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往上爬楼梯，范曾往上登别人的性命”

台湾艺术界与画廊界有这样的一句话：“别人往上爬楼梯，范曾往上登别人的性命”。这话揭露了范曾无情无义，过河拆桥的本质。沈从文曾经就是范曾利用后的牺牲品。八十年代末，范曾在央美即将毕业，为了得到一份做插图的工作，天天给沈从文写信，对沈格外关心。一次，天刚亮，范曾就敲开了沈家门，说，“昨晚梦见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这话让沈从文很感动。于1962年，在沈从文先生的帮助下范曾调到了历史博物馆美术组。在历博工作没多久，文革到来，沈从文成了当时被批斗和揭发的对象。范曾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指责沈先生“牛鬼蛇神、自身有严重的错误，有病需要治”。并特辟专栏，给沈先生写了几十张大字报，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说“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

沈从文在1966年7月《一张大字报稿》中用了“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八个字来概括这事。说“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少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一事，说是丁玲、萧干、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不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么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幺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幺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