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氏世家第三之《二爷爷列传》 在给我爷爷立传之前，我先想起的是我爷爷的弟弟二爷爷。 把他的传记修

尹氏世家第三之《二爷爷列传》

 

在给我爷爷立传之前，我先想起的是我爷爷的弟弟二爷爷。

 

把他的传记修完了，则我爷爷奶奶一家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也就交待得差不多了。

 

没有这个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交待，则传记主人的行为和言论可能就不好理解。

 

所以，未写其人，先敷陈其友，这是《三国演义》诸葛亮出场的写法。我虽然爱写作，却鲜有创新，于是只好剽窃抄袭一下古人罗贯中，谅他不至于活过来把我告上法庭，索赔千万。

 

闲言少絮，书归正传。

 

我爷爷有个弟弟，我们称呼他二爷爷，印像中有两个儿子，长曰尹国万，次曰尹国千，皆是农民，以务农为生，在当地村里有些民望和影响，有时在村里会承担一些村集体的公共事业。

 

两兄弟中，尹国千掌管着生产队的耕牛，那是生产队里最大的一项财产，因此很有特权。

 

农忙一来，耕牛负担加重，公社就会向生产队下拨支农特款，生产队拿到这笔“巨款”，就会给耕牛增加营养，补充体力。

 

那是一条长得像中年大象般高大的水牛，一天要吃几十斤上百斤饲料，是生产队集体中负担最为沉重的财产。

 

农闲时节，大象般庞大的水牛是没有专门饲料的，它唯一的食物来源，就是本村小学生放学后，赶着它到村里的田埂沟坎或山坡上啃食野草，啃到多少算多少，就这样吊着命，不死不活，不饥不饱，直到来年春耕农忙。

 

上级公社给这头耕牛下拨的支农特款，并不是钱，而是不知产自哪里的蚕豆。

 

我“二爸”尹国千将每天公社拔发的一升蚕斗煮熟，拌在二十升草糠里，撒上一把盐，拌均匀，这便是耕牛在农忙时节最营养的营养餐。

 

老牛喜欢，感恩感得老泪纵横，吃得津液直流，而我们这些小学生兼放牛娃，站在旁边，望着牛吃，也忍不住垂涎三尺，唾液横飞。

 

这就是我童年时我们一族老老小小上上下下和全村男男女女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全国都正遭遇饥饿，农村尤惨，一年所打粮食，上缴国家公粮之后，自留的余粮不够一个月，连春节都挨不到，往后的一年里，要么逃荒，要么化缘，要么进城讨饭，到城里餐馆舔盘子，抢吃抢喝客人吃剩下的残剩炙，或者在餐馆往外排放的下水道前等候着，収集哄抢下水道排出来的洗碗水上浮着的那层地沟油——对于一年到头几乎见不到一滴油珠子，甚至连一毛钱一斤的盐巴也买不起的农村人而言，那些地沟油，可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免费的大餐。

 

对于农村人的这些“丟人现眼”的不要脸的举动，那时候的城里人还算宽容，没有鄙视和厌恶的表情，有些人还有点同情心，把自家锅里的冷饭舀上一圫两圫的，赈济我们这些跟随老人们去城里哄抢地沟油的农村小孩。

 

那时的城里人，可能有不少也刚从农村“跳了农门”，刚刚吃上“皇粮”不久，知晓和体验过农村的饥饿。

 

回过头来继续说喂牛的事。

 

在没有其他大人或公社干部在场监督的时候，我“二爸”尹国千有时也会生出第三只手，在牛饲料和草糠里与牛的舌头纠緾争抢，斗智斗勇，刨出三粒四粒拌了盐的蚕豆，给他儿子两粒，给我一粒，给另外一个放牛娃一粒。

 

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美味呀！因为人是吃不到这种饲料，别说豆类吃不起，就连盐巴，也只有春节年饭才有一点点咸味。

 

后来在小学课本上读到鲁迅的《社戏》，《孔乙己》，那鲁讯笔下罗汉豆和茴香豆的滋味，比起我二爸在牛舌头下抢出的拌了盐，水牛唾液和草糠的煮熟的豆饲料的欲仙欲死的美妙味道，可是差了一大截。

 

我们细品细嚼，把牛饲料里刨出的三粒四粒蚕豆吃完，仍站在牛前看牛吃，这时尹国千就会凶相毕露，冲我们喝道：

 

“快滚！快滚！这是牛的饭，不是人的饭。饿死你们事小，饿死牛事大。这是国家的牛！集体的牛，被人知道了，我要被当成贪污犯批斗！吃了就悄悄的滚吧！我再不想因为你们以权谋私，废公徇私，将来被斗私批修了。”

 

有关“贪污”，“以权谋私”，“废公循私”，“斗私批修”这些法律和政治术语，我第一次学到，并不是从学校，而是从我二爸这里。

 

于是我们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一边回味着美味，一边盼望着第二天再去“喂牛”。

 

尹国千有一子一女，平时没有交集，感情一般，没有在一起玩过，忘记了他们叫什么名字了。

 

尹国千的哥哥尹国万，就没有他弟弟尹国千那么会做事，因而在村里没有担任任何公职，只是老老实实当农民。

 

但是说他“老实”，也不确切，至少我妈不认为他老实。

 

我妈带着我们一家哥几个虽然也住村里，也干农活，但我爸却不在村里，没有村里农村户口，他在离家三四百公里离昆明一百公里左右的一家国营煤矿当工人，因此毎月有固定工资可拿。

 

在普通农村人眼里，这明显是树大招风，是很多人眼红的对象。

 

每年春节，我爸依例有带薪的探亲假——国营就是国营，与今天的私营黑煤窑就是不一样。

 

他一回乡，我爸的那些哥哥弟弟，亲的堂的，纷纷上门，约他打牌，好不“热情”！

 

尤其是这个尹国万，生拉硬扯，死拖活拽，非要把我爸拉去凑“四缺一”。

 

在农村，“打牌”就是赌钱麻。

 

但我爸显然“赢”不了他们的钱，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钱，一年到头，就盼着在牌桌上赢我爸的钱，沾一下我爸这个国营煤矿工人的光，“有财同发”“有钱同花”。

 

我妈知道“打牌”的结果肯定是我爸输钱，因此对我爸这个堂哥尹国万特别反感，严加防范，不允许我爸和他们来往。我爸每年一回乡，我妈就把我爸“关”在家，不准出门。

 

因此，在村子里我爸的那些哥哥弟弟，堂兄堂弟的眼中，我妈确实不算是“贤惠”的媳妇。

 

尹国万有两个儿子，长曰尹正良，次曰尹正贤。

 

由于我妈的限制，我与他们交往也不多。他们是否人如其名，即“贤”也“良”，不得而知。我考上大学后，就没有他们的音讯了。

 

印象中，只记得与他们及同村小孩在一起游戏时念唱的咒语，如下面两句：

 

下雨了，我们就朝天大喊：“大雨大大下！小雨我不怕！只怕乌鸦打电话！……”

 

要从一群小孩中“揪”出某个倒楣蛋，我们就一个一个地数，每数一人，就念一字：“点点豆豆，王张咳嗽，张飞下马，笔墨砚瓦，拿着哪个乌龟婊子给我作对头！”

 

这最后的“头”字落在谁头上，谁就被挑出来做游戏中的那个“倒楣蛋”。

 

尹国千一家和尹国万一家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那是全村最好的一幢大瓦房，崭新崭新的，国王不入，风雨不进，我们很是羡慕——虽是同一幢屋，然而却各自独立，互不干扰，有点类似加拿大的双拼屋。

 

从住房可以推断，这两兄弟虽在农村，然而挣钱有方，不像其他村民那么穷困，属于这村里的中产偏富阶级。

 

但是，他们的父亲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父亲也就是本《列传》的主人，我们呼之为“二爷爷”。

 

二爷爷叫什么名字已经不可考了，他应该是我爷爷的第二个弟弟。我爷爷叫尹发山，根据尹氏家族取名字成双作对的特点，我推断他可能会叫尹发水，但也只是妄加猜测，实无凭据。

 

在尹国千尹国万两家人居住的双拼屋大瓦房的对面，有一间小偏屋，类似于加拿大独立屋院子对面的工具房，这就是二爷爷的卧室。

 

这间小偏屋里堆满了杂物柴草，其空隙处塞着一张小床，那就是二爷爷的卧榻。

 

这间小偏房平常不上锁，也没有什么值钱的财产可锁。由于其小门早上向阳，所以大多数时间屋门洞开，以接受阳光和温暖，因此屋内情形一览无余，来彺村民都会看见。我放学后挑水浇菜，下地干活，割草喂猪，都要经过他的屋前，因而颇有印象。

 

二爷爷虽住在如此简陋的屋子里，然而他却是全村唯一穿着民国长衫，拄着文明棍的老人。全村人都要干农活，穿长衫是不可能的，都穿短衣，因此二爷爷的长衫拐杖格外另类。

 

他一口牙缺了半口，经常拄着拐杖，独行于村头与县城间的国道公路上。

 

有时我们小孩与他道路相遇，出于礼貌，会喊他一声“二爷爷”，于是他便站在原地，柱着拐杖，半张着嘴巴，露出半口黄牙，痴痴地凝望我们远去，直至悄失在视线之外，仿佛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痴痴地望着他的满堂儿孙在膝前乱跑，一副心满意足，可以幸福闭眼，安然长眠的神态。

 

这种眼神在他是满足，但在我们小孩却是恐怖，仿佛他就是站在鬼门关口挡住黑白无常出来捣乱的把门之神。

 

因此，除非无路可以避让，否则我们远远见到他，通常都会绕道而行，竭力避免与他相遇。

 

二爷爷的职业究竟是什么？

 

解放前的经历确实不知道，解放之后，听村民说他的主要业务是往县城贩卖死牛烂马，死猪死鸡，甚至有人传言，在饥荒瘟疫肆虐的年代，他也贩卖死去小孩的人肉。

 

那时村里虽然人都难于吃饱，但是家家户户基本都养猪养鸡，主要是为了完成每年每户向国家缴纳半头猪肉的指标任务，剩下的半头，村民可以自己吃，也可以卖钱，换些工业品。

 

养猪养鸡的成本在农村并不算大，庄稼地里的杂草，拨回来切碎煮熟，就可当猪饲料；蔬菜菜地里的边叶菜根，也是猪儿鸡儿的美食，更不消说粪堆里的各种爬虫，蚯蚓等高营养高蛋白了。

 

问题是当时的农村卫生状况实在太差，很多猪鸡养着养着就死掉了，瘟疫一来，状况尤惨，成批成村的猪鸡死亡。

 

村里人不到饿死人的地步，也是不吃这些瘟猪瘟鸡的，于是这些病死猪鸡的尸体便被倾倒在粪坑里或山坡地上任其腐烂，以作为来年肥田的肥料。

 

于是我二爷爷便趁着月黑风高，或农忙时节村里空空荡荡的无人时机对这些猪鸡尸体下手。

 

他把刚倾倒的尚有一定新鲜度的猪鸡尸体偷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凹里，就着山溪，分割加工，扒椤剔抉，刮垢磨光，拨毛去秽，涂脂抹香，使用盐巴，辣椒，草果，八角，花椒以及山上采来的各种香料，于是焉化腐朽为神奇，变恶臭为芬芳，将这些死猪死鸡尸体腌制成香气馥郁的肉干肉脯，运往城里“高价”卖给市民，或直接向县城各餐馆食肆供货。

 

他的两个儿子尹国千尹国万居住的那幢崭新的大瓦房，据谣言说就是靠这行业挣下的。

 

当时，全国饥荒横行，这种行为在农村人看来虽然有昧天理良心，然而却不犯法，所以大家只是躲着他，但也并不揭发他。

 

我妈更是如此，严厉禁止我们与他走近。

 

但小孩没有那么多戒心，受好奇心的驱动，有时也大胆“探险”，与他接近，甚至帮他“干活”，以换取他给我们讲一些《三侠五义》，《封神演义》等狐妖鬼怪的惊竦故事。

 

我妈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为了吓唬我，又给我讲了她听到的一些有关“二爷爷”贩卖小孩人肉的惊竦故事：

 

原来，那时的农村，由于卫生状况太差，不但猪鸡经常病死，就连农村小孩的成活率也是不高的。

 

我们生产队的山坡上，下临深水龙谭，上有一片大梨园，上千珠巨枝粗干，古色斑驳，遮天蔽日，上干雲霄的巨型梨树阴风飒飒，令人毛骨悚然，单身只影谁也不敢轻易靠近，就算是青天白日也是如此。

 

附近村庄的小孩，不论是病死，疫死，夭亡，被往来汽车撞死（我们村边有一条弹石路国道，村中小孩经常被往来汽车撞死，我上学路上亲眼见的就好几起)，爬树掉落摔死，爬山滚落跌死，割草被毒蛇咬死，以及打群架互殴至死，按照农村风俗，小孩夭亡是不能入土埋葬的，都用草席一裹，挂在这梨树的枝桠上，任由野狼拖走，或乌鸦啄食，余下的残骨败血，便落在树根上，刚好做了梨树的肥料。

 

因此之故，这片梨园结的大酸犁到了秋末冬初能长到足球般大小，又甘又甜又水，沁人心脾，与核大肉薄的饱珠犁的腻甜不可同日而语。

 

这片犁园的梨，据公社书记说，是要全部上缴，特供省委大院和中南海中央首长的，村民只能吃掉在地上的烂梨。

 

但是这么高大的梨树，要把上面的犁摘下来，没有器械云梯，亦非易事。由是，我们小孩的优势就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农村小孩个个会翻墙爬树，潜水泳河，飞檐走壁，身轻如燕。于是到了梨园采收季节，大人们便把全村小孩带往梨园，让他们像猴子一样，上树摘梨。

 

我作为爬树高手，也是这群小猴子中的一员。

 

由于全村人口都在这梨园里，人多势众，也就没人恐惧害怕了。

 

但是踩着那些飘挂在树桠间的破草席往上爬，我仍然有些毛骨悚然，背脊发凉，生怕破席里忽然伸出一只小手，把我拖往另外一个世界。

 

当然，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一天，也会被一条草席一裹，塞在这树丫间，任由野狠啃食，乌鸦啄食。

 

在农村，见到别的小孩死去，早已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惊了。

 

但是我妈为了吓唬我不与二爷爷来往给我讲的“故事”或者不知哪里听来的“谣言”，有时也会吓得我不轻。

 

她告诉我说在死猪病鸡的尸体供应不足的时候，二爷爷会在深更半夜月黑风高的夜晚独自一人闯入梨园，偷盗那些裏在草席里挂在树丫上的刚死去不久还保持着新鲜度的儿童尸体，像加工死猪死鸡一样把这些小孩尸体加工成腌肉，贩卖到县城里的菜市或餐馆食肆。

 

所以，你见到犁树树丫上的那些草席常常是空的，谁知道是野狠乌鸦叼走了还是被县城里的人吃了，谁说得清呢？

 

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事实还是假的谣言，反正小孩子就会当成真事。

 

这确实把我吓个不轻。

 

由于卫生条件不佳，我后来也得了一场瘟病，几乎死掉，躺在被窝里昏迷半月，气若游丝，沉睡不醒，梦魇联翩。

 

电视剧《康熙大帝》里，小康熙玄晔也害过那种病，昏迷几十天不醒。他做没做梦我不知道，但我的梦像电视连续剧一样，一齣接一齣，天天更新，日日不断，后来还据此写了个章回体长篇神怪小说。

 

在那十几天的昏迷不醒中，我梦见自己死了，父母把我的尸体也用草席一裏，挂在梨园的树丫上，我的灵魂飘在半空中，看守着我的尸体。

 

我看见我二爷爷远远地踅手踅脚而来，把我的尸体偷了，加工成腌肉，卖到县城。

 

我很高兴这样处理。有人享用我，吃我，比无人理睬，无任何价值地烂掉要好很多。我当时觉得，葬身人或其他动物的肠胃，其实是所有死亡人类或死亡动物的最幸福的归宿。

 

来买我尸体肉的是我县城中学的地理老师何远志，他的儿子何焔明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们一边吃我的肉，嚼得咕喳咕喳，一边探讨他儿子的“光明前途”。

 

我能听见他们讲话，也能看见并接近他们，但他们却看不见我，感觉不到我的存在。我向他们说话，他们也听不见。

 

唉！我已是鬼，他们是人，这就是阴阳两隔，不可勾通。

 

他们讨论了出国留学的事，我想我也喜欢远行，于是就不管我的肉如何在他们肠胃里消化，自己飘飘荡荡，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北游北冰洋，南游南极州，西逛英吉利，东逛美利坚。上穷碧落下黄泉，见到了孔乙己，秦始皇，马克思，莎士比亚等等中外名人，还一一经历了他们当年体验过或书里写过的那些事。

 

我醒过来之后，我妈终于破涕为笑，转悲为喜。她告诉我说，我爸认为我已死去，要用草席来裹我了，是她认定我还没有绝气，坚持在我鼻息断气，全身冰冷之前，不准草席靠近我。

 

很奇怪的是，那次大病之后，我学习成绩爆棚，书上写的很多东西，我无师自通，过目不忘，倒背如流，滚瓜烂熟。

 

后来，我就以全省文科最高分的状元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

 

我上大学后，就再也没有二爷爷的任何消息。唯一留在我脑海里的，是他穿着民国长衫，柱着柺杖，伫立村头，半张着嘴，露着半口黄牙，干瘪的眼睛痴痴地望着我远去，消失在视线之外的慈光。

 

埋葬他的坟头，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大干快上，日新月异的经济浪潮中，想必早已成了某幢豪宅别墅的宅基地了。

 

家史公轩辕伊尹赞曰：有姓没名的二爷爷，是中华民族挣扎生存，生生不息，同时又被污名化，甚至被所亲之人泼脏水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默默的生，碌碌的活，悄悄的死，不带去一片云霞，不留下一抹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