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合一论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有两大阵营贯穿始终，一个是语言哲学及其延伸而来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一个是现象学及其延伸而来的存在主义和哲学诠释学。前者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回到语言本身，后者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回到事情本身。

语言学哲学先姑且存而不论，因为维特根斯坦本人从最初主张的逻辑本体论到转而主张语言游戏论，从关注语言逻辑本身到最后关注那不可言说的，已经渐次走到禅宗的不立文字的旨趣上去了。

现象学的最初起源来自笛卡尔的还原主义，正如胡塞尔在《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所言：“在我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一书中，我描述的通向超越论的悬搁的简短得多的道路——我称它为‘笛卡尔式的道路’(因为它被认为是通过纯粹对笛卡尔的《沉思录》中的笛卡尔式的悬搁之深入思考并且通过批判地清除其中的笛卡尔的偏见和迷误而获得的)。”

笛卡尔的还原主义就是：把一切靠不住的东西丢掉，直到找到了一个自认为可靠的原则“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更进一步由我有上帝的观念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笛卡尔的还原严格说来并不彻底，至少从我思到我在的跳跃就不是不证自明的。于是这才有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等于是还原到婴儿思维，把一切后天的文化观念予以悬隔和剔除，类似于老子所说的复归于婴儿。胡塞尔也自认为找到了自己的基础，但是激进的人还是觉得他不够彻底。

一直还原到德里达那里，就见到了空。于是就产生了时髦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相对主义成为潮流。任何绝对价值和崇高，到了德里达手里，最后都成了皇帝的新衣, 轰然倒下。他们没有东方文化那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坚韧，和老子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超然。

如果用东方文化来观照这个被称为当代西方文化之源的现象学，其实都是汉传大乘佛教所处理过的东西，虽然二者在意识分析的出发点和止归上彼此不同。而东方文化就其自身来说则是天然合一的。儒家的内核可以说是心性和道，汉传佛教的内核实际上也是心性和道，特别是汉传大乘佛教中的真常唯心系，与儒道思想本来不二。什么有为法，无为法，什么自性如来藏都可以在儒道思想中找到止归。中国唐宋以后流行的佛教宗派禅宗，天台宗，密宗华严宗都是经儒道改造过的的佛教。

现象学祖师胡塞尔搞的现象学有两种，一种叫静态现象学，一种叫发生现象学，如果用大乘佛教的概念来说，都是唯识论的东西。静态现象学，就是唯识三自性中的遍计所执性和圆成实性，发生现象学就是唯识三自性中的依他起性。以前曾说过熊十力之所以在中国哲学界很受推崇，就在于崇洋的人觉得他的唯识论有西方现象学影子，而不知道其实熊十力不懂现象学，而是现象学有唯识论的影子。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则基本上不离佛教华严经三法界的东西。海德格尔关于人的存在模式有两种，一种叫日常生存模式，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世俗模式。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日常生存模式的本质就是操心，或者叫烦。而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念上生心，执着，当然就杂念纷起，就操心，就烦。海德格尔所说的第二种生存模式叫本真模式，其本质是向死生存，这个有点类似于叔本华的悲观者学，也可以说是从的佛教借来的，就是佛教所说的生老病死的死字。但是佛教能超越生死，现象学存在论不能超越，只好故作深沉地哀叹人生的本质是苦。

现象学还有两个大家，一个是梅洛庞帝，他搞的是身体现象学，不注重意识分析而注重身体感知和神经反射的分析，他把身体看作是一个社会协同结构。这也与儒家道家的身体图式殊途同归，老子和孔子的理论都是身家国同构，治身如治家治国，齐家治国则以修身为前提为第一要务。

另一个是马克思舍勒，他是搞现象学伦理学的，他的伦理学主张就是把人的道德观念还原到直觉和情感，也就是良知和爱。把道德看成是先天的，这就是他的创新点。和康德道德哲学不同的是，康德是从人的理性原则推出道德原则，是实践理性。马克思舍勒的伦理学是建立在先天的道德直觉之上的。这差不多可以说是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西方版本。

由上可见东西方文化合一的时代也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