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上眼睛，我总会想起刚刚出国的那几年。
那时我才十四岁，刚从中国南方的小城市转学来温哥华。语言不通、朋友稀少、课程听不懂，整个人像被丢进一座巨大的玻璃罩子里，看得见世界，却摸不到归属。
可比我更措手不及的，是我的父母。
他们曾是中国中产的典型代表——爸爸是做项目的企业管理者，有自己的小公司；妈妈持家有道，精打细算。我们在国内有一套商品房，生活安稳，甚至计划着送我和弟弟出国读书，追逐所谓的“国际视野”。
于是，爸爸倾尽积蓄，投资了一家跨国背景的酒店项目。那时汇率最高达到1比9，仍然将100多万人民币投了。可惜的是，项目最终亏本收场。
钱没了，信心也没了。而接下来真正将我们拉进谷底的，是身份的塌陷。
曾经在国内管着几十人的爸爸，在温哥华连便利店都开不起来。语言不通、没有本地经验，他只能从最底层做起。有人介绍他去中餐馆洗碗，一小时10加元，冬天站在水池前，手泡得通红。他从不抱怨，但我知道，他心里难受得很。
妈妈也没闲着。她找到一份帮厨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身上总带着油烟味。两人一个月加起来3000多加币，却要养活正在读书的我和弟弟，还得交房租、水电、医保、交通、学费。
我们从“投资移民”变成了“打工家庭”，用现实狠狠地打碎了对海外生活的幻想。
我曾问妈妈：“你后悔吗？”
她摇头：“不后悔。我们这代人，把能走的路都走一遍，是为了你们能少跌几次跤。”
我哑口无言。
这十八年，我无数次想回去，回到那个还未跌落之前的家——可我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那个家，那个带着“中产体面”和“发展预期”的身份，在那个投资失败的瞬间就死去了。
我们后来慢慢熬过来了。爸爸妈妈用他们的手，把我们的未来重新捧了起来。我也读完了大学，开始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生活。可那种在夜里猛然惊醒、仿佛又回到2006年的感觉，至今仍时不时地缠上我。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那100多万亏损的废墟中，一点一点捡回来的。
所以我不敢挥霍，不敢轻言放弃，更不愿忘记。
我不是幸运，只是没有死在那些必须咬牙活着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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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