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成了生活方式：困扰当代中国人的八大纠结

我们每天生活在各种纠结中，“纠结”成了生活方式。官员有官员的纠结，老板有老板的纠结，知识精英有知识精英的纠结，普罗大众有普罗大众的纠结。一年365天，我们有几天心情舒畅？

随便找一天，媒体头版正能量新闻下，总有那么多令人纠结的事。今天央行又降息了，房事依然有心无力，底层民众依然望楼兴叹；我们国家油品质量标准一直由“两桶油”制定，国企利润霸蛮压倒了公众利益；香港有市民组织反大陆游客自由行，辱骂内地游客为“蝗虫”，而内地有民众号召“断水断电断食品供应”打击港独，让香港变“香港脚”；我们同胞旅游日本抢购马桶盖，居然产自杭州，抢购日本“一目惚”天价大米也产自盘锦。纠结不？

马斯洛五大层次心理需求，我们没有一个层次不纠结。

生理需求，柴静自费百万拍摄的雾霾纪录片《苍穹之下》，直刺痛点，震撼国人，我们正置身在一个PM2.5值常常爆表的实验室。而柴静揭露雾霾的讨论，演变成在雾霾中讨论柴静，要多纠结有多纠结。

安全需求，各种有毒食品防不胜防，我们正打响一场“餐桌保卫战”。法治社会建设还在路上，司法尚未“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免于恐惧的自由”还在躲猫猫。

情感需求，中国唯一飙升的指数是离婚率，你许我一世浮华，我还你一身伤疤。以前破了补，现在厌了换。社交焦虑症、精神抑郁症比例居世界第一。许多人在设计圈套，又都在躲避圈套。

尊重需求，无论是职场还是朋友圈，以官职、钱财、名气、衣冠取人，媚富贱贫、趋炎附势者比比皆是。有权是爹，有钱是娘，人情如纸薄，翻脸如翻书。广结贵人、笼络红人、找准恩人、远离庸人，成为职场励志的心灵鸡汤。

至于自我实现需求，《华尔街日报》张涛先生总结为英雄情结和现实纠结、崇洋情结和海归纠结、思乡情结和移民纠结、皇族情结和民主纠结。是进亦纠结，退亦纠结，是左亦纠结，右亦纠结，然则何时而乐耶?

纠结是人性，是心理矛盾，是“剪不断理还乱”。人类都会纠结，只是我们中国人活得更加纠结。

其一，文化矛盾：君子与小人的纠结。

中国人的人格理想与西方的“圣徒”、“绅士”不同，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是“君子”，这是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签。古代皇帝“独尊儒术”后，做个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最完美的中国人。与君子相对的，就是小人。君子小人本无常，利他行善即为君子，自私作恶即为小人。

道理是阳光的，但历史是阴霾的。孔子杀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国几千年历史是一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诡计多端，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能取得成功，而越是正直仁慈的人，往往越遭到惨败。皇帝总怀疑功臣们要夺取皇位，必须杀了他们才放心。英明皇帝李世民在玄武门杀兄弟，斩草除根毫不手软。伟大领袖在文革干的一桩桩事，也与封建帝王无异。

传统文化的两面性，给我们深埋了纠结的根。千百年来口碑相传、熏陶心灵的中国俗语，一面教诲我们做君子，一面又教唆我们做小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又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士可杀不可辱；又说：好死不如赖活。贫贱不能移；又说：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又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明人不做暗事；又说：兵不厌诈。宰相肚里能撑船；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半部《论语》治天下，成了圣贤书；而一部《厚黑学》，则成了畅销的成功秘笈。

我们在君子与小人之间纠结，中庸圆滑成了生存智慧的葵花宝典。我们对真理缺乏矢志不移的追求，对信仰缺乏始终不渝的坚守，我们在各种诱惑和逆境面前，总能寻找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总有一种自我安慰式的妥协。选择做小人，我们也装君子样。

其二，文明错位：明君与民主的纠结。

我们祖宗怎么“颂圣”，只能从满屏的宫廷电视剧里看，那就是跪成一地，屁股朝天，山呼“万岁”和“皇上英明”。而今皇帝早已被打倒，但骨子里的颂圣癖依然活着。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侍奉主子是一种癖，是奴才癖。中国的专制和奴性有着同等的土壤和地温。

新中国颂圣之风依然强盛，文革期间达至顶峰。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国人不由得不慑服。时至当代，颂圣依然不绝于耳。著名学者资中筠女士撰文批评《颂圣文化为何一枝独秀六十年》。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

春节前，中国农村又现领袖标准像年画，可见底层民众依然渴望明君，与现代政治文明隔着银河。领袖“伟大”非民众之福，民众之所以仰望，是因个体灵魂跪着。伟大政治家应致力创建先进制度，而不是迷恋歌颂与自我歌颂，让万民臣服。中国虽然已经抛弃了个人崇拜，但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着产生个人崇拜的体制。中国文革已经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改革开放把领袖从神坛上拽下来，就别再供上神坛了。

春节长假后第一天，中纪委网站刊登《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一文，引发许多媒体解读和网民猜测。我不禁感到郁闷。2015年都什么时代了，辛亥革命都过一百多年了，还拎出“庆亲王”鞭尸，隔山打炮，美其名曰“借古喻今”。不管“庆亲王”影射谁，这种借喻本身就是一种封建帝王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当下中国是法治国家，“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怎么还有人称玊称霸？

中国专制遗毒之祸，一半是皇权专制，一半是苏联革命。中国解脱遗毒越多，越能轻装上阵；解脱越早，国家、民族和国民越有幸。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就是解脱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融入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独立自主发展的辉煌历程。中国在政治文明上也要有勇气和智慧解脱前苏联革命意识形态的桎梏。没有行动，懒惰就会发芽。没有梦想，堕落就会生根。没有民主，奴性就会刻骨。时间越长，根就越深。

其三，东西碰撞：自豪与自卑的纠结。

文化学者臧一民指出，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中国一直是老大哥，引领着世界。我们享受周边小国的供奉，给他们提供保护，那时的我们很骄傲，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但慢慢的，我们落后了，这种落后让我们从自负一下子变成了自卑，于是，在很多人眼里，外国的月亮开始比中国圆了。我们逐渐迷失了自我，滋生了一种焦虑，而这焦虑带给我们的是更深度的迷失与纠结。

与“伟大”、“神奇”、“奇迹”有关的一切西方赞美，是中国人最爱的一粒春药、大力丸和致幻剂。中国人孜孜不倦地从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中寻找到哪怕一丝中国味道，都会放大咀嚼，常年往复，乐此不疲。“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我们学校的女婿”，这种祝贺标语也只在中国校园才有的奇观。每一块用血汗浇灌出来的金牌，每一张在国际××大奖赛上获得的证书，每一个站在国际舞台上的黄色面孔，都会被焊上显著的“中国”烙印，无论他们的成功之路是否与中国有关。

中国人爱写《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很高兴》自愚自乐，以为中国成了股东，不用再为世界打工，站出来很硬。但面对现实世界时，却是另一副自甘堕落的面孔。“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们热衷在国外大包小包抢购奢侈品，土豪做派背后其实是灵魂的自卑。在国际航班大打出手，在泰国名胜脚踢古钟，在日本街头随地小便，在欧洲餐馆高声喧哗，在下榻酒店违规抽烟，我们中国人的各种陋习依然那么任性。

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高分贝赞美我们。韩国网民看完节目后，对中国发展刮目相看。我们自己却纠结了：夸得太过，“五毛”都不好意思看。

自豪的中国人说我们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自卑的中国人说我们人均水平很落后。自豪的中国人说我们军事实力越来越强，自卑的中国人说我们“老朋友”越来越少了。自豪的中国人说北京APEC礼花是世界最美，自卑的中国人说我们还有许多穷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当自豪与自卑交集在一起，我们又纠结了。

其四，信仰迷茫：无神与有神的纠结。

我们有信仰吗？美国兰德智库用三段话评论我们：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没有统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中国人只在乎他们自己和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中国是无神论国度，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无神论者教育，蔑视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做迷信，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大部分人，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质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在中国，拜鬼现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心存侥幸。同时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尽显人性的残忍和冷漠。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

兰德智库是否客观，我们扪心自问。

我们很多人不是敬神，而是求神。敬神与求神，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敬神有敬畏，由敬畏而反省、修身；求神是为己，信仰不入肺腑，只为满足私欲。中国寺庙吹嘘“有求必应”，庸众信徒烧香拜佛奉行实用主义，你灵我就信，你不灵就滚。

当代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是无神论，把众神推下去，再把自己扶上来。文革十年砸烂了传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放纵了物欲。而今，官方信仰的理论漏洞不少，传统文化已支离破碎，寺庙道观纷纷掉进钱眼，教堂十字架不能太高大，伊斯兰教总令人忐忑，普世价值又拒之门外。官方信仰的教条化、社会信仰的空洞化、私人信仰的功利化，我们中国人始终迈不过去的，并非头顶三尺神明，而是“权钱”两字。

国家信仰重建是最根本的，否则任何先进制度都走不远，任何一个群体的人都不会真正幸福。但我们国家经历得太多，各种东西都打碎过了。多少年来，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不知所从。如果说，信仰挂靠经济发展，市场总不稳定，利益总是难满足；信仰挂靠行政权力，权力却不很权威；信仰挂靠文化传统，文化却在产业之中被消费；信仰挂靠民族主义，却成一把双刃剑；信仰挂靠宗教，宗教却又不主流；信仰挂靠普世价值，那是“寻衅滋事”。

那我们信仰什么？

当“权力民主化、信仰社会化、法治常态化、宗教自由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成为现实时，或许我们就明白心中的信仰了。赵启正先生说：具有了真正的良心、灵魂与精神，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才会建构出值得信任的国际形象。

其五，人格分裂：真心与假意的纠结。

中国历代君主专制是不断演进的，结果导致国民性不断退化，权力不断压缩，社会不断退缩，人的精神不断被扭曲。著名学者吴稼祥在《公天下》认为，中国规模太大，这么大规模的国家，对稳定、安全有需求，所以这个国家有专制偏好，有中央集权偏好，有大一统偏好，有崇拜偏好，崇拜从大一统开始。在这种条件下，民族性格的窒息越来越厉害。

专制主义不愿也不敢从选票中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故而诉诸于暴力、欺骗和洗脑。儒学，因为契合着统治者的这种需要，于中国实现中央集权后不久的汉武时代，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儒学与权力的结合，开启了洗脑时代。

儒学给中国人设定了具体的极高道德标准，要求人人成为忠孝仁义的道德圣人。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做人标准，怎能人人为圣？于是大家心照不宣，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显文化”和“潜文化”并行不悖，融为一体。“显文化”是孔孟之道，冠冕堂皇，摆在台面却行不通；而“潜文化”包括厚黑文化、痞子文化、犬儒文化、游民文化、拜金拜权文化，难于启齿却暗中通行。于是乎，一个分裂的人格诞生了。

专制社会常态是，政客相残，文人相轻，商人相骗，艺人相妒，草民相贱。很少有公平竞争的时候，能够爬上高位并且站稳，大都不择手段。他们害怕别人也不择手段竞争，就祭出圣人一套道德标准。他们自己是不相信的，但装出很相信的样子。上行下效，一个统治集团的人格分裂就开始了。

中文里“两面派”有着丰富、生动的形容词，如两面三刀、表里不一、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口蜜腹剑、笑里藏刀，还有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白天是教授，晚上是野兽”、“台上孔繁森，台下王宝森”。文革时期，伟大领袖扼杀了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中国人陷入背诵语录和复制语录的洗脑时代，“假大空”加剧了人格分裂。我们一边仁义道德，一边男盗女娼；我们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我们对别人是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

只要官方掌握道德的话语权，洗脑就不会停止。只要洗脑在继续，我们的人格分裂就一定会永远存在下去。

其六，身份尴尬：人民与公民的纠结。

理论上，“中国人民”很自豪、很吃香。但去人民政府部门办事，可别把“为人民服务”口号太当真。虽然“工人农民”一直是“人民”中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最高的群体，但现在“人民”早已不敌“人民币”了。“人民”在现实社会中，常常遭遇特权掠夺，强权欺凌，分配不公，福利不彰，有冤难申，有理难辨，有屋难保。

在当下中国社会，“人民”总是被冒用和替换，成了一些人手里的“万金油”。媒体上刊登一些官员发言，仍然会出现“人民答不答应，人民满不满意”的用语；评出“公仆”，又说是“人民满意的十佳公仆”。拜托“公仆”大人，请告诉我，“人民”里面包括我吗？

“人民”是一个集体名词，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无法称为人民，因此极有可能出现“人民缺位”的局面；人民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感情和道义色彩，而且其资格往往是由国家（政府）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来认定，难免带有主观随意性，这样便极有可能把对政府或政策持有异议的人从人民的范畴中剔除出去；人民的概念“潜在地蕴含了这样一个前提：有一部分社会成员是坏的，处于人民的对立面。这一“有罪推定”的逻辑，为国家的横暴权力提供了借口。其结果，是伟大的人民很容易向卑微的臣民转化。

“人民”这个词往往和“革命、专政”连在一起，可能是暴力的；“公民”常常跟“维权”连在一起，是非暴力的。“非暴力”是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关键词。“人民”具有排他性，人民民主专政是以一部分人的牺牲为前提；公民社会是讲宽容、互爱、志愿精神、礼貌、非暴力的。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人的法律身份远比贴上一张政治标签重要。

近两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力度空前。打大老虎，民心大快。可细琢磨，我们着实悲哀，因为我们一直是冠名“人民”的兔子，抬着一群老虎。老虎相斗，值得兔子们高兴吗?真正值得高兴的，是应该把所有权力的老虎都关进一个叫“宪政法治”的笼子，让法律成为打虎棒。

裙带政治是非民主国度的权力常态。得势，鸡犬升天，不可一世。失势，株连九族，一网打尽。如何制衡裙带政治？让人民退休，让公民上岗，让选票驯服权力，让中国成为一个没有老虎的民主国度。

其七，制度磨合：人情与法治的纠结。

外国人评论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

这也许是一种偏见，也许是我们国家的过去式。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法治建设一直不停步。习李新政以来，反腐无上限无禁区，司法改革亮点多多，不动产登记制度全面推行，党政权力不得干涉司法成为制度。习总提出，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我们反思：中国“人情高于法律”的传统哪里来？中国怎样更好更快迈向现代政治文明呢？

我认为，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都是人类社会的管理方式，对应一个国家不同文明发展阶段，无所谓高下优劣。基于农耕文明的传统社会，专制有更多合理性与优越性。而基于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民主有更多合理性与优越性。这个原理，超越了流行政治学里的民主、专政之争，也解释了民主体制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熠熠生辉，而在一些落后国家乱象百出，因为这些落后国家大多数社会群体仍处于农耕文明。

当下中国正从农耕文明过渡转型到工商文明，处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信息文明共存的特殊历史阶段。广大农村还落后，但大多数城市经济富裕，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专制已不适合这些发达地区社会管理。中央垂直权力体系容易导致大量腐败，激化转型时期大量社会矛盾，使市民缺乏主人翁意识和尊严感、公平感，幸福指数下降。

农耕中国是情大于法的人情伦理社会。农民遇事，首先找靠山、寻熟人，怕吃亏。遇到纠纷不选择司法而选择调解，是因为双方一旦打官司，就一辈子为仇，甚至世代为仇了。这是农耕文明的血缘文化使然。农耕文明社会秩序建立在封建王法和人情伦理上，引入现代民主制度不一定和谐。中国农村政权普选已经搞了很多年，利弊共存。由于缺乏民主体制的工商文明土壤，乡镇以上政权组织腐败成风，不少选出村官不贪即黑，还浑浊、败坏了原本纯朴的乡村民风。每到村官选举，村里各派系弄得反目成仇，鸡飞狗跳。

中国民主化试验田不应选择农村先试，而应选择工商发达城市先行。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沿海发达城市工商文明已趋于成熟，规则意识、法治思维、公民文化渐次彰显，为民主体制创造了必要、充分的良好社会条件与基础。在城市化成熟的地方继续实行自上而下专制，不符合城市社会文明进步规律。

因此，中国可以象搞经济特区一样，在沿海发达城市先搞民主政治特区，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尤其是深圳、上海这些移民比例高的城市，最具民主体制条件，可先搞市长一人一票直选。试点成熟以后，再在其他沿海开放城市展开，在若干年后全国展开。从经济特区到政治特区，再到全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建立，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之路径，避免中国社会剧变、付出惨痛代价而成功走向现代民主化。

其八，现实困惑：面子与里子的纠结。

官员背后都有一个《红楼》，权贵子女全部《西游》，地方政府正在上演《三国》，老百姓们只能酝酿着《水浒》了。

过去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做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咱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人们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内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同样的人们却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网上有一段精彩的话，给我们现实的素描：我们鄙视“拼爹”，却又“恨爹不成刚”。我们讥讽一夜暴富，但私下里又喜欢买彩票。我们恨贪官，却又想“当官发财”。我们看不起“富二代”，但结婚时又想着“傍大款”。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起事来却忙着找关系。我们痛恨收礼的，却盼着别人收下自己的礼。我们痛骂“炒房团”，可一回头又四处找寻炒卖的机会。我们鄙视崇洋媚外，却又总是偏爱国外品牌。我们痛恨“潜规则”，却又希望自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我们抨击不良价值观，但又是不良价值观的实践者。

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着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