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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2016-03-08 07:11

胡小胡：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胡小胡
1970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中国第三冶金建设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篇小说：阿玛蒂的故事、长篇小说：太阳雪。。。

《书评》 筱 非
原不知胡小胡。
看了《我的父亲母亲》，知道胡小胡是胡考的公子也是戈扬的儿子。
知道戈扬这个名字是很多年前。八十年代，有两本刊物我是必看的，一是《文汇》月刊，一是《新观察》。一九八九之春夏，作为主编的戈扬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点东西，说了什么，暂且不好细说，但忧国忧民之情是跃然纸上了。因而，对前辈戈扬充满了崇拜与敬仰。也因而，才认真的读了《我的父亲母亲》。
胡小胡在《我的父亲母亲》中不仅讲述了自己的父亲胡考母亲戈扬，也讲述了一些高层、名人鲜为人知的东西。小胡叙事大多亲历，娓娓道来，不仅有趣而且有味。
胡家是苏北书香门弟，五十年代，小胡的大妹妹出生，起名“小米”，是天天吃的粮食。而小胡的名字居然叫“地瓜”，也是天天吃的。说来奇怪，身为文学艺术家的 父母不正经给孩子起名字。结果，大妹妹一直叫“胡小米”，胡小胡呢，不叫“地瓜”了，送到幼儿园时叫“小胡”，上学时候前面加一个姓，就叫“胡小胡”了。 弟弟叫“胡小林”，也不是父母起的名字，而是胡小胡从作家张天翼先生的童话《大林和小林》那里给弟弟找来的。弟弟的乳名叫“龙东”。“龙东”是从声音得来，因为弟弟出生，小胡的父亲高兴地哼起京剧过门：“龙东里格龙东……”画家丁聪听了说：“好，好，这小孩子就叫‘龙东’吧。”小 妹妹小名“阿布”，也是小丁叔叔起的，她出生不久嘴里发出“阿布阿布”的声音。小妹妹上学时候叫“胡小妹”，“文化大革命”她开始给自己改名字。“工宣 队”来了，改名“胡爱工”；“军宣队”来了，改名“胡爱军”；随母亲到农村“插队”，她又改名“胡爱农”，直到今天。有趣不？
一九五零年，胡考经廖承志先生推荐调北京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不久，小胡一家来到北京。小胡笔下的北京是这样的：“北长街是既漂亮又安静的一条街，五十年代初的北京没有多少汽车，穿过这里的是5路公共汽车，而全北京的公共汽车不超过10条线路。我家院子的东边是故宫护城河，从窗口看见故宫的西门楼和故宫西北角的角楼。母亲说角楼是按鲁班的图纸建造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特别漂亮。北长街长不过500米，有很多大宅 院。”胡家居住的南面居然是陈云的院子，北面是彭真的院子，再北面是班禅驻京办事处，也就是班禅大活佛常住的宅院，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像故宫一样气派。 牛逼不？
《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丁聪住在小胡家前院，只有一间屋子一个人。丁聪笔名小丁，关于“小丁”一名的来历，丁聪曾撰文说：我的父亲是上海漫画家，“五四”运动之前就已成名。较他稍晚的漫画家，如张光宇、叶浅予等都介乎我们父子之间—— 张比我父亲小九岁；叶小我父亲十六岁，大我九岁。故而他们习惯称我父亲“老丁”，称我作“小丁”。以漫画为职业后，签名曾用过真名“丁聪”。但繁写的“ 聪 ”字笔划很多，写小了，版面做出来看不清；写大了，在一幅小画上占了很大一块地位，看上去很不相称，于是，张光宇就建议我署名“小丁”。我以为有理，就采纳了。从此，小丁画上的签名一直是“小丁”二字，直到二零零九年五月去世。小丁个子不高，四方脸，戴一幅黑框眼镜，总是满脸堆笑的样子，也喜欢和小孩子玩。他和小胡一家从上海一直玩到北京，在胡家吃，衣服由胡家保姆洗，胡家住在北长街的一幢日本式房子，客厅和卧室高低不同，带有推拉门。餐厅在进门地方， 摆一张八仙桌，老胡坐在中间，小丁坐在右手边，俨然就是胡家的成员。说到吃，小丁因怕刺而不吃鱼，但是吃价钱最贵的鲥鱼。小丁理论是：在《新华字典》里， 鲤鱼鲫鱼鳊鱼鳜鱼，所有的鱼，只写“肉可食”，惟有鲥鱼写“味鲜美”，所以只吃鲥鱼。吃鱼看来也有学问。后来老胡也跟着爱起鲥鱼，还向朋友推荐：“小丁怕刺不吃鱼，却吃鲥鱼，可见鲥鱼之美！”老胡和小胡家这种有乐儿的日子一直过到一九五六年小丁结婚。说起小丁的婚姻，从小胡笔下我们知道：丁夫人姓沈名峻，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国务院外文局工作，清秀大方，一口吴侬软语。后来，继母张敏玉曾对小胡说：“你的沈阿姨，就是‘沈崇事件’那个北大女学生。崇山峻岭，把‘沈崇’改成‘沈峻’了！”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北平发生了一起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是为“沈崇事件”。沈崇出身福建名门，清代名臣沈葆桢曾孙女，林则徐外玄孙女。沈崇事件传出后，激起全国的抗议声浪，北平、上海、南京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学生和各界人士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等。关于沈崇的后来，一直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 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文革中还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只是不同的人的不同视角。但小胡的说法似乎可信：北京大学;姓沈;清秀大方;吴语;外文局工作;关键的是，因为直到了80年代，他的小丁叔叔和沈阿姨仍是父亲老胡家的常客。
小胡小学进的是育才。育才学校在南城的先农坛，前身是延安保育小学，干部子弟学校。五十年代，育才小学与育英小学、八一小学并列北京三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育才小学苍松古柏，丁香树林，皇家宫殿飞檐斗拱。八十年代末，我们单位三产的办公室和库房就在这个院子的北端。因工作关系，我得以常去那里。不过，彼时的先农坛，被多家分割，各自为政，凌乱不堪。一晃，二十年过去，不知现在怎样了。
还有这样一件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的儿子张郞郞和小胡是育才学校同学，一起踢足球。张郞郞是胆汁质容易冲动的孩子，患先天性心脏病。在101中学，一次心血来潮跳进冰水玩冬泳，顿时人事不省。有一个高年级学生把他救上岸，背到校医院。郞郞苏醒后发现救命恩人十分面善，便抓住他的双手大声说：“你是我的哥哥！你是我的哥哥！”原来郞郞有一个哥哥。延安时候张仃和太太陈布文闹离婚，把儿子送了人。后来两人重归于好，生了郞郞。郞郞知道自己有一个哥哥，不知今在何方。偏巧101中学救人的孩子出生在延安，他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在他三岁的时候，一天睡在窑洞里，妈妈以为孩子睡着了，对客人说，“这孩子是抱来的”。三岁孩子记住这句话，十几年从来没有对父母说破。他的父母是延安老干部，在哈尔滨工作。于是郞郞把“哥哥”带回家，陈布文阿姨见了说：“没错呀，是我生的！”巧不巧？
说到五十年代，我们知道新闻界有“四大花旦”，年龄最长者为杨刚，其次是蒲熙修，再次是彭子冈，小胡母亲戈杨年龄最小。又说到反右，“四大女编辑”杨刚、彭子冈、戈扬和韦君宜，几乎全军覆没。杨刚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彭子冈是《旅行家》杂志主编，韦君宜是《中国青年》杂志主编，戈杨是《新观察》主编。小胡说：“母亲被划为右派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她是周扬的红人，于是有周扬“挥泪斩马谡”的说法。”“后来，‘新闻界四大花旦’和‘四大女编辑’一 共五个人当中，杨刚自杀，蒲熙修、彭子冈、戈扬划为右派，只有韦君宜跑到周扬那儿哭了一场，幸免于难。”是不是耳目一新？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小胡无畏；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小胡无愧。说到彭子冈，想起来这样一件事：三十年前，徐盈和彭子冈的儿子徐城北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大概是登在《文汇》月刊上，说 在文革时期，由于父母当时的身份和处境，他的舅舅，外交部的一位司长，到他家里见到姐姐姐夫，默默无语，呆坐了几十分钟，拿出几块钱几斤粮票放在桌上离去。可见当时的政治气候。这位司长他没说名字，我是知道的，在新闻司。而今城北已过古稀，时而在荧屏露面，时而在报刊撰文，说写些文化，虽无乃父母风采， 倒也有些家学。
小胡还讲到了人称“浩子”的电影演员戴浩。戴浩在桑狐的电影《祝福》里演过一个配角，出场不过两分钟。后来，戴浩饱受磨难。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以后，分了房子结了婚，结束了流浪汉生活，关系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章诒和在《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中曾描述过此人一事：
1983年的冬天，一个大清早儿，戴浩突然不请自来。几句寒暄之后，母亲问：“你今天大老远地跑来，该是有什么事吧？”戴浩笑笑，老脸上竟泛出羞涩，却不开口。
“李大姐，有件事在办理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戴浩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母亲不由得也跟着紧张起来。
“入党。”
“共产党？”
“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入共产党啦。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党，我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
母亲满脸惊诧。
我忍不住大笑，说：“戴叔，你把头发向左分了二十三载（反右前戴浩头发是向右分缝，自划右第二日始，头发向左分）才让人家识得忠心在。”本是一句玩笑话，不想惹得他脸红到脖梗儿。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转悠，不停地递烟送水。
我又接着说：“戴叔，你知道现在的群众私下里，对入党的人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某人入党了，咱们群众队伍又纯洁多了。”
关于潘汉年案件，老胡这样告诉小胡：“潘汉年被抓是因为去见了汪精卫。他自己敢去见汪精卫吗？是毛主席叫他去的。”一九四三年， 潘汉年通过李士群在南京与汪精卫见面。一九五四年，有人揭发此事，潘颇觉不安。于是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详述此事的来龙去脉，交给陈毅。率性的陈毅元帅 亲自把报告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报告后立即批示逮捕潘汉年。潘汉年在被捕八年之后，被最高法院判刑十五年，后改判无期徒刑。六十年代，潘汉年和夫人董慧曾住在北京的大兴团河。我的一个同事当时曾奉命监管过其夫妇俩。八十年代，他和我闲聊中聊起此事，颇为得意：那时咱们还为五处（指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管，潘汉年住在东小院。我负责烧小茶炉，采买。潘有什么事告诉我，我再汇报。小胡说“潘汉年夫妇是从西郊过来的，他们在一家农场劳动，算是假释，行动有了一些自由。”其实，应该是南郊，他们不劳动，也未假释，只是没有太多自由。小胡吃到潘汉年钓的鱼倒是可能的，因为团河的东小院是在招待所北面，实际上是招待所的“高间”，我曾经有几次在里面开会。只是，现在东小院已经荡然无存，旧址一带变成了某局的会议中心。不过，当时招待所人工河环绕，河里养了很多鱼，潘汉年夫妇在此居住时并未受虐待，时而钓钓鱼应该不是问题。　　
说起作家们，艾青：与妻子离婚，闹得沸沸扬扬。他娶了新妇高瑛，在东单附近买下一个四合院，只花了8000元！巴金：新作不多，主要靠旧作再版的稿费；刘绍棠：最信奉丁玲的“主义”，被打成右派前的稿费收入达到两万元，于是他学艾青买了一个院子；丁玲：除了稿费还有奖金，《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得到斯大林奖金四万多元！可以买五座“艾青小院”！牛大了！正是这样的心态害了她，牛起来的丁玲开始发狂。丁玲名气大，在毛泽东那里都有面子。毛泽东有诗赞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女将军！”她大错特错的以为她和周扬拍桌子，毛泽东也会向着她！于是周扬搞出一个“丁陈反党集团”，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
老胡喜欢到丁玲那里谈天说地。因为老胡认为：“女人都不会聊天。天下会聊天的女人极少，丁玲算一个。”老胡一九三八年同丁玲相识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见如故。延安时期多有往来。老胡有一首《醉花荫》词赠丁玲：延水堤畔三两柳，明月共相守。絮语话秋凉，烛短夜长，蜡堕三分厚。东山那番分离后，零落天涯走。万里故人情，长随君心试按君心口。
小胡感觉，这首情意绵绵的小词似乎超越了一般的友情，只是斯人已逝，无法考证了。
小胡认为，20世纪对围棋事业最有贡献的两个政治家，一个是段琪瑞，一个是陈毅。
有个出身没落官宦之家的十一岁小孩吴清源，围棋下得好，段琪瑞当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时候，把他接到公馆，每月给200块大洋。吴清源由此便担负起养活全家的责任。段琪瑞的棋很臭，却自命天下一流，因为高手们同他下棋都让着他，赢两盘输一盘。吴清源小孩子家不懂这一套，一盘不让。段琪瑞不明白，只是更夸奖吴清源。段祺瑞没有多少知识，但却知道看重人才。
小胡还讲了这样一件事：五十年代，戈扬在上海做《解放日报》副总编，总编辑是张春桥。一次，戈扬上班期间突然早产，张春桥亲自送到医院。因此，胡考说，张春 桥对下属还是很关心的。不知胡考说上面这话的时候是当时还是在张倒霉之后。若在当时，应是自然而然；若在张成了“四人帮”之后，则是平心而论；而小胡在今天仍然能写出来，却是难能可贵。
小胡的《我的父亲母亲》，有趣事，有巧事，有轶闻，有历史，值得一读。
一　战争年代
　　在我三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关于父亲和母亲的记忆，那一年是1948年。
1948年是国内战争转折的一年，陈毅将军的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活捉王耀武，我便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大城市。依照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的说法，自1840年至2040年的200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200年。在这200年中发生过许多次战争，有中国和列强之间的战争，也有国内战争。40 年代的国内战争无疑是最大规模的国内战争。
　　我1945年10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阴，那里是“淮阴侯”韩信的老家，也是周恩来从小生活的地方。在苏北一带，共产党建立了解放区政权，称为“盐阜区”，包含从苏北到皖北的地区。我出生的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正在重庆谈判，几天以后，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共产党撤出8个“解放区”，其中包括苏北解放区，于是我也离开淮阴。我的母亲戈扬是苏北人，她的老家海安属泰州地界，名为“海安”，也许在一千多年前是个临海的地方。当然，我不知道怎样离开淮阴的，50年代，我的父亲胡考发表长篇小说《行军记事》，描述了当年的撤退：我是被人挑在箩筐里，推在独轮车上，撤退到山东沂蒙山区的。第二年，国共两党真刀真枪干起来了，沂蒙山区也成了战场，我随父母撤到胶东，到过海阳、蓬莱、烟台，父亲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移驻丘陵带，避兵到海阳。鞋承千里露，帽复百宵霜。汀水沙含土，山村石为墙。欲知今后踪，消息看前方。
　　父亲当时的身份是山东建设大学教授，母亲是新华社华东分社副主任。看父亲的诗， 第一要走路，很辛苦，第二居无定所，一切要由前方的战况决定。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从胶东到济南，我们乘上从战场上缴获来的卡车。乘卡车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那一次走了很远的路，路上轧死了一条黄狗。卡车是美国生产的，共产党不断打胜仗，我们有了来自美国的享受：美国奶粉、美国军毯和鸭绒被。
这一年是1948年，我的大妹妹出生。大妹妹叫“小米”，是天天吃的粮食。我的名字叫“地瓜”，也是天天吃的。我们这个书香门弟，艺术之家，说来奇怪，父母就是不给孩子起名字。大妹妹一直叫“胡小米”，我呢，不能叫“地瓜”，送到幼儿园时叫“小胡”，上学时候前面再加一个姓，就叫“胡小胡”了。弟弟叫“胡 小林”，也不是父母起的名字，而是我起的。50年代张天翼先生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很出名，我从那里找来弟弟的名字。小妹妹小名“阿布”，画家丁聪起的，她出生不久嘴里发出“阿布阿布”的声音。小妹妹上学时候叫“胡小妹”，“文化大革命”她开始给自己改名字。“工宣队”来了，她改名“胡爱工”；“军宣队”来了，她改名“胡爱军”；随母亲到农村“插队”，她又改名“胡爱农”。于是弟弟对她说：“你就叫‘胡爱’得了！”她不再改名字，直到今天仍叫“胡爱农”。
　　还是说战争年代。进济南以后，母亲的警卫员带我，他是个毛头小子，十五六岁，胶东农村的。父亲的警卫员大一些，二十出头，他领到一把驳壳枪，高兴得很。母亲也有一把手枪，我见过，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张爱萍将军送的，作为母亲的结婚礼物。一天，父亲的警卫员在我面前耍驳壳枪，被母亲骂了。母亲又叫又跳，声音尖得刺耳。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出现的母亲，而从小到大，母亲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发过脾气。其实母亲的警卫员比父亲的警卫员更淘气，他领我到济南郊外的山上，叫我趴在一个大坑里，他站在一边丢手榴弹，几声巨响，山川大地在我小小的身子下震动。这记忆太深刻了！母亲当然不知道这件事。如今从地图上看，济南周边没有什么山，有一个匡山，再就是千佛山了。
　　父亲和母亲是在苏北认识的。那时，陈毅将军在新四军第三师建了一个“文化村”， 储备文化干部，以备未来之用。三师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这支部队是皖南事变后从八路军调来的，过去的中央红军。“文化村”建在一个名叫“停翅港”的小村庄，阿英、邹韬奋、范长江等人都在“文化村”里。大约“文化人”过去飞来飞去，此时要停下歇息吧。说起来，父亲和母亲都是早年成名的“文化人”，父亲是画家，20岁即在上海滩成名，他的漫画集《西厢记》曾有鲁迅先生作序。母亲在抗日战争初期作为战地记者采访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写出《台儿庄记实》，在大报上发出三大版，范长江称赞母亲的文章说，“一时洛阳纸贵”。母亲成名之时也仅22岁。
　　母亲有一张骑马的照片，年轻而英气勃勃。有一次她从马上摔下来，马蹄踏在小臂上，留下苹果大小的伤疤。
上学时的母亲
战争年代
二　进上海
　　丢手榴弹的事情不久，我上了幼儿园。父亲的警卫员送我去华东局幼儿园，不在济南在威海。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胶东一带始终由共产党控制，国民党没有进去。父亲叫警卫员在威海陪我一个星期再回来。我到了陌生地方，很不习惯，天天找警卫员叔叔，记得叔叔和我一起打秋千的情景，院子里有一架很高的秋千，我们飞到天上。一个星期后，叔叔突然不见了。于是我无比痛苦，大哭了好几天。
　　华东局幼儿园是最好的幼儿园，陈毅、饶漱石的孩子都在这个幼儿园里。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共产党大军南下，幼儿园上了火车，开进大上海。孩子们坐的是闷罐车，晚上到上海，车门一开蜂拥而下。忽然我看见妈妈等在站台上！妈妈还有一部小汽车开到站台上，这是我第一次坐小汽车。
　　华东局幼儿园到上海就阔了，搬进一幢花园洋房。从大门到洋房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个很大的草坪。洋房带半地下室，在墙根的地方开着窗，孩子们认为里面有鬼怪，很吓人。大约每个星期一早上，母亲送我到幼儿园大门口，叫我自己走进去。我总要母亲陪我站一会儿，才肯进去。母亲就站一会儿，再站一会儿。
　　父亲的祖籍是浙江余姚，而父亲是在上海出生的，我也算是回到老家。没有多久我们都说上海话，再也不说山东话了。我家住在霞飞路的一幢房子里，霞飞路后来改名淮海路，从窗口向下看，是当当响的有轨电车。那时候有国民党飞机空袭，窗玻璃贴上米字型的白纸条。空袭来了拉警报，恐怖的汽笛在城市上空回响，一群群的人跑进防空洞。空袭过后，我看见马路中间炸出几个大坑。
　　我随父亲去看过祖父。祖父60岁了，穿青布长衫，留着长长的胡须。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父亲的生母在他幼年时故世，父亲的继母生了我的五个姑姑一个叔叔，一家人住在一所很大的花园洋房里，是祖父学生的房子，在战乱中，作为大资本家的房主人跑到国外去了，把房子交由祖父看管。
　　我的祖父胡允昌三岁时候到上海，祖父的父亲是从浙江迁徙来的第一代移民，在上海开了两家煤炭店，算是小康人家。祖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成年后有好的职业，在一所教会学校做了一辈子英文教员。
　　至于母亲娘家的人，我一个也不曾见过。母亲的父亲也是教员，母亲也是年幼丧母，由舅舅养大。因此母亲从舅舅姓，取名树佩华，参加革命后才改为本来的姓氏。解放后母亲一直给她的舅母寄生活费，她的舅母没有名字，汇款时写的是“江苏海安某某巷某某号树老太太”收。
　　在上海，母亲做《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是张春桥。父亲说，张春桥对下属还是很关心的，一次母亲上班期间突然早产，张春桥亲自送到医院，可惜孩子夭折了。
　　这一年的秋天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母亲后来回忆，她被调到北京，做开国大典的新闻检察官。1949年共产党还没有做到“舆论一律”，各种小报，各种民间平面媒体尚在，于是新政权要实行新闻检察。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前架起一座临时小屋，是一座“空中阁楼”。母亲和另一位新闻检察官坐在其中，记者们写好新闻稿，爬梯子递上去接受检察。
　　我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原来我做了一首诗，是嘴里说出来的：
　　　　月亮睡觉去了，
　　　　星星在天上站岗，
　　　　不让太阳来。
　　所有的母亲都爱夸奖自己的孩子，作为新闻记者的母亲，她的夸奖传播很广，许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我聪明，会做诗，他们的赞叹经常在我耳边。我不知道诗中有没有母亲的加工，但是有一种观念母亲最清楚，这就是：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多少年以后我成了作家，时常会想起儿时的这段故事。
　　父亲也是从小对画画感兴趣。父亲讲过一个故事，他三岁的时候画了一只猫，祖父说：怎么只有两只脚呢？父亲回答：还有两只脚在后头呢。父亲因为画了一只猫而成为画家，我则因为做了一首诗而成为作家。
　　1950年，父亲调北京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他的这项任命是廖承志先生推荐的。父亲愿意做的事是搞创作，可是在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他的油画作品被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大大地打击了他的创作情绪。在朱丹的劝说下，父亲接受了这一项工作。父亲向朱丹推荐上海漫画家丁聪，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