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散文诗之旅 

一 我与散文诗结缘有一点偶然因素，即时代的赐予。欣逢改革开放之潮兴起，文学处于活跃一时的恢复期，散文诗也呈现复苏迹象。《诗刊》于1981 年组织了一次“散文诗六人谈”，我有幸参与，便算悄然加盟了。其实那时我对散文诗的认识很肤浅，和许多局外人一样，将其视为一种浅唱低吟式的美文小品。收在《星星河》、《潮音集》中的作品，现在读来，便觉十分幼稚，使我汗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开始对凝练而又舒展、自由灵动而又有所节制的这一文体，感到如鱼得水的喜悦，觉得很适合自己的美学气质，便决意以身相投了。但同时也发现了她在习惯力量尤其是某种误解、误导下形成的某些弊端。譬如，囿于一种狭隘视野的拘束，使它题材逼仄，矫揉造作、扭捏柔弱的诗风相当突出。令人不安的是有人竞将其视为当然的常规，不以为憾。我觉这不利于她的发展。一种不能或不肯承载厚重内容的文体，难有远大的发展前途。于是，我开始摸索、探究，在写作中试图有所创新，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其中，较为重要的是： 一、我认为散文诗本质上是诗，是诗的发展和延伸，是她的一个支脉或变体。在我看来，散文诗是格律诗向自由诗过渡后的必然发展，也是现代口语成为诗的主要语言资源后的必然发展。根据这一认识，散文在其中如何安排，就有了准则。那就是，要在保持诗性素质的前提下，适当吸纳散文的某些可以入诗的因素；融入散文诗的肌体，以增强其舒放灵动的美，丰富它的表现能力。这是将散文化入散文诗中，而非把散文诗化为了散文。这个界限要妥予掌控处理，不加节制，便有使散文诗消失于散文之汪洋大海中的危险。 二、强调散文诗的抒情性是认定她诗性本质的必然结论，但对抒情似亦不能作孤立、片面、绝对化的理解。情是什么?情是人与世界即客观事物接触后引发的一种“感应”和“反应”，离开了客观的“事物”，情便成为无源之虚了。散文诗若完全离开叙事，搞所谓“纯抒情”，便会出现“功能偏废”的缺点。因而我倾向诗、史(事实)与思的一体化，以抒情、叙事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综合优势，取代纯抒情文体的定位。难点在于结合，不是“抒情+叙事”的外在叠加，而是以抒情手法叙事，将情节、细节、人物等经诗化处理后，融为一体。这方面的经验多了，散文诗的艺术表现力，将会得到增强。 三、形式主义者排斥内容，尤其排斥思想。过分强调美文性，追求“唯美”的作品，也易忽视作品的思想内涵。我一直认为，无思想的诗不过是一堆文字垃圾，即使外表华美，也仍是垃圾。当然，散文诗中的思想，不应是概念化的和盘托出，如所谓“哲理性散文诗”那种写法，也不是以形象演绎思想的办法。我的某些作品犯有这种弊端，编集子时多将其删除。我开始认识，问题不在诗，而在诗人，而在诗人是否是一个“思想者”。如是，其思想常会融在作品的血液之中，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生硬地表述，更不是贴标签似的“贴”上去。抒情的叙述，语言中的感情色彩，以及诗的调子即音乐韵味之中，思想无所不在。 四、散文诗写作中有一个虚与实的关系问题，不少散文诗失之于内容的空虚，也有的过于翔实，诗意淡薄。我在中国散文诗学会乐山年会的发言中，曾提出过“得之于实，出之以虚”的说法，至今觉得可较好地解决生活基础与艺术表现间的关系，而能否自由地游刃于虚实之间，常关系到一篇作品的成败。从根本上说，诗是虚构的。文学，包括小说、戏曲、美文式散文，就其艺术构成而言，也无不是虚构的，但虚构又必须以现实为依据、为源头。就诗与散文诗而言，虚构，即艺术的、诗性的升华更是自有诗以来便形成的悠久传统，哪里有什么新闻报道式的诗会成为名篇?所谓“报道体散文诗 ”，我所以不敢苟同的根本理由，便在于“报道”不能成其为诗，它们是两股道上行走的车子。 五、鲁迅的《野草》，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当代散文诗能继承这些经典中厚重的现实关怀与沉甸甸思想含量者似不多见。我曾在《散文诗》刊提过散文诗可不可以“野一点”的倡议，主张适当引入一点杂文因素，以克服某些散文诗过于矜持和格调单一化的缺点。后来，又试写“反讽式”散文诗，也是基于同样动机。忧患带有悲剧色彩，反讽带有喜剧色彩。对社会上的邪恶事物，站在高处，投以冷峻的观察和居高临下的审视目光，微言相讽，在不动声色中或能产生点儿讽喻作用。似乎，散文诗习惯了悲剧性、柔弱性、忧郁性风格，适当引入喜剧性的反讽因素和杂文色彩，或将有助于她多样化风格的形成。 六、散文诗诞生之初，便受西方影响，适当借鉴是必要的，盲目追随却非所宜。许淇兄在1981年便提出“我们有我们的”发展主张，壮哉此言。中国散文诗理应在继承优秀传统，适当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基于这一认识，我从现代派学了一点儿东西，但并不按现代派理论家规定的条款写作，而是根据作品内容的需要，吸收融化，为我所用。诗评家冯国荣先生评论我的散文诗时有段话说：“耿林莽取了一种多维耦合的价值向度，他广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一些适用的审美因子，借鉴当代姐妹艺术的如诗、小说、散文的新的成就，兼容‘五四’以来新传统以及古典诗、词、歌、曲、小品的丰富传统，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度先锋的表现形态。”“适度先锋”的提法是新鲜的，“适度”，不仅学现代派要“适度”，在艺术上，处处都需掌握一种“度”。 二 冯国荣先生看出了我的多维耦合，即“多师”，在我的散文诗写作中，还有一个“多样”和“多变”。这“三多”均源自于我对世界多元化的认同与适应。譬如题材与风格，我都崇尚多元，不拘一格。从清浅走向厚重，固然是一个好的趋向，但“清浅”也未必便要“剿灭”。 “风花雪月”一直为人诟病，我则认为自然美乃是散文诗永恒的主题之一，因而在这本《散文诗六重奏》中便有《水岸风景》一辑。至于风格，我也是在努力追求多样的。 但却又必有一种自然形成的“主色调”在，即所谓的“个性特色”了。论者常以“柔美”和“忧郁”来称述。诗评家王志清先生的评说最具代表性了，他说：“其诗的基调和主调均是忧郁冷凝的不变，而只是越到后来，则越是有苍茫感和穿透力，即有一种理性气势，给人以凛肌冽骨的战栗感受。” 这种忧郁性是从哪里来的呢?一是来自外部世界。我少年时代所生活的社会，总体上的阴暗色调，和接触到的苦难人生；为我涂写了一幅幅忧郁的画面；二是来自我自身的性格和心理素质，似乎对于这种画面有着特别的敏感，这样的内外结合，便为我的美学倾向和情趣设定了基调。到了上世纪90 年代初，又增加了一种自觉追踪的理性因素，那便是认识到“为世界喊痛” ，即关注现实民生，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疾苦，是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之所系，悲天悯人的情怀，原是会自然产生并持续坚守的。或许，这便是志清所说的那种“理性气势”的由来吧。他还说：“忧郁的耿林莽在深刻地读懂了生活读懂了时代也读懂了自我的时候，找到了充分表现自我的站位，找到了‘个人的音调’(屠格涅夫语)，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战栗人心的忧郁美的散文诗文本。” 当然，就我的全部作品而言，还有“忧郁”所不能涵盖的其他方面，那是“多样”与“多变”带来的。我追求凝练，也喜欢舒放、潇洒飘逸，有点随意性，或者冷峻美；我热衷柔美，却又追踪豪迈和奔放；象征手法，梦幻以及魔幻色彩的迷离恍惚，也颇感兴趣……这些，从这本《散文诗六重奏》中均有迹可寻，不多谈了。 三 最后，该说一说这本《散文诗六重奏》了。 为什么有此意向?我迄今已出版散文诗集8部，散文集2部，散文诗品评集1部。这些书印得不多，许多读者未曾读到，且它们都是阶段性结集。每部均有佳作，也有一般性作品。如将其中精华汇在一起，对读者阅读、研究者评说，都较为方便；对自己而言，则可将几十年写作凝为“结晶”，也是很必要的吧。 我文学之旅起步早，最早的诗《槐花树下》和小说《赤豆》，1939年发表于抗日游击区泰州的《青锋》月刊，时年十三。以前有材料介绍最早作品为1944年发表在上海《文潮》月刊的《小村》，是不准确的。这些少年时的作品以及参加革命后因工作需要写出的东西，一律未选人此书。 我的写作步入正轨，当以上世纪80年代初涉足散文诗坛为开端，除散文诗外，还写过一些散文和诗论。本着从严挑选，力求少而精的原则，最后人集者不过散文诗160题。挑选时考虑到作品发表后在读者中的影响，更多的是自认为最具风格特色的篇目。全书中，约有四分之一作品是新作，也有对旧作改写的篇章，但愿它们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新鲜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