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以色列体检动大手术，两种社会两重天的经历

 

到了8月，突发剧烈咳嗽，晚间最厉害，没法入睡。挺了10天，非但不见好，反而更坏。到海军医院照胸片，发现有问题，再做CT，我几乎被震晕了，胸腺癌。眼下最紧迫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首先应搞清病情，其次必须决断是在哪儿治疗，是在中国还是回以色列。此时离预定回以色列的时间只有35天了。

海军医院要我住院手术。我犹豫起来，我连自己的病情都没搞清楚，怎么能稀里糊涂地做手术？大夫说要么你去其它的医院看看，比如肿瘤医院。

一大早，约4点来到肿瘤医院，穿过拥挤、烦人的医托人群，步入大厅、排入长队，最后终于挂上了一名正教授专家号。肿瘤医院到处是人、挤不动（后来发现许多医院都这样），就医者大多是外地人。院内到处流窜着“捡破烂”的，他们趁人不备，“捡”病人携带的CT胶片。病人做一次CT要千把块钱，可是把胶片卖成废品只有十来块钱，但“捡破烂”的人认为是值得的，因比卖废纸贵多了。忽然，一声嚎哭撕人肺腑，一名外地农村妇女的胶片不见了。周围的人麻木地看着，什么反应都没有，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屑一顾，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这情景令我不禁想起电视中的《动物世界》，当猛兽追赶草食动物中的某一个体时，其它未被追逐的仍悠闲地吃草，因它们觉得这事与自己毫不相干。我们可以原谅这些动物，因它们没有社会、更谈不上文明。可是，在号称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怎么却是一番“动物世界”景象？我赶紧告诉那妇人刚才走过的一名“捡破烂”的体貌特征，让她赶快去追赶。回到座位，我紧抱怀中的胶片，连日来悬浮的心稍感踏实了点，因我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我还属于人类。

肿瘤医院的大夫要我再做一个增强CT，做完之后，大夫说，瘤体已严重浸渍主动脉，手术必须连同主动脉一起摘除、换一段人造动脉管，并说由于他们医院没有体外循环机，他建议我去北医一院找一位叫李简的大夫。我再次被震懵了，没想到病情这么严重、手术这么复杂。后来从304医院得知，肿瘤医院的诊断纯粹是胡说八道，并知晓了其中的原因。到了以色列，再次证实是胡说八道。

到了北医挂了李简的号，这位原来是“超级专家”，挂号费300元，约定于后天8：15准时候诊。可他却11点才到。我简述病情，把18张CT大胶片恭恭敬敬地呈上。他不看胶片，反复在胶片中寻找什么，足足找了2分钟。我问他找什么，他不做声、继续寻找。我突然悟到他可能是找CT片诊断书，我赶紧从包里掏出，再次呈上。果然猜对了，他拿起诊断书左看右看，看了足有15分钟。我被搞糊涂了，那诊断书上总共才4行字，怎么看这么长时间？又过了2分钟，终于看完了。他抬起头，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又被搞迷糊了，怯生生地说“你不看胶片吗？”他随便抽出一张，看了只有2-3秒，又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被彻底搞糊涂了，本来该轮到他讲话了，看这架势倒像是让我讲话。接下来，我提了很多问题，大出预料，对所有的问题，他只有三种反应：1）不回答，2）回答说“不知道”，3）厉声训斥。比如：

问：像我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动手术？

答：这难说，动了手术有可能缓解，也有可能加快死亡。

问：概率上，好的多，还坏的多？

答：告诉你概率没有意义，小概率有可能让你赶上。

…… 

问：如做手术，术后是否要做放疗或化疗？

不料他猛一拍桌子训斥道：“凭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不是放疗、化疗大夫！”

……

 

我强忍怒火，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所有问题的回答全是‘不知道’或不做答，那你到底知道什么？”

他终于给了我唯一的“明确”的回答：“如果你想在我这儿动手术，你现在就填住院单，如果不想，（手向门一指）出去！”

 

尔后我去了友谊医院、空军医院、304医院，天坛医院、北医三院，看的全是正教授专家。他们的说法差异极大，令我难以是从。唯一的收获是使我了解到了北京胸外科专家的圈内状况。北京的胸外科专家也就那么二十来人，他们彼此都很熟悉。

 

最后我来到协和医院，当我来到这家医院院外挂号夹道时，惊呆了。那里许多人打地铺、已排队4天4夜了。

回到家，认真梳理几天来的结果。教授们的诊断差异太大，不禁令人生疑。仔细一想这也正常，看看我们院里我所熟悉的教授们，有的确有真才实学，有的（相当多）都是靠关系上去的。

下一步该怎么办？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此时离回以色列的时间只剩下24天了，我必须加快决断。接下来应该决定在哪儿手术。在中国手术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胸腺癌的发病率很低，但中国人口的基数大，病人的绝对数量不少。应该说中国大夫的经验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可惜，这些从百姓身上练刀出来的高水平的大夫却很少再为百姓服务，我一个屁民够不上他们。再说，在中国动手术还有红包问题。在这期间我曾去我们单位医务室，询问手术报销事宜。一名30来岁的女子专门负责医务报销，我不认识她。我已离开院里近30年了，各个职能部门都换了新人。那一天很热，她的房门大开，屋内只有她一人，我自报姓名，说明来意。非常令人失望，她一直低头试比一条裙子是否合腰，根本就不抬头看我，一言不发。我不得不重述一遍，不料她眉头一皱，极不耐烦训斥道“不知道！”。往下无论我再说什么，她仍继续比试裙子，连“不知道”三个字都懒得说了，从始至终就没抬头看我一眼。这是怎么了，怎么我这次回国老遇上生气的事，是气在找我、还是我在找气？算了吧---中国是一个不适合百姓生存的地方。别犹豫了，回以色列手术去吧！

 

我来以色列快30年了，很少去医院，对以色列的医疗体系不了解。医学拉比是干什么的？不知道。有好几家医保系统，每名合法居住者均可任择其一，如不如意，可随时更换。每家医保系统都有自己的医院及大夫，但医院的规模都不大，大夫们虽也分科，但基本上都是保健大夫。我居住的小城2.7万人，4个诊所分属4个系统。我的诊所共7人，一名全科、全天候的大夫，2名秘书，其余是护士，另有几名专科大夫轮流在附近几座小城巡诊，每星期只来一次。本所的大夫是位法国移民，说话慢条斯理，每逢见面先握手。

 

所有的检查都要从头做起，许多检查要去特拉维夫或以色列第4大城市贝尔筛瓦的医疗中心。每次去前，有很多很繁琐的准备工作。要用网络与医疗中心约时间，对于复杂的检查，比如PET-CT、穿刺等，对方还要与相关人员约定，不能立即回应。时间约定后还要开“17号文件”，即转账单。开这文件也需对方认可后才能开出，往往也需等待。所有这些繁琐的工作，两位女孩都替我安排好，每次还都在地图上把具体要去的位置标明。

在中国时，虽已知晓首选治疗方案是手术，但具体到我自己是不是一定手术，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很多大夫选定治疗方案时并非从病况出发，而是从出新招儿、发表论文出发，甚至从医院创收出发。记得我在中关村工作时，中关村小学一名年轻女教师与春节期间来探亲的母亲住平房，不幸煤气中毒。到了中关村医院，大夫说唯一抢救的办法是开胸、用手按摩心脏，并说应首先抢救年轻的。结果女教师死在了手术台上，母亲在一边很快自己醒了过来、什么事都没有。后来类似的事件听多了，不禁对医生的医德大生怀疑。在以色列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特设医学拉比。如所周知，拉比为人楷模，严于律己，贻毕生精力指导人们净化心灵、提升精神境界，是倍受尊敬的神圣职务。在以色列要想成为拉比，必须连续在 神学院学习6年、且已婚才有资格参加晋升拉比资格考试。菲若尔作为全国最大的医学拉比，两天后，菲若尔对我的病案做出批示：立即手术，并指定由阿隆·本·嫩大夫执刀。

 

当老伴儿看到我浑身插满了管子被推出手术室时，不禁哭了起来，她实在接受不了这番模样。我被推入病房。病房约十七八米，住两人，有一洗澡间（含厕所），洗澡间内外各有一洗手池，洗涤剂和手纸齐全。没想到在墙上还配有一盒一次性薄塑胶手套，随便扽用。围绕病床有落地吊帘，可张合。此外还有两个沙发，摊开后是小床，供陪住人夜宿。

 

每日三餐都是份儿饭，其中酸奶、肉、水果、蔬菜的量都不少，还有粥、汤之类，面包随便吃。对我这个在中国过了几十年穷日子的人来说，饭菜算不错。正当老伴儿发愁自己的饭怎么解决时，有志愿者按名单找到老伴儿，问是否需要由志愿者送饭，老伴儿欣然接受。志愿者送的饭是由地方教堂出钱、由餐馆制作，免费提供给陪住人员。

 

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护士、同室的病友）陆续登场了，我最杵、最怕的就是这些人。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与他们打交道。俄国人的坏劲儿不是个别人，是整个民族性格的堕落与败坏，在很多方面很像中国人。共产主义起自西欧，但西欧没染上，却在俄国与中国落脚生根，这绝非偶然。中俄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亲和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西欧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抵御力。

 

首先,  感谢诸位的关心,  有诸位的祝福,  我相信我一定能好起来.本来想在本文续篇中祥谈 "两种社会体制两重天", 现简要罗列几点:

1) 在以色列无挂号费一说,  无论看哪个级别的大夫, 都不交费.

2) 术前的所有检查均免费.

3) 手术免费.

4) 住院免费 (包括用餐).

5) 我和老伴儿去医疗中心的全部路费(其中包括好几次出租车费)均报销. 

当然,  之所以免费是因为我买了医疗保险,  我买的是最基本的保险.  20年前是每月交 82 谢克尔 ( 1谢克尔 = 1.7元 ),  现今是每月交 101 谢克尔 .  如有工作,  这钱从工资里扣.  如没工作, 由政府的失业部门可无限期地交下去.  ( 目前以色列的平均工资是 10100 谢克尔/月).  买医疗保险后三个月就可享受全部待遇.

6)  政府得知我生病后,派人来帮我做家务已一年多了,家务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支付.

以上所有这些任何一普通人均可享受,绝非只有“贵宾” 才可享受.我住的病房是最最普通的病房,  同样也绝非 “贵宾” 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