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上遇到的贵人
老人常说，人生中往往会遇到贵人。此言不虚，在我的人生路上，我遇到了许许多多对我帮助很大的贵人。其中三位就是我刚刚出道时的领导——处长。
七十年代中期，我从广外毕业分配到了北京，在东华门附近的出口大楼就职。咱一外地人，在北京没亲戚没靠山，在人才遍地都是的外贸总公司上了班，可就要凭实力和本事立足。我所学的专业是外语，并不是外贸，所以到了进出口公司就立刻感到所学的知识不够。当时四人帮刚刚被打倒，中国终于出现了各行各业的发展的机遇。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有了较大的增长，经历过十年文革动乱，对外贸易急需新的人手，我们这批新分到进出口公司的学生就有了用武之地。公司对我们这批刚刚从外语系毕业的学生很重视，请公司的老专家，业务骨干和经贸大学的老师给我们上课，弥补我们对外贸知识和经验的不足。
每隔一段时间，公司对业务人员就要进行业务和外语方面的考核。咱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对工作付出极大的热情，认真工作，努力学习，每次的业务和外语考核还都能排在前几名。这可能就引起了出考题老师的注意。这位老师是公司商情处的张华联处长。张处长平日里穿戴整洁，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待人彬彬有礼，英文棒，资格老，是中国当年赫赫有名猪鬃大王古耕虞的属下，家门显赫，个人的能力也不弱，公私合营后就成了我公司的主要业务干部。文革中不知以何种罪名入了狱。平反后才重新回公司任职。一般人从高墙后出来外语和业务恐怕早就丢光了，可张处长有奇遇，外语只见长，没见丢，一口美语说的如行云流水，我十分不解，也不敢问张处长是否握有外语不练还能进步的秘笈或宝典。后来同事们悄悄地告诉我，张处长在大墙里面是和被俘虏的美国飞行员关在一起，以便和狱方的沟通，所以张处长的英语怎么会差呢。
除了考试成绩能让张处长对我有点印象外，我还经常到商情处借资料。当年的资讯远不及今天，虽说是全国性的大公司，业务处里的资料依然很少，只有商情处备有较多的国内外资料，我们需要查询时，只能在商情处翻阅，一般不能外借。或许我爱学习，好读书的做法给张处长留下了良好印象，每当我下班前无法完成查阅时，他总是网开一面，特别准许我将资料带回去阅读，第二天送回。一来二去，我和张处长就熟络了许多，也开始探讨起业务以外的事情。
张处长问起我对民主党派的看法，我这初出茅庐的愣头青，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民主党没什么用处，仅仅是个摆设而已。张处长听罢不语，后来告诉我民主党派失去了作用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新鲜血液，没有新人参与，民主党派只剩下老一辈的人员，年纪越来越大，又如何能发挥作用呢？我点头称是，张处告诉我他本人就是民建的资深党员，希望我能了解民建的历史和架构。张处给了我一些有关民建的文字资料。我平生第一次较为具体和全面地了解了一个民主党派的建立发展和停滞的过程，对民主党派有了全新的认识。所以当张处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民主党派时，我也没多想，向张处要了申请表回去填写。
（1945年12月16日下午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成立大会）
我在业务处工作，顶头上司是马文骏处长和王根仓处长。 马处长个头高挑，一表人才，还是老革命，早在解放前就是地下党，在天津负责组织学生运动，属于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者。年纪很轻就提拔为大公司的业务处长，前途无量。没想到因娶了也是才貌双全的太太而遭了殃——太太家里是大资本家。马处长就此在文革中被打倒，直到我们进了公司不久后才官复原职。王处长相反，个头不高，根正苗红，来自大西北贫困的地区，自小失去双亲，成了孑然一身的孤儿，全靠着村里善良的村民的接济和养育。自古寒门多才俊，靠着微薄的奖学金，王处长从西北大学纺织系毕业，是学校的高材生，只可惜刚分到公司文革就开始了，没有机会施展抱负，但业务能力极强，改革开放后公司开始选拔新的处领导，他就荣升副处了。
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极左的思想并没有跟随他们终结。我们每周还有政治学习，积极向党靠拢的同事们依然像以往一样汇报思想，争取组织的关心，并希冀最终加入党组织。不知为什么，我始终对业务的兴趣远远高于政治，还好历经风雨的马处长，王处长经常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致于我常常开会学习不发言，还经常借口外出忙业务，逃避政治学习，也不找领导汇报思想或打个小报告什么的。马处王处从来不批评或警告我。所以拿着民建的申请表，我也没藏没掖着，就摊在桌上，利用休息时间便看边填。马处长正好路过，看了表格的内容后，表情如同看见了旧社会的卖身契，吃惊加痛心，皱着眉轻轻地对我说了声；“下班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推开处长室的门，两位处座都等着我的说明。马处长和王处都很和蔼地了解了我填写加入民建表格的事情。马处长很认真地说；你年纪轻，刚二十岁出头，没有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还属于不了解政治的单纯学生，民主党派在中国是合法的，但加入了民主党派，可能你的前途就有了阻碍，你一定要好好考虑…….。王处说的更直白；我们从来没有要求你入党，写思想汇报，找党员谈心等等。我们尊重你个人对组织的看法和认识。但是……。总之，两位处座非常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解了各种利害关系，他们与我非亲非故，为了我的将来不受任何影响，毫无顾忌地给我讲述当今社会的现实和他们在各种运动中的遭遇，对我的想法和做法，也没有上纲上线，让我异常感动，答应他们重新考虑，让两位处座宽了心。
(我们公司在五楼，三位处长的办公室都在五楼右侧)
说实在的，我对民建并没有很深的了解和感情，也没有通过参加民建来改造中国的宏伟抱负，仅仅是一时的好奇心所致。如果两位处座用的是命令式或大批判式的方式与我交流，真没准我逆反的心态反而会促使我加入民建。可两位处座没有这样做，他们“温柔的一刀”让我看到自己的幼稚和冲动。后来每当有人要我加入任何组织，我都会认真地考虑；自己加入的目的是什么，能否为这一组织起积极的作用。如果入某一党仅仅是为了当官发财，还需要巴结和谄媚在组织里的张三李四或王二麻子，那还是做个独立和自由的人更适合我。
很不好意思地将表格退还给张处长，对我这言而无信的小人，张处长没有责怪，只是告诉我，如果将来还希望加入民建的时候再通知他，面对这些宽厚的处座，让我狠狠地愧疚了一把，让我牢记了一辈子，任何没有认真考虑就答应的事都会让自己和别人失望。
我们现在面对着更复杂而多变的社会，习大大说；办法总比问题多。他说的不错，但更重要的是；好人总比坏蛋多。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善良的人还是居多。我遇到的三位处长就是这样的好人，他们宽容的态度让我受益无穷。让我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尽量待人以宽，用平等的态度交流。别说，这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了不少弯路，饮水思源，这得感谢三位处长多年前给我的启示。
June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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