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与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

“焚書坑儒”与“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

治學与治國(二)

知識精英們皓首窮經，十年寒窗，大都為了有朝一日鯉魚躍龍門，實現治國平天下的鴻鵠之志。

孔子曰：“學而優則仕”。他一生顛沛流离，東奔西走，興學招徒，講經傳道，也是為了能混個一官半職，實現“克己復禮”的政治理想。

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治學的人去治國，其實很危險。

為啥？專業不對口也。

治國，是江湖強人的事業；治學，是學院書生的游戲。兩者天差地遠，何可兼容？

然而，它們之間又有關聯：治國者需要治學者提供理論武器和智力支持；治學者需要治國者以實現自身价值和人生抱負。兩者各以所有，易其所需，由是皆大歡喜。

但倘若居不當其位，則會引發災難，互相損害。

何哉？

蓋治國与治學，政治与學術，對於人的品性人格和氣度心胸(洋人所謂personality)有著天差地別的要求。

一般來說，政治家要求高瞻遠矚(站得高，看得遠)，需要宏觀思維和超前眼光，但學術家則要求深思沉想，需要微觀審視，總結過去經驗；

政治家需要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海納百川，聚集各色人物，疑結各派力量，團結大多數，打倒一小撮，但學術家喜歡唯我獨尊，黨同伐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勾結一小撮，得罪大多數；

政治家需要看得遠，想得開，只觀大節，不拘小細，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但學問家卻見得深，看得透，察不遠，常常明察秋毫，不見輿薪，求全責備，水清無魚；

政治家需要心胸豁達，氣度宏偉，而學術家常常文人相輕，同行疾妒，心量狭窄。

我們看看古代文人掌權的幾樁情形，大概就可管中窺豹，領略一斑：

孔夫子，聖人也，可是他上任魯司寇才七天，就殺害了另一個學問家少正卯。少正卯什麼罪？不過就是也辦了一所私立學校，把孔子的學生除顏回以外“三虛三盈”全都挖過去了麼？孔子給少正卯安了“五大罪”，可是五五歸一，其實就一條：“妄議中央”。用今天的話說，叫“言論罪”，或“政治異見人士”。

殺了還不解恨，又曝尸三日。文人狠起來，軍閥算個尿！

學人得勢相殺的例子，還有不少：

龐涓因忌妒殘害同學孫臏，孫臏坐著輪椅殺了龐涓；

庄子去拜訪學友惠施，惠施為保自己的相位而通緝庄子；

秦始皇派兵把韓非請到秦國，同學李斯因妒忌韓非之才，害怕他取代自己而害死韓非；

秦始皇統一天下，正在鬧人才荒全世界求賢尋才之際，李斯擔憂來一個比自己更牛的，為永絕後患，干脆搞出了一個“焚書坑儒”的陽謀……

要說“文化大革命”，孔子誅少正卯，李斯殺韓非，搞“焚書坑儒”，就是最早的“文化大革命”！

帝王有時還能下《罪己詔》自我批評一下，承認“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与萬方”，但文人死要臉面，通常死不認錯，所以秦始皇背了“焚書坑儒”二千年的黑鍋，毛澤東背了文革整知識分子的黑鍋。

他們其實比竇娥還冤。

秦始皇把韓非搶到秦國，把知識精英召到首都鹹陽，壓根就沒想殺他們，而是準備用他們，不幸被同樣是知識精英的李斯所害；

同樣，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壓根就沒想跟知識分子過不去，故意整他們，而是準備要用他們。

但知識分子那點爛脾氣和鼠目寸光的心胸氣量和眼界，以及愛翹尾巴，拿腔作調，連小貓小狗都不如的政治素質，能直接把他們放在政治高位上嗎？

玉不琢，不成器。

這難道不是知識分子教育別人的話？怎麼不用來教育教育自己？

礦石須經冶煉方能成材，成天閉於書齋的知識分子精英亦須風吹雨打的磨練方能任用，毛澤東當年這樣認為，我到現在也認為他沒有錯。

從理論上說，政治家根本沒有与知識精英為敵的動機。知識分子不管是支持派還是反對派，不論觀點与自己異同，對政治家而言，都是智庫。而且，從“兼听則明，偏信則暗”的角度出發，唱反調的智庫比唱贊歌的智庫政治价值更高。政治家為了自己的政權長青萬古，怎會舍得殺自己的智囊？

當年，茅焦站在油鍋邊上罵秦始皇，秦始皇沒殺茅焦；後來，海瑞擡著棺材罵嘉靖皇帝，嘉靖也沒殺海瑞；解放後，毛澤東請梁漱溟中南海家中吃飯，請他政府任職，梁拒絕，後來還在大會上与毛澤東罵街，就這樣，毛澤東也只是對罵，不但沒殺，還工資照發。

為什麼？

因為政治家需要用他們，又怎會舍得殺他們，整他們呢？

毛主席自己就說：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

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論十大關係》)

孟子說過：“左右皆曰可殺，不可也；大夫皆曰可殺，不可也；國人皆曰可殺，察，然後殺之。”

當梁漱溟与毛澤東大鬧會場之際，參會之人皆呼：“梁漱溟滾！”毛澤東也沒讓他滾，而是讓他再說十分鐘。

因為“兼听則明，偏信則暗”的道理，學者精英們越是吵翻了天，罵壞了娘，政治精英們就會越接近正確，越少範錯誤，這對政治家有百利而無一害，只是像犟驢般桀驁不馴者無法用了而已。

但是，盡管如此，毛主席仍然堅持要梁漱溟出任政協委員。

又何來毛澤東整治知識分子之說？

我的大學老師講課時曾經說過，政治家整知識分子，最多就是貶你的官，罷你的職，總是要
留住你的小命以備後用。你如果不是政敵，只是諍臣，他有什麼理由和動機取你性命呢？

但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就不一樣了，往往是往死裏整。他們自己整不死，就借政治人物的權威來整。古往今來，慨莫能外。

這就是為什麼整知識分子的帳往往被冤曲地記在政治人物身上的原因。

想一想，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同行是冤家”，在文人相輕的知識分子圈，只要有機會，誰不想假手於人，借刀殺人，用筆殺人，除去自己的腹心之患呢？

文化大革命中，當然是死過知識精英和文人學者的，但這些死亡有哪一件是与毛主席有直接關系的呢？有哪一件是他親手殺人或親自下令殺人的呢？不全都是文人們之間的互罵，互斗，互批，互攻，互殺嗎？

因此，知識精英自己互相窩裏斗，恐怕才是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挨整丟命的真正元凶。