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的暴力：揭露英伦名校的另一面

《卫报》在一项调查中向135所英国大学申请了信息公开。在回复的55所大学中，一共有294件针对教员的霸凌投诉，其中包括一些资深教授和实验室主管。自2013年起，在105所大学中，至少有184位职工因此被处分，32人被开除。

几十位在职和退休学术工作者表示自己曾遭受霸凌，比如提交学术成果的巨大压力，他人对自己学术发展的蓄意破坏。而很多人事管理人员则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起保护职员，他们更在乎校方的声誉，所以这类投诉事件的处理往往颇为不公且简单粗暴。14所大学声称他们曾用过非公开的方式处理这类情况，至少有27位职员签署过保密协议，收取补偿金并同意私下了结。

另有超过200名学术界人士联系《卫报》私下分享他们的经历。其中几十位同意接受采访，他们中很多人讲述的经历遭遇，远非同事之间普通的职业竞争或是个性不合。其中一位还把他的上司比作亨利八世。他的上司是一位业内声望极高的科学家。这位职员说，他的上司待下属就跟暴君一样，恶意揣测所有人的动机，把其他人都当作是自己的绊脚石和攻击对象。

据说，在一个颇负盛名的实验室里，因为压力过大，人们只好伪造数据以避免主管的责骂。一位前研究人员说，“这是无可奈何，人们也是偶尔为之，为了能够混过会议可以交差。”一些学生甚至不堪压力自杀，也有一些情绪崩溃，从此离开了科学界了。一位从这个实验室离开的博士生说，即使在因为压力过大离开学术界后，他还在饱受创伤后遗症的折磨。

还有一位讲师，在另一所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她说她对一位同事的霸凌行为提出投诉之后直接被带去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作为交换，她领到一份补偿金。“这一切简直像一个卡夫卡式噩梦一般。”因为她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不得不同意，随后就被一个保安押着带出了这个她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他们就这么堵上了我的嘴，还威胁我。我失去了我的工作，整个家庭的收入也没了，我差不多都要精神失常了。还有很多沉默的受害者和我一样，不得不艰难地重新开始被毁掉的生活，而那些始作俑者却毫发无损，事业蒸蒸日上。” 按照那份协议，几年之内她都不能再回到原工作学校，这份协议必须被保密，不能跟任何第三方透露，而且她绝对不能发表任何影响贬损这所大学声誉的“诽谤言论”。

有一位博士生还透露了导师的“权力滥用”行为，包括故意破坏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窃取知识产权，还在资深导师面前贬损她。之后她转到另一所大学，但是她的新上司也有同样的霸凌行为。她的上司拒绝让她对自己的项目有任何控制。“当我建议一些实验设计时，他还对我大喊‘我根本不在乎你这些愚蠢的想法。’ ”我投诉了，但是毫无用处，只是被告知他不会受到什么处罚，因为他刚刚获得终生教职，大学得保护所有的教授。

人人向往的牛津大学，在名单上位列第一，有73项举报，包括对非学术教职工的举报。不过牛津大学一位校方人员说，举报数据高是因为学校是强烈谴责霸凌的，所以会有很多投诉，学校还有三百位协助处理骚扰的专业顾问。

还有一些大学，比如帝国理工，伦敦大学学院，和布里斯托大学都拒绝提供数据，或者没有在调查结束前给出答复。所以这些调查记录结果还只反映了冰山一角。

其实，因为博士生和初级研究员大多是独立和导师、上级沟通协作的，这就很容易导致霸凌情况被隐藏。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密切、一对一的关系，而如果这关系不好，就会像慢性毒药一样影响到被害者的生活、工作，会让人难以逃离。校方又往往不愿给学校声誉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这类事件总是被强制压下去了，但其实，在不为人知的暗处，这样的问题正在蔓延，毒害很多教员和学生的健康、生活和前途。

英国皇家学会主席Venki Ramakrishnan 教授说，“在科学界，就像很多其他依赖脑力创新的职业一样，比如电影行业，其内部存在着巨大的权利等级差异，而且激烈的竞争环境和监管的缺失都使得这些霸凌行为未能得到及时发现和阻止。”目前，很多学术界人士纷纷呼吁在各学术机构内彻查霸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