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天空
影片中阿甘独自穿越战后的美国历史，“幸运”地经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时刻。图为《阿甘正传》海报
《阿甘正传》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美国金球奖最佳影片，而且在4年之后的1998年便入选为美国评选的最伟大的百部影片，1995年它则被评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百部保守主义影片”。
影片不是曲折间接地联系着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现实，而是直接介入了其中的政党政治。影片无保留地受到了美国内部的右翼政党——共和党的热情拥抱。我们说，《阿甘正传》事实上极为有机而有效地介入了美国的国内政治，是指影片在1994年美国的国会大选中，成为共和党争取选票的重要支撑之一。共和党重要的政治家和候选人都在选战中以某种方式援引了《阿甘正传》以支持他们的政纲，这无疑使《阿甘正传》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美国文化与社会图景中占据了极为特殊的位置。甚至有影评人指出，阿甘已成了后现代社会的救世主——从某种意义说，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事实上，《阿甘正传》的确及时地出现在当代美国文化四分五裂并丧失了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时刻，为美国社会提供了某种社会性整合和想象性救赎的力量。
兰斯·莫罗曾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盒子里的民俗》的文章。这篇发表于1992年9月的文章固然与《阿甘正传》没有直接关联，但它恰好为阐释《阿甘正传》的畅销，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作者写道：“冷战结束带给美国的除了形式上的胜利，剩下的只有空虚。共产主义阵营和苏联的瓦解令美国失去了他们一向用以衡量其品性的道德对立面。长期的经济衰退、日本及欧洲竞争者的兴起，非欧洲移民（对此前的美国传统感到陌生的人）的大量涌入，大西洋、太平洋缓冲作用的减弱（飞机旅行、人造卫星，以及商品的全球销售），所有这些都扰得美国人无法继续他们长期以来自鸣得意以及战后的体面和优越感。”在政治文化极端混乱的20世纪最后20年中，美国试图“全面补充其民间传说及自我形象的典型”。因此，他们需要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事件，要找出本国历史“出岔”的地方。然而，为“重新定义美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本身就充满着冲突而不是共识。美国大众文化关于美国历史的作品有助于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同时提供具有原初性的文化图景。而1994年，《阿甘正传》畅销之际，许多影评人指出，阿甘这位智商75、穿越战后40年美国历史的人物，刚好成功地实践着某种补充美国民间形象和自我神话的功能。
影片讲述了一个曾经患有腿部残疾、智商测定75的阿甘经历了战后美国的历史的故事。影片以50年代为起始，以80年代为终结。美国评论者指出，当阿甘终于和詹妮结合，举行了一个颇具文化象征意义的婚礼，他们的孩子成了婚生子，最后幸存为一个父子结构的单亲家庭之时，或者说，阿甘、詹妮获得拯救，一个不甚完满的新乐园建立之时，正是美国当代史的转折点：里根总统开始执政，并在全美、乃至全球确立“华盛顿共识”、启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逻辑之际。这似乎并非偶然。从另一个侧面看，不同于70年代以降好莱坞电影中不时出现的母女/母子结构的单亲家庭，近期的好莱坞电影中一度在《克莱默夫妇》中出现的父子单亲家庭成为好莱坞情节剧的典型结局之一。这显然负载着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复归：不轨的女人最终被放逐，父亲的权威和亲情再度被强化。
影片中的阿甘独自穿越战后的美国历史，“幸运”地经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时刻。于是阿甘的角色便显然成为某种“表述的中继站”。我么可以看到，在整部影片中，阿甘所实现的，是多重层面上的不可能的和解，而正是不可能的和解的“实现”，成功地弥合起美国战后历史、主流文化与主流社会的纵横裂隙；为“治愈”社会文化心理的创伤记忆，提供了有效的想象。但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影片所提供的只是一份不可能的幻想。阿甘形象穿越并超越了战后历史中的紧张和冲突，在这段血腥、创痛、充满丑闻与污秽的历史中，只有阿甘白璧无瑕、天真正派，于是，他便承担起朝向现实的历史的净化作用。
《阿甘正传》中不可能的和解，首先呈现为种族和解。其一，当阿甘说出自己名字的来历时，银幕上出现了黑白默片的画面，那是美国电影史的经典名片格里菲斯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此片是一部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电影。阿甘便在这样一种设定的互文关系中登场。其二，影片中出现了联邦政府强行迫使阿拉巴马大学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的历史场景。在这一场景中，阿甘的智商为他无法理解种族主义、因而超越了种族主义提供了“可信”的依据。于是他跨过了敌意的白人围观者与黑人学生之间的鸿沟。其三，结合影片中有关美国种族现实的表达（说出的与未曾说出的），阿甘的名字似乎在告诉人们，美国确实有着种族主义的不光彩历史，但是这个国家却拥有超越那段历史的现在与未来。
当然，在影片中，这一种族大和解、或曰“不可能的任务”，最重要的呈现途径，是阿甘和布巴之间的友谊，这友谊同样成为修订、不如说篡改越战历史及其美国人创伤记忆的屏障。在越战场景中，除了阿甘描述的雨，便是布巴喋喋不休的“虾经”，他们所在的部队始终不曾投入战斗，始终没有任何作战、更不必说血腥、野蛮的杀戮行为。整个越战场景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个越南人的形象。惟一的一次战斗，则是在雨季骤然停止，旱季到来，越共突然发动攻击的时刻。甚至在这一场景中，除了漫天飞落的炸弹，同样没有任何可见的敌人。于是，越南，美国军队所侵略的遥远的亚洲国土，成了一个空洞的舞台。事实上相当无耻的，影片的制作者，借布巴之口，说出新殖民者的愿望：在布巴看来，越南的湖泊、河流，正是天然的捕虾场，可惜愚蠢的当地人不谙此道。不是《现代启示录》《猎鹿人》，更非《全金属外壳》《野战排》《生于7月4日》中酷烈、荒诞的战争场景，而是一个十足的喜剧：阿甘如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般将负伤的队友逐个背出，又一次再次地为了寻找布巴而返回。
从影片的整体结构上看，布巴之死意味深长。尽管由华裔女建筑师设计的越战纪念碑上密密匝匝地刻满了美国越战死难者的姓名，但在《阿甘正传》中，我们看到并辨认出的惟一死者是具有十足黑人特征的布巴。由于《阿甘正传》事实上构成了对战后美国历史的表述，于是，这段历史中的最重要的创伤经验、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失败了的战争——越南战争的创痛，便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主流社会之中转移出去。当违心获救的丹中尉也因阿甘最终站立起来的时候，似乎除了悄然埋葬的黑人死者，越南的创伤已经获得治愈。
或许对于美国主流社会来说，《阿甘正传》中一个更重要的和解、同样是不可能的和解，出现在阿甘与詹妮之间，尤其是他们在独立纪念碑的映照池中的重逢场景中。阿甘在这一场景中，从白宫的国会英雄，一步跨上反战的讲台上，跨越了战争英雄和反战英雄有如天壤的巨大鸿沟。在台下看到阿甘的詹妮大声地呼喊着他，阿甘冲下讲台，两人穿过宽阔的广场和密集的反战集会的人群，在万众欢呼中于独立纪念碑的映照池中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如果我们熟悉60年代美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中的一幕，那么，我们会分辨出，这一似乎单纯的戏剧化场景，同时有力地构成了彼时两种极端形象、也是构成美国主流社会、主流文化深刻分裂的形象的相逢与拥抱。一边是詹妮——身着白色长裙，头戴花环，赤着双脚，这是彼时最典型的嬉皮士形象，称为“花孩儿”（ChildrenofFlowers）,他们是和平的反战力量，是欧美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激烈的批判者与拒绝者，他们反对现代文明，倡导回归自然；一边是阿甘——全套美军军装，挂着国会勋章绶带，无疑使美国国家、战争与主流社会的形象。而两人的重逢拥抱，便成为美国社会意味深长的“历史”与文化表述。当两人跳入映照池、涉水奔向对方的时候，在欧美语境中，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洗礼的场景与寓意，而这个施洗池却正是美国独立纪念碑映照池。至此，影片所创造的不可能和解，便成为“讲述神话的年代”/1994年“美国民族的心声”：超越历史的冲突与分裂，治愈历史的创伤，重新到达“民族”的新生。
同样，影片中的另一重要场景：阿甘的经年累月的长途奔跑，则传递出另一组神话意义，或曰对立意义的和解。当詹妮在她的反叛之路的尽头回到阿甘身边，又再度离家出走之后，阿甘开始了他的穿越美国的长跑。美国的研究者曾指出，阿甘在漫长的、孤独的长跑中渐次长须、长发，具有了某种基督式的形象，这便使得他在影片中负载的救世主的寓意获得了具象化的表达。如果说类似解读多少有过度阐释之嫌，那么，显然，阿甘从阿拉巴马故乡小镇上开步奔跑的时候，他仍是美国典型的50年代形象：方格衬衫、板寸发型，那么他长途奔跑、风餐露宿，渐次呈现出60年代嬉皮士的形象；甚至不仅在形象上，而且在视觉呈现中，他显然穿越了美国的山山水水，在大自然中接受了另一层面的洗礼。那似乎本该是詹妮曾选择的道路。于是，阿甘的长跑，便成为另外一种不可能的和解表达：因为阿甘生命的主线勾勒出一种美国社会的理想人生：由橄榄球队到军人与国会勋章的获得者，再作为成功的创业者与不容置疑的富翁。
在影片的尾声中，阿甘在詹妮的坟前倾诉道：“我不知道究竟是人各有命，还是随风飘零全凭偶然。照我看也许是都对，也许是两个都有。”阿甘，这位弱智者终于将观众领到了“哲学的高度”，他不仅创造了历史与现实中“不可能的和解”，而且还协调着关于历史叙述的两种基本态度。
摘自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