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断想--------之一

          五岁时，我到京都第一蒙养园（幼儿园）去，进园时，须口试。试罢，我听一老师说：“我要这个小斜眼儿。”那时我的左眼的黑瞳仁跑到鼻边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亏得姜老师要我。而小我一岁的大弟弟宗洛，就没老师要。因考试时，老师问他：“你在家跟谁玩？”宗洛答：“跟小妹玩。”问：“小妹是你什么人啊？”答：“小妹是我姐。”老师对家人说：“这孩子连大小都分不清，在家再玩一年吧。”一家人都叫我小妹，所以宗洛也叫我小妹。他真是冤枉。

        到我七岁时，父亲黄曾铭（字述西）从北京西城电话局调青岛电话局，任总工程师，全家迁居青岛。我非常喜欢青岛，喜欢在海边沙滩玩沙子，堆沙坑，盖房子，用蚌壳做锅、碗、瓢、勺，与宗洛过家家玩。

        我们家住青岛龙口路2号。这是一座有大院子的两层楼房，前院空地很大，我和宗洛在里院小片空地上种了花生、芝麻。我父母从来惯着孩子。母亲是世袭中医世家。孩子病了，她会开小药方抓药，份量都写的是古字。母亲西式小学毕业，闲来教我们诵读唐诗、宋词、千字文，还教我们孟子曰。父亲则领着我们爬墙上树跳沟。他说：“孩子小时不淘气，大了没出息。”我八岁时，父亲给我买了辆四个轱辘的自行车，是后轱辘旁有两个保险小轱辘，待我能骑上去走了，就摘掉一个小轱辘。青岛是丘陵地，我在江苏路第一小学读书，就从坡上骑车去上学，只有大狗吉利跟着我送我到学校。

       我九岁时祖母去世。我和大弟随父母回祖籍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奔丧。这一年冬天，我父亲也死了，他是生伤寒病死的。父亲病时，没住医院，是请日本医生来家看病的。眼看病情好些，他想吃火腿大米粥，把火腿切得细细的煮粥。父亲吃下去不久就腹泻，泄个不停…我被老张妈从被窝里喊醒，去到父亲房里，老张妈叫我跪下。我只见父亲被人架着站起套丝绵（套丝绵是为了在棺材里骨头不散），我叫了声“爸爸”，爸爸瞄了我一眼，就低下了头。母亲大哭起来，我也痛哭不止。待我大哥二哥被从青岛中学叫回家，父亲已穿好寿衣了，是中式的短袄长裤，而他从来是穿西装的。我和大弟被老张妈叫去，学着用锡箔纸折银元宝。小弟宗汉则开心地绕着来奔丧的客人们的汽车、黄包车，敲着小锣戏耍。当天，也搭起了竹棚，设了灵堂。我们的四叔从瑞安来奔丧，他长得特像我父亲，小弟见到他忙大叫：“爸爸从木头匣子里跑出来了！”母亲哭笑不得，精神有些失常了。

       因父亲的死，家道陡落，从月入360元大洋到无分文收入。无奈只好投靠亲友，举家去了天津我大姐的婆家。我在树德小学上学，上四年级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市小学生演讲比赛，讲题是《废铁救国》，劝慰大家捐出废铁制造枪弹，打击侵略者。我是端着锈铁锅、铁铲、锈钉子上台的，穿着从张家花园张二小姐处借来的蓝色蓬袖短上衣。我获得全市比赛第四名，奖品是一横的匾额，上书“舌粲群英”，我把它献给了学校。

       我的斜眼儿是怎样治好的呢？原来在北京，父母带我去看了全国最有名的中医孔伯华。孔大夫说：“不用开刀。每天厨子买菜时，切一片薄牛肉片，贴在眼左侧。孩子觉得黏得慌，就老要向左眨眼，眨着眨着就正过来了。”果然，到我十三四岁时，就再也看不出是个斜眼儿的丑丫头了。由于我爱织毛线，又会做鞋，看起来颇贤淑，就相继有富裕人家来说媒了。说媒的条件都是允上学、允出国留学、允照顾母亲弟弟。我和母亲都觉得要被人买了似的，何况我还小，就哪家也没答应。

       我在学校里功课挺好，老考前三名，直到算术四则题讲“鸡兔同笼”时，我的名次才拉下来。放学回家，我半个钟头把作业做完，就临成亲王大字帖，临灵飞经小字帖，还在家里的旧英文打字机上练习盲打，想着可以去当秘书，也想当护士。开滦矿务局招考培训护士，不收学费，还发津贴。娘不让我去报名，说当护士太苦。

       待我长到十六岁时，大姐已经在金城银行工作，当簿记；二姐在齐鲁医院工作，搞社会调查。她俩都有钱补贴家用，母亲也靠卖首饰支撑。每次我陪母亲去兴业银行开保险箱时，我眼看箱中的首饰渐渐见底，只有一条金项链，一些碎珠子了。母亲顶真的告诉我，待她死时，一定要在她嘴里塞两三粒珠子，到了阴间，阎王爷看到珠子，就判她投身为人，不投身猪和狗了（我没做到）。

       正此时，大哥宗江从上海来函，说参加了新组成的上海职业剧团，剧团正是用人之秋，小妹若能来，总有用得着的地方。我特兴奋，娘也高兴，就回信说去。

       大姐为我找了个旧皮箱，并送给我一件新的猫皮短大衣，说：“这件我没穿过，只适合teen-age girl穿，送给你正好。”还给了我20元钱。母亲也凑了20元给我，生怕我到了上海一时不能就业，吃不上饭。如此这般，我出门谋生去了。那是1941年深秋。

       大哥当时住在上海桃源村的亭子间里，是在灶间的楼上，房间很小，我搭了个地铺在小铁床前，就已经挨着书桌了。大哥如下地，就踩着我的铺盖了。

       上海职业剧团是黄佐临、吴仞之、姚克三位戏剧界巨头主办的。第二天，大哥就带我去剧团后台见头头。我一进后台，就听见有人说：“呵，好高的个儿。”“绿豆芽。”“我可不能跟她配戏。”我见了领导，他们却很欣赏地看着我：“你先跟着吴仞之导演，看他有什么活儿，先干什么活儿吧。”吴仞之说：“明天，你跟我一起先登记道具和效果吧。”

       待晚上，哥散戏回家。我问他：“什么叫道具？”哥说：“你不是看过话剧剧本吗？”我说：“看过《秋瑾》、《家》、《莎士比亚》，没写道具。”哥说：“哎，道具就是大幕拉开来后，台上的桌椅、板凳、床等就是大道具，演员身上的钢笔、别针、耳环叫小道具。”我又问：“被服叫什么道具？”哥答：“……你明天听吴仞之的，他叫你怎么登，你就怎么登。”我又问：“那效果呢？我怎么能登观众是笑是哭呢？”哥说：“哎，效果是指制作成声响的用具，如打雷是摇铁皮，下雨是用簸箩摇黄豆，枪声是摔炮仗，亏得你说来就来了，要是等公开招考，说不定考都考不上，有两千人报名呢！”我庆幸自己不用考试就进了剧团。

       第二天，我跟着吴仞之边走边登记台上的道具效果。傍晚，我去买了两个新本子，还买了一只简易台灯。晚上，我就把潦草的登记本誊写得清清爽爽。哥回家先洗脚上床，我在灯下开夜车。

       第三天，会计把我叫去，发给我16元月薪。我不愁饿肚了。

       领导很满意我的登记本，又吩咐我在前台楼上右侧包厢（灯光厢）看戏。黄导叫我做实习生，特别要看女演员的戏，每场都要看，熟悉台词、位置，以备代戏。

       那时，剧团正在卡尔登剧场上演曹禺的《蜕变》。石挥演梁专员，宗江演况西堂，这是一出爱国戏。梁专员的台词常常被观众的掌声轰起。当台上的人物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台下也跟着喊起来。我激动地落起泪来。我来自沦陷的华北，很久没听见口号声了。戏闭幕时，我肿着眼睛去后台找宗江，他看到我红红的眼睛问：“怎么啦？”我嗫嗫地说：“戏好。”兄妹俩默默地步行在南京路到拉斐德路的大街上，我庆幸自己是在进步的团体。

       双十节的时候，卡尔登剧场的门口挂起：“庆祝《蜕变》演出双满月纪念”的牌子。剧团发给每人一个月的奖金。我也有。我说：“我才来半个多月，也还没上戏。”头头说是“同喜”。我赶去邮局，给母亲寄了10元，仅显示我已赚钱了，有饭吃了。

       这时候，剧团演员严俊和梅村要结婚，请假一星期。黄佐临让我代梅村的戏，饰演伪组织（小的儿）。我并不怵台。小时候，在青岛电话局的舞台上，我曾演过秋瑾的小姑子王淑华。是跳着绳上台的，如今，演小的儿，还让我手里拿着香烟，我哪儿会抽烟啊？糟糕，导演没排我哪句话上场，直到有人慌慌张张往外推我，我才上了台。哎呀，台上的灯怎么这么亮啊，我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台上人说什么。我只好嚷嚷一番，被人拖下台。第三幕还上场，要撒泼撒野。我在台上吵，被人拖着往外拉，我的绣花鞋掉了，我就坐在地上，用绣花鞋拍打地板，被人拽起一跳一跳跳下台。戏台下鼓起掌来。总算演下来了，我谁也不敢看。忽然黄导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明天还你上。”呀，认可我了。桌上的蛋炒饭早已凉了，我囫囵吞下，我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三天上台，我看见脚光了，还看见第一排加座上坐着黄导、吴导、周剑云、李健吾…后来大哥告诉我，是黄导请他们来，说剧团来了个新演员，扮相好，北京话特棒，嗓门特亮。我的职业演员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不久，上职剧团分成两拨人。一拨跟着石挥另组剧团，另一组就跟着黄宗江。宗江见自己的老同学郭元同（艺名异方）也跟了石挥，很不开心。元同是团里的乐队指挥兼演员。我就去找元同，跟他说了宗江的心思，并对他说：“如果你追求英子，你在我们剧团照样可以追求英子。”郭元同说：“我没有追求英子，我的心里只有你。”我楞住了，没接这茬。后来元同就来到我们剧团。

       我和大哥住的亭子间的二房东，把整幢房子卖掉了，要去香港，我和大哥就到处找房子。一听说我们是演戏的，都不肯把房子租给我们，直到我们找到西爱咸斯路和平村1号，才租到一间前客堂，一间楼顶的双亭子间。此时，丁力、孙道临、卫禹平都先后来到我们剧团。丁力、李德伦、郭元同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五个人，每人出2元钱，用10元一月租了一架钢琴，放在前客堂。琴上还放着元同和德伦抄在谱纸上的乐谱。他俩靠抄谱赚些零用钱，有时还去歌舞厅奏乐赚些外快。（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