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断想--------之三

        我们在北京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我很高兴。忽然间出版了很多报纸，我就买来，用翻过来的白报纸剧本贴剪报消遣。贴过一篇《爱国演员赵丹返渝》。当时我并不认识赵丹（19151980），只不过看过他的影片《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很欣赏。也还知道他在新疆蹲过五年监狱，他能回到老行当、老朋友身边，颇为之欣慰。

       胜利了。中央电影三厂邀请我拍摄影片《追》，是写官僚资本挤压民族资本，沉浮导演。我饰演一个买办资本家的大小姐，与“表哥”谢添演对手戏。《追》公映后，叫好不叫座。接着上海中央电影二厂来京邀我演《幸福狂想曲》一片中的女主角。他们是从李伯龙家我的照片上看到我，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眼睛。”来找我的是陈鲤庭导演。赵丹任男主角。我很高兴地答应了。程述尧知我要离家，很不高兴。我说：“你的太太是个演员，有自己的事业嘛。”到了中电二厂，厂里为我在福履理路租了一间前楼。我在剧组里见到赵丹，觉得他比想像中的要朴实得多。他不修边幅，上衣常扣错扣子，脚上的袜子一只一个颜色，后跟破了，还露出脚后跟来，像个没人管的大孩子。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在《幸福狂想曲》片中，我饰演一个被恶霸霸住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赵丹和顾而已饰演为生活所逼，奇思异想卖减肥药片的摊贩。当时中国已拉开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第二战场。卖减肥药片实是对当局的讽刺。一天，恶霸叫我送一个点心盒子给他的朋友，拎在我手里的点心盒子被小偷抢跑了，警察来追，小偷把点心盒子一扔，盒子破了，露出毒品。警察转而要逮我。赵丹顾而已掩护了我，因而相识，因而相恋。片尾，是三个没有出路的人，相偕走向远方。我们演得很投入，很舒展。只有男女主角kiss时，我们很矜持，过后也自自然然了。当影片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我卸妆时，在镜中我发现阿丹楞楞地端详我，表情有些异样。我对他说：“我们还要合作呢。”

       1948年，上海戏剧学院校庆纪念大会邀请赵丹和我参加演出。赵丹朗诵《屈原》剧中的〈雷电颂〉，我则准备化妆彩排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请赵丹为我导演。赵丹又请来他的好友朱今明来布置灯光。我穿上了破烂的衣裳，剧院舍监见了，叱道：“小赤佬，侬哪能进来咯？”被人劝开了。我赤着脚走上台，走在飘着雪花的寒冷的冬夜里，为避风，走向墙边，一直哆嗦地读着《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品原文。墙上大玻璃窗里，点着明亮的灯光，映着桌上热气腾腾的烤鹅。小女孩又冷又饿，就擦起火柴取暖，一根又一根，直到她把盒中仅余的火柴全部燃起。她虚弱地坐在地上。灯光转暗又复明。天亮时，小女孩死在墙边。当台上大亮后，观众热烈地鼓起掌来。幕落，观众依然鼓掌。幕起，我从地上坐起鞠躬，观众大鼓掌。我从幕侧拉出赵丹，与我一同向观众鞠躬。这是一次成功圆满的演出。

       当卸妆后我们走出剧院时，虹口的出租车已经很少了，好容易有一辆出租车，挤了赵丹和我等好几个人，我只好坐在赵丹的腿上。每当经过警察厅时，我就得紧紧弯下身子，以避免被警察发现（按规定只能坐四人），赵丹紧紧地抱住我，我全身都酥软了。到了我的住处，我俩都下车来，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们不应该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我搂了他一下，说：“等我回北京离了婚再说。”

       也是在这年11月里，赵丹和我都先后参加了昆仑影片公司，签了长期合同。虽然“昆仑”是个新公司，工资也不高，但它是地下党领导的啊！

       我回到了北京，向述尧坦白了我的情感现状。程述尧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在他上班去的一个早上，给他留了张纸条写着：“我决意走了，不要找我。让我们好聚好散吧，一封信请转宗江。”给宗江的信我说：“我决意离开述尧了，留下身边一些钱，请不要再叫老张妈向述尧要饭菜钱了。我以后会给娘寄钱来。”

       我是坐轮船回的上海。因海河结冰，滞留了许多旅客，又买不到火车票。赵丹来码头接我，对我说：“可急死我了。我到徐家汇教堂去祷告，祷告你回来。”他瘦了，他真的是爱我。我俩都先后接了新片子。我演《街头巷尾》，与张伐合演。他演《遥远的爱》，与秦怡合演。我们手头开始有钱了。我先在郑君里、黄晨夫妇家住几天，赵丹已在昆仑公司一条小街上，“顶”下了一间前客堂，在王为一的隔壁。房租一斗米一个月，面积不到20平米，住址是三角地顺德里36号。赵丹和我到浦石路旧家具商店，买了一张新制的小号双人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又在街头摊上买了一组藤编的躺椅和茶几。够了。前客堂没有窗，只有四扇狭长的门，门开了就是弄堂。弄堂里晾着新刷好的马桶，晒着一家一家的棉被。上海人有个好习惯，只要一出太阳，家家都要晒棉被。我俩到东方公司买来床上用品，买来锅、碗、瓢、勺和一个有12支捻的煤油炉，就如此这般过起日子来。

        我们和昆仑公司的小兄弟们，在上海广播电台开播“昆仑星期晚会”，朗诵马凡陀的诗，唱“哥哥你要走西口”和“山那边好地方”，暗暗地以迎接解放。解放军节节胜利，天快亮了。

       我俩和沈浮高依云、郑君里黄晨、王林谷陈白尘等，在昆仑公司经理任宗德家里，以打麻将掩护写作《乌鸦与麻雀》，以迎接全国解放。

       阳翰笙找到赵丹，要他参加中央电影制片厂的《武训传》的拍摄，说剧组导演已经去中制了。本子是孙瑜写了好多年的，基础很好。中制在拍摄“戡乱”片，拍飞机轰炸解放区的新闻片，放在故事片前播映。阳翰笙又说：你去中制，要狮子大开口要高片酬，要把他们的摄影棚全搭起布景，占住主要创作人员，让他们拍不成“戡乱”片。这是个政治任务。赵丹严肃地领了任务。

       某天夜里有零落的枪声，我们很兴奋。天亮时，知道上海解放了。赵丹和我参加上海解放大游行，参加上海在公园里举办的劳军大义卖，参加了新的上海电影家协会选举活动。

       昆仑公司找出藏在摄影棚灯光台上的《乌鸦与麻雀》电影剧本，略作增改，重新开拍。《乌鸦与麻雀》荣获全国影片第一届比赛一等奖。我和赵丹各获一枚金奖章。

      《武训传》也重新开拍了。赵丹在电影厂、在家，都穿起一身破棉衣。我把服装间里穿回来的破棉袄，在大太阳底下晒过，洒了花露水。赵丹进入了角色，又不理我了。我很爱他进入角色的模样。他（武训）身上常有被踢、被打的伤痕，因为他要求对方真踢真打。

      《武训传》放映了，得到一致的好评。在为市政协常委放映第一场后，常委们都站起来，向我们职演员久久地鼓掌。

       没想到，无论如何没想到，一天早上读到《人民日报》上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消息。“反动！”多么刺激的字眼，怎么会和我们联系起来？赵丹在乘电车时，乘务员问他：“侬呒没进去啊？”票务员以为他已进了牢房，可见这个批判在市民中也很震撼。

       全国掀起了批判《武训传》的高潮。孙瑜、赵丹都是批判的重点，我也被批判了。因为在影片中，是我把武训的故事讲出来的。赵丹想不通，不肯检讨，于伶、黄源到我们家里，规劝赵丹检讨，说赵丹不检讨，运动没法结束。半年后，他们终于帮着赵丹写出一份“不深刻的”检讨。赵丹当然没说，拍《武训传》是地下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

       赵丹蔫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业务和前途都完蛋了。他不知怎么办才好。我真担心他会寻短见或疯了。

       赵丹演的《我们夫妇之间》也受到批判，导演的《为孩子们祝福》也默默地退出。

       组织上让赵丹去抗美援朝，去到朝鲜炮火前线，以助他“转变立场”。他从朝鲜回国后，只道与浴血苦战的志愿军比，自己实在不应该消极，可又不知道怎样积极。他还是失魂落魄。

       直到1955年，沉浮来请他拍摄中医药家《李时珍》。赵丹看完电影剧本说：“这只是个提纲，没戏。”沉浮说：“正是它没戏，咱们就可以有戏了。”沉浮和赵丹给李时珍配了个徒弟、一个卖草药的，赴黄山拍外景去了。黄山美丽的风景，让赵丹重新拿起了画笔。他饰演的李时珍，从十七岁演到七十岁，演得很细腻、流畅。放映后，令人耳目一新。赵丹也恢复了做演员的自信。

       这时，我们已有了女儿赵橘，并已搬到诺曼第公寓的新楼二层，面对孙夫人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