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穿Prada的恶魔”原来是张爱玲

前段时间,看一档叫做“鉴宝”的节目。有这么一集,展示了旗袍上百年的演变,真是开了眼界。不同于在《花样年华》中看张曼玉霓裳迭转的眼花缭乱,那毕竟是浮光掠影的轮廓,禁不起推敲。这回的眼界开在了实在的细节上。说起一个例子,及至晚清,传统的中国服饰,最大的特色仍然是在镶边的装饰上。所谓“镶沿”,风气原起于咸丰,盛于同治,沿领口、襟边,脚位的侧衩,由“三镶”发展至不厌其烦的“十八镶”,花边面积占上了衣衫面积的近一半。也有刺绣织成的“片金缘”,富丽更只有皇室可享。即便是原料,传统的丝绸工序之繁复,亦叹为观止。云锦的织造速度,两个工人一天可织出几十公分;若是缂丝,一天只能一两寸。

张爱玲便在〈更衣记〉中感叹“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因此,她便很是赞成时装“化繁为简”的作风。认为“点缀品的逐渐减去”是去芜存菁。甚至拿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紧匝在身上”的时髦来励志。

的确,中国服装发展至上世纪初,与政治体系向民主自由的转型相辅相成。女性经济独立,现代活动空间的扩大都有关联。这种变化先声夺人,为服饰带来重大的变革,逐渐简单、清晰、合理。晚清吴友如所作的《海上百艳图》与民初的丁悚作《民国风情百美图》两相比较。前者花团锦簇的宽衣大袍 ,繁复的盘髻旗头,不堪重荷。后者清爽简单的发髻 ,紧身窄袖,少女竟着起了裤装 ,骑着脚踏车,从头至脚都飒爽逼人。区区四十年,简直是“衣穿人”和“人穿衣”的区别。

左:《海上百艳图》 右:《民国风情百美图》左:《海上百艳图》 右:《民国风情百美图》

但张爱玲敏感地道出民国期间,中西文化系统对时装定位的差异性,其焦点在于对于时尚的引领,发端于个人或是大众。这观点颇具前瞻性。“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她多少有些不满,认为中国没有Lelong’s 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气势汹汹地造就潮流。但却对于世界时装发展的趋势,变相地做出了预言。西方的时装界在上世纪60年代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恰是“服装的民主化发展”。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是识时务的俊杰, 在社会变革中得以顺利实现产业化转型,便是与时俱进的范例。话说回来,进入90年代后,时尚界重拾潮流引领者的角色。这回大众媒体的介入,功不可没。

时装作为大众文化产品,与创作设计者之间的疏离,恰由现代传媒以文化桥梁的形式得以沟通。时尚杂志、大型的时装发布会、电影与电视所造就的偶像效应,使得传媒在时装产业链中,超越了创作者与消费者的地位,而成为了时尚最终的决定者。如此,张爱玲实在有些生不逢时,以她的时尚敏感与触觉,再加之一贯的特立独行与不居人后,中国要出一个“穿Prada的恶魔”式的人物,大致也非她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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