，再全部转给骗子。

紧接着，另一名团伙成员自称“前国民党高官”，借口讨要“诚意费”，又经陈玉英卷走30万元。

团伙骨干杨昌禹被捕后，对陈玉英的管理才华与执行力表达惊叹，直言“真没想到有那么容易”。

据统计，在组织管理“慈善富民总会”会员约一年时间里，陈玉英共按“领导”要求组织了39次活动，从300多万名群成员手中讨走人民币约1.3亿元——别看数额庞大，平摊到每人头上其实并没多少。事后据警方调查，群成员通过微信红包向组织“捐款”，数额最大的也不过几十至上百元。

难能可贵的是，陈玉英守着这么多钱却从未动过私心，总是如数交给“上级领导”——客观来讲，她难逃“骗子”的骂名；但主观上看，此人或许不该被视为十恶不赦之辈，只是吃了没文化没见识的亏。

直到被抓，她仍坚信自己在为国为民出力，期盼着国家高层部门派人来“特赦”。

如今来看，“我、秦始皇、打钱”式的骗术似乎已经落伍，沦为一句玩笑话，但在短短几年前，它仍有着巨大的市场。究其原因，“解冻民族资产”这种局，居然有着让人颇为信服的“历史渊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处于敌对状态下的美西方就经常借口冻结我国在海外资产。当然，不屈不挠的中国人也不会任由敌人宰割，也常将外国企业充公作为回应。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两国着实度过一段蜜月期。1979年5月，中美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方力争拿回被冻结在外的资产。

虽然该条款后来增加了一些附加条件，如我国向美方支付了若干差额和补偿款，但根据我国经济部门机构估计，这个“买卖”我们是稳赚不赔的。

谁料自此开始，民间就出现了打着“解冻民族资产”幌子行骗的歹徒；仅1979年12月到1980年10月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就连发3条声明，警告民众警惕诈骗。

虽说在此后几十年里，我国对相关诈骗活动的打击从未懈怠，但“解冻民族资产”这颗毒瘤反倒愈演愈烈。尤其在2000 ~ 2010年十年间，该骗术的影响最为恶劣，甚至有这样一个谣言在民间广为流传：有一笔价值约17兆亿美元的中国资产亟待解冻。事实上，当年我国抢救回来的资产，价值也“仅有”（七八十年代）1亿多元而已。

至于“国民党宝藏”、“平价兑换美元”等谣传，民间更是数不胜数。离谱的是，无论骗子编造怎样荒唐的说辞，总有人愿意相信，慷慨解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