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记忆：军刀上的帝国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是个惊天大案，不必赘述，但我们或许不知道，这场事变对于日本政治，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使得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国家财政也一步步走向了“优先满足军需”的道路。

作者：萧西之水

　　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奉天柳条湖，一声闷响。

　　针对这次爆破铁路，关东军其实是机关算尽：就在10分钟以后，有一辆从长春开往大连的火车就会经过柳条湖，铁路一断，列车必定出轨，这就是个大新闻。到时候再嫁祸给东北军。

　　出乎意料的是，炸药虽然炸了，但只有一侧铁轨出现了80厘米的轻微损伤，铁轨下的枕木也只断了两条。待到火车来了，这点损伤丝毫没能产生影响，于是关东军便灰溜溜地看着火车通过。

　　但即便是这么蹩脚的演出，也酿成了“九一八”大案。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是个惊天大案，不必赘述，但我们或许不知道，这场事变对于日本政治，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经济停滞，股市暴跌

　　提到“二战”爆发的原因，经济学家必定会指向1929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但就日本而言，这场大萧条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显著――因为日本已经萧条了10年，大家都习惯了。

　　“一战”时期，欧美各国展开“绞肉大战”，日本远离欧洲大陆，又靠着协约国成员的身份给各国供给物资，从而获得“大战景气”。1916~1920年间，日本GNP平均增长率一举攀升到26.1%，整个国家的纺织、电力、铁路、海运、通信、制铁等轻重工业都得到了迅猛发展。

　　但战争刚一结束，欧美国家的产品迅速回归，日本在1920年3月出现股市暴跌，到7月累计下跌了三分之一； 1923年9月日本爆发了里氏7.9级地震，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地区陷入一片废墟；为了解决关东大地震带来的经济危机，政府以支票形式给民间企业融资，结果累积的坏账又在1927年引发了银行挤兑。而在1920~1925年间，日本平均GNP增长率跌落到了0.5%，1925~1930年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达到-2.0%。

　　面对危机，日本政府的对策就是不断发行“特别融通”，也就是向受难企业发行紧急贷款。1923年10月以后，“特别融通”金额猛增，到1929年12月，这种临时贷款竟然占据了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每年总贷款的98.8%。总裁深井英五日后自嘲：“那是(作为救济性银行的)日本银行最为‘闪耀’的时代”。

　　但即便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日本战后的生产衰退依然引发了全国性通货紧缩：1920~1925年间，日本平均GNP平减指数为-1.1%，1925~1930年间为-4.3%。

　　之所以衰退至此，一方面原因是“一战”时期的繁荣让各生产者迅速扩张产能，却不注意节能降耗，削减生产成本；待到经济衰退，国内与殖民地市场不足以消化过剩产能，日本企业自然难以支撑。

　　1929年7月2日，当日本第27代首相滨口雄幸入主首相官邸之时，日本就面临着这种“实为危机的困难”。

　　软化外交，硬化财政

　　在很多人看来，战前日本政治家无一不想多吃中国几口肉，然而针对1928年蒋介石成立的国民政府，滨口雄幸却很是支持：“如今支那全国的统一，乃是(中国)国民长期的愿望，(日本)要在可能范围内加以帮助。”

　　之所以采取这种缓和态度，滨口雄幸也有自己的一番考虑：“要尽力将贸易伸展到支那全国，尤其是最为富裕的中心地长江流域，增进两国互惠共赢。”

　　可以说，滨口雄幸的眼光更加长远。他并非不想在中国扩展贸易，但比起武力压制，靠经济本身的力量自然发展才是正道。毕竟中国只有结束军阀割据，形成统一政权，恢复和平秩序，才能使产业得以发展。而由于日本的“工业发达程度领先支那数步之遥”，日本工业产品也必然能在中国畅销，进而借助国际化红利反过来提振日本经济。

　　既然要寻求“国际调和”，就必须采取软化的外交政策，滨口雄幸启用调和派的币原喜重郎作为外务大臣，一改之前激进的外交策略，寻求与欧美主流国家走相同道路：

　　1930年1月，滨口内阁跟随英、美、法、德、意等国的脚步，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拥有关税自主权；4月22日，日本与英美等国签署《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通称伦敦海军条约)，进一步抵制军备竞赛。

　　致力于削减军备，也是滨口雄幸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甫一接任，滨口内阁就决定削减1929年已实行半年的预算案，将一般会计总额从17.7亿日元削减至16.8亿日元，新发国债从9100万日元削减至5200万日元；紧接着1930年预算编制之中，滨口内阁更是大幅度缩减了财政开支。

　　除了开源节流，滨口雄幸经济政策更重要的一环在于“产业合理化”。

　　所谓“产业合理化”，包含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说，就是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指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促进科学管理普及开来，利用美国新产生的“泰勒制”“福特制”提升日本工业产能；宏观层面说，则是促进全国企业组织规模化、专业化，形成“托拉斯”“卡特尔”，减少中小企业互相倾轧，降低行业生产成本，优化产业结构。

　　在滨口雄幸执政期间，国家制度恢复平静，无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激进的外交政策都受到遏制，日本经济从追求表面GNP增长转向追求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从一味炫耀武力、追求势力范围转为追求经济联系。如果日本能够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走5年，相信世界局势会有巨大变化。

　　但就在1929年10月，美国股市暴跌，掀起了经济大萧条的序幕；紧接着1930年1月，滨口内阁不顾各方面反对声音，解禁黄金自由兑换，抬高日元价格，使得日本经济更为雪上加霜。

　　连年经济衰退使得日本失业率大幅度增加，社会出现动荡。要求对外扩张、强调民族主义的民间右翼团体愈发活跃，1930年11月14日，右翼团体爱国社的成员佐乡屋留雄拿起手枪，在东京站里对着滨口雄幸开枪射击，导致首相重伤入院，最终在1931年8月去世。

　　就在他去世之后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少壮当道，国策不保

　　“一战”结束当年，1919年10月27日，三个日本陆军武官在德国南部度假胜地巴登巴登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由于陆军内部长期由明治元勋山县有朋(出身山口县，即原长州藩)把持，三人秘密决定，反对山县有朋与长州阀的统治，尽全力实现“人事刷新”，压制所有山口县出身的军人，将具有“新思想”的军人捧上高位。

　　这三位军人便是永田铁山、小敏四郎、冈村宁次，均是陆军外派到欧洲的武官，后来也被称为“陆军三羽乌”(陆军三杰)。三人在欧洲观察一战期间，发现欧洲陆军无论是装备还是战术都有着巨大创新，深感日本军事发展的落后，便决定在回到日本以后用“新思想”推动国家变革。

　　那什么是“新思想”呢？

　　“光靠战时计划无法满足现代国防需求……必须进一步统合、组织、运用一切能够支持战争的人力物力、有形无形等一切要素……没有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计划，现代国防就无法成立。”

　　这一大段话出自永田铁山的著名策论《国家总动员的相关意见》，其实用三个字可以概括：“总体战”。

　　“总体战”是战争发展到20世纪的崭新概念，从永田铁山的描述中便可看出：日后国家之间的军事较量，靠的不再单纯是军事实力的对比，更是国家生产能力、运输能力、调度能力的综合水准。如果不能将每一个国民的每一滴汗水榨干，战争就不可能打赢。

　　其实，军部少壮派憧憬的“高度国防国家”也需要强大的工业基础与生产能力，所以永田铁山本人并不反对滨口雄幸的“产业合理化”运动，甚至也在各个方面寻求与政府合作，但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待中国东北地区的问题上，他们却并不认同政府的既定国策。

　　1931年4月，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5名课长聚集一处，商议出了《满洲问题解决方针大纲》，决定要对东北采取武力行动，时间则定为“约一年后、即来年(1932年)春天”。这份大纲迅速传给关东军，也成为“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性文件。

　　到了8月，5名课长之中的参谋本部编成课长换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东条英机，员额也增加了两个，“五课长会议”顺势变成了“七课长会议”。而这七名课长之中，有四个人同属一个著名的陆军帮派――“一夕会”。

　　“陆军三杰”相继回国以后，召集志同道合的军人组建帮派，共同压制长州阀。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关东军等重要陆军机关已经遍布“一夕会”成员：永田铁山在陆军省军事课，负责军务；冈村宁次在陆军省补任课，负责任免佐(校)级军官；武藤章在参谋本部作战课，负责制定作战计划；板垣征四郎在关东军担任高级参谋，捏住了关东军的行动大权。

　　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少壮派已经完全掌握了陆军系统运作的基础。但与此同时，陆军上层的南次郎(陆军大臣)、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却都是旧长州阀的继承者，这对上下矛盾，也成为“九一八事变”中的重要关节。

　　军人进逼，政府退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高层并没有太过纠结，毕竟关东军声明是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欲袭击日军(到1945年为止都这么宣传)，所以他们的决策重点也就只有一项――要不要增兵。

　　9月19日上午7点，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中层官僚商讨对策，会议上，小矶国昭(陆军省军务局长)表示关东军不过1万余人，面对东北军40万人必然处于下风，必须要增援。其他人没什么意见，于是陆军基本策略便得以确定：增兵东北。

　　10点，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外相币原喜重郎高声质疑关东军才是真凶，首相若槻礼次郎当即表示不同意增兵；下午1点，若槻礼次郎晋见昭和天皇，表示军队没有内阁决议不许出动；下午2点，南次郎(陆军大臣)、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武藤信义(陆军教育总监)三个陆军一把手表示同意政府的基本策略：事变不得扩大。

　　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从“九一八”就算开始；而日本军部与政府的缠斗，从“九一九”才算开始。

　　按常理，“事变不扩大”这个事应该没有什么疑义了：内阁决议已经有了基本策略，三个陆军一把手也同意内阁，那不就应该按照这个路子走吗？

　　并不尽然。三位陆军一把手虽然职级上非常高，但在陆军这个严密的组织体系里，陆军所有提案必须是自下而上提出，经过课员、课长、部长、次长一级级向上报，如若是一把手强行压下来一个中层官僚不同意的提案，那么很容易招致反扑。

　　而且在当时，这种反扑已经不是臆想状态了。当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在参谋本部内开会、将内阁“不扩大”方针传达过来的时候，作战课长今村均却突然表示“箭在弦上、不可不发”；紧接着9月19日下午，参谋本部次长召开各部首脑会议，作战课提出了一份《满洲时局善后策》，其中明文要求军部不管内阁决议，一定要增兵。

　　9月20日上午10点，三个陆军二把手杉山元(陆军次官)、二宫治重(参谋次长)、荒木贞夫(陆军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开会，决定不同意内阁先前的决议，要求增援关东军，表示要利用这次机会“一举解决满蒙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哪怕政府崩溃也在所不惜。”

　　下午，永田铁山根据参谋本部作战课的《满洲时局善后策》，制作了陆军省的《时局对策》。这份文件中提出了一个诡异的论调：如果政府一定要求事变“不扩大”，那么陆军也没必要反对，只不过如果中国东北真出了事，陆军可以发动“帝国自卫权”，对事件进行“临机处置”。换句话说，无论政府怎么定，关东军都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三位陆军一把手看了，啥也说不出来，只能签字同意，于是9月21日上午10点，皮球又踢回内阁。

　　就在这天下午1点，日本驻朝鲜司令林铣十郎率领混成第39旅团私自入侵东北，同时派遣两个飞行中队前往奉天。按照陆军刑法规定，司令官私自率军越过辖区，便涉嫌干涉天皇调动军队的大权，是重罪，如果林铣十郎真因越境而被治罪，势必会导致陆军大臣与参谋总长辞职，对陆军整体的政治地位也会产生恶劣影响。

　　9月22日，内阁会议继续召开，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若槻礼次郎最终同意为林铣十郎提供军费，追认这次出兵为合法。

　　“二战”结束以后，若槻礼次郎曾在回忆录里这么解释原因：“不出兵也就无所谓，一旦出兵又不给军费，那士兵恐怕一天也待不下去……如果就这样撤兵，那么(关东军)一个师团的兵力恐怕会遇到毁灭之灾……日本(在满洲)的民众一定会遇到麻烦。”

　　无论原因是什么，若槻礼次郎这次举动都是日本政治史上的重要转折：从这一刻开始，军部获得了一个先例，无论能否得到内阁批准，只要出兵，内阁都会追认，都会在财政上予以迁就。这为日后的1932年出兵热河，1937年“七七事变”都埋下了很深的伏笔。日本政权的中枢彻底被打乱。

　　1931年10月8日，日本空袭张学良躲避的锦州，招致国际社会一片谴责，各国政府也发现日本政府无法节制军队，内阁地位又一次下降。最终12月13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宣布总辞职。

　　接替首相的犬养毅将滨口雄幸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扔在一旁，重新加大政府投资，这固然在短时间内将日本拉出经济泥潭，却也让日本又一次错失了深化改革的机会；同时，“九一八事变”使得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也促进陆军少壮派为了抢功而不断铤而走险，国家财政也按照永田铁山的计划，一步步走向了“优先满足军需”的道路，也走向了更加“不合理化”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