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

一定意义上讲,顾维钧代表了整整一代民国外交的形象;一定意义上讲,顾维钧也代表了民国年间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职业形象和政治形象。顾氏在自己的活动领域留下过明显的历史痕迹,反过来,民国政治的局限性在顾氏身上也留下过明显的历史痕迹。体现在顾氏个人身上的这种双向的历史痕迹,既是顾维钧的个人特征,也是那个年代某种意义上的典型的政治现象。

顾氏早年即有保存资料和写日记的习惯,晚年据此写下一部约600万字的回忆录[1],除第1册因资料散失属“回忆”性质外,其余各册均根据各类资料编撰而成。该回忆录显然未作经心整理,叙事琐碎,编排松散,相当部分的内容事无巨细、罗列无遗,如同流水帐。但正因为如此,这也是一部可信度较高的、具有一定的资料长编性质的回忆录。

迄今为止,国内对于顾氏的研究状况,大致上是零碎的、就事论事的。较为完整地研究顾维钧,首先必须为他清理出两条基本线索,其一,他的主要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其二,他在民国政局中的基本立场及其转变。《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无疑为顾氏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相当的基本资料,本文拟从中选择几处相关的侧面,加以归纳和评论,但愿能为顾氏勾勒出一个贴近他真实形象的简洁的轮廓。

一、顾维钧“联美抑日”的外交思想

“以夷制夷”是近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清末以来,列强在华势力相对平衡,因此,民初外交尚未形成狭义的“以夷制夷”的格局。欧战爆发后,日本攻占青岛,随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自此,日本成为中国的主要敌国。主要敌国一经明确,外交亦必须作出相应的决策:从世界列强中寻找抑制日本的平衡力量。

1915年底,顾维钧出使美国,就任驻美公使。欧战之初,中美同属中立国,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这一行动不仅深刻影响了战争结局,也使顾氏长时间思索的一个难题,豁然贯通。早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顾氏即判断: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2],“联美”之意早已有之。然而问题是,中国之于美国,缺少一条能够靠近美国的途径,未能找到一条连接两国关系的纽带,故而“联美”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设想。现在,通过美国对德宣战,顾维钧找到了这条“联美”的纽带,这就是追随美国参战。

4月9日,在美国对德宣战后的第三天,顾氏向段祺瑞拍发了一份约1500字的长电,围绕“联美”这一主题,就民国外交的当前局面和今后走向,全面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和建议。顾氏指出:“日之于我,野心不戢,终必思动”。然而英法不足以抗衡日本,“英、法等国遇有中国事,往往先商日本,势若默认日本为东亚霸主”,况且英法“自顾岌岌,更无余力助我”。因此中国只能指望于美国,“美之于我,不独无所求,且有能力与志愿以为我助”。所以选择美国的第二点考虑是,中美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后顾之忧,顾氏指出:“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而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第三点考虑是,顾氏预见到美国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美国将放弃其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而“操世界政策”,因而与美结友,“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那么实现上述目的的条件是什么呢?即追随美国参战,“若我助美入战,美国谊当还助”,此即中美关系的连接点。为此,顾氏的结论是:“我国不与德战则已,战必以助美为宜。[3]

综上所述,顾维钧是美国对德宣战后,从民国外交格局的考虑出发,认为追随美国参战有可能获得美国的“还助”,从而在这一基点上提出“联美抑日”外交政策的第一人。该电通篇阐述“赖美为助”的外交思想,这是顾氏对于民国外交主导方向的基本认识。

1917年8月,中国对德、奥宣战,最后,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了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这个会议是欧战的善后会议,对于顾氏来讲,则是对其“联美抑日”的设想的第一次验证。会议期间中日争执的焦点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日本继承还是由中国收回,对此,中美两国最初是相互配合的。

1919年1月28日,顾氏在五国会议上发言,强烈要求直接收回山东,并表示愿意公布中日密约。言毕,威尔逊和蓝辛率先向顾氏握手道贺。对于顾氏此举,日本立即判断为以夷制夷政策,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随即向中国外交部次长陈抗议道:“顾氏欲假借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4]

随后顾氏起草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其中特意将山东问题与美国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联系起来,表示中国愿在山东“维持门户开放主义以普益各国”[5],以此破除日本独霸山东的局面。该说帖在送交和会之前,“先密交美总统一份,据美国看法,谓为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平和,颇为满意”。[6]

此后,由于英、法等国与日本签有密约,承认日本继承山东以及赤道以北的德属群岛,美国处境孤立,立场逐渐后退,但仍试图对日本施以一定的限制。4月中旬,美国提出一项新方案,将山东暂交英、法、日、意、美五国共管,并表示:“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一国独为处置。”[7]该方案勉强通过。然而不久,意大利因阜姆问题退出和会,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为避免和会破裂,美国最终承认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仍要求日本书面保证将来把山东交还中国。日方表示:“欲得文据,是明明对于日本为无信用。”[8]日本拒绝了美国的要求。最后,中国因山东交涉失败而拒签对德和约。

前面讲到,巴黎和会是对“联美抑日”政策的第一次验证。其结果,“抑日”的目的未能实现,而“联美”的趋势却已形成。正如陆徵祥所看到的那样:“关于我国山东问题,除某国(按:指美国)善意维持外,各国要人对我态度虽无不表示同情,然每以种种事实之关系,口吻多欲吐而仍茹。”[9]也就是说,就抑制日本而论,美国之外,中国是难以指望他国的。

从美国来看,尽管威尔逊最后对日妥协,但美国代表团总体上是同情中国的,美国国会和舆论亦是如此。美国参议院在辩论对德和约时,山东问题引起强烈不满,一议员说:“中国加入欧战,系因美国劝告,并允在和平大会维持中国权利。今以山东畀日,无异卖友。”[10]最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对德和约,山东问题是原因之一。可以认为,以巴黎和会为标志,“联美抑日”的外交政策已具雏形。

两年半之后,顾氏再度作为全权代表之一参加了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是议题之一[11],故而也是对“联美抑日”政策的再度验证。山东问题的核心是胶济铁路问题,中方原拟“现款赎路”,但因拿不出所需款额,最后议定路产由日本移交中国,而中国则付与日本相应的国库券,中国于15年内偿清债务。此外,日本在山东的其他特权,基本上由中国收回。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在拜会美国总统哈丁时说:“贵国素来遇事主持公道,此次会议凡关中国问题,辄承据理援助,不遗余力。”哈丁表示:“此次会议幸获告绩,就中有裨于贵国者甚多,堪为道贺。贵国外交从此新辟纪元,中、美邦交,从此益臻亲密。”[12]华盛顿会议是“联美抑日”外交政策基本形成的标志。

如前所述,顾维钧是美国对德宣战后,认为追随美国参战有可能实现与美国结友,从而提出“联美抑日”外交政策的第一人。应当特别指出,这一政策在推行的初期,即巴黎和会期间,并非一项明确的国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顾氏的个人行为。顾氏擅自宣称公布中日密约,即为这种个人行为的体现。由于巴黎和会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政策行之有效,因此,到华盛顿会议时,“联美抑日”发展成为国家政策。这一政策的形成,明显体现为先有事实、后有政策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顾氏思想明确、敢作敢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还应当指出,顾氏致段祺瑞的那份电报,对日本、美国和英、法所作的基本判断,为后来的历史长期地予以证明,因此,“联美抑日”几乎成为整个民国外交的基本格局。“赖美为助”,是顾维钧全部外交思想的基点。

二、顾维钧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实践

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时,顾氏即萌生一个信念:“把国际法原则坚定地应用于国家间关系”[13]。作为这一思想基础的反映,他自选的博士论文题为:《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其中论及“解决这些权利要求的一般原则”,确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志向。

1918年1月,学者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14

条宣言,倡议战后设立国际联盟,建立平等公正的国际关系。对此,中国朝野极为兴奋,康有为将其大同学说与之联系起来,把国联的设立看作世界大同的到来。国会中甚至有人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向巴黎和会建议,成立世界大同政府。顾维钧最初对于战后议和着眼点是山东问题,在威尔逊宣言的启发下,顾氏转而侧重研究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为此在驻美使馆内设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最后,以顾氏为主,撰写了向巴黎和会提交的《中国希望条件》[15]。

希望条件在绪言中这样写道:“民国肇兴以来,进步尤为卓著,顾犹未能遂其发展之自由者,则苦于国际障碍之多也。”[16]表达了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取民族自由的愿望。由于巴黎和会原则上只讨论欧战期间的问题,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代表和会答复陆徵祥:“允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平和会议权限以内。”[17]拒绝予以讨论。

希望条件仅一个回合便败下阵来,并且是被如此漫不经心地驳回。

然而应当指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议论在中国朝野早已有之,但最终只是“清议”。希望条件的提出,是顾维钧等人将往日的“清议”,第一次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地、全面地、具体地提到世界列强面前。自此,这一问题正式提上了民国外交的议事日程。就实质而论,巴黎和会仍然是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的起点。希望条件被驳回,只是表明这一历史进程在形式上不是以废约本身为起点的,它以另一种形式为起点:拒绝再度签署不平等条约。

前所述,西方列强因种种原因,决定支持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载入对德和约。这样,对德和约签字与否,在中国代表团内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全权代表中明确反对签字的有三人,顾维钧、王正廷和施肇基,但王为南方广东政权的代表,其意见被认为是可以不负责任,而施则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由返回伦敦。外交总长陆徵祥的最终态度是,可以签字,但必须由他人签,陆本人不签。因屡求辞职而不获准,陆以“旧病骤发”为由住进医院,不再主持代表团工作。这样,顾氏成为代表团的实际主持者。

作为弱国外交官,顾氏对于拒约可能导致的两个后果,即中国能否加入国联问题,以及妨碍协约国对德国的统一立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采取了实际的防范措施,最后,既实现了拒约,又避免了因拒约而可能引发的对一个弱国的损害。

拒签对德和约,开创了中国近代以来,在世界列强面前拒签不平等条约的先例,从而为日后逐步清算不平等条约奠定了基础。只有首先停止此类条约的继续蔓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才可能步入良性循环。拒签对德和约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块界石。

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1921年7月初,时任驻英公使的顾维钧在与英国外交大臣初步商讨华盛顿会议时,英方询问中国对此会议有何愿望,顾氏再度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从英方的态度上,顾氏判断“条约上之束缚亦稍可减除”[17]。随后,顾氏就此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重提前在和会所提之希望条件七端”。同时又建议:“窃思提案主旨,在求实际而不贪多,庶几其他到会各国不致以我国要求过多,或视为难于著手。”具体而言,顾氏认为废除势力范围、裁撤外国邮局、恢复关税自主和撤退外国军警四项,“似可相机坚持”。而领事裁判权等问题较为复杂,“大约至多只可要求各国赞同收回原则,一面设立专门委员会,与我从长商议分期收回办法”。[18]事后证明顾氏的判断大致准确。

华盛顿会议开幕后,会议就中国的各项要求,也就是两年半之前在巴黎和会提出的希望条件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激烈的辩论。最后,会议同意裁撤外国邮局,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同意进一步调查,关税问题同意提高税率,关税自主问题则以中国内政不统一为由,而“暂时寝议”。

华盛顿会议的意义在于,世界列强第一次全面、具体地讨论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未重复巴黎和会一纸驳回的局面。中国所获实际成果显然十分有限,然而重要的是坚冰自此打破。华盛顿会议表明,中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外交政策必须具有连续性才能逐见成效。就此而言,顾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顾维钧并不具有革命性,因而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手段上,他不赞成采取革命性手段,主张按国际法准则予以解决。然而在国际法准则之内,顾则是激进的、颇具挑战性格的。

1922年8月顾氏任外交总长时,苏联代表越飞曾劝说顾氏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顾氏答道:“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惟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其国家目的时,中国政府方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之政策。”[19]1926年对于中比条约的处理,反映了顾氏的上述立场。

中比旧约于1926年4月期满,中方提议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新约,但谈判持续半年未取得结果,比利时采取与其他大国同进退的策略,表示:美、英、法、日“上列各国中之任何一国,日后与中国规定何种办法,比国亦承认同样办法”。其理由是:“俾比国在华事业与他国事业比较不致骤处于不平等之地位。”[20]比方的“平等”要求,等于将问题推之于他国。在谈判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顾氏于11月6日照会比利时公使,指出比方的要求“势必有彼此推诿牵制之弊”,下令终止中比条约[21],开创了中国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先例。

然而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比利时再度签约,承认:“比国人民应于现有领事裁判权之国半数以上,承认放弃是项特权时,受中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22]比利时不仅恢复了本已废除的治外法权,并且遂其所愿,将问题的解决与否推之于他国,从而形成顾氏所说的恶性循环。这一反复表明,解决此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大国,而这一点最终取决于国家地位的改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结为盟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改变了中国昔日的国家地位,不平等条约因之而顺理成章地废除。1942年10月,中国分别与美、英同时举行签订平等新约的谈判,顾氏时任驻英大使,参与了中英谈判。新约于1943年1月签署,除九龙、香港问题留待战后解决外,不平等条约至此基本废除。

在不平等条约废除之际,蒋介石欲借此作一篇文章,以期收拾人心,新约签署2个月后,蒋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当陈布雷为该书征询顾氏意见时,顾氏平静地说:“特别鉴于中国正在努力与其他盟国协力作战,因此不应强调中国对于过去不平等条约的感情……最好不要在过去的事情上表现出对西方过多的情绪。”[23]

顾氏对此似乎有些淡漠了。然而应当指出,从巴黎和会最初提出希望条件并拒签对德和约,到中英新约签署,顾氏是唯一的从始至终参与这一过程的外交官,特别是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初期阶段,顾氏是一位主要的开拓者。

三、顾维钧论谈判

所谓外交,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谈判。顾氏在回忆录中曾反复阐述他对于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否定全胜论。顾维钧否定一句著名箴言的四海皆准的正确性,他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局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作是在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须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而不顾。”顾氏把国家不能“玉碎”规定为外交的最高准则,根据这一准则,因此外交谈判必须有所妥协。那么妥协的依据是什么呢?即必须考虑对方。顾氏接着说:“在外交上,人们必须始终考虑到对方,每一方都想取得全胜。因此如果一个人意欲防止`玉碎’而又不屑顾及`瓦全’,那他就是只想到自己而不考虑到对方。如果每一方都坚持百分之百的成功,那么任何谈判都不会有成功的可能。”基于考虑对方的观点,因此顾氏对于谈判成功与否的技术标准这样规定:“由于双方都想百分之百地达到目的,那么在谈判中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以做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为目的。如果一个人取得百分之六十,他就应该很满足了,如果他想超过百分之五十稍多一点,那他就得特别慎重。这就是取得谈判成功之道。”[24]以上三点,是顾维钧围绕外交谈判的妥协,而提出的准则、依据和技术标准。

1942年10月,中英举行订立平等新约的谈判,10月11日,蒋介石首次召集有关人士商讨此事,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建议:此次谈判不以废除领事裁判权为限,“而将涉及租界、租借地、内河航运权及在华驻兵权等等。我当力求诸事解决之彻底”[25]。然而收到英方的新约草案后,中方大为失望,10月31日,在蒋介石召集的会议上,王世杰表示:“惟该案对于九龙租借地之退还并未提及,予力主我方应要求交还。”[26]蒋介石亦强烈主张交还九龙。这样,中英谈判因英方拒绝交还九龙而陷入僵局。当时中方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认为,中美谈判已经完成,英国势必力争谈成,因此在九龙问题上,“英国终将让步”。蒋介石则十分强硬,表示不交还九龙便拒签新约,“而在以后用我们自己的军队收复它”。[27]

顾氏时任驻英大使,于10月中旬回到重庆。顾氏认为九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九龙与香港实际上是一个问题,而香港则牵涉到英国的整个殖民地政策问题。当时印度等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而英国则因在西欧一隅孤军作战,处境十分困难,故而一再表示殖民地问题留待战后解决。为此,顾氏判断英国在九龙问题上决不会开先例。同时从中英战略关系的大局出发,顾氏也反对拒签新约的决裂态度。

顾氏建议将问题分开处理,他反复劝说宋子文:“看来要在条约和九龙两者之间有所取舍……如果除非九龙归还中国,否则我们宁愿不签署条约,那我相信,任何方案也无从打破僵局。如果是想签署条约,则不难找到处理九龙问题的办法。”[28]顾氏的方案是,首先签署新约,尔后由中方提出照会,保留今后提出九龙问题的权力。蒋介石最终批准了这一方案,中英新约于1943年1月签署。

蒋尽管最终批准签约,但仍为九龙未收回而愤怒难平,认为此次谈判“吃了败仗”。笔者认为,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顾氏的方案较为可行。既达到了基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又保持了与盟国的战略关系;既坚持了提出九龙问题的原则,又顾及到对方的现实困难。这是一个把历史、现实、将来三者关系,加以区别又加以联系,从而稳妥处理棘手事务的一个典型事例。也是体现顾氏考虑对方、不求全胜的谈判原则的典型事例。

顾维钧关于外交谈判的另一个原则是,十分强调留有余地。顾氏认为外交与内政不同,“内政的对象是人民,外交的对象是与国。在内政上有时可以开大价钱,可以开空头支票,反正人民无知无力,对你也莫可如何。至于说外交,那就得货真价实,不能假一点,不能要大价钱,否则就会自讨没趣,自食其果”。“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吃明亏,结果吃暗亏”。[29]主张留有余地的观点,与反对全胜的观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944年8月至10月,顾氏作为首席代表,率团赴美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筹组联合国。由于苏联不愿与中国居于同等地位,会议分作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美、苏、英三国会谈,历时一个多月,所有议题均已基本达成协议。9月29日起,由中、美、英举行第二阶段会谈,当时,驻美大使魏道明等人表示中国应以第四大国的资格,将中国的所有建议都提出来,与美、英从容会谈,“不论英、美或者俄国的代表有无可能接受”[30]。

然而中国被排斥于第一阶段会议之外,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中国的实际的国际地位,顾氏清醒地认识到,美、英之所以与中国举行第二阶段会谈,仅仅是一种姿态,“为了`维护中国的声望’,而不是听取什么重要意见”。较之他人而言,顾氏敢于正视、敢于接受这一现实,顾在代表团内表示:“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或态度时,应充分考虑到我们的实际处境。不仅如此,还要考虑到英、美的处境。”[31]

顾氏所提出的两方面的考虑,均要求尽快结束会谈。就英、美而言,第一阶段会谈已费时很多,同时美方已暗示顾氏,对于第一阶段会谈已经通过的问题不要作根本性修改,因为任何修改必须再度与苏联谈判。就中方而言,顾氏认为中国出席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维持中国作为世界第四大国的地位”,其余则可通融。此外,就在此刻,因蒋介石拒绝史迪威对中国军队指挥权的要求,美国舆论大肆攻击中国,为防突生变故,以及上述各项考虑,顾氏认为应尽快结束会谈,“为了装点门面而延长会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于是第二阶段会谈在采纳了中国的数项补充建议后,10天左右便结束。这次会议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是中国开始被承认为四大国之一的标志”[32]。

顾氏在此次谈判中的处理方式的特点是,主要目的之外,其余则可变通。在多边谈判中,考虑多方利益。同时也是顾氏留有余地、不开大价钱、吃明亏不吃暗亏的谈判原则的体现。

现实主义是顾维钧对于一切谈判的出发点。顾说:“我个人的意见一贯是把可以得到的先拿到手。”对于那些作为整体而言不能一次解决的问题,顾则主张采取分割的方法,求取部分解决。他说:“现实的方针是,取现在之可取,其余则留在以后再争。而且,国策中的所有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次不行,我们再来第二次、第三次。”[33]之所以要将有的问题留待将来解决,因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当前时机尚未成熟,顾指出:“我向来认为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和问题本身的正确解决同样重要。”[34]也就是说,正确把握时机,是现实主义出发点的全部依据。顾氏十分强调要防止失去手中现有东西的现象,他说:“第一我们必须保住还在手中的一切东西,然后才能收回我们失去的东西。许多政治家许诺要收回一切失地,但是当他们在努力收复失地时,却又继续失去现有的东西。”[35]这是顾氏对现实主义立场所作的一个注释,也是他对于外交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经验之谈。

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官,顾维钧时常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拿不出什么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36]。因此在谈判中他不可能作过多的正面抗衡,而只能是加强技、战术的运用。在这一点上,顾氏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长是,极善制订谈判方案,从而使谈判具有灵活的选择余地。顾氏这样要求道:“方案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广度,以便为磋商和谈判留有余地;同时也是为了提出一个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对于那些永久性文件,顾氏同样认为措辞应具有灵活性,以便将来“在不同情况下为不同解释和不同做法留有余地”。[37]总之,灵活性是顾氏制订谈判方案的指导思想。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弱国,在谈判中便增添了几分本来不多的回旋余地,因而民国外交较之前清也增添了几分顽强。巴黎和会时,顾氏为山东问题所制订的多种保留方案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顾氏的这一特长得到国际同行的公认,美国的腊斯克曾称赞顾氏“是一个有名的方案专家”[38]。

顾氏十分重视谈判中的人的素质,指出:“外交谈判的失败,有时不是由于谈判的问题本身,而是由于谈判的人。”[39]就个人而论,顾氏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他精通英文,精通国际法,熟知外交史,善长辩论,善长社交,情报灵通。魏德迈曾称赞顾维钧:在外交方面,被公认为是杰出干练的代表,足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外交家相比。[40]然而外交谈判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国家的力量,而非个人素质。

1933年2月24日,经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等人在日内瓦的长期交涉,国际联盟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书,中国在外交上居于有利地位。然而就在此刻,日军发动了对热河的进攻,顾氏等亟盼中国军队奋力作战,使他们能够继续保持有利地位,可是中国军队却一再溃退。日内瓦的外交界人士面对这样一种强烈反差:“他们看到中国军队这般软弱无能,与中国代表团在国联大会上辩论时所持的强硬态度适成强烈的对照”。中国代表立即转为尴尬的处境,顾说:“不论每次我们怎么说,宣称要坚决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传到日内瓦的消息总是又丧失一块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颜、顾、郭联名致电政府辞职,表示:“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转移。惠等心余力拙……应请准于开去代表职务。”[41]晚年忆及此事,顾氏仍然是“犹感难堪”。

外交谈判成功与否,最终不完全是由谈判本身决定的。然而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弱国的谈判代表,顾维钧往往不能从自己那个贫弱的祖国得到有效的支撑,恰恰又只能是通过谈判本身去谋求为国分忧。上述外交代表的强硬立场与国家军队的软弱抵抗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正是这种特殊现象的深刻反映。因此,顾维钧往往能够取得谈判本身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往往则又是无效的。“心余力拙”,是那个年代留在顾维钧身上的一个印记。

四、顾维钧谈美国

顾氏一生与美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有一套自己的美国观。顾氏对于美国的一个基本认识是:美国不是帝国主义。顾对帝国主义一词这样解释:“这个词主要是指一种主张殖民主义的政策,而非意指政体。”[42]如果以顾氏的解释看问题,美国在世界列强中是较少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顾氏一向重视研究外交史,他说:“从中国的外交史上来看,英国同德、俄、日、法各国一样,一向被视为帝国主义列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重重困难,大都来自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实行的殖民主义和政治控制政策。”[43]在顾氏开列的这份帝国主义名单中,美国是除外的,因为他认为与上列各国在华推行的殖民控制政策相比,美国的程度显然较低。概括而论,美国不是帝国主义,是顾维钧全部美国观的基点。

本文不必分析这一论点是否切合历史实际,仅想指出这便是顾氏处理中美关系的出发点。所以在与美国的交往中,顾氏认为可以无保留合作,即使是牵涉国家主权。1944年8月至10月,顾氏率团赴美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这时,国民党军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打击下一再溃退,美国提出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蒋介石则予以严拒,为此,中美关系一度恶化。顾氏的意见与蒋相反。顾氏就此问题与中国驻美军事使团团长商震进行磋商时,商震认为:“中国军政部在同美国打交道时,对中国主权问题过于敏感。”顾与商都认为:“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和盟国,毕竟对中国并无任何政治或帝国主义野心。”[44]因此,顾氏主张效法英国,向美国交出军事指挥权。顾对孔祥熙说:“如果必要的话,就接受美国的要求”,“迁就一下这个盟国没有什么不得了……英国也正在这样做。它对美国就持依从和忍让的态度”。[45]

在进行了上述磋商之后,顾氏于9月下旬向蒋介石发去一份电报,劝说蒋:“在与美国、特别是同美国政府领袖们交往,要尽量忍耐。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毕竟朋友不多,我们在战时和战后重建,都需要美国的援助。”[46]顾还对蒋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不能让他们(按:指美国)大失所望,以致他们撒手不管,让我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47]9月底,蒋致电孔祥熙,表示:“他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因此在关系到中国主权和国家未来的问题上,他是不可能让步的。”蒋表示即使美国撤回第14航空队也不能使他妥协,“象中国抗击日本的最初几年那样,他可以单独继续进行抗日战争”[48]。该电实际上是对顾氏论点的答复。这场危机的结局是,以美国撤换史迪威而告终。顾氏的上述论点,主要来自于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这一认识。

作为外交官,顾氏对美国的认识主要来自于自身的经验,而非观念。在长期的交往中,顾氏认为美国对华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美国对华有一种“感情上的兴趣”。顾说:在世界列强中,美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在列强对华掠夺初期,美国并未达到其他西方主要列强那样的程度;同时也和其他列强不同,它对中国有一种感情上的兴趣和理想上的目标”[49]。美国的这种不同于别国的感情上的兴趣,其表现之一是:“当外国人侵略中国时,除了美国,其他大国一般只是在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才出面干涉”[50]。在顾氏看来,美国对华的“同情”,有时不是以直接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的,而是一种“兴趣”。

其二,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其对华关系是居于次要地位的。顾氏认为美国在对外政策的制订上,受到这样一种因素影响,他说:“美国人民在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上有分歧。住在大西洋沿岸的美国人,对欧洲较感兴趣……住在中西部的美国人,则不论对欧洲还是对太平洋发生的事情都有些漠不关心,住在西海岸的美国人则对中国和远东深为关切……白宫和华盛顿的各种势力,一般说来,同大西洋沿岸各州的观点较为一致。[51]”把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按上述地区分作三类,顾氏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所以重欧轻亚,主要是由于华盛顿靠近大西洋沿岸各州。

其三,顾氏认为与英国的较为稳定的对外政策相反,“美国外交政策缺乏一贯性,尤其是对中国”[52]。顾氏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存在一种情绪化倾向,他说:“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开放、天真和冲动的——当美国的情绪正常时,非常慷慨大方,但当不高兴时,则非常残忍。”[53]正是这种情绪化倾向,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在长期的交往中,顾氏曾反复领教过美国的“慷慨”与“残忍”。

在中国与美国交往的方式上,顾氏主张采取低姿态,顾氏认为4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的恶化,其起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的领袖们对于他们在国际政治影响中的地位所作的过于自信的估计”[54]。尤其是成为四强之后,“中国过分妄自尊大起来。于是中国领导人常常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持不妥协态度”[55]。顾氏曾不无遗憾地说:“我曾屡次力图向蒋委员长解释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最佳方式。委员长采取他认为可以使美国人信服的那种方式。但他的思想和推理方法是中国式的,不甚适合美国的情况……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要顺其性情,不宜披其逆鳞。”[56]看来,顾氏是不主张以中国方式与美国打交道的,或许因为这一点,蒋介石对顾氏的一个印象是:“有点胆子小”[57]。

顾维钧是本世纪美国现代外交发展过程的见证人。当他初次出使美国时,美国还是一个不太重视对外关系国家,并且也没有形成通盘考虑的对外政策,“仅仅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以对付南美、远东(如义和团运动)或欧洲出现的某一具体问题的政策而已”。顾氏认为,1947年3月发表的杜鲁门主义,标志美国开始有了全球性的对外政策。认为“这确实是美国制订政策的传统的一次重大转变”[58]。但顾氏还是认为美国是一个阅历不深的民族,因此,“指望美国人对国际局势发展的错综复杂情况,能高瞻远瞩,了如指掌,这是不恰当的”[59]。

顾氏一生的外交路线,基本上是“赖美为助”,也就是说,当他一旦不能从美国获得支持时,其外交也便步入穷途。在国民党退居台湾前后那段时期,顾氏作为驻美大使,其基本任务就是争取美援。顾对其密友杜勒斯说:“抵抗共产党的前进究竟能有多少成效则全赖从国外,也就是从美国能得到多少援助和支持。”[60]而杜鲁门、马歇尔则强调国民党必须自助。杜勒斯也曾反过来要求道:“为了得到美援,中国人首先必须自助。”[61]由于国民党无力支撑战局,美国对顾也日渐冷淡。在与马歇尔的一次谈话后,顾氏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过去三十年中,我至少和十几个国家的三四十位外交部长谈过话,打过交道,其中包括六位美国国务卿,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难以开诚布公交换意见。”[62]与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的接洽更为不快,顾氏感到:“从巴特沃思的谨慎和冷淡来看,他把我看成了苏联大使”。顾说:“我要把这一历史阶段称作美国政治才略的空白时期。”此论能否成立姑且不论,但在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这肯定是一段“空白时期”。

五、中性:顾维钧的立身之道和立业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